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铁路一成，日本很自然地就感受到了威胁：这不等于把欺负中国人变成你老毛子的专利了吗，那怎么成？！
一句话不合，一东一西两个狗强盗就这样打了起来。
日俄战争打完，俄国人输了。按照谈判结果，把长春以南的路段，即南满铁路转让给了日本人，而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继续被俄国控制。
鸟尽弓藏（2）
由于自身没有足够实力作为后盾，本想以夷制夷，反而变成了前门豺未走，后门又来狼，“北夷”、“东夷”一齐登堂入室，后者更成吾国今后四十年之难除大患。
这就是所谓的“满清修补匠”李鸿章的修补工艺，要我看，实在也不咋的。
十月革命后，立足未稳的苏联政府曾表示，愿将包括中东铁路在内的一切在华特权无条件归还中国。
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一愣神，没想到列强中还有思想境界这么高的。可也就这么一愣神的工夫，到了斯大林上台，苏联在稳定政权后，又死不认帐了。
在中国的力争下，双方总算达成了一个共管协议，即在中国未赎回中东铁路之前，铁路业务由两国共管。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苏方并未认真履行这一协议，中东铁路还是没咱中国人什么事。
现在日本人正好吵着要新建满蒙铁路，两人就想了一招，借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把东三省的铁路都集中管理起来（当然包括中东铁路），一方面可以继续跟日本扯皮，另一方面借此削弱苏方对铁路的管理权，真正落实共管协议。
两人还商定，由搞铁路出身的常荫槐担任公署署长。
成立这么重要的机构，当然需要东北的最高首长同意并批准（严格的话还要过一下中央政府的手续关），二人谈得高兴，兴致勃勃地就来找张学良商谈有关事宜。
当晚，在张氏府邸便发生了“老虎厅”事件。所谓老虎厅，实际上是张府的一个会客厅，杨宇霆、常荫槐就在那里被张学良手下的卫兵当场处决，血染厅堂。
在得知要处决他们时，二人“顿时木然，一句话也说不出”——当然说不出，因为他们对此毫无任何心理准备。
第二天，包括张作相等人在内的东北要员都被招进张府，说明事件经过。众人闻言，皆“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哑然无声”。
“老虎厅”事件虽然纯属内部权争，然而于东北军而言，实在不能不说是一幕悲剧。不管杨宇霆曾有过什么样的毛病，但此人在东北军政大计上确实有宏阔远见，也是当时东北唯一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才。他被处决后，很多人都认为是东北军自毁长城之举。有人甚至找出论据，证明是痛恨他的日本人从中使用了反间计。
对于他本人来说，却只能用谋士田丰临刑前的一声长叹来形容：“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
至于常荫槐，则实在是受杨宇霆连累，他本来是可以定定心心做他的省部级高干的。
“老虎厅”事件发生时，离“东北易帜”仅仅两周不到。
传闻，出事前，有人曾给杨宇霆卜了一卦，卦语云：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杨不解，此人谓天机不可泄露，只透露此卦语不祥，要他多加小心。未几，果死于非命。民间遂盛传：“炸烂吴（俊生）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言鸟尽弓藏之意也。
在东北军历史上，除郭松龄系起兵反叛被杀外，“老虎厅”事件可以说是首开诛杀功臣之先例，自此满朝文武人人自危，大家都希图自保。在这种情况下，内部派系斗争不仅未得缓解，反而逾演逾烈，为日后东北军的最终瓦解埋下了伏笔。
削藩策
绝顶聪明的东北人杨宇霆曾经说过：他们这帮人迟早是要自己打起来的。
果然。
没等东北易帜，全国统一，国民党内部就已经出现了不祥的空气。也难怪，参加北伐的兄弟们本来就各有各的算盘，都不是什么善茬。
直到很多年后，“蒋冯阎李”四兄弟中的李宗仁这样描述他印象中的蒋介石：为人严肃，杀气很重，看上去有些劲儿劲儿的。
阎锡山则是：一望而知为工于心计的人物，其人喜愠不形于色。
冯玉祥外表既不严肃，也不深沉，属于兴之所至型的，不过按照李宗仁的评价，也是一“老谋深算的政客”。
精彩的一幕发生在四兄弟祭告总理的典礼上。
当时担任主祭的老蒋第一个哭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哭，是“抚棺痛哭”，就是趴在先行者的棺材上拼命哭，谁拦跟谁急。至于那眼泪，就跟打开的水龙头一样，往外喷喷的（“热泪如丝”）。然后是老阎老冯这二位，他们没法去跟老蒋抢棺材板，只能站在那里一个劲地揉擦眼睛，最后也弄出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看上去那伤心劲就别提了（“状至哀伤”）。
老李的表现方式比较特别，是凛然肃立，一滴眼泪也没掉，同时他认为前三个兄弟无论是“抚棺痛哭”型，还是“擦泪相陪”型，都只能用两个字来评价——
矫情。
反正我是没有你们这种“表演本领”的，大家都应该看得出，先总理是“尽其天年”而终的，今天又是“功成告庙”的好日子，不易做得过于夸张，我这种表情当然是最合适不过了。
事实上，弟兄几个比赛飙泪和耍酷那还只是潜层次的，真正的龙争虎斗还没正式开演哩。
却说本片的第一主角老蒋整天琢磨着如何把所有的戏份都抢到自己手里，为此真到了古人所说的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地步。
一个人的智慧显然是有限的。上帝啊，帮帮我，给我扔一个孔明下来吧。
啪，帝哥毫不犹豫地给扔了一个下来，真够义气。
此人貌不惊人（也许还是脸先擦了一下地），戴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与传说中羽扇纶巾、气宇不凡的诸葛先生相比，差距真是太大了。
不过老蒋对《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还是熟悉的，那里面除了孔明这个卧龙以外，还有一个曾经因貌丑而让刘备看不上眼的凤雏。
再一问，来者名叫杨永泰，老蒋一阵惊喜，因为义兄黄郛曾经对他说过，杨永泰者，其人满腹经纶，是个能帮主公成大事的海内奇才。
再一交谈，这杨永泰果真对“当世之事”了如指掌。你听听他是怎么分析的——
今北伐虽成，可天下还是不安啊。李宗仁控两湖（湖南湖北），李济深拥两广（广东广西），白崇禧则乘势进入华北，这三股势力就足以三分天下。除此之外，冯、阎也不是省油的灯，如此看来，南京危矣。
说得真好，可是老蒋听着听着脸就白了，这才想到，自己这个名义上的第一主角其实虚的很，不仅随时可能被抢掉戏分，甚至面临着被剧组除名的危险。
觉得自己弱了吧，不要紧，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听得此言，老蒋心中一动：先生可有何策可教我？
杨永泰从嘴里缓缓地吐出两个字：削藩。
诚如是，则霸业可成，*可兴矣。
真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老蒋此时的心情已经由惊喜上升到了狂喜。
黄郛没有吹牛，此人大才，绝对是大才。
莫非他真的就是孤之凤雏？听说这杨永泰过往有政治倾向变来变去的毛病，还曾尝试投过北洋政府，不管它，能为我所用就行，我可不能做那以貌取人的刘玄德，而要做人尽其才的曹孟德。
一切都像在演义，一切都象是虚幻，然而这又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一幕。我说过，那个年代的很多故事，你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另一些古老故事的翻版和轮回。
杨永泰在进入蒋氏幕府后，也像当年的“凤雏先生”那样敬业，围绕“削藩”，他每天茶饭不思，捉摸和构思着一个个奇计妙想，然后放入锦囊之中。
让“主公”老蒋去摸吧，这样更能增加气氛。
心病难治（1）
在上演“哭灵”这一精彩绝伦的折子戏之前，老蒋其实已经做了一场热身预演。
当然这一出与“凤雏”没有关系，完全是他一个人的发挥。
在北平城得以和平接收后，老蒋忽然又严肃起来，板着面孔对大家说，现在请跟我一起念“总理训词”。
先总理曾经曰过：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
话音刚落，他就起身宣布，由于“北京克复”，北伐成功，所以本人决定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军事委员会主席职”。
你们看好了，没什么官比这更大的了吧，我辞了。
众人一阵惊叹，真爷们。
可是除了这声惊叹，就再无任何其它回声了。
等了一会，没动静，再等一会，依旧如此，索性等它一天，仍然如此。
怎么没人跟，你们都像我一样辞了啊，老冯、老阎、老李，还有那小白，你们别光看我呀。
无动于衷。
看来还是刀口切得不深，老蒋豁出去了，闭着眼睛，咬着牙，狠狠地朝自个大腿——
虚晃一下。
这是表演，又不是玩命，还能真来啊。
这一刀，叫做“辞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职”。
伴随着一阵掌声，老冯、老阎、老李、小白都上来夺刀了：不错不错，功夫很好嘛，连皮都没伤着一点。
孙长老，现在请收了你的神通吧（“电留蒋中正”）。
老蒋无可奈玩何地收起了架势，当然了，说要辞的一个也没辞成。
失败。
还是老老实实地摸锦囊吧。摸出来的纸条上写着：杯酒释兵权。
在施计之前，必须先摸摸大家的底。
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蒋介石电邀冯、阎、李去北京参加善后会议。
这时候的老蒋仍对自己的表演才华抱有信心，所以才有了“哭灵”一幕，但结果仍然不能说是成功的，因为“优秀演员”们都尽想感动别人，惟独感动不了自己。
快要开会了，会场上还没有看到冯玉祥和李宗仁的身影。老李来得迟，情有可由，人家住在湖北，离得远。老冯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因为他就在河南，不算远。
打个电报去催一下，很快就有复电来了：生病了，来不了。
老冯真的生病了？
是生病了。不过不是身体有病，是心里有病。
他生病，是因为很生气。很生气，是因为他觉得自个吃亏了。
别人不比，就跟老邻居阎老西比。老阎一伸手就拿走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平、津两市，而他只分到了一个北平特别市市长和崇文门统税局。
说起来难为情，北平市长还是后来老冯自己厚着脸皮，通过白崇禧这个中间人硬跟老蒋要过去的，市长虽是西北军的人，但另外两个重要位子——北平警备司令和公安局长却又都是阎锡山的人，实际上北平还是老阎的。后面那个统税局倒是个肥缺，每月可以弄到20万进帐，可是再肥，它也没法跟京津比，而且西北军有几十万人，主要分布在西北，那几个地方都是穷得要命的所在，根本收不上来多少银子，这20万哪里够用啊。
老蒋还答应过要分一个山东给老冯，可是谁都知道，“济南惨案”后，那胶东和济南都被日军控制着，实际上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省，给跟没给一个样。
