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7日，蒋介石在武昌中枢纪念周演讲说：“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本来战争的胜负，就是决定于空间与时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的广大土地，就此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演讲》，第122-123页。
同年3月5日，蒋介石考虑对日作战方略，自记云：“我之对倭，在以广大之空间土地，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积各路之小胜，而成全局之大胜。”《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第1332页。
同年3月6日，蒋介石制订山西应战要则，并且致电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提出“化整为零”、“分合进退”等作战原则，要他们遵照实施。电文说：“总之，我军此后作战方略，在利用我广大土地之活动，以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无论大小部队，皆须立于主动地位，无论胜利大小，收获多寡，只要处处袭击，时时扰乱，即可积各处之小胜，而成最后之大胜。”《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第1332页。
检核上引各条材料，特别是将白崇禧1963年12月21日的口述和1938年3月6日蒋介石给阎锡山等人的电令对照，可以看出，二者完全相合，因此，我们可以判断，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意见，必在1938年3月6日之前。当年1月27日，蒋介石在武汉召集各战区部队参谋长和参谋处长会议，要求到会人员“贡献各人的学问和经验，彼此交换研究，切实检讨，来决定今后整理部队的统一计划和具体方案，实行改进全国的军队”。《部队长官与参谋人员的责任和修养》，《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演讲》，第75页。会议共召开三天。29日，蒋介石在会上作《抗倭战术之研究与改进部队之要务》的报告，声称“各位根据治军作战的实际经验，对大会有很多贡献”。《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演讲》，第85页。白崇禧的意见应该就是在这次会上提出的。蒋介石因为觉得白崇禧的意见好，所以2月7日先在武昌中枢纪念周上阐述“以空间换时间”的问题，次于3月5日摘录备忘，又于第二天致电阎锡山等，命其贯彻执行。
以上种种，都发生于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演讲之前，证明不论是白崇禧，或是蒋介石，在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时，都不可能受到《论持久战》一文影响，程思远的有关回忆是错误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蒋介石并没有读过《论持久战》。蒋介石阅读范围较广，*、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他都读，而且常在日记中加以记录，并发表读后感，有时甚至自叹读之过晚。但是，检阅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日记，却完全没有他阅读《论持久战》的记载。这是有原因的。
1938年7月上旬，*中央曾致电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要求在武汉的《新华日报》上刊登《论持久战》，王明因为不赞同该文的观点，以文章太长为理由拒不刊登。其后，*中央再次致电，要求分期刊登，王明仍然拒绝。当时在武汉的*刊物《群众》也因而未能刊登。这样，蒋介石自然不可能及时读到《论持久战》，日记中也就没有相应的阅读记载。1938年9月，蒋介石研究抗战阶段，拟分消耗战、防守战、反攻三段。《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困勉记》，9月18日。本来，抗战阶段划分的标准应是战局发展的时间先后，毛泽东正是按照这一标准将抗日战争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而蒋介石的划分则是以战争的攻守特点为标准，它并不是“阶段”区分，而是“特点”区分，而且，分得并不科学，例如“消耗战”与“防守战”之间，就不可能严格地加以区分。这一情况的出现，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第二个可能是，读到了，但不以为然。
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3）
【二】陈诚与“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方针
然而，是不是可以据此认为，白崇禧就是“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十二字方针”的创造者呢？还不能。陈诚回忆说：二十五年（1936）十月，因西北风云日紧，我奉委员长电召由庐山随节进驻洛阳，策划抗日大计，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等基本决策，即均于此时策定。至于如何制敌而不为敌所制问题，亦曾初步议及。即敌军入寇，利于由北向南打，而我方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战，诱敌自东而西仰攻。关于战斗系列，应依战事发展不断调整部署，以期适合机宜；关于最后国防线，应北自秦岭经豫西、鄂西、湘西以达黔、滇，以为退无可退之界线，亦均于此时作大体之决定。总之，我们作战的最高原则，是要以牺牲争取空间，以空间争取时间，以时间争取最后胜利。《陈诚先生*——抗日战争》（上），〔台北〕“国史馆”2004年版，第23页。“西北风云日紧”，指日本关东军及其卵翼下的伪蒙军对察哈尔和绥远的侵扰。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后，其下一步侵略目标，一是河北省。1935年11月，日本指使殷汝耕发动“冀东事变”，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提倡华北特殊化，策划经由华北自治而成立“华北国”。一是察哈尔、绥远等省。1936年，关东军利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德王制造内蒙古独立，利用李守信建立伪军。同年5月，德王、李守信等在嘉卜寺成立“蒙古军政府”和伪蒙军，日本人村谷彦治郎等任顾问。伪蒙军本已占领察哈尔东部的张北、商都等八县和正蓝、镶白等八旗，这时，又积极企图侵扰绥远，完成其建立“蒙古国”的迷梦。为了解决华北和绥远面临的危机，蒋介石一面和日方谈判，要求取消华北特殊化，保障中国国家主权的完整，一面则准备发动绥远作战，首先打击日本操纵下的伪蒙军。
1936年10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应作随时应战准备，并转入主动地位。”其中提到：“倭如制造华北傀儡时之处置”，“内蒙与华北及倭寇之利害关系”等问题。同日日记又云：“调陈任务”，“与辞修谈时局”。《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这一天的日记表明，蒋介石意欲发挥陈诚在对日备战和对伪蒙军作战中的作用。
陈诚是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将领。还在1935年7月，他就上书蒋介石，认为日本“贪欲无餍”，要求蒋介石速下决心，准备抗战，“应于玉碎之决心与准备中求瓦全，不应于瓦全心理中得玉碎之结果”。《陈诚先生*——北伐平乱》，第341页。1936年9月30日，陈诚再次上书蒋介石，认为“就中日问题论，前途终不免于一战”，“中日间之关系，今日实已至最严重之阶段”。他建议，中国急务，除健全最高统帅部外，“应即就国防之需要，将全国各省切实分区，兼程厘整，旦夕应变，即就地予以守土之责，实为无可再缓”。他要求立即“积极建设两湖，作为国防根据之中心”。函称：“为今之计，应认定西南重心之所在，切实委任，严行督促，以期树立复兴民族坚固不拔之基础。”《陈诚先生*——北伐平乱》，第355-356页。同年10月，陈诚奉蒋介石之命，协办晋绥国防。陈诚与阎锡山商定，由中央与山西共组30万兵力，防备日伪来犯，相机收复为伪军占领的百灵庙、商都、张北等地。29日，陈诚随蒋介石飞洛阳。同日，蒋介石日记云：以后政治重点：甲、先整理长江各省，确实掌握，而置北方于缓图，并加慰藉以安其心。乙、川湘孰先？若为现实与由近及远，应先整理湘省，然为根本解决计，则先整川省。此时似可着手乎？《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蒋介石这一天的日记表明，陈诚关于对日备战的意见起了作用。他接受陈诚“兼程厘整”全国各省、“建设两湖”、“认定西南重心”等建议。只不过，陈诚建议以湖南、湖北作为国防根据地，而蒋介石从1933年起，就决定以四川为根据地，因此，他不得不考虑“川湘孰先”的问题。参阅拙作《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402页。
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4）
10月31日，蒋介石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演讲，声称“我们要复兴国家民族，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只有准备‘打日本’”。次日，陈诚到校，演讲《对敌作战之时间、地点与方法》。他提出要研究三个问题：在什么时间打日本？在什么地方打日本？用什么方法打日本？关于时间，陈诚表示：“在敌人方面，是以‘速战速决’为利；而我方则以持久忍耐，才能够有利。”“我们多一天准备，就多增加一份力量。”“我方一味延缓，也是很对的。”关于地方，陈诚表示：“日本要亡我是整个的，不是局部的，我们就得有准备，任何地方都要有准备。”《石叟丛书?言论第5集》，第146－152页。由于这次演讲面向该校全体官佐、学员，所以不可能透露他正在设计中的抗战方案，但从蒋、陈二人的连续演说看，他们确在思考相关问题。据记载，陈诚即在此际向蒋介石提出《关于国防准备及设施之建议》（附表），可惜此文件至今未见。大概陈的设计很得蒋的欣赏，因此蒋在同一时期写作的《本月反省录》中又写道：“对倭政策，彼以不战而屈来，我以战而不屈破之；彼以不宣而战来，我以战而必宣备之，则倭寇外强中干之技毕露矣。”蒋介石的日记没有与陈诚如何“策划抗日大计”的记载，但这一天的日记所表达的显然是“策定”之后的心情。同年12月4日，陈诚再次向蒋介石上书，提出对日作战重点在鲁、豫、苏、皖毗邻边区、晋绥边境及江浙首都一带，函称：“湘、鄂、赣三省地绾南北，尤为全般作战之中枢，而国防上之根据地，实以湖南为最适当。”《陈诚先生*——北伐平乱》，第361页。上述意见，和蒋方震（百里）将抗日大本营设于湖南芷江、洪江一带的意见接近，可以看作当时陈诚对“以空间换时间”这一战略方针的具体设计。
