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店初设于正德年间，店的收入归内库，由内官经管。皇店有多种，如给事中齐之鸾所说的花酒铺；在皇城内设的宝和、和远、顺宁、福德、福吉、宝延等经营各处客商贩来杂货的店；由官店改为皇店的，如辽东巡抚都御史马中锡在安乐州(今辽宁开原)设的官店，后来就改为皇店；也有由宦官在皇庄周围或交通要道起盖房屋，架搭桥梁，以皇店为名，擅立关隘以榷商贾舟车乃至挑担小贩的，如于经于九门、关外、张家湾、宣大等处开宝源、吉庆等皇店，每年定额进贡八万两银，剩余的全归自己。有的宦官还借皇店之名放皇债，进行高利贷的盘剥。
二、明朝宦官与经济(4)
宦官除把持皇店外，还依仗政治特权，在京畿附近建立私店。这些私店势焰之盛、扰害商民之甚，亦不亚于皇店、权贵私店。从《明实录》的记载中可见宦官的私店亦有多种，正统时，京城头角等处停积客货、客店、塌房中，就有由宦官开设的。太监僧保、金英恃势私创塌店达十一处；在河西务到直沽一带交通要道、通州、张家湾，亦有太监的私店。御马监太监刘顺既有钦赐的塌房，也有自置的塌房。成化时，太监梁芳曾得到钦赐的和远店，后来梁芳被贬到南京闲住时，才不得不将店退回。正德前后，辽东镇守太监朱秀在山海关外八里铺设立官店，以驻来往车辆，名义上是用这收入补充“犒夷”费用，实际上收入全归他自己，成了他的私店。兵部揭发这事后，武宗“诏宥之”，仍让他管业如故。
这些皇店、私店“尽笼天下货物，令商贾无所谋利”［52］，还纵使无赖子弟“霸占关厢、渡口、桥梁、水陂及开设铺店”，从中“贩卖钞贯，抽要柴草，勒摆渡、牙保、水利等钱”［53］，如朱秀就擅自规定过一辆车，必须交银一两。宦官奏求得塌房后，还用它“邀接商旅倚势赊买，恃强不偿”，弄得“行贾坐敝”，亦“莫敢谁何”［54］。甚至搜查官员行李，失陷客商财物，等等。这种种与民争利无异于抢劫的行径，弄得怨声载道，以致武宗遗诏中不得不令“革京城内外皇店”。世宗初即位，马上对掌皇店的首恶太监加以惩处，把他的爪牙发配充军，迫使宦官勋贵在这方面稍作收敛。
但厚利之所在，收敛只能是暂时的。万历时，“自赵承勋造四千之说而皇店开，自朝廷有内官之遣而事权重”，这时的皇店是“特遣中贵，赐之敕书，以压卵之威，行竭泽之计”［55］。宦官的私店亦随之急剧增加，冯保八店，岁有四千金之课。太监张诚“市店遍于都市，所积之资，都人号为百乐川”［56］。连像王安这样比较正直的太监，也开设布店，以善经商知名。这些形形色色的皇店、私店暗损国税，垄断经营，甚至断绝一些商人生计的情况，直至明亡不变，商业，尤其是京畿附近商业的发展，由是受到严重桎梏。
(4) 矿税使——万历年间对工商业的一场浩劫
明代自洪武以来，金银矿屡有开采。永乐年间开始派出宦官前往提督查核。永乐十三年(1415)，太监王房等督夫6000人，于辽东黑山淘金，凡90日，得金8两。永乐十五年(1417)，又命内臣在广西南丹州采金矿，一年多，仅得96两金，这才停止了。以后屡开屡停，中官提督开采之见载于《明史·食货志》的，有景泰时戴细保提督浙闽银场；天顺时，罗永到浙江，罗到云南，冯让到福建，何能到四川提督银场。
明中叶后，由于生产发展，需要更多的金属制造工具；国内外市场扩大，货币经济发展，货币具有了神奇的、超自然的力量，因此对铸币用的金属需求量越来越大；统治阶级为摆脱日益加深的财政困境，满足不断膨胀的消费欲，而进一步垄断矿冶采炼，极力搜寻地下富源；加上采矿工程大，督办人员易于从中舞弊、敲诈勒索等等原因，宦官不断趁机鼓噪开矿。弘治四年(1491)，龙绶请开银矿。正德初年，秦文请复开浙江、福建银矿。但采矿之到处为害，则主要在万历年间。
万历以前，内官督开矿之为害，以银矿为例：云南大理府新兴等处银场，原拨各卫军充矿夫挖取，岁办银两。正德时，镇守内官改派人员分管各场采挖，未免中饱私囊，以致岁办之额不足，于是将矿夫口粮折办，又将夫丁干认，共补课额。大约每年银场所出，不过3000两有余，而矿夫口粮、夫丁折办干认，甚至达到28000余两，而加耗及靡费又一倍以上。云南人反映，由宦官派出之“京官管场，重取之军夫而不足，设令他官管场，专取之银矿而有余”［57］。又以铜矿为例，云南楚雄府等处铜矿铜驼票号，在弘治十八年(1505)以前，先是由布政司每铜10驮(每驮约重140斤)，抽铜1驮，后因收放不便，改为照数折银交司，每驮纳银6钱。以后，镇守太监差人私自抽分，逐渐加收，每驮由纳银6钱增至两。弘治十八年(1505)，又由布政司改为每铜1驮，抽铜10斤收贮在库，以备铸造。但正德二年(1507)镇守太监崔安以奉钦命造铁减金银靶、缅刀等等，大约要用银2000余两，无从区画，提出要布政司将前铜斤给抽票簿印押，送付抽分。崔安调回后，继任镇守太监张伦相沿抽分。张伦调回时，票号发布政司。正德九年(1514)，新任镇守太监梁裕，又以进贡、谢恩、买办金石、方物等项费用数多，提出要照崔安等在镇时之例，让布政司将铜斤号票送给他变易银两应用。至正德十年(1515)，镇守太监史泰亦照前例行文，将铜斤号票径自出给参随人员抽分。以致布政司无法干预，“课税尽归消耗”［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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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5)