其实这个分配方案老蒋事前还“征询”过老冯的意见。老蒋说，你看看，山东给你后，你就有6个省了，人老阎原来才2个省（指山西和绥远），这次再给2个，撑足了也才4个，你大人有大量，让着他点，而且平津涉及到外交关系，很复杂，你性子直，恐怕弄不来。
心病难治（2）
老冯平生就好个面子，最怕别人说他争权夺利，当着老蒋的面，胸脯一拍：放心吧，老弟你认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过后却越想越生气，觉得吃了哑巴亏，但是话既出口，明顶不好意思，只好暗抗了。
一气之下，善后会议不去了，你们自己去“善后”吧。他还发了个电报给武汉的李宗仁，除了打声招呼外，顺便探了探老李的态度，那意思，你要是觉得赏罚不公，也不要去开会了。
冯玉祥不来，老蒋的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现在正是树威信的时候，偏偏遇到这种事，有人请假不来开会。
他马上派了个人来武汉，希望李宗仁能够帮着劝劝老冯。
李宗仁倒是已经把工作做在头里了，他派了两个高级参谋到河南去慰问老冯，同时还带去了自己写的一封信。在信中，李宗仁苦口婆心地对老冯说了一番大道理，特别指出，你不去，善后会议有可能会“遭受挫折”的，所以一定要“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扶病北上”。
后面这话，老冯爱听，同时又得知李宗仁也一定会去参加会议，于是立刻觉得自己的“病”好了很多，表示“弟当扶病奉陪末座”。
接到电报，包括老蒋在内的一干“*要人”都转忧为喜，颇有云开雾散的感觉。
老蒋认为李宗仁似乎还是蛮听话的，于是决定绕个道，从南京到武汉，再到河南，转个大圈进北京。
说了嘛，这次开会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看看大家的态度。
但是到武汉的第一天晚上，老蒋就发现了问题。李宗仁手下的三个军长竟然没有来陪宴。
老蒋的感觉马上就变坏了。哼哼，连起码的规矩都不懂，摆明有反骨。
第二天阅兵，“反骨”迅速得到了验证。
李宗仁致欢迎词后，老蒋训话，在说了一些要为国家牺牲之类的套话后，忽然出现了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场景——阅兵总指挥，也是那三个军长之一，跑到阅兵台发表了一通议论，说是在北伐进行的过程中，中央“政潮迭起”，影响了军事，之后就说到了要“赏罚分明，用人唯才”那个方面去了。
老蒋当场不露声色，但心里却波澜起伏。
几个军长，他们有什么胆子敢公开这样乱放厥词，还不是你李宗仁暗中指使的。好啊，原来你也对我不满，可嘴上又不肯说，给我来阴的，我看你还不如冯玉祥呢。
先给你记着。
跟着老蒋到河南，李宗仁终于见到了“扶病”的冯玉祥。
冯玉祥尽宾主之谊，请大伙吃饭。席间，李宗仁惊讶地看到，老冯一边不停地做痛苦咳嗽状，一边却红光满面，毫无病容。
李宗仁“望其人，听其声”，断定是“假咳嗽”。
散席后，他问一同赴宴的李济深：你看老冯像生病的样子吗？
李济深能看不出来吗，马上笑了起来：他在演戏。
然后大家就到北平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拜祭去了，然后就开始四兄弟集体演戏飙泪兼耍酷，再然后，进入实质性主题：开善后会议了。
在会议召开前，公布了一下军队数目：全国有300个师，220万军人，这些人的职业就是打仗，吃喝拉撒睡，买枪购炮都得国家掏腰包，因此每月光军费一项就达到了6千万之巨。
怎么办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裁军。
这个理由非常正当，没人能公开表示反对。
问题是这一刀先从谁那里开始开。
老蒋像表现“辞职秀”时一样，把胸脯一拍，从我做起吧。
效果一如从前，“无私”的举动总是乏人响应，而“无私者”自己也很快就收回了承诺。
这样的善后会议，能开成什么样就可想而知了。一群人东拉西扯，不着边际地开了四天“神仙会”，还是“议而不决”。
不能总这么无聊下去吧，于是老蒋只好自己从口袋里掏出早就拟好的一份方案，宣布成立一个编遣委员会负责今后的裁军任务。
当然，这只是方案，是不是能通过，还得提交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讨论，而且最关键的具体怎么裁法也没有说，所以当老蒋要其他三兄弟副署，也就是共同签名时，大家的情绪都还很放松。
开善后会议，老蒋大的好处没有捞到，但已初步侦察出了冯阎李不同的心态，同时他还利用各种场合，成功地塑造出了自己“中央党政军领袖”的形象。
没有办法，到底是“老戏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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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纵连横（1）
善后会议算是给削藩起了个头。
民国十七年（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召开。老蒋准备动用“组织”的力量来让众人就范。
可是还没等谈到裁兵，在各地政治分会的存废上就搁了浅。
你可别小看了这么一个政治分会，那也是削藩路上的一个重要障碍。老蒋主张，立即把政治分会取消掉，地方权力收归中央。可反对的人不少，都说这样容易出乱子，还是缓行好。
见大家都这么不自觉，老蒋无奈之下，也只有重拾霸王硬上弓这招了：再维持四个月吧，到年底，管你们愿不愿意，一律取消。
到此，会议的氛围就不那么和谐了，看看大家的脸色，老蒋也知道现在还不是把他的裁兵计划进行下去的时候。
那就继续推后，容明年开编遣会议时再说。
削个藩这么难，兵权又如此不易释，看来可能还是因为那杯酒没上的缘故。
那句“不做大官做大事”，连老蒋自己都不信，拿来骗人也着实过于勉强，所以还是实际一点吧。
在会上如愿坐上国民政府主席宝座的老蒋，开始给弟兄们封官许愿了：特委任冯玉祥为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
能做大官没有人不高兴的，可是老蒋接下来的要求却让众兄弟犯了难：你们现在是中央大员了，必须长期住京。
原来如此。
杯酒释兵权的同时，竟然还配合着调虎离山。
三兄弟之中，看起来最为“老实”的李宗仁向老蒋提了一个“建议”。老李首先声明，千万别误会啊，我留在京城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地方军政都有人代理。
可是冯、阎不一样，据我所知，他们在军中是芝麻绿豆一把抓，参谋长都是摆设，如果“强留”他们在京，那军中的所有事务都得停顿，还不如让他们“常去常来比较好些”。
对这个“建议”，老蒋当然不能接受。我要的就是“停顿”，怎么能让你们任着性子“常去常来”呢？
李宗仁没有能从老蒋的嘴里得到他想要的答案，“建议”没被采纳，于是掉转身回了武汉。
让大家都深感惊异的倒是以前装过病的冯玉祥，在李宗仁出走南京后，他却兴致勃勃地准备起身到南京来了。
老冯自然有他的打算。第一次分果果时吃了眼前亏，也没地方找补去，第二次眼看着大家都要挖肉，这次再也不能吃亏了，抢个先手要紧。
算看出了，能够决定大家福利分房的主只有一个，那就是老蒋。只要能跟他把关系搞好，自己就能占到便宜。
其实，在四兄弟里面，冯玉祥还是比较早就看出老蒋是个人物的。当年老蒋下野，老冯特地拉了老阎一道，联名电请老蒋出山主持北伐大计，应该说，没老冯的帮忙，老蒋复出还没那么顺利。
老蒋重新上台后，两人马上换谱结拜为兄弟。老冯认为老蒋把持着中央，可以挟天子而令诸侯，老蒋则以为西北军在诸侯中实力最强，地方上没他帮衬就行不通。因此，兄弟间开始很是亲近。
冯玉祥岁数比蒋介石大，冯兄蒋弟。可是北伐刚结束，冯兄却提出要给蒋弟铸铜像，幸亏被左右给拉住了，不合规矩啊，会被人说的。
蒋弟也不是那种不上路的人，知道要投桃报李，诸如“一柱擎天，唯公有焉”这样的高帽子一样都没少送。
问题是，说好话是一回事，给好处又是另外一回事，你西北军已经那么强了，再把华北都让给你控制，这还得了，所以老蒋在主持分地盘时，目的是很明显的，那就是以阎制冯。
合纵连横（2）
老冯果然大不服气。
我跟老蒋还是正经八百的盟兄弟呢，难道比不过你一个阎老西，还就不信了。
事实上，早在“扶病”前往北平参加善后会议的路上，老冯就一反常态，表现与先前判若两人。
会前，他振臂高呼：地盘要小，军队要少，工作要好。
会上，老蒋还没说话，老冯就侃侃而谈，而且说的都是老蒋说过的、愿听的：统一军权，收缩军队，减轻民困。
到二届五中全会的时候，冯玉祥的表现更是出人意料，一鸣惊人。
他老李不是说冯阎不能长期驻京吗，屁话，别人我不管，反正我自己是肯定能够克服困难住南京的。我还建议大家都去，服从中央嘛。那什么总司令、总指挥，以后统统取消，谁也不要再搞地方割据了。
这形象整个就是一个中央的对外发言人。
老冯认为，老蒋一定会被他感动的。后者也的确被感动了，只不过更多地是被自己所感动的：以连横对合纵，以分化对联合，简直就是“非惟天时，抑亦人谋”的经典之作。
老李一走，老冯巴巴地就准备往京城赶了：除了我，还有谁能这么拥护中央，支持我的盟弟弟？
在走之前，他认为很有必要帮着蒋弟把阎老西这个“落后分子”一同拉到南京去。
不拉不要紧，这么伸手一拉，却把老阎给吓坏了。因为他看到这段时间老冯举止反常，跟老蒋靠得特别近，也猜不透这两人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心里一阵嘀咕：别是合一块准备暗算我吧？人家毕竟是结拜兄弟，二对一的话，可不是他们对手。
老蒋来电报，催他去南京就职，他就炒起了老冯的冷饭，躺床上开始唉哟唉哟地装病。可那中央内政部也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就停摆吧，给的官帽又不舍得让别人，于是老阎灵机一动，保荐自己的首席军师赵戴文当内政部次长，去南京帮他掌管内政部。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老冯竟然对他不依不饶。这兄弟从西安出发后，没有直接坐车去南京，而是东下到了北平，非要扯着他一起上路不可。
老蒋在南京，相对好应付，老冯就比较难缠了。装病还是跟人家学的，这招在真人面前玩不转。于是老阎就推说自己要卫戍平津，事情多，要稍作逗留。
老冯偏不依，你不走我也不走，就拖只板凳来看着你办公。
老阎很无奈，只好说：我真的很忙，你先走一步吧，这回不骗你，我至多就再耽搁一天。
老冯半信半疑地上了车，可是沿途却一直打电话，一定要确证老阎是不是还赖在北平城里。
第二天，他放心了：老阎的专车确实南下了。
那就好，我也赶紧往南京赶吧，千万不能让老阎这家伙抢在头里。
其实老冯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龟兔赛跑的比赛永远不可能在两人之间上演了。在老阎的专车进入河南境内时，忽然转了个方向，不是往南，而是往北，开到石家庄去了，然后又往西，一个圈子绕下来，他又回到了太原老家。
一问，又生病了，不过不是老阎自己生病，是老阎他爸生病了，人家是去床边端汤送药的。
大家都是孝子，你还能拦住老阎，不让他尽孝吗？不能，所以只得作罢。
编遣会议还没开，老冯就提前两个月到了南京，这种积极性是一定要被鼓励的。
老蒋握着老冯的手，作无限深情状：大哥，你太有诚意了，以后中央的事情都听大哥的。
老冯又一次被感动了，同时觉得自己的工作还有差距，特别是没把老阎、老李他们都给弄来，还是对不住弟弟你啊。
老蒋一挥手：你来就好，只要大哥在中央，还怕那两个家伙不来吗？
几天之后，老蒋便派人送来了一顶更高的官帽：行政院副院长！