大概在1928年左右，蒋方震就对他的学生龚浩说过：“将来中日战争我们应以三阳为根据地”，主战场“在平汉路线以西”。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台北〕文海出版社版，第219页。后来陆续发表过相关观点，如：
“中日战事必难免，而沿海一带必不能守。”
“无论从地理和民族性而言，湖南都是中国的心脏。”
“一旦战事爆发，沿海一带首遭蹂躏，工业计划应着眼于山岳地带，而便利防空及军事守险应以南岳为工业核心，而分布于株洲至郴州之线。”
“九江以下都不是安全区。”
“中国的大本营宜设于芷江、洪江一带。这一带有森林、有矿产，而且有沅水流贯其间，是天然的国防地带。空军基地则以昆明为宜。”
“湘南湘西固若金汤，配以强悍的民俗，宜于对敌进行广泛的消耗战。”
“（战局）短期内不能解决，战局必逐步西移。”
“中国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事合流，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第137、139、184、188、229页。
他甚至还谈到：“将来的对外战争，民兵制和游击战都是弱大的国家所应采行的。”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第184页。可惜，蒋方震的上述言论均未形成文字。
1937年11月29日，陈诚致电蒋介石说：“对倭作战，贵在持久，而持久之原则，在以空间换取时间，对于一时之胜负与一地之得失，似不必过于忧虑。现在首都卫戍既然有专人负责，请公迅赴湘赣，统筹部署，以制敌机先，实无滞留危城之必要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第1194页。陈诚打这一通电报给蒋介石的时候，日军已经攻陷武进、宜兴等地，正分兵四路，向南京推进，因此陈诚向蒋介石进言，要他改变战略，离开南京，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策略长期抗战。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5）
西安事变期间，陈诚随蒋介石被拘，失掉了随身携带的两个皮箧，所拟国防计划、整军计划、公私函电、日记、建议等文件均损失无余。《陈诚先生*——北伐平乱》，第165页。他在洛阳和蒋介石“策定”的“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等文件也可能即失落于此时。尽管如此，上述1937年11月29日的电报说明，陈诚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作战方针较之白崇禧要早。
至于“积小胜为大胜”方针的提出，则白崇禧确有贡献。早在1937年11月南京保卫战期间，国民政府讨论今后作战方针时，白崇禧就主张“应改采游击战”。《王世杰日记》，1937年11月19日。〔台北〕“中研院”版第1册，第143页。至1938年6月，蒋介石即指令李宗仁，在苏北及两淮地区开展“游击”。《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上），第667、673页。
【三】蒋介石的“持久战”思想
由于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而中国又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因此，蒋介石很早就认为中日战争必将是“持久战”。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闸北，蒋介石就在28日的日记中写道：“决心迁移政府，与之决战。”当时，日本军舰可以直接开到南京下关，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以避其锋。2月25日，蒋介石命何应钦从速准备第二期抗战计划，声称决心“与倭持久作战，非如此不足以杀其自大之野心”。《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440－441页。27日，蒋介石决定军事计划大旨，其内容为“充实一切自卫力量，准备长期抵抗，以求最后之胜利”。《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441页。3月1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西安为西京，洛阳为行都。这一决定显示，蒋介石不认为洛阳是可以久守之地。1933年初，日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军队与日军在长城各口发生战斗。4月12日，蒋介石发表演讲称：“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他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以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这样一步复一步的兵力，一线复一线的阵地，不断地步步抵抗，时时不懈，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552页。蒋介石预估，中国单独作战的时间需“三年、五年”，则他心目中的全部抗战时间必将更长。
蒋介石决定迁都洛阳时，分黄河以北、以南，长江以南，浙、闽两省以及两广四个防御区，说明这个时期蒋介石心目中的对日作战地区在黄河、长江的下游和沿海地区，其根据地则在中原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1933年，蒋介石的目光开始转向西南。其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蒋介石日记》，1933年8月17日，《困勉记》卷26。这是蒋介石以四川作为抗日根据地思想的开始。在他1934年的日记中，陆续出现“专心建设西南”，“经营四川”的记载，说明蒋介石更多地在考虑以西南，特别是四川作为抗日根据地。至1935年2月，蒋介石在重庆演讲，明确提出“四川应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这就将计划中的对日作战的空间进一步扩大了。同年10月，参谋本部制定《国防大纲》，蒋介石派熊斌到华北征求各地将领意见，熊到山西，对徐永昌说：蒋先生看定日本是用不战屈中国之手段，所以抱定战而不屈的对策。前时所以避战，是因为与敌为南北对峙之形势，实不足与敌持久，自川黔剿共后，与敌可以东西对抗，自能长期难之。只要上下团结，决可求得独立生存，虽战败到极点，亦不屈服。《徐永昌日记》，1935年10月15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版第3册，第318页。从徐的这一页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因为找到了四川作为抗日根据地，对日作战的决心因而增强。1936年6月，蒋介石和英国财政专家李兹罗斯谈话时更明确表示，中日战争爆发后，他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最后在西部某省，可能在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Frederic Leith睷oss,Money Talk,London,p221本荽丝芍，这时的蒋介石虽然还没有说出“以空间换时间”这类语言，但其思想已经形成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6）
此后，国民党人一直以“持久战”为指导制订对日作战计划。1936年底，蒋介石命参谋部制订《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其甲案云：“国军对恃强凌弱轻率暴进之敌军，应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必胜之信念。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败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该计划起草于1937年1月，3月修订完成，经参谋总长程潜审订后送呈蒋介石。18日，蒋介石发表《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指出，对付日军速决的办法之一就是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的强横的兵力，我们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倭寇所有的，是他侵略的骄气，我们就要以实击虚，以静制动，抵死拼战，来挫折他的士气。”《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4，《演讲》，第608页。同日，蒋介石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重申了这一思想。《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书告》，第233页。20日，蒋介石以大本营大元帅名义颁发《国军作战指导计划》，规定“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其任务”《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第3页。。12月19日，在武昌制订的《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规定，在持久抗战的总原则下，“以面的抵抗对敌之点或线的夺取，使不能达速战速决之目的，而消耗疲惫之。”“该计划提出我军战法，除硬性之外，参以柔性”。所谓“硬性”战法，指在交通要线上，纵深配置有力部队正面阻止敌军进攻；所谓“柔性”战法，指训练民众，联合军队进行游击战，牵制、扰乱、破坏敌军后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8页。进入1938年，经蒋介石批准的《武汉会战作战方针及指导要领》以及《武汉会战作战计划》等都规定：“以自力更生持久战为目的，消耗敌之兵源及物质，使敌陷于困境，促其崩溃而指导作战。”《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57页。
【四】*对国民党的作战建议与两党“持久战”思想的交流
