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课是封建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盐政的好坏，上关系国库收入，边储虚赢，下关系民生日食，与社会的治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故历代统治者对此均极为重视，严加控制。明代，盐业经营全部由封建国家垄断。朱元璋初起，即立盐法，置局设官。早在至正二十六(1366)、二十七(1367)年，即先后置两淮、两浙盐官。洪武初，又在诸产盐地次第设官管理，建起六个都转运盐使司，七个盐课提举司。正统时，更设两淮、长芦、两浙巡盐御史。《明律》还规定：“凡私煎货卖(盐)者，绞。” “非产盐处夹带三十斤以上者，决遣无赦。”所以对盐的管理、控制，不可谓不严。但是，即使在这样严格控制的领域里，依恃着皇权的殊恩异宠，宦官的手同样Сhā了进来。
(1) 宦官对盐政之干预
《明会典》载：“永乐十三年(1415)，差御史、给事中、内官各一员，于各处闸支盐课。”这是最早的宦官干预盐政的记录。《明史·食货志》又载：正统元年(1436)，始命侍郎何文渊等提督两淮、长芦、两浙盐课，“命中官、御史同往”。“成化中，特遣中官王允中、佥都御史高明整治两淮盐法”，这是宦官参与盐政的继续。正德四年(1509)，刘瑾更奏疏通盐法四事：一、请免征天下户口食盐银钞［116］;二、请令巡盐御史躬亲掣验;三、请禁私贩夹带;四、请禁空文虚引。结果，除军民户口食盐仍旧外，其余均得到批准，还令“司礼监立碑在侧，时常省察”［117］。虽然对此实行的具体情况，史籍中未见有明确的记载，但刘瑾提出了如此系统的措施，并且多数被认可，也足以说明宦官干预盐政曾经达到何等程度。
(2) 宦官对盐法的破坏
宦官的干扰盐法，也是很严重的。《中官考》、《明大政纂要》等多种史书里，就有正统时，辽东镇守太监王彦家里藏有盐引，司礼监太监金英家奴郭廉、赵显多支浙盐等的记载。
成化时，对中宦中盐并非不加约束。成化四年(1468)，令内外官员之家不许占中盐引。但令出不行。据《典故纪闻》载，同年，尚膳监太监潘洪即欲中纳两淮余盐。十九年(1483)，内官王钿欲中河东盐二万余引。虽然他们均被户部参奏，宪宗亦分别斥之为“损国课以益私家”、“违例中盐，与民争利”，并让户部揭榜禁约：“后有犯者，必罪不宥”。不过，仅此而已，并未绐予他们任何处分。而且，这亦不妨碍太监李棠获准开中辽东盐一万引；陈铉、潘午各得赐盐万引，王包得赐淮盐六千引；而太监刘通在弘治十八年(1505)内，不仅本人得赐淮盐1000(万？)引，连家人徐达也得赐淮盐三万引。大宠宦梁芳更前后请得两淮存积余盐［118］数十万引。事实胜于具文，因此那些“不许”、“必罪不宥”等等禁约，并不能阻止日后宦官的屡屡干犯盐法。
明代盐法日渐破坏，主要表现为奏讨盐利者太多，以及借机夹带、贩运私盐以牟利、破坏开中的现象日益严重。在这当中，宦官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恶势力。
甲、宦官借织造之名奏讨盐利