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就是回报啊。
在南京的那些日子里，老冯整天晕晕乎乎，感觉真是好极了。
老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搞定老阎。
这个任务被他交给了何应钦。
老蒋在被迫下野时，何应钦不是没帮着说一句话吗，老蒋重新上台后，就毫不客气地把他的所有职务一撸到底。过后经人解劝，才又委任他做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何应钦这个委屈，索性不就职，跑医院装病去了。老蒋跟踪而至，当着面就对他说：我离了你，还不照样上来了，你离开我行吗？
何应钦低头想了想，还真是这个理，于是只好像个孩子一样，垂头丧气地跟在老蒋这个“家长”后面回家了。
然而经过这次摩擦后，老蒋却又对何应钦恩宠备至，视为心腹，令其感激涕零，从此鞍前马后，不敢再有丝毫懈怠。
这就是老蒋的驭人术，一打一拍之间，愣是把何应钦这个前黄埔军校总教官给驯服了。
经过老蒋的授意，何应钦专程赶到山西，告诉阎锡山：蒋主席对你的信任一如既往。
要是不相信你，平津这么肥的地盘怎么会平白无故交给你，而不给他的盟兄冯玉祥呢？明白了吧。
老阎还在疑惑，何应钦已经像变戏法一样地从身上摸出一顶官帽：编遣委员会下设的经理处主任。
知道经理处是干什么的吗？管钱的！全国军费都归它分配。
你要说别的官，老阎还不一定会有多激动，听说是管钱的官，两眼顿时直放光芒。
何应钦走时留下话：这帽子大家都在抢，你快点动身，别让其他人给捷足先登了。
还等什么，赶快走。
快不了，足足花了一个多礼拜的时间，老阎才抵达南京。
原因是他心眼儿很细，对要坐火车经过其他人的防区不放心，怕还没管上钱就挨人黑枪，所以特地选择了一个复杂的交通线路：先坐火车到天津，然后在天津港包了一艘大客轮，乘船到上海，再坐车奔南京。
时间已经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12月中旬，离召开编遣会议还差半个月。
听说老冯、老阎都到了南京，老李也急了，心急火燎地赶了过来。
一桌麻将总算是凑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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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雀在后
在编遣会议正式召开之前，老蒋让大家先进行讨论，并且对军队裁留给出了指标：原则上全国共编50个师（东北除外），不能超出这个额度。
还没开始讨论，幕后运动就开始了。
老蒋找到老冯，跟他咬了耳朵，让老冯弄一个哥俩好的提案出来，并鼓励他第一个提，说自己一定支持，后者乐滋滋地就回去准备了。
为了做好这道算术题，老冯真是煞费苦心。自己那是一定不能委屈的，兵员好，训练精，功劳大，排第一个绝对应该，大笔一挥：12个师。
可是又一想，不对，我不能超过蒋弟弟啊，还得以他为中心呢，于是大家一般高，也是12个师。
这样的话，老阎、老李自然只能少点了，一人8个吧。
扳着指头算算，40个没有了，蒋弟说了，不能超过50个，“8”最吉利，于是其它跟这四兄弟没关系的，就被老冯留了8个师的名额。
老冯拿着笔左划划，右涂涂，虽然辛苦，死了很多脑细胞，却能充分享受到一种计划经济时代分房办主任才拥有的那种优越感。
有做老大的蒋弟弟撑腰，我的提案肯定能得以通过。
让老冯没有想到的是，到集体讨论的那一天，当他第一个提出他的裁留方案时，立即遭到了其他人的炮轰。
这方案也太欺负人了，哦，好事都让你们蒋冯两兄弟占了，你们尽吃肉，就扔几根骨头给我们？
老冯会怎么分配，老蒋心里早就有数了。看到老冯几乎因此成为众矢之的，被骂得顾头不顾腚，狼狈不堪的样子，老蒋偷着乐还来不及，自然不会冒冒失失地站出来发表意见。
看到老蒋不表态，老冯急了，赶紧示意让老蒋帮帮他。
老蒋像突然想起一样，说我们的确也有计划，让何应钦给大家说说吧。
何应钦站起来，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一会，却始终切不到主题上，更没有赞同老冯提案的意思，让老冯大失所望。
下一个提方案的是老阎。
老蒋在亲自跟老冯说悄悄话的同时，也安排何应钦去和老阎做了事先的“沟通”。
何应钦也要老阎明确拿出一个提案来，放在老冯的提案后面一道讨论，并且明白的把“蒋先生的意思”告诉了对方：四巨头编留多少，由你自定，但必须再加一个中央编遣区。
老阎是何等聪明之人，他马上明白，这实际上是老蒋自己要提方案，可是又怕别人反对，所以才让他代言。
何谓中央编遣区，毫无疑问，就是把除四巨头以外的所有部队都圈给他老蒋管，成了老蒋的自留地。
老阎一想，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亲疏之别，干脆谁也不得罪，大家都弄11个师，皆大欢喜。
现在一看老冯的提案，明显把其它兄弟压了一头，当下赶紧把自己的提案抛出来讨论。
假设老阎第一个提，先别说合不合理，光一个“中央编遣区”的概念就能把大伙给雷倒，但现在的问题是，老冯的提案在前，已经引起了公愤。
李宗仁一下子增加了3个师，肯定是同意的。其他代表们能分到的也多了3个，能和老冯一样多，他们就高兴了，自然暂时顾不得老蒋以后会不会给他们念“中央”这个紧箍咒了。
讨论结果，多数人都赞成老阎的提案。
老冯鸡飞蛋打，窝囊死了。
12个变成11个不去说它，会后还受到了孤立，都说他自私自利，只顾自己，不管别人。
老冯这才发现自己上了老蒋的当，回住所后眼睛一闭，往床上一躺，又“生病”了。
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编遣会议如期召开，会场上没有冯玉祥的影子，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讨论的结果就是会议的结果，开会嘛，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
在会上，由老蒋自己提议，在老阎的提案上，又增加了一个东北编遣区。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大家瞎吵吵了半天，博奕的获胜者却只有一个，那就是老蒋。
“中央编遣区”如果搞得好，那就是他的“中央军”，而“东北编遣区”由他提议，自然也是一边儿的，这么一算，他的军队大大超过了其它任何派系。
老蒋宣布，从当年三月中旬起，把各种名目的总司令和总指挥都撤掉，各编遣区办事处开始正式办公。
犹如宣判了死刑命令，所有“总司令和总指挥”个个张皇失措，急着要回家了。
老冯自然不想再留在南京，于是也学着老阎的法子，把鹿钟麟喊到南京，意思是让小鹿给他代理一下军政部，他也好借故溜号。
这个鹿钟麟脑子还算好使，连忙提醒老长官，自己身上正兼着军政部常务次长一职，而按照国民政府的规定，常务次长是不能代理军政部长职务的。
老冯没办法，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眼看着刀要举起来了，“内政部长”阎锡山也坐立不安。跟老冯一样，地方军队那都是他的私产，谁要上去动根手指头，他的心尖尖都要往上跳两跳，能不赶紧回去守着吗。
可自己怎么说也是出过国喝过洋墨水的人，又是当年的老同盟会员，要他跟老冯学，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这么多人面前装病还真是做不出来。好在办法总比困难多，软磨硬泡下，终于从老蒋那里要到了一个出差的名额，脚底抹油——提前开溜了。
这下子，老冯的“病”更重了。
一边烧炭取暖，身上盖了两层厚被，还是“冷”得直打哆嗦，另一边却又满头满脸全是汗，烧得嘴里胡话一串接一串。
没办法，老阎先跑了，连累剩下的人不得不大幅度提高表演难度。
你别说，没点功夫底子，还真撑不下去。
虽然老冯装病早有前科，但这回由于演得过于出神入化，大家也不由得不信。
在老阎溜号的第二天，人们发现：“病人”不见了。
此时的老冯已秘密渡过长江，坐着事先预备好的铁甲车，回到河南“养病”去了。
再见了弟弟，我反正是不会裁的，你留着“自裁”吧。
十面埋伏（1）
阎锡山和冯玉祥走了，从此就杳如黄鹤，剩下来的李宗仁虽然还留在南京，可是正如老蒋在善后会议前所看到的那样，武汉由他的那些头上长角的军长守着，即使他人不在，别人也休想泼进一滴水，Сhā进一根针去。
编遣会议的“成果”难道就要这样泡汤了吗，削藩难道就要以惨败收场了吗？
老蒋不甘心，他现在比其它任何时候都需要自己的“凤雏先生”出来帮他“安天下”。
杨永泰神色严峻：和平削藩既不能成，只好动用武力削藩了。
老蒋面有难色——
你看看吧，我们以前北伐，光准备就好几年，正式打又经过两年，费那么多周折，而且那时只需要往一个方向攻，从南到北，到处都是我们的同盟者，可是如今呢，反过来了，四周都是被编遣触怒了的各路诸侯，倘若刀兵一起，南京势单力孤，被围攻的很可能是我们。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往地图上一瞧还真是如此，想要“编遣”别人的“中央”自己分明就是一只经不起风浪的小船，而诸侯们密密麻麻，倒像是汪洋大海。
杨永泰却依然是一副“主公莫忧”的表情：不然不然，我有四*门，可布十面埋伏之势，若运用得当，必能转危为安。
何谓四*门，曰：经济、政治、军事、外交。
以经济瓦解冯军，以政治对付阎军，以军事解决李军，以外交拉拢奉军，按其不同的特点，各个击破，必收全功。
老蒋听到这里，就像过往的任何一位“主公”那样，“闻言大喜，矍然而起”。
先生所言极是，不过先从谁那里开刀好呢？
杨永泰信手一指：非李军莫属。
为何？
冯军长居西北，穷困潦倒，试问谁不想过上好一点的日子呢，他们固然有勇，但最缺钱花，所以我们可以投其所好，只要给钱，就能扰乱其心。
阎锡山倒是个精明人，然此人最爱打小算盘，目光短浅，喜欢投机取巧，轻易不敢擅动。
惟李宗仁比较棘手，桂军将领中很少有见钱眼开的，犯上作乱的胆子也不小，无论是动用经济还是政治手段，都很难撼动其根基，而且两湖靠南京最近，对我们威胁也最大。
当年曾国藩的湘军正是先控两湖，然后沿江而下，直取南京的。这个典故，杨永泰知道，老蒋更清楚。
首破李军，毫无疑问。
但当时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却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败的，其军事分布从南到北，绵延千里，犹如一字长蛇阵。
最南从执掌两广的李济深开始。李济深是广西人，虽然其大本营在广州，应属粤军，却跟李白他们斩断骨头连着筋，关系铁得很，有“桂系的保姆”之称，一旦打起仗来，他断无隔岸观火之理。
除了中间由李宗仁直接遥控的两湖，往北直达山海关。在那里，由白崇禧统领的北伐军亦实力强劲。
杨永泰说，要擒杀这条长蛇，须先击其首，斩其尾，然后直取腹部，如此可致其死命。
本以为稳若泰山的李宗仁无论如何不会想到，有人会在暗中如此算计自己，而且算计得又是如此缜密。
现在需要的也许只是一个理由。
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原属湘军系统，与南京方面也早就暗通款曲。正好湖南又处于武汉和两广之间，必要时候还可以把桂系的“腹”和“尾”分隔开来，因此老蒋就把鲁涤平作为他Сhā进桂系的一颗钉子，暗中接济军火，帮其壮大力量。
但李宗仁很快就知道了。
有人向他密报，南京有300万发子弹，正在从江西陆路运往湖南。
十面埋伏（2）
运这么多子弹给那姓鲁的干嘛，摆明是要朝我背后开黑枪啊，早就对他不放心了，现在正好先下手为强，剪除这一心腹之患。