*领导人中最早提出“持久战”思想的是毛泽东。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1937年7月15日，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指出：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8月2日，蒋介石通过军事委员会第六部主任秘书张冲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共商国防问题。毛泽东决定派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三人前往。4日，张闻天与毛泽东商定：将向国民党提出：“总的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决不能是单纯的防御”，“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等意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9日，朱德、周恩来等抵达南京，向国民党提交多项议案，其中之一为《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该案明确指出：“我国抗战战略之基本方针是防御的、持久的战争，在长期艰苦英勇牺牲的战争中求得胜利，也必定能胜利。”该案具体提出七项战略原则，其中第三条规定：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时机，应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地阵地的消耗战”。第五条规定：“一切阵地的编成，避免单线的构筑，而应狭小其正面，伸长其纵深，在守备部队的作战关键亦应采取积极的动作，一般的应反对单纯的死守，才能完成守备的任务。”其第七条规定：“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线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财地带，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该案认为，只有在上述作战原则之下，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法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手段。《*党史资料》，2007年第3期。上述各原则，较之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显然更为丰富和深入。
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7）
当朱、周、叶到达南京时，国防会议时间已过。8月11日，三人共同参加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周恩来发言称：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周恩来年谱》，第383页。朱德发言称：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然要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朱德并称：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朱德年谱》，第168页。不过，国民党人当时并未能领会*的这些思想，在淞沪抗战中仍然以阵地战为主，在消耗日军的同时，也严重消耗了自己。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批评卢沟桥事变以来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要错误，在于将阵地战“放在主要地位”，认为在持久战的第一阶段，主要的作战形式应该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阵地战为辅助。演讲在说明“兵民是胜利之本”后，特别指出，保卫武汉等地已经成为“紧急任务”，“必须认真地提出和执行”。但是，他也同时提醒，如果不能争取到一切必要的条件，武汉将“重蹈南京等地失陷之覆辙”。6月，武汉保卫战开始。8月6日，毛泽东和*中央致电长江局各负责人，说明“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侧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毛泽东等致王明、周恩来等电，1938年8月6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490－491页。在此前后，蒋介石也在日记中不断表示，要保存兵力，不必过于重视一城一池的得失。如：7月26日：“对防守武汉不作无谓之牺牲，应保持相当兵力，一为待机应用，作最后胜利之基础。”
9月26日：“保守武汉问题，惟力是视，不可为环境所牵制也。”
9月29日：“武汉之得失乃为次要问题，而保持战斗力更为重要也。”这几天的日记表明，蒋介石已经认识到，持久抗战，固然要消耗敌人，但最重要的是保存再战的兵力。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鹏湾登陆，广州失陷，蒋介石认为武汉已无固守价值，决定撤退。22日日记云：“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存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基础。”25日，蒋介石下令撤离。次日，路透社电称，撤退时中国军队“秩序整然”。蒋介石看到这一消息，感到欣慰。我们无法得知，*长江局是否向蒋转达过毛泽东等人8月6日的电报，但上述资料至少可以说明，在主动撤离武汉这一点上，蒋、毛二人完全一致。
武汉撤守后，蒋介石于当年11月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总结第一期抗战的经验教训，规划第二期作战方案。周恩来和叶剑英参加会议。27日，蒋介石在《第二期抗战之要旨》中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训练重于作战，情报重于判断与想象，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等原则。《南岳军事会议委座手谕六种》，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印，密件。这些原则，显然受到共产党人有关思想的影响。会议决定接受朱德建议，开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由*派出以叶剑英为首的教授团执教。该班于1939年2月15日开学，蒋介石自兼主任，以叶剑英为副教育长，讲授《游击战概论》，国共两党的“持久战”思想得到直接交流的机会。可惜的是，好景不长，由于两党矛盾发展，国民党秘密制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此后，这样的交流就成为绝响了。
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应对（1）
1938年12月18日，上午9时多，汪精卫以赴成都演讲为名，偕陈璧君、曾仲鸣等人潜离重庆。下午1时多，抵达昆明。当晚，向云南省主席龙云透露：将到香港与日本人商谈“和平条件”。19日，匆匆转飞越南河内。汪的出逃，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是，也和他与蒋介石之间在抗战中形成的分歧有关。
【一】汪蒋之间的和战分歧
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分歧源远流长，复杂纷纭，其内容，大体分两类：一为政见之争，一为权力、地位之争。抗战爆发后，二人的分歧除权力、地位之争外，主要集中于对日本的和战态度上。
卢沟桥事变后，汪精卫即反对抗战，认为抗战必败。庐山谈话会上，他将神圣的抗战说得愁云惨淡，调子极为灰暗。他说：“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庐山谈话会后，汪精卫与周佛海等暗中成立“低调俱乐部”，视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为唱“高调”。自1937年8月起，汪精卫即连续致函蒋介石，主张对日和谈。8月4日函称：“如认谈判所开（条件）尚可接受，则负起和之责任。”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40100-00008-017。〔台北〕“国史馆”藏。8月23日函称：“当悉力抗战之时，不惟不宜塞断（对日）外交途径，且当力谋外交途径之打开。”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40100-00008-013。9月3日，日本外相广田宏毅发表谈话，声称希望英、美、法等国出面劝说中国，按照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撤兵于该协定“所定范围之外”，“如是则沪战可止”，国民党*禁止国内报刊发布这一消息。汪精卫于9月5日致函蒋介石，要求*开禁，斟酌发表，并由外交部发表针对性的谈话。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40100-00008-014。8日，汪精卫再次致函蒋介石，要求蒋本人或命外交部邀请英、法、美使节，征询意见，说明中国立场与界线，使之相机行事。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40100-00008-015。12月，南京沦陷，国民党内部出现一片主和声，汪精卫觉得有机可乘，即向蒋进言，由他出面，“以第三者出面组织掩护”。这个所谓“第三者”，即进攻中国的日本为一方，领导抗战的蒋介石为一方，他自己则自居“第三者”。蒋当即拒绝：“此不可能之事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12月16日。在此前后，汪精卫劝说蒋介石与日本言和，共达十多次。西义显：《日华“和平工作”秘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页。
