福临亲政的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四月，皇帝率大批亲贵和朝臣往塞外行猎，只有几位亲王与皇太后留守京师。这一年汤若望五十九岁，正值他管理钦天监和传教两项工作都达到顶峰之际。许多高贵的人物都想与这位学识高深的西方人交往以提高自己的身价，所以频来投刺通谒，占去汤若望许多时间。高贵大人物们多随皇帝出猎去了，汤若望顿觉清静，可以定下心来做更多的传教事务了。

有一天，忽然有三位满洲­妇­女来到汤若望住所，声称是汤若望认识的一位亲王的眷属，因为她们的郡主患重病，郡主的母亲不相信太医，宁愿听一听汤若望的意见。

根据来人叙述的郡主病症，汤若望推断不过是这个季节常见的感冒，便把一面十字架圣牌交给来人，说，只要患者把这圣物挂在胸前，四天之内就可痊愈。

五天之后，三位­妇­女又来了，带来大批银钱和金线绣织的丝绸酬谢汤若望，因为郡主果然在四天内恢复了健康。数日后，她们又来送钱。汤若望不接受，她们就以此捐助了教会。又过数日，一位蒙古­妇­人来到汤若望住所，献给他一笔更大的款项。当已经起了疑心的汤若望不肯接受时，她说了真情：她的女主人就是皇太后，那位患病的郡主是皇帝的未婚妻。皇太后将要以父执礼敬汤若望，遵从他的教导，愿汤若望以女儿一般看待她。

从此，这义父与义女，彼此以礼敬相崇尚：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八月十三日，皇帝大婚，汤若望以六十岁高龄随同诸王群臣参加从早到晚的庆典，十分辛苦，以致皇太后次日便遣人去向汤若望问候。

数日后，汤若望亲往宫中，向他的这位义女祝贺新近因皇帝大婚所上的尊号。皇太后接受祝贺，十分感动，事后，特意由自己手腕上脱下两只金镯，遣人送赐汤若望作为报答。当皇太后无意间得知汤若望需要为他的庄田添一头耕牛时，又立刻遣人送来两头健壮的耕牛，并埋怨汤若望说，为什么义父在义女面前还要隐瞒这样一件小事。

汤若望将十字架圣牌作为还礼，送给皇太后，考虑她的地位，为避免人们的注意，建议她把圣牌挂在外衣下面。皇太后却堂而皇之地戴在颈项上，让十字架垂在外衣之上的胸前，即使在众目睽睽下也坦然自若，令汤若望很是欣慰。

皇太后还亲自捐献巨款，资助汤若望建造教堂的大理石碑，又遣人送许多蜜蜡到教堂，请汤若望为她祷告等等。

这样的礼敬，势必影响到义女的儿子福临。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特例——一个外国传教士与少年皇帝的长达十年的深厚友谊。于是，汤若望就被少年皇帝称做玛法。

知天文，识历法，能预知日食月食，能测算日月星辰的出没，这在进化未久的满洲人眼里，无异于神仙了，汤若望因此受到朝廷上下的崇敬，以能与他交往为荣。这也是福临敬爱汤若望的基础。自然，对于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金发碧眼的德国人的好奇，对于传教士的无家室无后代的独身生活的怀疑，也是这个十三岁男孩子想要接近汤若望的部分原因。

亲政后大婚前的福临，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妾妃，刚刚进入青春期的福临，更经常地被­色­欲燃烧着，所以，他对汤若望的贞洁很觉费解，也难以置信。于是，他不断地派遣两个、三个可靠内侍，在白天和深夜的各种时间，到汤若望的住所去，藉词咨询，其实是在暗中查究他的隐私。但凡深夜造访，总是发现汤若望坐在书桌前或读或写，仆役则在旁屋内鼾声大作地酣睡，往往得由老教士亲自出来给皇帝的使者开门。这些使者也从未在汤若望住所中发现任何可指摘之处。

所有的男孩子们，只听得进自己真正佩服的人所说的话。福临也一样，在察访、确认了汤若望的贞洁生涯和无可挑剔的学问道德以后，才选他为自己的师友、亲信和顾问，并在他的面前袒露自己的心灵，表现全部的孩子的天真。

皇帝亲临民宅官宅，是非常罕有的。福临亲政以后，仅驾临郑亲王济尔哈朗府和大臣鳌拜府各一次；却频繁地临访汤若望的住所，作长时间的晤谈。仅顺治十三、十四年(公元1656年、1657年)两年间，皇帝竟二十四次访问他的汤玛法。

福临到了汤若望住宅，完全像到了朋友家，有时甚至不令人通知，一直走进汤若望的住处。他不是单独同汤若望坐在室内，就是穿房越屋，在宅子里到处走来走去；还不时要汤若望送进饮食来由他自己随便取用。

他在汤若望的房间里到处坐，坐在汤若望的床铺上，坐在汤若望用过四十年的旧椅子上，坐在为学生和教徒所设的木凳上。按中国习俗和朝廷礼制，凡皇帝临幸所坐过的坐具，要用一块黄布封盖起来而无人再敢去坐，常人见到这样被封盖的座位都应该跪拜行礼。终于有一天，汤若望不得不请皇帝注意，他室内坐具俱已封存而无所剩余了。少年皇帝哈哈大笑，说：“玛法，你也这么迷信?你还管这些礼节吗?你想坐哪儿，尽管坐下去好了!”

福临看到卧床边祷告用的跪凳，便问起它的用途；得知其用途后，又问起玛法一天工作的程序；进而问玛法一日三餐吃什么，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等等。宅子内一切暗陬角落，他都一一搜寻到了。然后到花园里，他又径自从树上摘取果实，还要求玛法把葡萄留到熟了以后等他自己摘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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