武汉政治分会立即作出决议，对湖南省政府进行改组，同时撤换鲁涤平，以何键代之。
鲁涤平当然不服。不服就打你，打了就服了。武汉派兵进入湖南，鲁涤平只好跑到江西去了，这就是发生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2月的武汉事变（又称两湖事变），距编遣会议开幕仅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李宗仁当时人在南京，属于不Сhā电的遥控指挥。事变之初，他还认为自己这一手干得很是漂亮。你看，如果这事成了，就可以借机挖除鲁涤平这颗“毒瘤”，使桂系完全控制湖南，如此，两广两湖真正连成一片就有希望了。如果不成呢，那也可以顺势把责任都推到武汉的那几个小子身上，反正自己又不在现场。
老李想得很美，却正好掉进老蒋布下的陷阱之中。
理由，有了。
二届五中全会，我说要把政治分会取消掉的，你们赖着不取消，现在还背着中央强行任免地方官，这是政治擅权。
编遣会议，大家都说好的，各部队不得擅自调动，你们竟然把这么多部队调到湖南去，这是军事异动。
全部加一起，叫做地方对中央的挑战。
你挑战，我自然要应战。
但是此时老蒋还有犹豫，因为如果一旦和桂系打起来，他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能稳赢，所以仍然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打算。
武汉事变一起，老李就从南京跑上海去了，你要说他心虚也可以，不过多个心眼多条命，小心驶得万年船，谨慎一点总没有坏处。
这不，老蒋逮不住他本人，只能派何应钦等人去上海，向他开出条件：改组两湖，否则动武。
李宗仁这才发现形势不妙，老蒋要玩真格的了，赶紧向北面的白崇禧求援。
白崇禧却主张对条件“暂时忍辱接受”。
理由和老蒋想的差不多：未必能操胜算。
白崇禧一面计划以编遣为名，把部队调回武汉，以增强和老蒋叫板的实力，另一方面，积极争取两广李济深的支持，明确提示对方：粤汉唇齿相依，湘鄂一旦有失，粤桂必定难守。
我们同在一个战壕里，缺不了你少不了我，所以千万不要光坐在岸上看风景。
到底是小诸葛啊，这在兵法上就叫谋而后动，不打无把握之仗。
白崇禧其实还有一个后手，那就是坐等国民党三大的召开，他预计到时不甘居人下的“马二”（指冯玉祥）肯定要“闹出点风波”来，到时老蒋手忙脚乱，自然顾不得再对付桂系了。
可想而知，若用白崇禧之计，被动的那个人势必将变成老蒋。
然而既然已经“动”了起来，哪有这么容易收得住的。
老李不仅没按照小诸葛的思路走，还使起性子，来了个破罐子破摔，在上海发了辞职通电，把他的国民政府委员、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等一概辞了，同时拒绝再回南京。
这样好了吧。我既不对你中央负责，也不领导武汉，让你们乱去。
驻汉将领见有自己老大撑腰，更是有恃无恐，认为自己根本就没做错什么，拒绝撤出湖南。
见双方角力已无可避免，老蒋按照“军师”给他的锦囊，依计而行，迅捷出手。
原先老蒋的策略是近交远攻，即联李制冯，杨永泰把它改为了远交近攻，连横冯阎张，以击破各诸侯可能形成的合纵之阵。
对冯军要用经济。老冯不是整天嚷嚷着他的军饷少，养不活军队吗，那就加钱，加到比给老阎的还要多得多。当然，老蒋也知道老冯最爱面子，所以给钱的同时，还忘不了送高帽子：“以我二人通力合作，必能排除万难”。书包 网 想看书来
十面埋伏（3）
老冯生起气来快，好起来也快，马上转怒为喜，表示这次要服从中央。
对阎军须用政治。武汉事变一爆发，老蒋第一时间就给老阎发电报，让他来京面商。
要商量些什么呢？准备在清除白崇禧之后，请他“负责北方大局”。
有这种好事，老阎乐还乐不过来呢，哪里会再与桂系搞什么合纵。
对张军适用外交。老蒋派人去游说张学良，其用意不外乎是怕他和唐山的白崇禧搞在一起。传来的消息让老蒋安心不少：张学良对白崇禧没什么好感，而且有拥护中央之意。
两下三下一鼓捣，桂系在北方已完全陷于孤立。
据说在那段时间里，老蒋最爱读的书已经不是《曾国藩全集》或者《传习录》，而是《清代通史》，大约康熙平三藩的经验也给了他许多启发，因此智慧的火花乱冒，三十六计轮番运用，并尽得其中之妙——
白崇禧所统之兵均为湘军旧部，是宁汉分立时靠“西征”打败唐生智才收过来的部队。老蒋就拨出巨款，由唐生智带着，去天津挖了“小诸葛”的墙角。
这些人一看老领导回来了，还给大家伙发了奖金，顿时都欢呼雀跃，马上就造了白崇禧的反。
见势头不对，小诸葛也没了计策，只好赶紧化装跑路。
此谓借刀杀人。未费一兵一卒，“首”已落地。
李济深是过去黄埔军校的副校长，威望很高，而且在老蒋看来，他和李白穿着一条裤子。
两广若和两湖联手对抗，这是老蒋非常忌讳的。
正好这时候国民党三大开了，李济深便带着一批广州代表到南京来开会。经过上海时，他来看避居在这里的李宗仁。
李宗仁对他说，你千万不要去南京啊，去了就回不来了。
李济深很奇怪：为什么呢？
那老蒋早就把你看成是我们的人了，你去了无异把自己送入虎口。你想想看，要是他把你扣押起来，你还怎么调动和指挥粤军。
李济深一想，对啊，那我不去南京了。
李济深不来南京，老蒋急了。不行，骗也得把这老头给骗过来。
看来得把信用透支一下了。
他派出蔡元培等“*四老”去上海，劝李济深去南京做调解人。
“四老”当着李济深的面，说老蒋亲口保证过的，只要去南京，绝对保证安全和自由。
李济深信了，跟着“四老”去了南京。
老蒋和他敷衍了几句，就毫不犹豫地将他扣了起来。这下好，安全固然还没有问题，自由却是没有了。
此谓请君入瓮。
扣住李济深后，老蒋马上放出空气，传话给两广将领：服从中央，官加一等。
很长一段时间，广州竟然无人提出释放自己的老大。
李宗仁虽身处上海，但形势的急剧变化还是看得见的：原先的“一字长蛇阵”，如今“首”先掉了下来，掌握“尾”的舵主被扣， 要说再没危机感那就是自欺欺人了。
坐不住了，他决定自粤转汉，亲自坐镇。
这时候粤方留守将领尚未公开表明态度，对坐轮船来广州的李宗仁表面上还是很客气的，这让老李稍微松了一口气。
可是他的运气实在很差，因为一直下着雨，飞机飞不了。李宗仁干着急也没用，只好先回广西。
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27日，蒋桂战争正式打响。十万蒋军西进，老蒋本人更在九江亲自指挥。
与此同时，由于李宗仁来不了武汉，在汉将领则陷入了军中无主的慌乱。
这回杨永泰要亲自出马了，他秘密来到了香港。
不是去玩的，而是找一个人。
此人就是原桂系将领俞作柏。
桂系里面并非铁板一块，能算得上过命交情的也就李白等少数几个人。像俞作柏在里面就是受排挤的，不然也不会跑到这里来虚度光阴。
送过去一个尚处于未来时的“广西省主席”，正闲得要命的俞作柏马上就被打动了。
俞作柏来到武汉，他要策反桂军中的李明瑞。
这个任务其实并不难。
因为在武汉看家的那几个很牛的军长，原先多属鄂军系统，他们视李宗仁带过来的桂军为“客军”，一主一客，彼此都看对方不顺眼。
按说原来防守武汉外围的总指挥并非李明瑞，你说巧不巧，就在这节骨眼上，总指挥却得了急病，临时让李明瑞代理指挥。
李明瑞随即在前线召开军事会议，将与会指挥官全部拘留，同时宣布服从中央，向武汉反戈一击。
此谓反间计。几天工夫，20万桂军已去了一多半，李宗仁纵有天大本事也徒呼奈何。
不过，他仍然认为武汉这个“腹”还是可以守一守的，因为自己后面还有湖南和广东可做“尾”之支撑。
可是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老蒋在攻武汉之前，就派人到湖南与何健进行接洽。一开始老蒋对何健的期望值并不是很大，毕竟是人家李宗仁扶上来的嘛，他只需要对方在与桂系站一起时，别表现得那么积极就可以了。未料这何健着实是个官迷，等到老蒋发来命令，正式任命他为湖南省主席，这厮马上一个立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与老蒋站到了一边儿。
李济深原来的手下陈济棠、陈铭枢见桂系已明显处于下风，马上见机行事，一人去老蒋那里领了一顶官帽，分别是广东绥靖主任和广东省主席。
老大不在，我们自己做老大，岂不爽哉。他们既不会去做搭救李济深这样的“傻事”，更不愿冒着风险，跟桂系再坐在一条破船上（“粤省之财，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浪掷牺牲”）。
此谓釜底抽薪。“尾”斩“腹”破，李宗仁不得不命令残部放弃武汉，狼狈逃回广西。
仅用一个多礼拜，原先敢在老蒋面前指指点点的桂系就被打回了原形，快得简直让人目不遐接。
阴沟里翻了船（1）
当蒋桂军尚在长江边上对峙的时候，有一个人也在调兵遣将。
这个人就是冯玉祥。
老冯将他最看重的“韩石二孙”中的三员虎将都部署到了前方，其中，韩复榘在京汉线南段，石友三在河南南阳，孙良诚本来已经在山东做政府主席了，仍然被冯玉祥紧急抽出来，到豫西去做总预备队。
长江北岸，大兵压境，谁见了都不免要心慌气短。
老蒋认识到，现在要想打动老冯，光增加点军饷已经不够了。
据说他当时派了邵力子到陕西去找冯玉祥，当场给出了两个诱人的彩头：让老冯升任行政院院长，在湖北、安徽两省中由老冯任选一个，作为西北军的地盘。
条件是通电讨桂，出兵湖北。
老冯含含糊糊，王顾左右，始终没给邵老一个稍为正面一点的答复。
他在观察风向。因为老冯看得出，蒋桂两军从实力上来说差不多，半斤对八两，不好好地打上一到两个月，根本难分胜负。
聚集这么多精兵在前面，不能胡乱下注，非得看准时机不可。
按老冯自己的说法，这就叫缩回拳头打人，非如此，如何能把对手打倒。
也有人说，他这个叫卞庄刺虎，就是说如果你看到有两只老虎正好在打架的话，千万别去劝架，让它们打，最后铁定一死一伤，到那时候你再拿把刀从后面砍它们就易如反掌了。
很阴险是吧，可是你告诉我，三十六计里面，哪一招又不是阴招呢。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这一次算得这么细，还是阴沟里翻船，栽了。
由于李明瑞倒戈，战场形势突然发生变化，一眨眼的工夫，蒋军竟然已经在那里打扫战场了。
就这么打完了？
完了。
正在观虎斗的老冯差点要拿脑袋撞墙，他还没来得及表态呢。
按说现在已经没他老冯什么事了，既然已经摆平，人家当然也不再需要他帮什么忙了。
但老冯并不这样想，他认为还来得及，马上就按照老蒋的要求，发了一个声讨桂系的通电。
这种“马后炮”的表态，让老蒋哭笑不得：这种时候你还发什么鬼通电？
需要你搭把手的时候，你看热闹，现在我把一切都搞定了，你才匆匆忙忙地说要来入伙。我那几个地盘是这么好拿的吗？
想当年，老蒋也是在十里洋场做过股票经纪人的，算帐不糊涂。
令人发噱的是，发完通电，老冯还天真地歪着脑袋等老蒋把赏格给他送来哩。
等了一天，没来；等了两天，没来；第三天……
老冯认为是老蒋把自己给涮了。
发通电怎么说也把桂系给得罪了。现在老蒋你竟然一毛不拔，那就别怪兄弟我不客气了。
当然，因为封官许愿那点破事不答应就要打架，老冯自己还是不太好意思承认的。
这种事得有别人说，而且绝不能与给官要官搭界。
部下们立刻心领神会，发出通电，要求拥戴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同时历数老蒋误党误国的各项罪状，要他下野让贤。
看看时候到了，老冯自己也站出来，说南京政府把持三大，已经失去了代表全国的资格，所以他要进行*。
西北军闻声而动，看样子很吓人，黑压压的一群，帐下兵强马壮，猛将如云。
但老蒋刚刚摆平桂系，算是经过大场面了，此时已经一点不怵。
管你千军万马，我只用一种战术。那就是杨永泰所说的经济法门——银弹战。
有了蒋桂战争的经验，老蒋对“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这句话有了更深体会。所谓银弹战，就是在前方打得你死我活时，公然大胆地挖对方墙角，要钱的给钱，要女人的给女人，要乌纱帽的给乌纱帽，反正要什么给什么，只要你答应当叛徒（正式名称是归顺朝廷）。