1938年3月，蒋介石筹备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他就设立“党魁制”问题和汪精卫商量，汪精卫不赞成。《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3月11日。22日，蒋介石访问汪精卫，讨论日本托意大利出面非正式调停中日战争一事。当日，蒋介石日记云：“世人只知战时痛苦，妄想速和，殊不知和后痛苦更甚于战时，而况为屈服不得已之和乎？”考察文意，这一天，蒋、汪之间可能有比较激烈的意见冲突。蒋在日记中所批评的“妄想速和”的“世人”应该就是汪精卫。25日，蒋介石计划利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宣言，表达抗战意志，对日本进行心理战。日记云：“大会决议与宣言如果有力，则其效果不惟可使敌适可而止，当能使敌知难而退也。”卢沟桥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在一段时期内，蒋介石对“联共抗日”态度积极，日记云：“对*主感召而不主排斥”，“对各党派主联合”。同时，蒋也决定自己当“领袖”，“推汪为副”。26日日记云：“团结党内，统一国内，是对敌国最大之打击。”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开幕，代表提案中大多主张在国民党内设立总裁。蒋介石当日日记云：“此时设立总裁，至少可表示本党不妥协之决心，与敌以精神上之打击。”4月1日，大会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蒋介石心情兴奋，日记称：“对总裁责任应当仁不辞，以救国与对外之道已无他法。此为最后一着，实与抗战增加实力不少，而且确定*重心，无异于敌精神与其策略上一大打击也。”但是，汪精卫却因居于蒋介石之下，心情极度沮丧，见于形色。陈布雷：《*》（二），二十世纪出版社1949年版，第78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等一系列文件，坚持抗战，坚持联共。4月1日通过的《大会宣言》声称：“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63页。同日，蒋在大会《闭幕词》中声称：“本党同志要站在当政党的地位，发扬这种固有的精神，宽宏大度，至公至正，在三*义的最高原则之下，来接纳各党派人士，感应全国国民，使共循革命正道。”《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511页。蒋的这些意见都和汪精卫相反，汪自觉“和平”希望毁灭，自此，对蒋彻底失望。
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应对（2）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政府恼羞成怒，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要求蒋介石下野。其后，日本政府一方面转托意大利，接替德国，在中日两国间调停“和平”。同时，积极动员民国初年曾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少川）出面组织傀儡政权，与国民政府谈判“和平”。1938年5月初，法学家罗家衡到武汉，见到汪精卫，谈及由唐绍仪出面谈判一事，汪即说：“在辛亥南北议和时，我们俱是在少川先生领导之下进行的。现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才是办法。现在日本不是较以前对华主张缓了一步么？从前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甚么牺牲都可以的……”《南湖致刚父》（胡鄂公致孔令侃），1938年6月11日，特交档。这段话既暴露出汪精卫急于与日本谋和的面目，同时，也暴露出汪精卫对蒋介石失望，急于迫使其下野，取而代之的隐秘企图。同年6月14日，汪精卫的亲信高宗武与日人西义显在香港签订备忘录，准备组织“第三势力”。双方心目中的“第三势力”的领袖就是汪精卫。同月20日前后，意大利驻华大使授意汪精卫致函近卫首相，意图在汪精卫和日本政府之间建立直接联系。《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6月21日。同年7月，高宗武在汪精卫鼓励下秘密访日，会见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以及近卫文麿首相等日方要员，决定“找寻蒋介石以外的人”，以“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而此人，双方也都认为非汪精卫莫属。影佐祯昭：《漫谈》，《现代史资料》（13），《日中战争》(5),第360页。影佐祯昭公然对高宗武说：“可否请蒋委员长下野，由汪主席出任负责。”《会晤影佐谈话纪要》，〔台北〕《近代中国》第129期，第125页。
蒋介石并不了解高宗武在香港和日本的这些活动内幕，但是，他对高宗武擅自赴日的活动强烈不满。6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高宗武荒谬，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6月24日。他研究日本态度的反复变化，认为和高宗武的赴日有关。7月22日日记云：“倭阀对我变更态度者，其果误认吾内部之动摇，而与高之荒谬赴倭亦有关系也。”他当然了解高宗武此行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25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张群讨论高宗武的访日报告，日记云：“觉汪神情皆不自然，果有愧怍之心乎？”《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7月25日。
10月25日，国民政府自武汉撤退，汪精卫更加丧失抗战信心。11月18日，梅思平、高宗武奉汪之命与日人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重光堂签订《日华协议记录》等文件。《记录》规定双方的“合作”条件有“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本军防共驻兵”，“中国承认满洲国”等六条。其行动计划为：首先由日本政府方面发表上述“合作”的条件，汪精卫等即发表声明响应，“与蒋介石断绝关系”，“见机成立新政府”。26日，梅思平到重庆向汪精卫汇报，随身携带与日方达成的协约以及近卫首相的第三次对华声明草稿。29日，汪急召陈公博到重庆，对陈说：“中日和平已经成熟”，“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现在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陈公博：《自白书》，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0页。他并向陈透露，准备离开重庆，以个人身份出面，与日本交涉。汪随即召集周佛海、陈璧君、梅思平等会商，决定接受“重光堂协议”，电港通知。《周佛海日记》，1938年11月29日。当日下午决定：汪于12月8日赴成都，10日到达昆明，近卫首相于1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互相呼应。
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应对（3）
武汉失陷，蒋介石并未随国民政府迁渝，而是到湖南部署继续抗战。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在重庆开幕，蒋介石致电会议，认为日军自进窥武汉以来，死伤三十余万，计穷力绌，抗战已入“第二阶段”。他估计，“吾人预定覆灭敌人之计划，必可实现于不久将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08-1310页。11月7日，他在长沙主持军事会议。25日，又在南岳主持军事会议。11月30日，视察桂林，设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以白崇禧为主任，统筹西南抗战。直到12月8日，蒋介石才到达重庆。这一天，本来是汪精卫预定的出逃之日，但因蒋的到来，汪不得不改变计划。
12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约集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叶楚伧、朱家骅等人谈话。汪精卫坚持对日主和，他表示：中国和日本都有困难。“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事；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事”，“故调停之举，非不可能”。“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将到来。”《傀儡组织》（三），第51-52页蒋介石所言与汪精卫相反，日记云：“下午，与党政各同志谈话，指示以后对倭方针，言明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并明告其只要我政府不与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况政府至今决无失败之理，且革命政府旨在主义成功，而不怕一时失败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2月9日。当时，蒋介石正在谋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两党合并为一个新的“大党”。谈话中，汪精卫询及此事，认为“可虑”。《王世杰日记》第1册，第446页。国民党关于这一天的谈话，蒋介石后来电告龙云时也说：“中此次在渝，并曾详切面告汪先生等，以日寇之狡狯毒辣，若我有人向其谋和，则寇之狰狞面目必毕露，万不可为。”《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27页。可以看出，汪主张与日本言和，蒋反对与日本言和。针锋相对，泾渭分明。后来汪精卫回忆说：“12月9日，军事委员长蒋中正至重庆，（兆铭）复激切言之，卒不纳。”汪精卫：《曾仲鸣先生行状》，《河内血案》，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页。可见二人之间辩论的激烈。蒋这一天的态度使汪精卫等大为失望。陶希圣致函胡适说：蒋先生12月8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他的全部计划在提携共产党。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他对日本的和议，不假思索的拒绝。
这样的变动，以及客观的困难，使汪先生及我们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了画饼，更都成了罪状。眼见国家沦落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下决心去国。《胡适往来书信选》，（中），第397-398页。陶希圣的这段话，生动地描写出蒋介石和汪精卫等人的两种不同精神面貌。汪精卫等人，最初是在国民政府内部“主和”，现在，由于和蒋介石意见对立，只能到政府之外去“主和”了。
