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的这些行动，不断地提高着他在朝廷上下的威望。顺治帝对他的异乎寻常的礼敬和宠信，更增加了他作为客卿的分量。

汤若望获得特许：他的所有奏折，在任何时间，无论皇帝在什么地方——宴居的宫室，或母后处，或游猎苑囿中——都可以亲自呈交皇帝之手；

皇帝免去汤若望的三跪九叩之礼——这种特殊优待，朝廷里只有特别尊贵而年迈的郑亲王等极少数人才能享有。

皇帝赐汤若望号为“通玄教师”，将他的官位由太仆寺卿升太常寺卿，再加官通政使，一直升到正一品，甚至给他的父母和祖先都追封了官爵。

最重要的是，皇帝本人对汤若望的信赖、依恋、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是任何人都无法达到的。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正月三十日，按中国的算法，是福临的二十岁整生日，这样的万寿节应普天同庆，是朝廷的大节日，要举行大朝会和宫内外的盛宴进行庆贺。过生日的福临竟宣布，他要在汤玛法家过他的寿诞。于是盛大的寿筵与百官的祝贺就在汤若望的住所进行，蔚为奇观，也传为奇谈。

人人都知道，对福临而言，汤玛法是无可替代的。那么，在义父、义女、玛法、孙子之间，仅仅是令人感动的脉脉温情吗?大概不是。他们各自的身份地位，也决定了这不可能只是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友谊。

就福临呣子尤其是皇太后而言，是承继了皇太极以藏传喇嘛教联络和控制蒙藏民族的故智。南明永历朝的太后、皇后、太子及总管太监和许多朝廷大臣，都是天主教徒，永历帝本人的宗教倾向也就可以猜想。大清朝廷优待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意味着对天主教的承认，是向南明永历朝所做的招抚姿态。至于是否通过汤若望和他的天主教力量，与南明政权私下接触进行劝降，不见史料记载。但为了实现政治目的，此类幕后活动却不是不可能。历来如此，古今同理。在永历朝军事上失败已成定局的顺治十六年(公元1660年)以后，汤若望就被福临呣子冷落了，原因之一，恐怕就是从政治作用着眼，玛法已经大大贬值。

汤若望依然自我感觉良好。他的所有工作、他的一切努力，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使天主教普及到东方，使中国也像欧洲各国一样成为天主教国家。他借助天文历法的渊博学识在朝廷站住了脚；他以完美道德品行和感情获得了福临的心；他努力以自然宗教和道德为基础，将天主教的教义建于其上，企图一步一步、不知不觉地引导皇帝入教。皇帝如果能够成为教徒，那将是把中国、把东方纳入天主教范围的捷径，那也将是汤若望为他的罗马教廷立下的最辉煌的功勋。

只有后人才能看清楚，汤若望的成功很短暂，也很有限。

满洲信奉的萨满教，是一种崇拜自然神和祖先的原始宗教，因为它崇拜多神，也就决定了它并不保守排它而能接受外来宗教。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萨满教甚至在自己的祭坛上为佛教、道教留下一席神位。所以，当皇太极为了维系蒙、藏而引进喇嘛教时，萨满教也接受了它。

福临的生母、嫡母和庶母多是蒙古人，所以清朝入关之初，从宫廷到民间，喇嘛教传布已相当广泛，大喇嘛甚至能列国王仪仗招摇过市。满蒙的传统宗教对顺治帝这个满蒙混血儿不可能没有影响。汤若望坚持不懈地屡次上奏，反对皇帝对他称之为邪教偶像的溺惑心理，反对用大量金钱为喇嘛修庙建塔。他的主张得到朝中汉臣士大夫们的支持，也就触动了具有清醒头脑的孝庄太后和顺治帝。

福临身为世界上最大国家的皇帝，自然是各种宗教争夺的最大猎获物，想把他收罗门下作为教徒的，不止汤若望一个。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来自雪域西藏的神王###喇嘛在三千名喇嘛和三万名蒙古人的护送下，将要到北京来，除了想用神奇的法术感召人们信奉喇嘛教之外，一个最重要的心愿就是收皇帝当他的弟子，他做皇帝的法师。

汤若望联合洪承畴、陈之遴等汉大臣，首先以“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喇嘛”为词，制止了顺治帝亲自赴边外迎接###的计划；又以“上天垂象，诚宜警惕”的谏劝，降低了接待###喇嘛的规格。###喇嘛入城式极为盛大，皇帝却并未亲迎，只派了他的哥哥承泽亲王硕塞出城接驾；皇帝本人只在南苑大殿中等候，从宝座上立起，向这位入京觐见的法王伸手一握，表示亲敬，并在右面亲王行列中指给他一个座位。

###喇嘛在北京受到优厚的待遇和崇高的礼敬，但是这位法王活佛最重要的心愿却落空了。皇帝没有拜师。汤若望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客观地说，天主教与佛教为争夺顺治帝的第一次较量，双方都未能获胜。相对而言，汤若望得势得利稍优。

六年后，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佛教第二次与汤若望争夺顺治帝，汤若望却完全失败了。

因为这次汤若望的对手不是远来的和尚，而是历千余年，已经与中国本土习俗、儒家学说结合得十分完美的禅宗佛教。

因为此时的福临不再是一个好奇单纯的稚子，已经成长为更加自尊、独立的青年君主，经过多年的读书学习、刻苦钻研，他醉心于汉族传统文化，已完全认同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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