正如在织造部分我们曾论及的那样，宦官督织造，借织造之名奏讨盐利，其后果是对盐政的破坏。以弘治朝为例，《明史·李敏传》、《周经传》分别记载：弘治四年(1491)，龙绶请长芦盐两万引，鬻于两淮，以供织造。弘治九年(1496)，中官织造者请增给两淮盐课两万引。这类情况当时已引起官员们的忧虑，纷纷提出谏议。据《明会典》载：弘治十三年(1500)，奏准其织造官有奏讨盐引，越境货卖者，听户部并户科论奏治罪。十四年(1501)，以织造开卖盐之端，附带私盐横行江湖，“官盐阻滞，商人不应”等原因，派佥都御史王清理两淮盐法。十六年(1503)，奏准织造缎匹再不许奏讨盐价，违者许户部户科论奏。在短短的三四年间，又是一再“奏准”，又是差出重臣清理，可见弘治时以织造为名奏讨盐引之滥。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令五申之时，弘治十六年(1503)十月，内官监太监龙绶竟敢冒犯禁令，以供应缎匹缺乏为名，要求支两淮盐价以给织造，而且这请求居然得到孝宗本人的允准，命支三万。令出不行，难怪紧接着的正德一朝里，宦官们乞请盐引不绝。如正德元年(1506)，承运库太监王瓒往南京、江浙织造，乞支长芦盐一万二千引，崔杲往应天等府织造彩妆缎匹，亦奏讨长芦盐一万二千引等等。
二、明朝宦官与经济(17)
这些以织造名义奏讨得的盐，盐船上都Сhā着黄旗，称“钦赐皇盐”，沿途官吏答应稍迟，便被鞭打责罚，更无人敢加以检查。因此，“引一纸，便夹带数十引”［119］。正德时，太监吴经督织江南，除支领盐引外，还声明要关津及巡盐衙门“不得盘诘阻滞”。这不准检查盘诘的原因，当是人所共知的。有的还乘机敲诈勒索，借势骚扰，杨镇就是一例。正德四年(1509)，太监杨镇赍官银万两，长芦盐八千引，往南京易银买丝织造。他趁机以这些银私自买盐，混同装载，用了六百只船，沿途还勒索得贿赂银一万六千二百两，连家人韦庆等都得银几千两。由于是被刘瑾内行厂的人告发，所以才送南京三法司审问。
乙、宦官对私盐之夹带、私贩
不少宦官借着特殊的身份、特殊的任务，借进贡船等大量干着夹带、贩私盐的勾当。明初，贩私盐者罪至死，虽懿亲勋戚不稍贷，但法久弊生，《明会典》有“宣德五年(1430)，令： 往来内官内使、官军人等夹带私盐者，许应捕官军人等盘拿”，“景泰七年(1456)，奏准：凡势豪(包括宦官)、军民人等聚众兴贩私盐者，经解兵部发铁岭卫充军”等记载，反映了宣德、景泰年间大量贩私盐的活动中，就有宦官参与。成化十三年(1477)，又奏准内外官员凡坐马快船只，如有夹带私盐，不分有无知情，俱照例问罪。可见以前的禁令并无多大实效，成化时不得不再申有关规定。但是，十三年（1477)发布的禁令又如何呢?十四年(1478)，南京内官监覃力朋乘进贡之机，用马快船一百艘多载私盐，并用武力拒击典史盘诘检查，打落典史牙齿，射死一人。十九年(1483)，太监王敬往江南采药，政府发给他盐七千千引公用，但实际上，王敬既发了一万五千五百引到宁国等府卫，又发了数十船往江北。二十一年(1485)，到河南公干的内官熊保沿途贪暴，杖死皂隶，又多载私盐，强迫州县发卖。显然，他们这些行径都是直接犯禁的，说明他们根本没有把禁令放在眼里。但是，皇帝又怎样呢?皇帝总是对内臣法外开恩。被刑部按私盐拒捕律判处斩首的覃力朋，由皇帝出来免罪。熊保只不过发到南海子充净军种菜。王敬是被贬了，然而这不过是由于他带着骗子王臣到处恣行掠取，激变生员，而不是由于夹带私盐。这样，一切禁令自会与前朝诸禁令一样不生实效。《明史》中《盛应期传》、《徐恪传》分别载：弘治六年(1493)，李广家人市私盐至济宁。岐王朱枚弘治八年(1495)就藩德府时，中使携盐数百艘，强卖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