12月16日，日本内阁成立兴亚院，其目的在于加强对中国占领区的统治，其总裁由日本首相兼任，副总裁由外相、藏相、陆相、海相兼任。在中国北平、上海、青岛、汉口、广州、厦门等地设有分支机构。此前2日，蒋因感冒未上班。16日，汪精卫到蒋处探病，蒋当日的日记说：“日本对中国之最后目的云者，乃灭亡中国之谓也。兴亚院成为确定对华政策执行之枢纽者，乃以兴亚院为中国之断头台。换言之，灭亡中国之总机关也。因此兴亚院之成立，中国若要自取灭亡，俯首而上断头台则已，否则除抗战拼命以外，再无第二道路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2月16日。武汉会战期间，蒋也曾幻想过以和平方式结束中日战争，但从这一则日记可以看出，严酷的现实终于使他认识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只有抗战一途。当时，日本特务土肥原约原天津市市长萧振瀛到香港见面谈判，蒋决定不准萧赴港，对土肥原“坚拒不理”。《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2月17日。
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应对（4）
关于汪蒋之间的和战分歧，汪精卫在出逃后曾于12月23日致电蒋介石称：“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龙云转呈汪自河内致蒋委员长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梗电之迴电》，《傀儡政权》(三)，第48页。蒋介石认为，汪所言，为1938年1月之事，而在重庆时，则“未有一言提及”。见致龙云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27页。他在电告他的朋友、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彭学沛时也说：他之所以离开中国，“系因中央不愿考虑和议，及本党有进一步容共之趋向”，故不得不“以去就争”《王世杰日记》，第455－456页；参见《张群以接汪自河内电为和平及防共问题以去就争致蒋委员长之马电》，1938年12月21日。《傀儡政权》（三），第46页。。汪所称“进一步容共之趋向”，指的就是上述蒋介石企图联合共产党，甚至与共产党“合并为一大党”的意见。这就说明，汪精卫不仅主张与日本言和，而且反对蒋进一步“联共抗日”，因此不惜以出走作为向蒋抗争的手段。当然，汪的出走，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他在致蒋电及致彭电中均未说明，这就是，他准备在重庆国民政府之外，另组政府。
【二】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反应
汪精卫在离开昆明时，致电蒋介石，称：在飞赴昆明途中，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金雄白：《汪政权始末记》（五），香港春秋出版社，第32页。。汪走后，龙云才致电蒋介石报告：“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重要史料初编》，《傀儡组织》（三），第46页。到21日，才向蒋透露，汪精卫到昆明后，态度不像“昔日之安详”，临行时，才告诉自己，“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条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电中，龙云还询问蒋介石：“（汪）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
12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原本准备离开重庆，飞赴西安，召开军事会议，但因得悉当日西安气候不良，改变计划。一直到20日，蒋才飞抵西安。21日，蒋在西安主持军事会议。到晚上，才得知汪精卫私自飞到昆明的消息，当即电汪称：“闻兄到滇后即感不适，未知近况如何，乞示复。”《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25页。蒋模糊地猜测到汪此行的含义，日记说：“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藉口不愿与*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苦之至。惟吾犹望其能自觉回头耳！”22日，蒋介石得到龙云的电报，这才比较具体地了解到汪此行的目的，日记云：“不料其糊涂卑劣至此，诚无可救药矣。”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汪精卫资格老，地位高，关系多，其出走是具有严重意义的大事，蒋开始估计其影响，在日记中特别写下：“汪去后，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应特加慎重”，“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当晚，蒋介石失眠，至次日晨3时才入睡。23日，蒋继续思考汪出走后的局面：“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之人几何？”他决定，对汪表明态度。
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应对（5）
同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要求“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同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这就是所谓“近卫三原则”。在声明中，近卫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允许日军在华北及内蒙驻兵，给予日本臣民“特别开发上之便利”。24日，蒋介石决定驳斥近卫声明。同日下午，蒋介石回到重庆，约集党政首长会谈。这一天，蒋介石在对汪精卫的态度上陷入矛盾。一方面，他仍有“挽救”汪的“政治生命”的想法，日记云：“知汪确有整个背叛*奸谋，乃决心发表宣言，使其卖国奸计不售，亦所以挽救其政治生命。”“彼虽有意害余，而余应以善意救彼，对于此种愚诈之徒，亦只有可怜与可痛而已。”但他一想起汪与自己过去的不良关系，又觉得不应援手，日记云：“余向来以至诚待之，礼遇之如总理，而彼乃不识大体，不顾国家至此。若复与之合作，使之自拔，岂不愚拙之至乎！”25日，蒋介石谒见国府主席林森，报告汪精卫通敌一事。
26日，蒋介石发表驳斥日本首相近卫的长篇声明，认为近卫所谓“东亚新秩序”和“日满支”协同关系，“就是将中国全部领土变成日本所有的大租界”，“这样一来，中国若不是变为他的奴属国也就降为保护国，而且实际上就是合并于日本”。他批判近卫的所谓“经济合作”，就是“要操纵我中国关税金融，垄断我全国生产和贸易，独擅东亚的霸权”；所谓“共同防共”就是以此为名义“首先控制我国的军事，进而控制我国政治文化以至于外交”。蒋称：综观近卫声明，“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吞并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他号召中国人民“认定目标，立定决心，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全国一心，继续努力”。《傀儡组织》（三），第38-41页。蒋介石一向很欣赏自己的文笔，这次也不例外。29日，他重读此稿，“甚觉自快”，认为“足使敌知所警戒，变换威胁或计诱之妄念”。《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2月29日。
汪精卫的表现和蒋介石迥然不同。他赞成并拥护近卫声明。28日，他从河内致函蒋介石，认为日方的三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要求蒋把握“不可再失之机”，以之作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29日，发表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诸同志公开信，主张对近卫所提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点，“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此函通称《艳电》。《艳电》的发表，立即在国民党中央和各地爱国将领、官吏之间激起了愤怒的声讨波澜。
【三】从劝汪赴欧到开除汪的党籍
最初，蒋介石确曾企图挽救汪精卫，至少，要尽量减少汪叛逃的影响。12月25日，蒋介石致电龙云，要龙对汪离开昆明前所述“与日方有约”等语保密，“勿为他人道”。《事略稿本》，1938年12月25日。蒋之所以如此，目的在于为汪精卫留出余地。26日，他在发表声明严辞驳斥近卫的同时，还在为汪精卫打掩护，声称汪之赴河内，只是为了转地疗养。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思考，是否应该派人去河内劝说汪精卫。《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2月26日。能否“以至诚感动之”。《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2月27日。
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应对（6）
第二天，蒋介石召见汪精卫在重庆的朋友彭浩然，嘱其转电汪精卫，驻港不如赴欧。这一天，蒋介石自感心跳加急，精神极为不佳，但仍勉强办公。同日，他再次致电龙云称：近卫声明，“全为对汪之讨价，彼竟不察，而自上其当。幸此时尚未失足，尚可为之挽救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79页。又致电香港《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要求该报在批评汪精卫时，不要把话说绝：“务当为之宽留旋转余地”，“并本于爱人以德之义，从舆论上造成空气，防止其万一失足之憾。”蒋特别关照，“不可出以攻击语调。此中机微，兄所明悉。”《事略稿本》，1938年12月27日。28日，他接受王世杰建议，通过王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及驻美大使胡适，请二人劝汪：1蔽鸸开主和；2蔽鹩胫醒攵暇关系；3蔽鹱「郏但不妨赴欧。
汪精卫的《艳电》于12月31日发表于香港《南华日报》，南洋华侨代表陈嘉庚当日即致电蒋介石，指斥汪精卫“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要求蒋公布其罪状，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旅美华侨于同一日通电支持，要求“凡主和者请一律以汉奸论罪”。蒋介石也激愤地在日记中指斥汪精卫，“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汪出逃之初，他担心连锁反应；现在，则觉得是好事。日记云：“此后政府内部纯一，精神团结，倭敌对我内部分裂与其利诱屈服之企图，根本消除，吾知倭寇不久必将对我屈服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2月31日。