阴沟里翻了船（2）
在“食色性也”的人性弱点面前，银弹战无往而不胜。
仅仅在冯玉祥信誓旦旦要“*”的第5天，韩复榘、石友三就在河南洛阳发出通电，宣布服从中央。
一臣不事二主，既然服从中央，那自然就不能再服从于老冯了。
对勇于叛变的同志，老蒋立即兑现承诺。韩复榘任西北军总指挥、河南省主席，石友三任安徽省主席。
消息传来，老冯傻眼了。他从没设想过，有一天徒弟们会对自己的师父玩叛变这一招，而且老冯对自己看人的眼光一向是很自信的。他曾经认为，就算别人都变心了，有一个人也会对他忠贞不二。
这个人就是韩复榘。
不为什么，就为这孩子特别老实。
当兵时就不用多说了，等到韩复榘做到一省主席，老冯训他还跟训儿子差不多。有一次不知哪个神经搭错了位，不仅当着众人的面痛骂了韩复榘，还让他去给自己当小兵站岗放哨。韩复榘这个堂堂省部级干部果然也就老老实实地跑到老冯家门口站了两个钟头。
领导的眼睛都是雪亮的，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样任劳任怨的干部，如今可不多了，不用他，用谁？
可就是这样老实听话的好干部，却第一个跑到敌人阵营里去了。
韩复榘、石友三的叛离，对冯玉祥来说是个晴天霹雳，打击太大了。
老冯帐下能战之将颇多，但他认为最能打仗只有四个人：韩石二孙（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孙连仲）。现在仗还没打，最欣赏的人就带着十几万精锐跑了，等于是给别人养的孩子。
替老冯想想，数十年如一日艰苦朴素的他，容易吗？
得知这一消息，老冯起初是不相信，后来确证了，可以用完全崩溃来形容。
哭，骂，扇自己耳刮子，变着法地整自己。
老冯所不知道的是，韩复榘其实早就想叛了。在他看来，当初含羞忍辱地给他老冯站岗放哨，纯粹是出于不想惹这老家伙的缘故。
老子都当省主席了，你还摆封建家长那一套，行得通吗？
另外让韩复榘耿耿于怀的，是老冯常常自以为高明，对别人进行遥控指挥，往往把好事也给办砸了。
西北军之所以被称为西北军，就是因为一直驻扎在老少边穷的西北地区，那真是穷的穷死，饿的饿死，早就叫苦连天了，巴不得找个机会进城脱贫致富。
蒋桂大战，韩复榘本来像条猎狗一样猫在武汉外围，时刻准备着要猛扑过去，把湖北这个好地方给拿下来。没想到老冯却要他稍安勿动，还美其名曰是缩回拳头打人。
缩你个头啊缩，战机稍纵即逝，这不就是打人的最好机会吗？
跟老冯讲，不听，还被臭骂了一顿。李明瑞在前面刚刚倒戈，蒋军便跟在后面很快控制了湖北，想进都进不去了。
三国时魏延找到一条袭击曹魏的最佳路径，特上奏诸葛丞相得知，没想到孔明不仅不采纳，还认为魏延后面有反骨，后来死都死了，还留了张条子让人把魏延给做了——会看面相看掌纹也就罢了，竟然还能一眼看出什么反骨来？老兄你妖怪啊！
韩复榘认为自己有魏延之才，至于反骨，不用看，早就有了，所以老蒋派人一做工作，马上就想通了。
还等什么，反他娘的。
韩、石一反，就像推倒了一座多米诺骨牌。西北军好些将领争先恐后，惟恐晚一点就会吃亏一样，哭着喊着都反了。
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有杨虎城、马鸿逵（宁夏马家军）等几位干将。
还没正式开打，西北军在银弹战的瓦解之下就元气大伤，老冯自己则被国民党中央把所有职务，从头到脚都给撸掉了，做得最绝的是连党籍都没给他保留，还说这不是暂时，是永远！
万般无奈之下，老冯这个“非国民党员”只得通电下野，离开陕西，到泰山脚下读书去了。
烽火中东路
北伐胜利，东北易帜，国民党算是暂时坐了天下。南京政府意气风发，在外交上也极有所作为。
从清末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就理解了一句话的深刻含义。
那就是：弱国无外交。
弱国虽无外交，但弱国却从不缺少最好的外交官。这就好像孱弱的国足一样，球队既然进攻乏力，就只能依靠优秀的守门员帮忙，争取让别人少进两个球了。
王正廷，美国耶鲁大学硕士生，专业为法律，时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
当年的巴黎和会，王正廷是见证者之一。
那时候他还是四十岁不到的小字辈，是中国五人代表团中的南方代表。在出席和会时，忽然接到通知，日本率先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
事出突然，中国代表团手忙脚乱，经过紧急磋商，决定由北方代表顾维钧临时代替王正廷出席会议进行答辩。
与王正廷一样，顾维钧也是一个“海龟”，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学位，他的美国老师曾经担任过美国助理国务卿。
顾维钧临危受命，在凡尔赛宫雄辩滔滔，口若悬河，愣把日本代表说得没了脾气。
这是一个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的祖国成功正名。被称为“外交奇才”的顾维钧自此享誉中外。
作为南方代表，王正廷原本与顾维钧是不和的，双方在出席和会的顺序上也暗地里你争我夺。
但是这一刻，他叹服了。
他终于体会到了一个中国外交官的真正价值所在。
巴黎和会当时的结局却并不圆满，日本见说不过中国人，马上当着大家的面撒了一回娇，声称要退出和会。几个大国一商量，反正得罪谁都是得罪，柿子捡软的捏，那就牺牲一把弱国的利益吧。
中国代表纵然使尽浑身解数，面对的仍然是“必须无条件接受日本提议”的黑暗现实。他们只好愤然拒签。
对于外交官王正廷来说，巴黎和会既是耻辱，也是光荣。
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担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以后，王正廷提出了一个标志性的外交政策，即革命外交。这一外交政策得到了国民政府主席、实力派人物蒋介石的支持。
有必要提一句，王部长是浙江奉化人，他和老蒋是近得不能再近的老乡，而老蒋素来对自己的同乡是照顾提携有加的。
革命外交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交涉时困难重重。
原来的条约就是再不好，那也是当年白纸黑字写下来，你我双方认可同意的。哦，现在新建了政府，重搭了班子，眼睛一闭就打算不认账了，哪有这么容易的事。何况所谓列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还想着从你身上再找点什么回来呢。
想反攻倒算？门都没有。
王正廷只好逐个磨叽。先跟日本谈判，谈“济南惨案”的道歉、赔偿、惩凶、撤兵问题，没想到日本人倒打一耙，猴急白脸地认为自己受到的损失还要大，要赔钱也得是中方赔给他。双方争吵不休，最后只好搁置争议，留待“实地调查”后再论是非，实际上是不了了之了。唯一顺利的事情是撤兵，截止民国十八国（1929年）5月中旬，在日军全都撤走后，山东移交中方接收。
接着又跟英、法、德这些欧美国家谈。人西方绅士到底不一样，素质比东瀛的黄皮猴子高多了，美国又做了榜样，于是大家都很爽快地同中国逐一订立了“新关税条约”，历史上第一次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日本最初表示强烈反对，无奈西方人都认了，也只好随大流。
其实说白了，大家都是想到中国去摘桃的，现在洋老大走在了前面，眼看不跟着干或者晚干了就会吃亏，所以赶紧改变对华策略才最为要紧。
革命外交旗开得胜。
总的说来，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爱国不分先后。大好形势之下，谁的头脑都可能发热，其中自然包括年轻气盛的少帅张学良。
眼下，虽然“内患”已除，但东北铁路和日苏占领的问题还悬而未决。
杨宇霆的办法当然不能再用（斯人既倒，思想自然也要批倒批臭）。堂堂东北军，号称全国地方军中最强的部队，现在又加上中央和老蒋的支持，该硬的时候要硬，不该硬的时候也要硬，去玩什么虚头滑脑的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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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路事件
况且东北的这个列强是不用谈的，只能来硬的。
这就是“北极熊”俄国，现在叫苏联，老蒋称它为“红色帝国”。
不用谈的意思，是因为两国当时已经闹得很僵。
国共分裂后，莫斯科作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自然成了老蒋的眼中钉。早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就发布“绝俄令”，宣布撤销对苏联领事的承认，并封闭苏联在华商业机构。
按照革命外交的精神，对日苏两个红白帝国（白帝国是指日本）在东北的不平等权益，中国政府都是迟早要收回的。正所谓拿了我的要还回来，吃了我的要吐出来。但之所以先拿苏联开刀，除了用张学良的话说，当时是激于爱国热情，“很想施展一下子”外，与东北方面对于自己对手实力的研判有很重要的关系。
杨宇霆死后，张学良基本靠周围的年轻“谋士”们帮他出谋划策。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自称的“俄国通”，他们认为苏联内部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外部又受到欧美各国的普遍敌视和围剿，共产党政权早已朝不保夕，成风雨飘摇之势。如果此时发难，苏联必然招架不住，到时可将中东铁路主权一举收回。同时由于苏联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其它列强也只会作壁上观，不会引起太多的干涉。
从俄罗斯境内逃出的白俄（十月革命后从苏联跑出来的那一帮人）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更不用说翻翻历史书，早在日俄战争时期，俄国人就没干得过日本人，是后者的手下败将。
这给了张学良和东北当局一个深刻印象：苏联人比较容易对付。按照柿子专捡软的捏原理，既然跟日本人斗尚无把握，不妨先拿苏俄试一下身手。
先来了一手软的，派人给苏联打招呼：你们不是说铁路要中苏“共管”吗，那就落到实处，以后铁路上的事两家商量着办，铁路管理局的所有命令要由当局长的苏联人和当副局长的中国人共同签字才有效，局里各个处的处长，也得由我们中方担任一半。
后面的要求苏联人点了头，前面的却坚决不答应。
张学良尽管年轻，官场上的事却不是不懂。领导一支笔那是最重要的，这个才是实质，如果拿不到签字权，下面的处长安排得再多又有什么用。
既然敬酒不吃，那就只能给你们上点罚酒了。
这时候，正好有白俄探子来告密（这些人总是比外人还更恨本国政府），说第三国际正在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的地下室里开秘密会议。
此前，张作霖曾与苏联签过协定，规定后者不得在中东路上进行政治活动。现在这条理由就被拿了出来，东北当局立即下令对领事馆进行搜查，接着在宣布“罪状”后，停止铁路局苏方正副局长的职务，并将多达59名苏联人驱逐出境。
这就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27日发生的中东路事件。