万历年间，明神宗派出宦官为矿监，到处开矿，为害更远远超过前代。《明史·食货志》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开采之端启，废弁白望献矿峒者日至，于是无地不开。中使四出：昌平则王忠，真、保、蓟、永、房山、蔚州则王虎，昌黎则田进，河南之开封、彰德、卫辉、怀庆、叶县、信阳则鲁坤，山东之济南、青州、济宁、沂州、滕、费、蓬莱、福山、栖霞、招远、文登则陈增，山西之太原、平阳、潞安则张忠，南直之宁国、池州则郝隆、刘朝用，湖广之德安则陈奉，浙江之杭、严、金、衢、孝丰、诸暨则曹金，后代以刘忠，陕西之西安则赵鉴、赵钦，四川则丘乘云，辽东则高淮，广东则李敬，广西则沈永寿，江西则潘相，福建则高，云南则杨荣。”这众多的中使派出时，均给以关防，而“中使衙门创设，并无旧署可因”，即没有固定的编制，因而人员冗滥，“大抵中使一员，其从可百人；分遣官不下十人，此十人各须百人”。［59］于是舆马充斥，人役沓杂，骚扰地方。这些随员又多是在各地网罗的地痞无赖，他们狐假虎威，到处把富者编为矿头，贫者驱之垦采。种种额外加派，无端需索，任意指良田、美宅、坟墓为“有矿”，立即便要开挖，只有收到贿银才停止。陈增用摊派的手法，强令有铅矿无银矿的益都县纳银。高淮在辽东逼迫地方交纳矿税银三万两，当地官员不得不“议于官俸、民房、牛驴、屯田、地亩及吏丞班银、各衙门公费内通融酌扣。犹且不足，又令民除正差外，每名征银或一两或二两”，这才能勉强支应过去［60］。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下面我们将在一些主要的矿税使的传中加以论述。
万历二十六年(1598)户科给事中包见捷上疏，鲜明地指出：在开矿的名义下得到的银子，不是取自山泽，而是夺取于闾阎。大学士沈鲤在《请罢矿税疏》中，亦指出矿税“皆有司加派于民，以包赔之也”。而且官员行政上的加派尚有一定数额限制，相比之下，中使及其随员的攫取，却是任意的，没有任何限制的［61］。
矿监税使之四出掠夺，用当时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在奏本中的说法，是“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众，逸圈内之豺狼以吞噬百姓”［62］。实际上，从万历二十五(1597)至三十三年(1605)矿税使进内库银将近三百万两，其用处是“半以助浮费，半以市珠宝”［63］，而###倍于此的银子则流入了宦官及其爪牙的腰包。
明王朝为内库收入这三百万两银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上，沈一贯曾指出为矿税使而支出的费用达到每年八百万两［64］，而矿税使破坏性的横肆掠夺，更使得“贫富尽倾，农商交困”，国库亏损。政治上，宦官与官员、百姓矛盾重重，比较正直敢言的官员被逮问罢黜，百姓被迫得“流离转徙，卖子抛妻，哭泣道路，萧条陌巷”，终于激成了包括山东、湖广、辽东、福建、陕西、山西、广东、云南、京畿和南直隶在内的广大地区里大大小小的民变，参加者甚至有官员、士人。结果杨荣被杀于云南，高淮被逐于辽东，孙隆逾墙逃跑，陈增一夕自经，更多的矿税使则是灭了威风，被撤回京。这些都反映了“天下之势如鼎沸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65］。与此同时，地主阶级内部争夺财富的矛盾也日益激化，环绕矿税的争论，皇族集团与官僚集团——特别是南方地主阶级代言人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对这种封建统治险象横生的局面，高攀龙曾惊呼：“民不聊生，大乱将作矣。”［66］尽管如此，矿税仍延续到神宗死去时，才得以遗诏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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