1939年元旦，蒋介石在遥祭中山陵之后，召开谈话会，讨论汪精卫的《艳电》。下午，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常会暨驻重庆中央委员会议，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解除其一切职务。会上，曾有人主张明令通缉，因蒋介石反对而罢。汪精卫被开除，蒋介石当日日记云：“实足为*之大庆也。”不过，他还没有确定对汪的处置办法。1月3日，他在日记“注意”栏中写道：“汪以后之行动与处置。”这就说明，他还在思考中。
【四】刺汪未中，汪精卫发表《举一个例》
汪精卫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后，很沮丧，陈璧君等则很愤怒。1939年1月4日，刚刚发表对华第三次声明的近卫文麿于1月4日辞职，平沼骐一郎继任首相，另组新阁。一时间，汪精卫与日方断了联系，计划到欧洲或其他国家旅行。7日，龙云致电蒋介石，报告从陈璧君之弟陈昌祖处所得汪精卫消息，建议由蒋派汪的亲信一二人到河内，以私人名义劝汪回国，或在重庆，或在国内任何地方居住，避免与日本勾结。龙云认为这样做，可以使汪免于铤而走险，“对外则团结之裂痕不现，对汪则以后无从活动，日人亦无从挑拨”《傀儡组织》（三），第50页。。蒋介石得到龙云此电后，误认汪企图“转弯”，1月8日日记云：“汪见无路可走，又想转弯，卑劣已极，宜乎其生无立足之地也。”同日，蒋介石致电龙云，表示“对汪事，此时只可冷静处之，置之不问为宜”。他坚决否定让汪回到国内的意见，认为日方将借此造谣，国内外也会发生怀疑与惶惑。电称：“如为彼计，此时当以赴欧为上策，否则皆于公私有损。”《傀儡组织》（三），第54页。11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派郑彦棻到越南劝汪。1月20日，又计划派叶楚伧或陈立夫到越南。1月30日，蒋最后决定派原改组派成员、汪的老部下谷正鼎赴越，同时送去护照和旅费50万元，劝汪去法国等地疗养。谷转达蒋的意见称：“不要去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罗君强：《伪廷幽影录》，第17页。
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应对（7）
在派人劝汪赴欧“疗养”的同时，蒋介石也在做从肉体上消灭汪精卫的准备。1月17日，汪的亲信、《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香港被刺。1月26日，蒋介石日记云：“派员赴越。”31日日记云：“港越人员之行动注意。”这里的“员”，应是军统人员；“行动”，应指暗杀计划。此后，蒋介石日记中，连续出现下列记载：2月18日：“汪伪真无赖无耻，吾未见卑劣狡诈之如此也。”
3月15日：“注意：对汪阴谋之对策。”
3月18日：“汪通敌卖国之谋益急，而其行益显，奈何！”终于，在越军统人员于3月19日凌晨接到戴笠的“行动”命令。21日夜，军统人员越墙进入汪在河内的住所，开枪射击，但是阴差阳错，误杀了汪的助手曾仲鸣。3月22日，误刺曾氏的第二天，蒋介石日记云：“汪未刺中，不幸中之幸也。”
曾仲鸣之死使汪精卫更加仇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3月27日，汪精卫写成《举一个例》，除哀悼曾仲鸣之死外，其主要目的在于公布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该次会议由汪精卫担任主席。据该记录，1937年12月6日，国防最高会议在汉口中央银行开会，由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情况，其中谈到12月2日下午，徐谟与蒋介石、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会商日方所提和平条件。白称：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徐永昌表示：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顾祝同也表示，可以答应。蒋称：如此尚不算亡国条件。嗣后，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相信德国及感谢德国好意，可以将各项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及范围。汪精卫企图以此说明，主和并非自己一个人，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他质问说：何以别人可以“主和”，而他汪精卫不行？
针对汪精卫的《举一个例》，蒋介石于4月6日，草拟《驳汪言要点》。11日继续写作修改。日记云：“上午，手拟驳斥汪文，修改稚老最后一段。”他自述“甚觉痛快，因之心神兴奋，几不成寐”。据此可知，当日发表的吴稚晖的《对汪精卫〈举一个例〉的进一解》实为吴、蒋二人的共同作品。
《进一解》一文指斥汪精卫“泄露职务地位上所管的秘密文件，已经够犯罪；又把公家文件，随意添改伪造。”但文章写得过于冗长、晦涩，并不见精彩。蒋介石认为该文“必生效力，而对敌方与汪逆及国内未知抗战利害之封建者发生影响为更大，其效已显见矣。”《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9年4月15日。蒋介石的这一估计，显然过头。4月17日，蒋介石接见中外记者，再次揭露近卫“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实质，宣称“在这种情形之下，绝对无和平的余地，绝对不是什么巧佞虚伪的投降理论所能动摇我们全国的决心于万一”。《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90页。这里所指斥的“巧佞虚伪的投降理论”就是汪精卫的言论。
刺汪不中，军统人员策划再次行动。不过，都没有得到下手机会。蒋介石开始考虑用其他办法对付汪精卫。其4月14日日记预定办法：一、对汪加以刑事处分；二、向法国政府交涉，使汪精卫回国，或不允其离河内。15日，蒋介石邀约叶楚伧、王世杰、陈布雷、张治中等讨论汪案。4月25日，汪在日本特务的严密保护下，由河内到海防，秘密乘船前往上海。显然，重庆国民政府与法国的引渡交涉没有成功。
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应对（8）
【五】争取龙云站到抗战一边来
龙云系云南地方实力派，一贯以保持其地位和实力作为其决策的主要出发点。1938年4月，龙云与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等致函已经投靠日本的伪北平临时政府委员长王克敏，声称将联络四川、云南、西康、贵州四省，组成反蒋联盟，发起“和平运动”。汪精卫要投靠日本，也企图联络龙云与实力派军人薛岳、张发奎等，割据西南，与蒋对抗。1938年底，汪精卫发表《艳电》，全国纷纷声讨，但龙云却保持沉默。1939年1月上旬，汪派内弟陈昌祖到云南与龙云晤面，出境时被军统人员截住，在陈的皮匣中查获龙云致汪函，函中龙称汪为“钧座”，称蒋为“重庆方面”。其中有“现日方虽内阁改组而政策不变，我方似存幻想，毫无其他办法。不久大战重开，静观如何应付。此刻钧座暂守缄默，甚为得宜，至于钧座所主张各节，将来必有实现之一日”等语。《杂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蒋自记其时间为“廿八年1月23日夕”。因此，蒋对龙的态度始终不放心。1月19日日记云：“滇龙对汪态度不明，此事关系重大，成败存亡，全系于云南唯一之后方，不可不察也。”20日日记云：“敌与汪勾结已深，而滇省是否受其影响，汪之背景何在，皆不得不研究也。”26日，蒋决定派白崇禧赴滇，防龙叛变，同时对龙进行安抚。蒋白之间常有电报往来。2月20日，蒋介石日记云：“志舟（龙云的字。笔者注）不安之心理，如何安之？”
1939年3月21日，军统行刺汪精卫未成，龙云派警务处长李鸿谟去河内慰问。3月30日，汪精卫托李带亲笔手书致龙云，动员龙对《艳电》表态，同时要求龙允许自己回昆明活动。函称：今已三月有余矣，未知先生布置如何？弟非有奢望，但能得先生毅然表示同意于《艳电》主张，弟当即来昆明，声明以在野资格，贡其所见，以供政府及国人之参考。先生对弟，只须以军警之力，保护生命之安全及不干涉言论行动之自由，如此已足。俟将来大局有所变化，再作第二步之进展计划。如此则可以安云南，安西南大局，安*。弟之希望，实系于此。随函并附港报所登《举一个例》。此函表明，汪精卫仍想依靠龙云，以云南为基地，控制西南，对抗重庆国民政府。在信中他力图说明自己“回到内地”的好处：“则声势迥然不同。各方趋附有其目标，国际视听亦有所集。日本对弟，往来折冲，亦比较容易有效。”函末并称：“日本以一再迁延，已有迫不及待之势。”《河内血案》，第239-240页。由此可见，日本方面对汪已有不满，以及汪急于有所表现的心理。
此函为军统人员侦悉，拍成照片，上报蒋介石。蒋先后派李根源、唐生智赴滇防堵。4月22日，唐与龙云谈话，说明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以及抗战期间，忠奸不两立等种种道理。24日再谈，唐提出三项办法：一、邀汪来滇（不作任何活动）；二、在云南发表汪函，申言忠奸不两立；三、正式呈请中央发表汪函。龙云同意发表谈话，拥护领袖抗战到底，指斥和议，惟领袖之命是听，但不愿提及汪函。4月27日，蒋介石复电唐生智，声明尊重龙云意见，由彼考量决定，但蒋建议由龙云复汪一函，表示不以汪函所言为然，同时对汪加以正言劝诫。蒋并代龙云起草了复书。5月2日，龙云在蒋稿基础上，改成一稿，批评汪要自己“背离*，破坏统一，毁灭全民牺牲之代价，（违）反举国共定之国策”。函告严词指责汪精卫：“此何等事，不仅断送我国家民族之前途，且使我无数将士与民众陷于万劫不复地步。此岂和平救国之本，直是自取灭亡，以挽救敌寇之命运耳！”这样，龙云就拒绝了汪精卫的诱惑，坚决站到了抗战一边。函末，龙云劝汪“立下英断，绝对与敌人断绝往来，命驾远游，暂资休憩，斩除一切葛藤，免为敌人播弄。”
云南是西南大省，抗战的重要根据地。假如龙云跟着汪精卫走，对重庆国民政府将构成巨大威胁，中国的抗战形势必然更加艰危。龙云的转变使动荡的局面趋于稳固，对保证抗战胜利有重要作用。至此，追随汪精卫叛逃的只有陈公博、周佛海等一小撮人，不仅龙云，汪精卫寄以希望的薛岳、张发奎等将领，谁都没有跟着他走。民族大义毕竟是一道区别人鬼的重要分水岭，在它面前，任何人都必须慎于举步。
“桐工作”辨析（1）
——真真假假的日中特务战日本侵华期间，曾多次向中国方面“诱和”，其中，最为重视的是1940年铃木卓尔、今井武夫在香港和张治平、“宋子良”等人所进行的谈判，日方称为“桐工作”。至今日本文献中还留有大量资料，有些史家也乐于利用这批资料，以证明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在对日抗战方面的动摇和妥协。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关系重大的谈判却始终缺乏中文资料的证明。本文作者查阅了保存在台湾的蒋介石档案，发现其中有不少和“桐工作”相关的文件，将这些资料和日文资料两相比照，便会发现双方记载差异很大，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扑朔迷离。但是，仔细研究上述资料，查勘辨析，我们仍然可以在几个主要问题上比较确凿地揭示出事件真相。