过分吧，很过分。但苏联政府除动了动嘴，表示强烈抗议外，未采取任何实质性报复行动。
由于仍然有领事馆被捕人员被关押，苏方希望能把人都放出来，同时还愿意拿一个东西作为交换条件，那就是缩小苏方铁路局长的权限。
谁硬谁软
脸上挨了一下，嘴里还在讨饶，毫无疑问是一种软蛋得不能再软蛋的表现。
看出来了吧，我硬他就软，好好说话是没有用的，关键还是要动点真格的。
东北当局把人家领事馆搜了个底朝天，又捕又抓，接下来竟然还是不依不饶：把签字权拿过来。
苏联人这次干脆选择了不吱声，随你怎么说，就是不办，也不还嘴，给你拖着。他们并不是傻子，心里清楚得很，如果这个权利也没有了，那就等于是被从东北扫地出门了。
哼，不肯办，那就别怪我不客气，索性把你那个铁路局全都接收过来。
在下定这个决心之前，张学良亲自去了一趟北平，最后再跟自己的盟哥哥商量商量，听听他老兄的意见。
此时的蒋介石正处于自信心爆棚的阶段。这半年来，仿佛是敬香拜对了菩萨，做什么事都顺。
特别是蒋桂战争，基本没费多少气力，但收益实在可观。
战前，所谓中央政府，名为统一全国，实际只控制了长江下游的几个省，具体来说就是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个省。
这一点财政部长宋子文最清楚，因为他就只能从这四个省收到钱。其它地方的诸侯都是各收各钱，各支各用，一两银子都不愿多解给朝廷。
战后南京政府获得了更多省份的实际控制权，也就是说可以在更多的省收税了。
正因为如此，老蒋当着张学良的面就拍了胸脯：弟弟你大胆往前走，哥哥我做你的坚强后盾。
在诸多列强之中，老蒋最恨的无疑就是那个被他称为“红色帝国”的苏联。到现在为止，蒋公子（蒋经国）还被斯大林扣在西伯利亚呢。
他支持东北军朝苏联叫板。
废除中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领土权益，那是列宁在世时就信誓旦旦承诺过的。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中东铁路还是被牢牢控制在苏联手里，所谓“共管”，中国人却根本Сhā不上手，使中东铁路沿线俨然成了比租界还要过分的“国中之国”。
老子说过的话，儿子来个装聋作哑，死不承认，也只有俄国人才做得出来。
道理是非在我们这头，所以一定要斗争到底。
老蒋还帮小弟分析，现在西方列强都视共产主义如洪水猛兽，它们对于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苏联自然绝无好感。东北一旦和苏联闹起来，西方人该帮谁呢？当然是帮我们呀。
事情真闹大了也不要怕。哥哥我现在后方稳定，如果需要，可以随时要人给人，要枪给枪，就算老毛子是只真老虎，咱也能在它身上扒层虎皮下来做斗篷。
老蒋当场表态：一旦中苏开战，中央可出兵十万，拨两百万元军费。反正绝不让你老弟一个人在那里苦撑苦熬（“政府当竭东南之兵力、财力，决不使我东三省独立反此强俄”）。
说的人信口开河，听的人却门清得很。那“两百万元军费”现在就要，至于“出兵十万”以后再说也不迟，我们东北军暂时还搞得定。
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愿意中央派兵到自己区域里来，管你说得怎么天花乱坠，什么抗日抗俄剿共，都不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乘机来“削藩”的呢？这跟有没有觉悟，爱不爱国可全不搭界。
老哥既然拍了胸脯，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这边早上刚有承诺，那边下午就动手了。
民国十八年（1929年）7月10日，在中东路事件发生一个月后，东北军警将中东路予以全部占领，同时解散苏联工会，逮捕铁路局苏方人员300人，包括那个倒霉的苏方铁路局长在内的 60人被驱逐出境。
接下来，也不用再费口舌跟你谈什么签字权了，铁路局全都是我的，我自己决定自己签字，不来跟你烦。
令张学良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苏方的反应却出乎意料地强硬。也难怪，你连人家烧饭的锅子都端过去了，不跟你急那就只有等着饿肚皮了。
统兵之帅（1）
苏联在前面一再示弱并无任何虚情假意，因为它起初实在是并不想打。
国内没有完全喘过气来不说，国际上面临封锁也不提，仅仅作战区域就很不理想。
苏联当时在远东基本上是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吃的穿的都无法保障。从欧洲方面运兵运粮食吧，又受铁路运力限制。当年日俄战争之所以战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部队无法通过铁路及时东运的缘故。
如果中苏之战打起来，苏联必然面临着两线作战的窘境，即要在东面的绥芬河和西面的满洲里同时应战。大家看一下地图就知道了，这两个地方，一个在鸡嘴上，一个在鸡冠上，差着十万八千里，部队协调非常困难。与之相比，东北军借助于境内的铁路，其调兵速度却至少是苏方的两倍。
在这种情况下，仗不是那么好打的，所以，能忍就忍一下吧。
直到铁路局被东北方面来了个一锅端，实在是不能再忍下去了。
在发生驱逐事件三天后，苏联政府又一次提出了强烈抗议。但这次抗议与上次不一样，因为苏联红军开始向边境集结了。
当张学良发现此动向后，心里隐隐感到有些不对劲，赶紧向南京发去电报，让老蒋给拿个主意。
老蒋的判断却是苏联人不过借此来讹人罢了，打是不敢的。
当年我把苏联顾问都统统赶回去了，他们又能怎样。瞧大哥我给你摆平。
老蒋的办法是像以前那样让英美等国从中干涉，而且他认为这比对日外交还要好使，因为举的是“反苏*”这杆大旗。
可惜这次他失策了，事发后国际舆论全都齐刷刷地站到了苏联一边：各国在华权益那都是有历史原因的，本来大家好说好商量，君子动口不动手，你怎么说着说着就动手了。
话里面的意思明摆着，“革命外交”玩得太过火，照这么个革法，下一个轮到我们，是不是就要二话不说，把什么租界之类的都一古脑收过去了，那我们在中国还怎么个混法。
民国十八年（1929年）7月18日，中苏宣布断绝外交关系，两国进入战争状态。
不过一开始，双方战斗规模并不大，只能算小摩小擦，虽然互有攻守，但也有赢有输，东北军并不总是吃亏，红军也不老是占便宜。
苏联远东军在库比谢夫将军的指挥下，曾派出骑兵部队进攻黑龙江边境，但遭到迎头痛击，被俘骑兵59人。之后，又调6千步骑兵袭扰，然而仍然一无所得。
在一些局部区域，中方还组织了俄式伪军，把那些逃到东北来的白俄部队重新武装起来，鼓动他们披挂上阵。
你们不是要打回家乡去吗，现在给个机会，上吧。
虽然是俄国人打俄国人，但东北“还乡团”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出于“阶级仇恨”，打起对面的同胞兄弟来毫不手软，把苏联红军气得嗷嗷乱叫。
就在战争陷入僵局之时，一个走路姿态极其古怪、左右摇摆的苏联将军被从乌克兰军区紧急调往远东。
他的出现，将改变一切。
这个人之所以行走古怪，是因为只有这样，才没有人能看出他其实是一个残疾人士。
当年从军打仗时，他的腿部曾受过枪伤，手术治疗后，变成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传统武侠小说中一般称这样的人为“怪侠”，武功属于莫测高深的那一种。
民国十八年（1929年）8月6日，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发出一项指令：布柳赫尔（中国名加伦），接替库比谢夫任特别远东集团军司令。
统兵之帅（2）
如果你对这个名字还比较陌生，可参考另一个名字——苏联卫国战争第一名将朱可夫。此君擅长于大兵团作战，指挥过的战役可列出长长一串：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库尔斯克战役、第聂伯会战、柏林战役……。
加伦是朱可夫的老师。
除了军事是其特长外，我们还要把一个很多外国人都获得过的终生荣誉授予他。那就是：中国通。
北伐时，他曾任广州革命政府首席军事顾问，并参与创建国民革命军，北伐军中的党代表制度、政治工作制度就是这位老兄作为新理念首次引进中国国内的。
虽然现在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但说句公道话，当初人家为了中国革命确实也没少出力。
那时，为了避嫌，苏联被派到中国来帮助革命的顾问都自称是“退役失业者”，然后被广州革命政府以个人身份聘用（以后千万不能相信顾问是失业者返聘这样的鬼话）。加伦老师也是如此，在国内，远东红军都是他一手创建的，一个声名赫赫的军区司令不远万里跑到中国来当个小小的参谋，不要名，不计利，无论如何还是需要点国际主义献身精神的。
作为黄埔军校的老同事，加伦和包括老蒋在内的很多国民党军政要人都关系不错。虽然出身苏维埃，但加伦身上职业军人的味道很浓，而这也是老蒋最欣赏他的地方。
国共分裂后，苏联顾问全被炒了鱿鱼。老蒋对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一肚子不满，甚至加以通缉，但对加伦却很念旧情，表示一定要给加伦搞个欢送仪式。
人家加伦好歹也是布尔什维克，虽然不是十分热衷政治，但“敌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这句话还是知道的。哪里还敢再跟蒋校长套什么近乎，赶快化装成外轮水手，秘密潜回苏联。
回国后加伦就闲了下来，基本处于长期养病的状态，直到这次奉旨参战。
在加伦调任之前，远东红军虽有两个军，但并非战时编制，两个军只相当于正规编制的两个师，而且还分散各处，因此在边境发生摩擦时自然容易吃亏。
起用被称为“远东军魂”的加伦，表明斯大林要下最大本钱了。随着加伦的到任，远东红军重新得到整合，各战斗单位也全部按战时标准配齐。
东北军那边却是另外一番情形。
其实东北军也不是真的没有和苏军一较短长的能力。
当时东北军虽然退入关外，但毕竟曾经称霸过中原，其军事实力在国内各派系中仍能拔得头筹。非如此的话，老蒋在国民党内部角斗中，也不会要屡屡借用东北军的力量。至于后来他们进入关内，在久居繁华都市的情况下，导致战斗力直线下滑，那就可能是除“党军”之外的任何一支派系部队都会遭遇到的必然结果。
东北军最大的问题在于，缺少一个能负责敢担责的统兵之帅。
世人皆曰杀，我意独怜才。自郭松龄和杨宇霆被张氏父子除去后，上苍仿佛不再眷顾东北军，天空将星黯淡，像郭杨那样富有韬略且能服众的将帅再也无法寻觅，这与苏方形成了鲜明对比。
民国十八年（1929年）8月15日，东北少帅张学良发布对苏作战动员令，组成两支抗俄军，由王树常和胡毓坤任军长，分赴东西两个战场指挥作战。
这两个人其实并不差。王树常出自于日本士官学校，曾被吴俊升称为“王诸葛”。胡毓坤则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和傅作义是一期同学，真卖起力气来也不是白给的。可这两员将却都发挥不了作用。
原因还在于东北军中根深蒂固的派系之争。王树常的抗俄第一军到东战场，那里属吉林范围，是张作相的“地盘”。胡毓坤的抗俄第一军到西战场，此处又是黑龙江万福麟的“窝”。张万都是胡子出身，上不了大场面。但也正因为自己不行，所以他们对看起来很行的王胡就有所忌惮，惟恐他们打着打着就赖着不走，甚至搞出鸠占鹊巢的把戏来。
王胡当然心中有数，偏偏他们的资望、魄力和胆略都远远不及以前的杨宇霆。实际上，在“老虎厅”事件发生后，东北上层的文武官员，或贤或愚，均为之噤若寒蝉，平时做事大多采取了明哲保身的做法，整天除了看上司的脸色行事，捉摸怎样保住自己的脑袋和乌纱帽外，就不会动其它脑筋了。
