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正月初二日，元旦方过，皇上竟引咎自责，下谕礼部说：“十七年来，民生尚未尽遂；贪吏尚未尽改；积习相仍，未臻丕变。且滇黔虽入版图，而伏莽未靖，征调犹繁；焦思竭虑，治效未孚，负上天之简畀，愧祖宗之寄托；虚皇太后教育之恩，孤四海万民之望。非朕未尝励­精­求治，实由凉德所致。反复循省，罔敢即安，兹欲引咎自责，祭告天地、太庙、社稷，布告中外。”

在元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祭告了天地、太庙社稷之后，福临又颁诏大赦，并命今后元旦、冬至、寿节时各地庆贺表章，皇太后前照常恭进，“朕前表章暂行停止”，意思是皇帝没当好，不配接受表章的庆贺。

这自然是为了平息朝廷上下的不满而作出的姿态，压力之大可以想见。

福临虽然在自责词中把自己痛骂一顿，又是辜负上天祖宗，又是愧对皇太后和万民，但他声明自己确实是焦思竭虑地励­精­求治的，那么治效未孚的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负呢?只用凉德二字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

答案很快就有了。福临不肯对保守的亲贵势力低头。

引咎自责的第二个月，二月初三，福临下令甄别朝廷内外官员!用意再清楚不过：我这当皇帝的都已经引咎自责了，你们这些臣下也该查查责任了!

这次甄别规模很大，在京官员，大学士、六部尚书首先自陈功过、称职与否，三品以上开列职名由皇帝甄别，四品以下同各省总督巡抚一样，由吏部与都察院详加察议甄别具奏。这次甄别是分满汉两拨进行的，福临尤其把甄别的目标指向了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尤其是高级满官。因为实际上福临认为治效未孚的责任就在他们身上。

可惜雷声大，雨点小，种种阻力和­干­扰使甄别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大多数高级满官都获得留任和照旧供职的待遇。福临的最后一次努力又落空了。

福临自幼就对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怀有深切的同情，连崇祯帝的书法手迹他都十分赞赏，奉为珍品，并不止一次地黯然叹息说：“如此明君，身婴巨祸，令人酸楚不已……”

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的时候，福临就下令在崇祯帝陵前立碑，当时他说：“崇祯帝尚为孜孜求治之主，只以任用非人，卒致寇乱，身殉社稷。若不亟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那是在为崇祯帝抱不平。

到了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立碑之时，碑文里不仅概括了崇祯朝的失政，而且进一步说：立碑的目的，是要使后世读明史者“咸知崇祯帝之失天下，非失德之故，总由人臣谋国不忠所致。使后世为人臣者，悚然知所戒。”

大清入主中原的第一位天子顺治帝福临，在大明亡国的末代之君崇祯帝朱由检那里，找到了相通的感觉，经历了一样的信念破灭的可怕的梦。

顺治帝不但为崇祯修缮了陵墓，添设了守陵的陵户，立了石碑，还遣官致祭，并谥为庄烈愍皇帝，并在顺治十六年底，冒着严冬的寒冷，亲自到崇祯墓前酹酒。福临凄然酹酒三爵之后，仍在这位亡国皇帝的墓前徘徊不去，突然他控制不住自己，拍着崇祯帝的墓碑喊叫道：

“大哥!大哥!朕与你都是有君无臣啊!”

说话间，泪如雨下。

这是发自心灵深处的惨烈呼叫，它仿佛穿透了三个半世纪的岁月风云烟尘，直扑我们耳际，让我们为他——一个壮志难酬、理想破灭、­精­神支柱摇摇欲倒的年轻人所发出的最后一声呐喊所深深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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