【一】谈判过程与日中两方记载的异同
关于“桐工作”，日文档案集中收藏于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题为《桐工作关系资料缀》，为当年日本军令部第一部相关文电的汇编。档案号：*事变全般—127。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所著《大东亚战史》大量引述了该项档案。该书有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印本，与本文论述有关者分别见于《战前世局之检讨》、《对中俄政略之策定》两册，〔台北〕1991年。“桐工作”的参加者今井武夫1964年出版述及此事的*时，也收录了部分当年文献。中文资料则有中方谈判参加者张治平的报告、军统局戴笠向蒋介石的报告、军统局审查张治平时留下的文件、时在香港参与中日秘密谈判的《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致陈布雷的多通函件等。
比较日中两方资料，可以发现，双方对谈判的缘起、经过的叙述存在巨大差异。
（一）谈判缘起
日方资料记载：1939年10月，日本在中国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11月底，起用原参谋本部的铃木卓尔中佐担任香港机关长，找寻与重庆国民政府的联络路线。12月，铃木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斡旋，要求会见宋子文的胞弟、时在香港担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的宋子良。宋初则拒绝，后主动要求会面。12月27日夜，双方第一次会面。宋提出：日本如尊重中国的名誉及主权，中国有和平的准备，为此希望日本在承认“新中央政府”（指汪精卫政府。作者注）之前和国民政府认真商谈，先行停战，日本方面保证撤军。宋同时提出：日本对于不以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是否可重新加以研究？能否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能否向蒋介石个人提交有关和平的亲启书信？《香港电第81、82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的经过概要》，见《今井武夫*》，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29－330页。1940年1月22日，双方第二次会谈，宋称：重庆方面仍具有日本预料以外的抗战实力；目前看不出蒋介石有与汪精卫合作的意图，毋宁说正在努力进行破坏。宋并称：通过胞姐宋美龄经常获得接近蒋介石的机会，两三周内将赴重庆。如有需向蒋介石传达的事项，愿进行转告。《香港电第126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的经过概要》，见《今井武夫*》，第331页。2月3日，双方第三次会见。宋子良称：希望进一步获悉日方的真意。本人将于2月5日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会谈，10日将携带会谈结果回港。2月10日，第四次会谈，宋称：自己已向蒋介石及宋美龄汇报，蒋于2月7日召开国防会议，决定派出代表或最受蒋介石亲信的人物来港。铃木卓尔当即询问：“上述代表是否随身携带蒋介石的委任状？”《香港电第126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的经过概要》，见《今井武夫*》，第334页。2月14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今井武夫大佐到达香港，偕同铃木与宋子良、张治平会面。宋称：重庆方面将派出携有蒋介石委任状且与日本方面有同等地位、身份的代表，并称宋美龄已到香港。双方同意在香港召开日华圆桌会议。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桐工作”辨析（2）
中方资料不如日方资料详细。据张治平在1940年9月8日被审查时向戴笠所作书面报告，其经过是：七七事变后，张治平到香港避难，从事教育与新闻事业。1939年11月，日本驻港武官石野（芳男）去职，由铃木卓尔中佐继任。铃木是张治平“抗战前的老友”。1940年1月中旬，铃木从日本驻港总领事岗崎（胜芳）处得悉张的寓所，突然登门拜访，向张坦白陈明此次来港所负使命，要求撮合。张当时告以此事不敢过问，将来有此路线时，再行通知。1月末，张治平偶与军统在香港的工作人员曾政忠谈及，曾即介绍军统在香港的另一工作人员卢沛霖与张“餐叙”。不久，曾政忠告张称：卢已奉令，“允于特工、舆情范围内与敌周旋。”《张治平致戴笠报告》，1940年9月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和平酝酿》，〔台北〕“国史馆”藏。张转告铃木，铃木致电今井武夫。今井和张治平也是老相识，有“十余年旧谊”。2月8日，今井武夫约同大本营第八课课长臼井茂树大佐共同来港，与张治平、曾政忠在康乐道十七号空屋内会谈。10日，今井武夫提出觉书八项，张电呈重庆后，又将原件寄呈。2月17日，张治平奉电召到重庆，报告经过，得到训示：“该觉书之荒谬，尤对于伪满问题、内蒙驻兵问题与汪逆问题，认为敌方之妄想。”《张治平致戴笠报告》，1940年9月8日。张治平返港后，即偕曾政忠会晤铃木，“面斥其非”。同时通知铃木：“欲谈和平，须先撤销汪伪组织，并应有进一步之具体表现。”《张治平申辩》，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铃木应允亲去东京、南京交涉后再谈。《张治平致戴笠报告》，1940年9月8日。
上述两方资料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逼鹗际奔洹Ｈ辗阶柿显1937年12月，而中方资料则在1940年1月。2被崽复问：日方资料有1939年12月27日、1940年1月22日、2月3日、10日、14日等五次，中方资料则仅有1940年2月8日、10日两次。
张治平被审查时递呈的书面报告，又称：2月10日，今井武夫曾向中方提交包含八项条件的觉书，但今井武夫到达香港的时间为2月14日，当日日方记录中无此内容。《今井武夫*》第129、335页。今井在出版*前，曾于1956年12月8日在《读卖周刊》先行发表《今井武夫少将手记》。据《大东亚全史》编者考证，该《手记》文中的日期与畑俊六日记等其他史料之日期完全一致，内容也没有出入。（《战前世局之检讨》，第319页）今井写作*时，利用了他本人的日记和存世档案，因此所记日期比较准确。例如，今井回忆，他曾于1940年6月12日，偕同影佐少将会见周佛海，说明板垣、蒋介石、汪精卫将在长沙会商，要汪参加。周向汪报告，次日，周称，汪可以去长沙。所述日期和内容与周佛海日记完全相合。今井的*出版于1964年，而周佛海日记至1986年才公布。这种情况，说明今井当年必定留有确凿的记载。经查，今井武夫向中方提出包含八项条件的觉书，时在3月9日。关于此点，张治平被审查时向戴笠所呈书面报告是错误的。详见下文。
（二）3月香港圆桌预备会议
日方资料记载：今井武夫会见张治平后，于2月19日赴东京，向参谋总长闲院宫和陆军大臣畑俊六汇报，21日，由参谋次长禀明天皇。3月7日晚，日中双方在香港东肥洋行座谈。8日晚，正式会谈。日方出席者为今井武夫大佐、臼井茂树大佐、铃木卓尔中佐；中国方面出席者为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宋子良，陆军少将、侍从次长、香港特使张汉年，联络员张治平。会上，日方出示陆军大臣畑俊六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所开身份证明书，中国方面第一天未带来委任状，第二天由陈超霖和章友三出示了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身份证明书。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今井武夫*》，第339页，参见同书第131页。中方称：出发之际，蒋介石提出：应取得日本撤军的保证；应明确日军的和平条件；应使会谈在极端秘密中进行。当日就中国承认满洲国及日军在华驻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9日会谈中，日方提出备忘录（觉书）八条，其重要者为：第一条，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第二条，中国立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第三条，日华缔结防共协定，允许日军一定时期内在内蒙及华北地区驻兵；第七条，停战协定成立后，国民政府与汪兆铭派协力合作。《备忘录》，《今井武夫*》，第137－138页。10日中午，张治平通知铃木，中国方面委员彻夜协商，大体同意备忘录，已向重庆请示。同日晚，中方声称接到蒋委员长的长篇训词，另提“和平意见”八条，其主要内容有：关于满洲问题，中国在原则上同意考虑，方式另商；关于中国放弃抗日容共问题，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关于汪兆铭问题，此纯为中国内政问题，在和平恢复后，以汪氏与国民党历史之关系，中国当有适当处置，无庸提为和平条件之一；关于撤兵问题，日本应于和平妥协时，从速撤退在华军队。《今井武夫*》，第139－140页。中方建议，双方各自分别在“备忘录”与“和平意见”上签字，遭到日方反对。 txt小说上传分享
“桐工作”辨析（3）
3月23日，汪精卫预定在南京成立“新中央政权”的前三天，铃木应宋子良紧急之邀，与宋会谈。宋称：有蒋介石急电，望转达板垣征四郎。蒋对日方“备忘录”大致无异议，但承认满洲国问题受到东北将领反对，正努力说服，要求日方推延汪政权的成立时间。铃木答以重庆方面须立即派遣秘密代表谈判，并于25日前答复。《（日本）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210号，《桐工作关系资料缀》，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藏，*事变全般—127。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日文档案，均同。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第260页。至期，重庆方面没有答复，汪精卫遂于30日在南京举行“还都式”。