王胡虽然领命上阵，心思却全不在如何克敌制胜上。王树常还没出发，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求张学良把第12旅（张廷枢旅）安进第一军序列，倒不是张廷枢很能打仗，而是因为后者是张作相的公子。即便如此，张作相还让人带话给王树常，希望他到哈尔滨后，最好不要再往哈尔滨东南的一面坡前进，理由是避免“与吉林部队在责任上发生混淆”。
一面坡别说离边境的绥芬河了，和即将开火的中战场松花江战区都隔得好远，连那里都不能去，还怎么指挥打仗。
对这样的劝说，作为统兵之将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王军长很听话，他到了哈尔滨之后，真的就没再往前挪上哪怕一步。干什么呢，住大饭店里，打打扑克，赌赌钱，前线打得翻过天来似乎也与他没有什么相干。
相比之下，胡军长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的抗俄第二军到达海拉尔后，也不再前进，同样是怕“与黑龙江军发生摩擦”。
也就是说，中苏之战打起来的时候，真正在前面御敌的仍旧是原来的边防部队，所谓的两支抗俄军压根就没上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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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江水战（1）
与东北军估计的不同，苏军这次没有在东西两战场选择突破，而是在中战场的松花江开了第一枪。
作为朱可夫的老师，加伦深谙作战之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个“一指”就是驻在松花江的东北海军（东北江防舰队）。
因为东北舰队可直接威胁到苏方边境的哈巴罗夫斯克。这是中方可攻可守的一个重要棋子。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海军又是东北海陆军中相对薄弱的环节，但同时却是苏方的强项。
如果说东北军的陆军还占有数量优势的话，海军则连这个优势也不存在。
东北舰队对外号称拥有八艘炮舰，但实际只有三艘是原装货。
最大的旗舰“江亨”号是日本产品，其他两个（“利捷”、“利绥”）是德国造，而且来历颇具传奇色彩，竟然还是一战时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后缴获的战利品（可以此证明中国在一战时是卖了点力气的，对协约国胜利也是有贡献的）。如果说“江亨”还算上得了台面，另外那两个兄弟就纯属于凑合型，实际火力很差，平时的主要任务也就是吓吓海盗。
除了这三个宝贝之外，其他乱七八糟的所谓“舰”都是商船改装的水货，真打起仗来只能做做别人的活动靶子。
很悲哀地说一句，我们民族真的很善于健忘。甲午海战打败后这么多年，海上御侮的最基本力量——海军还是没有多大起色（想想德国人，真是一个汗）。直到二次北伐时，东北海军这样的烂部队，竟然还能把北伐的海军部队打得一愣一愣的，结果继闽系海军（也就是北伐的那一支）后获得“全国第二大地方海军”荣誉称号。
没上榜的“海军”自然也有。
不仅有，还很让人长见识。比如说四川，虽说是个纯内陆省份，竟然也有一支“海军”编制，而且还可能拥有好几个世界之最哩。
因为该“海军”的“军舰”只有一艘——一艘民用小轮船。
按照传说中对“海军”的认识，创建者为这艘小轮船做了一番精心装修：焊上铁板作铁甲，装上小炮作武器。
唯一的缺憾就是打袍时有些麻烦。由于吨位小，马力弱，打完一炮，船就要往后退一截，打完两炮退两截，三炮过后估计就要撞江岸，翻船了！
忽视海军。这是国防上的一个不容原谅的错误，但又是当时军阀混战，国家分裂下的必然——打内战时，毕竟海军派得上用场的情况少，连空军的作用都比海军大。
与“全国第二大地方海军”比起来，对手苏联黑龙江舰队简直就是霸王龙。该舰队最强的称为“暴风级”浅水重炮舰就有四艘，战斗力比东北海军的旗舰“江亨”号还高一个档次。
以己之长击人所短，驻防同江城的东北海军便成了加伦要打击的首要目标。
在三江口前线（同江城位于黑龙江、松花江与乌苏里江的汇合处，故又名三江口），苏联黑龙江舰队紧紧地盯着对手，但并未立即发起进攻。
受到东北军援助的白俄“还乡团”、“游击队”，不断对苏联的军事目标进行袭扰，得到报告后，指挥部的参谋们都主张尽快让海军发动攻击，以便占领东北军据守的同江城，将防守部队和“俄奸”们一网打尽。
加伦却不为所动。
他只是命令舰队用炮火隔岸轰击这些白俄武装，但也只是点到为止，把他们赶出苏联境内算数。
对距离很近的东北江防舰队，他什么命令和动作都没有，似乎当它们不存在。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同江水战（2）
不是不打，而是等待，等待那个出击的最佳时机。
三国名将陆逊面对蜀军的谩骂，坚忍数月拒不出战，结果以逸待劳，一出手就火烧对方八百里连营。
高手与菜鸟的区别之一，就是高手往往只需要一招，就能完成菜鸟无数招还无法完成的任务。
两个多月的冷静对峙，终于使紧张万分、严阵以待的江防开始出现松动。
东北海军代总司令沈鸿烈本来也是个精明人，素有“能将”之称。但在加伦有意无意布置的迷魂阵面前，同样出现了错误判断。
他认为，白俄部队的游击战术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苏联人现在被游击战搞得头昏脑涨，在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抽不出力量对东北海军发动大规模进攻。
基于这个判断，在黑龙江舰队仍然环伺三江口的情况下，他竟然带着江防舰队舰队长临时离开同江前线到哈尔滨开会去了。
领导不但走了，还留下昏招：命令同江海军陆战队削减为一个大队，那个最能打的“江亨”号离队休整，德国造的破舰之一“利捷”号代为旗舰。
布防全乱了。
这就是加伦需要的那个时机。
此时，整个西伯利亚已集结苏联陆海空军8万多人，后勤方面也做好充足准备，特别是解决了最重要的防寒问题，官兵都穿上了防寒服，作战时部队还配有面包车和烧水车，可对前线供应热食。
与军事冲突同时开始的中苏政治谈判完全破裂。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加伦在地图上轻轻一点，完成致命一击。
民国十八年（1929年）10月12日，作为中苏之战关键战役的三江口海战揭幕，甲午海战后中外首次水上大型作战开始了。
是役，黑龙江舰队只投入了三艘浅水重炮舰参战，在自己损失不大的前提下，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宣布game over了。
江防舰队中唯一发挥了一点作用，因此也特别值得说一说的，是一艘堪称水货中的水货（又称水货*）的战船——“东乙”号。
战前，沈鸿烈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两门大口径海军炮，但因为已有军舰吨位不够，炮装不上去。本着勤俭节约、不能浪费每一门大炮的思想，沈司令四处打听，竟然给他找到了一艘报废的商用驳船，一量尺寸，正好合适，就把炮装了上去，并取名“东乙”号。
装了两门大炮的“东乙”号果然威风凛凛，让人看了好生欢喜。不过这艘“军舰”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缺陷——没有动力！
和残疾人没两样，你不扶或拉上一把，它就一点都不能动弹。
也不能怪人家。本来就退休了，硬被你生拉死拽拖过来，还转了行，现在又要它每天跟你跑一千米，神仙也没这本事。
要说沈司令这“能将”之名真不是盖的。他又去找了一个在舰队中纯属凑凑份子的水货战舰“江安”号出来，免了它胡乱放炮的义务，另赋一项特殊使命：做小保姆，负责带“东乙”号玩儿。
平时其它舰在江面上掠敌布阵。“东乙”号就作为流动水炮台，由“江安”号拖带着，悄悄地躲在江口附近的沼泽区内，担任海军版的潜伏任务。
“东乙”号别的不行，要它一动不动倒是没问题。苏联飞机每天飞过江面侦察，愣是从来没发现过这里还藏着一小个子杀手。
水战刚刚开始。树大招风的代旗舰“利捷”就挨了当头一棒，受伤后无法实施有效还击。随后，“利绥”号也失去了还手之力，只能匆匆撤离。剩下的小喽罗们更是乱成一团，没有半点招架之功。
同江水战（3）
这时候，“东乙”号勇敢地站了出来——当然是被“江安”号拉出来的。
苏联战舰正打得起劲，猛不丁地发现身边突然冒出了一艘块头不大的敌舰，吓了一跳。仔细一看，从它后面又变戏法一样地跑出来一艘更小的，变成了两艘。更奇怪的是,两艘舰竟然还连在一起，哥哥带弟弟，颇像幼稚园里玩家家的样子。搞什么名堂！
大家原来只注意前面那个哥哥，提防着它开炮攻击，没想到首先开炮的不是它，而是后面那个小弟弟。
你还别看不起人。小归小，战斗机。
猝不及防之下，好几只苏舰都遭了“东乙”的暗算，赶紧四处躲避。
“东乙”号已经在角落里观察了一会，发现黑龙江舰队里最嚣张的就是旗舰“斯维尔德洛夫”号，马上紧盯着狠“咬”了起来。
大块头的老毛子旗舰急了，也赶紧起身还击。
但是大的打不到小的，小的却能轻而易举打到大的。
“东乙”原来就不是专用的军用舰，船体又矮又小。那时带GPS功能的定向导弹还没发明，炮弹不会拐弯，重炮舰发出的炮弹就跟打苍蝇一样，找不到目标，都直直地飞到江里去了。
相反，“斯维尔德洛夫”就比较好找了，只要不被它先打着，闭着眼睛都能对准靶子，一打一个准。
沈司令临时弄来的那两门大口径海军炮关键时候也真争气，抓住机会朝着苏联的重炮舰一个劲地猛轰，由始至终都没出什么故障。苏联舰打不着对手，只好强装“苏坚强”，抱着脑袋硬挨。幸亏它皮坚甲厚，虽然上下左右都挨了通打，但是关键部位都还能挺住，没有致残后沉到江底里去。
但是船上的水兵就没这么幸运了。炮弹落在甲板上，往往非死即伤，有一个炮塔的炮手差不多被炸光了，就剩了一个光杆的军士长。
旗舰都如此狼狈，其它舰只就不得不重视这个从天而降的小个子了。于是，所有重炮舰都围过来，集中对付“东乙”。
没想到“东乙”号泥鳅一样，这边一蹿，那边一跳，瞻之在前，忽而在后，耍的是一套正宗的中国迷踪拳，一群老毛子的西洋组合拳硬是奈何它不得。
不过很快，“东乙”的破绽还是被团团包围的苏联军舰找到了。
那就是“东乙”自己没有动力，得靠“江安”拖带。
凌厉的炮火立刻集中在“江安”身上。可怜的“江安”当即被炸成两截。
失去“江安”，“东乙”无法动弹，也就无法独存。在船体被炸坏、火炮被击毁的情况下，只好自沉。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甲午战争中，邓世昌的致远舰也是勉力支撑，血战到底。
一样的英勇无畏，一样的义无反顾，一样的壮烈千秋！
同江一战，驻防三江口的东北江防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几乎的意思是，休整的“江亨”、逃出的“利绥”总算活了下来，撤往上游的富锦。
岸上战斗和水上作战同时进行。
负责保卫同江城的是第9旅（李杜旅）。李杜本人其实是有些能力的，但不幸的是遇到了一个混事的王军长。
同江之战打响时，因为前述原因，王树常的抗俄第一军还呆在哈尔滨动都不动，没往松花江派一兵一卒，更要命的是他还把拍马屁看脸色的功夫用到了战场之上。
李杜当时处境非常恶劣，苏军三面包围，自己后面就是江面，江上的苏军在炮舰掩护下，也在不断登陆。对于他来说，这还能勉强支持，至少能予以还击吧，但苏军飞机的轰炸却既挡不住，也还不了。
同江水战（4）
那这位要说了，东北军除了有海军外，不是也有空军吗？
是呀。当时东北航空大队第2队就是配属给防俄第一军的。
在打到艰难处时，李杜就希望自家的飞机能来帮忙。可是王树常却做主把所有飞机都分给了第18旅（丁超旅）。实际上，丁超从始至终都没有参加过中苏之战，飞机给他也是白给。
原因说来让人啼笑皆非，只是因为丁超是“张作相的人”。
正是由于吃不消苏联飞机肆无忌惮的轰炸，为免全军覆没，李杜只得和江面上幸存的舰只一样，率部沿河岸撤往富锦。
同江保卫战，李杜旅伤亡营长以下250人，苏军只伤亡了30人不到，一比八的伤亡率，东北军官兵很多不是被子弹打死的，而是倒在了飞机炸弹之下。这让李杜事后悲愤不已，在会上就直言：王军长向有诸葛之誉，我还以为他真有军事才能，本来很景仰他，现在看来却并不是什么将才！
事实上，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地撤到富锦，还得归功于斯大林并没有一捅到底的打算。同江取得进展后，他并没有让加伦乘胜追击，而是将占领同江的部队撤了回去。
斯大林认为，这时候张学良应该软下来了，双方可以见好就收。
得知海军在同江惨败，少帅犹如当头挨了一棒，很自然地就开始了犹豫：要不就恢复谈判吧。
如果这时候开始谈，苏联开出的价码应该不会太高，无非就是让那两个正副局长再官复原职。
但是事情到了这一步，东北军想往后面退也难了。
什么叫骑虎难下，现在就是。从双方开战以来，各地的示威声援*那是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中央政府方面也一样，除了外交部力挺以外，连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老蒋都坐不住，亲自站到台前发表了正气凛然、毫不退让的对苏宣言。
亲友团、粉丝团，领导、群众，一个不落，该来的都来了。事到如今，进退就不光是政治问题，还是面子问题了。
大家站在后面已经鼓了半天掌，手都拍红了，嗓子都喊哑了，你忽然要一个人从擂台赛上跳下来，想雷死人是不是？
不过小遇挫折，东西战场不是还没开打吗，干架有的是条件，这种时候是爷们的就不能闭眼皱眉。
“深孚众望”的张学良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上。
民国十八年（1929年）10月14日，他派第7旅（赵维祯旅）驰援富锦。
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强，其它“强硬”措施也紧随其后。一天后，东北法院作出判决，将原领事馆被捕人员逐一判刑。一个星期后，南京外交部中止了通过德国进行的居中调停。
斯大林被彻底*了。
全面进攻，打到东北军喊疼为止。
战火很快延伸到了松花江上游的富锦，加伦要在那里为中战场收官了。
水战仍是决定战局的关键，但富锦水战的结果，早在同江时就判定了。
沈鸿烈手上现在只有一个“江亨”还有作战能力，从同江逃出来的“利绥”跟残疾人已无两样，根本不能打。
面对无米之炊，“能将”就是再“能”也无计可施。
民国十八年（1929年）10月30日，苏联黑龙江舰队溯江而上，兵临富锦。
可怜的“利绥”舰自己都病歪歪的，哪里还有半点还手之力，能做的就是自沉。对付唯一尚能一战的“江亨”舰，苏联人采用的办法是舰空协同，对面舰上发炮，上面飞机投弹（我们自己的飞机则还在丁超那里“闲置”呢）。
没几下，“江亨”就受了重伤，自沉。
至此，东北海军全军覆没，遭受了与当初北洋海军一样的命运。
三十五前（甲午战争），海上的月亮也是昏黄而伤感的吧。
水战惨败，陆战也没好多少。
尽管集结了2个步兵旅，1个骑兵团，近3千官兵，作战也尚称英勇，但由于没有一个好的将帅统一指挥和协调，大家都害怕像同江城那里一样被苏联红军抄袭后路，四面包围——那里尚有江岸可遁走，现在连这个条件都没了。
在坚守一天后，部队撤出富锦。
富锦一战，东北军光战死就达300人，而苏军却只死伤14人，一比二十的比率还不止，真是越打越糟，糟透了。
三点一线（1）
同江一战，令苏联红军军心大振。
东战场战役随即全面展开，不过指挥者不是加伦，而是另一个运动战的高手——切列潘诺夫。
这位兄弟名气没有加伦那么大，但是经历差不多，也到中国来当过军事顾问，并指挥过东征和北伐，对中国军队的情况和作战特点了如指掌。他采用了抄袭包围的办法，即先把步骑兵将守军分割开来，然后利用步炮协同、地空协同的办法展开攻击，收效很快，伤亡很少。
民国十八年（1929年）11月17日，苏军占领密山，在将当地军事设施予以破坏后撤回了苏境。
加伦这时候在哪里呢，他接力西战场。
当年库比谢夫“失足”就“失足”在此处，现在他要替自己的同事把场子给扳回来。
此时胡毓坤抗俄第二军已到达海拉尔，光这支部队就含步兵3个旅。边境上，在满洲里驻防的是第15旅（梁忠甲旅），其侧后是驻防扎赉诺尔的第17旅（韩光第旅）。从满洲里到扎赉诺尔，再到海拉尔，三点成一线，加起来至少有5个步兵旅。应该说明的是，东北军的旅建制很大，有的甚至相当于通常的师。比如梁忠甲旅就有将近1万人。
苏联红军能用于西战场的部队有多少呢？3个步兵师。
五比三，从总量上看，中方要胜过苏方。可是这说的是整体，不是局部。
胡毓坤和“王诸葛”一样，由于怕万福麟说他“干政”，到海拉尔后，始终没再往前面去，也未和前线建立过联系。
实际参战的就是前线梁韩的那两个旅，如此一来，数量的优势又没了。
作为黑龙江地方将领，梁韩和后来的马占山一样，都是很能打仗且宁折不弯的东北汉子。前面把苏联远东军司令库比谢夫干得没了脾气的就是梁忠甲。
然而他们猛则猛矣，也只能担负一方之责。由于缺少将帅进行全面筹划，对手又是加伦这样的苏联名将，失败从一开始就无可避免。
加伦的打法和切列潘诺夫没有二致：抄袭海拉尔，把“三点一线”全部包起来，然后一块一块吃掉。
这就是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思路，气势恢宏，果敢有效。
但是斯大林却另有考虑。
抄袭后路，这个打法很精妙，但是不要从海拉尔抄，那样可能超出部队的能力。
“超出能力”只是一个说法，实际上它体现了一个政治家与军事家的区别——当时斯大林仍然把握着作战的分寸，那就是不能玩得太过火，要尽可能在边境上解决问题。
这样加伦就把抄袭的点放在了满洲里侧后的扎赉诺尔。
民国十八年（1929年）11月17日夜，在东战场已经取得完胜的当天，苏联红军越过中苏边境，在坦克和飞机大炮的掩护下，首先将满洲里和扎赉诺尔一刀斩断，之后又切断了扎赉诺尔和海拉尔的联系。
这一出手，“三点一线”里面的线已经断开，三点真正成了三个孤立的点，而扎赉诺尔遂成苏军重点进攻的孤岛。
加伦深知扎赉诺尔在此战中的分量，因此把所能调动的大部分兵力都投入进来，集中两个步兵师约2万之众进行攻击。
韩光第的部队比梁忠甲还少，只有7千人，且飞机坦克这些都没有。然知势不可为而犹不屈者，勇士也。战前一天，韩光第已有预感，他在给其兄长的家信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敌来时，惟有拼此满腔热血以赴之。
加伦是准备当天就结束战斗的，但一直打到晚上，苏军又是开炮，又是侧击，以人数和武器的优势，不仅未能打开缺口，还遭遇了对方的反冲锋。
三点一线（2）
这是让加伦大跌眼镜的一天。虽然中方伤亡200人，可苏军也伤亡了70人，其中甚至包括一个获得过两枚红旗勋章的骑兵连长，创下了中苏之战以来苏军损失的最高纪录。
加伦不得不进行调整，决定更充分地发挥“钢铁部队”的作用。
天一亮，飞机先来。
中国守军连苏军的脸都没看到，就蒙受了惨重损失，然而无一人退缩。
接着，大炮猛轰。
这一次连民用目标都遭了殃，票车被炸毁，“乘客商民亦死伤甚多”，守军当然伤亡更大，但在苏军冲上来时，仍“死力奋战”。
见前面形势危急，韩光第带上卫队冲上第一线，并且亲自端了一挺手提机枪向敌扫射，以身先士卒的勇气，保证了部队仍能战斗不息（“喊杀之声，闻于数里”）。
苏军除了大炮飞机以外，坦克也是东北军比较难抵御的。
手榴弹炸不了，子弹打不进，一个连长不顾危险，干脆爬上坦克，揭开盖子，用手枪干掉了坦克手，而他自己也被后面的枪弹击落。
打到傍晚，加伦把预备队都投了上来，尽全力一击（“敌众势猛，弹如雨注”）。
韩光第左臂受创，至为重要的车站被苏军占领，但仍带伤力战。
团长张季英见大势已去，问他还有什么办法。韩光第看了他一眼：我的办法只有一个——誓与此土共存亡。
其实韩光第是有脱身机会的。
副官劝他后撤，至少不要以旅长之身在前线这样玩命厮杀。
韩光第悲痛地说，我一个旅都快打完了，弟兄们都死了，我怎么能够自己一个人逃跑呢（“全军将没，忍自退乎？”）。
话刚说完，苏军又冲了过来，韩光第奋身而起，大呼杀敌，最后中弹倒地，以身殉国。
有怎样的旅长，必有怎样的团长。
韩光第的两个团长，一个已经阵亡，另一个就是张季英，他已经受了伤，不能再战，于是掏出枪对准自己，选择了旅长给他的那个办法：誓与此土共存亡！
呜呼，东北军自创立以来，抗击外敌之顽强悲壮，真无出此役也。
随着韩光第全旅尽没，扎赉诺尔失陷。
在韩旅苦战的同时，满洲里也早已战火熊熊。
梁忠甲素称勇将，平时能与部下同甘共苦，当兵的吃什么他也吃什么，在作战时更是骑马往来指挥，因此军心巩固。同时，满洲里的防御工事也很坚固，以致苏军的野战炮和榴弹炮都无法轻易将堡垒的护板射穿。
苏军连攻数天都毫无进展。加伦自己也感叹，称满洲里“坚不可摧”，守军抵抗“空前顽强”。
但是扎赉诺尔的失陷，使满洲里的防守难度立刻达到极限。
加伦挥师北上，调集全部人马，把满洲里围了个水泄不通。他要求梁忠甲投降，但遭到了拒绝。
由于孤立无援，梁忠甲也想到了突围，但突围并不成功，反而还损失了400人，只得重新退回坚守。
民国十八年（1929年）11月22日，苏军在大批坦克的掩护下，对满洲里发动总攻击。
在阵地被炮火摧毁后，梁忠甲及部下8000余人弹尽被俘。
据战后统计，苏军在近一个星期的满洲里攻坚战*死伤700多人，这在中俄战史上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三点一线，两点既破，海拉尔已成危垒。
加伦乘胜继续东进。
5天之后，由于东北当局已有意谋和，东北军不战而撤出海拉尔。
作为胜利者的加伦后来却做了一件与他的身份极不匹称的缺德事，公然违背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争俘虏的规定，将被俘的万名东北军俘虏都送往条件极其恶劣的矿山做苦工，直到年底才遣返。
两国交战，互有胜败本是常事，但作为一代名将，加伦开了一个相当恶劣的先例。
十六年后，二战结束，斯大林违反波茨坦公告，扣留日军战俘60万人，强迫其在西伯利亚服苦役达十余年之久。
所以有人说，加伦的决定，很可能出自斯大林的暗示。
但不管怎样，加伦本人亦难辞其咎。特别是当时东北军已从海拉尔撤出，他却还派飞机一路进行尾追轰炸，确实忒不地道了一点。
在后来苏联“大肃反”运动中，被指控为“反苏间谍”的加伦死得很惨，据说连眼珠子都被打得滚了出来。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背后有一双眼睛
得悉西战场战况，张学良的震惊之情是可以想见的。直到晚年，他仍对此记忆犹新。他说，那一战之后，都没有了。
自杀的自杀，阵亡的阵亡，全军覆灭，都没有了。
他说的当然是韩光第旅——“打得那个惨呐”。
直觉告诉他，不能再打下去了。
满洲里失守后，东北少帅再也顾不得南京的禁令，立即派哈尔滨交涉员蔡运升出马，寻求与苏联外交部直接接洽，以恢复谈判。
张学良急得要发疯，可是南京外交部仍把希望寄托在寻求欧美国家调停上面。
调停没有成功。斯大林老谋深算，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英美法三国发出的停战照会，也就等于把第三国调停的可能性给生生掐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