戴笠呈蒋介石的报告中保存有一段《张治平对工作之陈述》，中称：“本年二月，由渝返港后，曾告铃木，欲谈和平，须先撤销汪伪组织，并应有进一步之具体表现。当时铃木唯唯久之，往反纠缠，毫无表示。三月中旬，呈奉电令，以敌无诚意，遵即置之不理。”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这一《陈述》完全未提3月7日至10日的香港圆桌预备会议及3月23日的紧急会谈。但是，其后张治平在被审查时所写《致铃木先生函》中则称：“今年一月间，先生在港过访，密告负有斡旋中日两国和平之重要使命，请平向我政府方面设法沟通接洽和平之路线，故有本年三月七日香港之会谈。当时，除平与先生及今井先生外，尚有敝友章友三先生在座，结果先生出示今井等所提所谓中日和平之八项觉书内容交平设法转达我政府。”《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和平酝酿》。根据此函，可见确有3月香港圆桌预备会议，并且确有包含八项条件的觉书，与今井武夫的回忆相合，同时可证张治平被审查时向戴笠所呈报告中关于此点的遗漏。
（三）5月九龙四人会谈与今井、宋子良二人香港海上会谈
日方资料记载：3月25日之后，铃木与宋子良继续接触。宋强调“重庆方面有和平诚意，在努力实现中”。《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232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第263页。4月16日，张治平自重庆返港，声称15日曾面见蒋介石。铃木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所作报告，1940年4月26日，见时在中国派遣军担任记录的井本熊雄的《井本日记》，转引自《战前世局之检讨》，第264页。5月13日，日方代表今井、铃木、坂田与中方代表章友三、宋子良在九龙半岛一旅馆会见。章称：“当前和平的难题是中国承认满洲国问题，与部分日军驻兵问题。这可以暂放它一放，留待日华恢复和平后，再谈判解决。”“只要秘密预备会议日华双方取得一致意见，日华两军即可停战。同时，重庆政府将发表*声明。因此，希望在六月上旬仍由上次的原班人马在澳门举行第二次会谈。”《今井武夫*》，第143页。此次会谈时，铃木从门锁匙孔中*了宋子良的照片。17日，今井应宋子良之邀，在香港海面的小艇上会谈。宋称：蒋委员长“内心希望和平确属事实”。《今井武夫*》，第144页。
九龙会谈在中方文献中毫无反映。1940年5月底，张治平致戴笠报告称：他在4月自重庆返港后，即遵照上级意见，不再和铃木卓尔往来。其间，铃木曾数次访问张治平，张均以现任香港大学教授兼德国通讯社记者身份，“以采取情报之立场”与之会面，告以“中国决不能接受任何有损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之条件”。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铃木卓尔知道自己的企图失败，于4月21日应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总长板垣征四郎之召赴南京，5月4日返港，再次邀请张治平面谈，张“婉词拒绝”。其后，铃木派秘书增田会晤张治平。据谈，铃木此次赴宁返日，会见板垣、今井及参谋次长泽田茂等人，报告在港活动经过，日本首脑部研讨中国不能接受和平的原因并给予对策：1敝泄在承认“满洲国”及防共驻兵两个问题上，或者不可能接受日本要求，日本为顾全东亚全局，获得真正和平，可放弃此项要求。2敝泄如同情日本的善意，日本愿在双方获得谅解之后，运用适当方法，毁灭“*”力量，消除中日和平的阻力。又称，板垣对中国处境困难，颇能了解，故对和平条件，并无任何苛求，日本所亟须明了的是:在双方停战或签署协定后，中国是否可以发表“放弃抗日容共政策”的宣言（同时日本方面也发表撤兵言和宣言）？或是到如何时机，如何阶段，可共同发表此项宣言？这样，日本撤兵才有所根据，不致被认为是“战败溃退”。戴笠收到张治平上项报告后，于5月23日以《情渝二三四五号》呈报蒋介石，同时指示张治平：“如敌方不先除汪，中央断难与之言和，今后不可与铃木等涉及中日和平问题。”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 txt小说上传分享
“桐工作”辨析（4）
《张治平对工作之陈述》称：3月中旬，接奉电令，敌人无诚意，勿再与铃木卓尔晤谈，张即遵令置之不理。其后,铃木的秘书增田多次求见，增田并于5月间提出和平意见五项，内有“日本对汪政权拟于一二月内不予承认，预为中日和平之最后时机”等语，奉准再与铃木卓尔晤谈，“仍以撤销汪伪组织为先决条件”。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
以上张治平的两份资料，绝口未提九龙会谈与香港海上会谈。
（四）6月澳门会谈
日方资料载：6月4日晚，今井武夫、臼井茂树、铃木卓尔在澳门与陈超霖、宋子良、章友三、张治平会谈，地点为中国方面所租的一所空房的地下室。日方出示闲院宫参谋总长的委任状，中方出示由蒋介石署名，盖有军事委员会大印和蒋介石小印的委任状。日本防卫研究所藏《桐工作关系资料缀》中有副本。宋子良所用名字为宋士杰。会谈以香港备忘录为基础。章友三以空前激烈的态度表示：中国对“承认满洲国及日军在中国驻兵问题，绝对难以承认”。并称：“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他要求日方居中斡旋，或命汪出国，或命汪隐退。《今井武夫*》，第151页。日方对章的发言表示反对。会谈两天，无结果。6日，宋子良、张治平到旅馆访问今井武夫，双方磋商后提出，由板垣、蒋、汪三方先行会谈。其地点，日方提出在上海、香港、澳门三地中选择，中方则提出在重庆或长沙。当晚，双方代表再次在原地下室聚会，中国方面提出备忘录：满洲问题在和平恢复后，以外交方式解决之；驻兵问题于和平后，由军事专家秘密解决之；汪精卫问题，另行商量。日方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书：承认满洲国的时间及方法，留有协商余地；驻兵问题以秘密协定方式约定。《今井武夫*》，第151－154页。6月10日，今井武夫返回南京汇报，板垣征四郎对蒋、汪、板垣三人会谈极感兴趣，表示有主动进入敌区的决心。20日，宋子良转达重庆意见，要求将三人会议的地点设在长沙。《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310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第307页；《今井武夫*》，第155页。22日夜，板垣征四郎向汪精卫说明谈判情况，汪同意参加三人会谈，但希望地点在洞庭湖上。24日，日本参谋本部次长泽田茂到南京，传达参谋本部意见：承认满洲国及在华驻兵问题，均不作为“强行之条件”。《畑日记》，1940年6月25日，转引自《战前世局之检讨》，第309页。22日，铃木向宋子良提出，为保障安全，如会谈地点选定长沙，则必须交换进行会谈的双方最高负责人的备忘录。30日，铃木向宋子良提出会谈的四种方案，供中方选择。其一为首先举行蒋、板长沙会谈，继之以停战，再处理蒋汪合作问题。《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328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第311－312页。
张治平《致铃木先生函》称：“先生复再告奋勇，驰往南京、东京，将图挽救也。返港后，又力表诚意，要求继续谈商，故有六月三日在澳门作第二次之会谈。当时在座者仍为平与敝友章友三先生与先生及今井、臼井两先生也。平乃以贵国既有诚意，表示求和，则应撤销汪精卫之伪组织为先决条件，否则无以表示贵国求和之诚意也，但今井等当时则称对撤销汪伪组织问题，贵国为顾全信义，碍难办到，平与章友三先生则坚决表示，如贵国不能先行撤销汪伪组织，在吾人无继续晤谈之可能。”《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和平酝酿》。
“桐工作”辨析（5）
6月27日，张治平致电戴笠称：当月26日，铃木卓尔再次访晤张治平，声称日前赴粤，会晤今井武夫、臼井茂树二人，得知板垣征四郎意见：“只须中国方面有和平诚意，则前言去汪而后言和，则亦未尝不可。惟于日军占领区内进行此事，既与日本信义有碍，且日本亦将起而革命矣。”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板垣提出两个方案：“1蔽员长如能予以谅解，请指定地点如长沙或重庆，板垣当偕同汪逆前来谒见，将汪逆交还我中央，当面请和。2庇晌员长指派干员，在中立地点，如香港或南洋等地，约汪逆商谈中日大事，板垣当策动汪逆前来晤谈，则汪逆既离日本之占领区域，则一切悉听中国之处置。”板垣称：除此两办法外，并无其他先决条件。“无论此事之结果如何，中国必须履行诺言，开始和平谈判。至于日本方面所持之和平意见，大致如前次所提之觉书，惟其中关于承认‘满洲国’及防共驻兵问题，暂可不提，留待将来用外交途径或他种方式解决之。”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板垣表示：自愿提供一份“觉书”，由板垣本人与西尾寿造或畑俊六共同签名，申述愿意亲来长沙谈判的诚意。在转述板垣意见后，铃木要求中方在会谈前十天通知日方；除板垣外，届时汪精卫、今井武夫、臼井茂树及其他军事、经济专家数十人将参加，有一艘小型轮船即足用；如中方要求陈公博、周佛海等同来，日方亦愿考虑、乐从。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
比较上述日中两方资料，其相同点是：中方对汪态度转趋激烈，双方均同意举行板垣、蒋介石、汪精卫三人会谈；其相异点是：铃木卓尔与张治平会晤时转述的板垣意见，“将汪逆交还我中央”云云，在日文资料中毫无影迹可寻。
（五）7月会谈
日方资料载：7月9日，宋子良向重庆请示后返港，提出新方案：蒋介石与板垣征四郎先行于7月下旬在长沙商议中日停战问题，蒋介石与汪精卫的会谈则于蒋、板会谈后另订。《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342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第314页。铃木同意这一方案。7月11日，中国派遣军参谋片山二良携带《中日实施停战会谈之备忘录》到港。该备忘录由板垣亲笔书写并盖章。其内容为：一、时间：7月下旬。二、地点：长沙。三、方法：蒋与板垣协议中日间之停战问题。《*派遣军总参谋长致参谋次长电》，总参二特电第468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第315页。16日，铃木卓尔与宋子良的会谈中，宋主动提出，将建议派出蒋介石和板垣二人都信任的高级人员到汉口，迎接日本代表，日方则要求这一高级人员必须是张群、孔祥熙或何应钦等。《*派遣军总参谋长致参谋次长电》，总参二特电第480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第316页。会谈时，宋子良还曾要求板垣携带天皇敕命，遭到铃木拒绝。《*派遣军总参谋长致参谋次长电》，总参二特电第480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第316页。7月20日，陈超霖、章友三携带蒋介石亲笔所书备忘录到达香港，其内容、格式均与板垣备忘录相同。21日，铃木、片山与宋子良、章友三会议，相互出示备忘录。铃木、片山共同研究，认为蒋介石所书备忘录与澳门会谈时中方出示的委任状字迹完全相同，确信为真迹。日方企图*未成，只在匆忙间拍得“蒋中正”三个签字，随即模仿复制，送往南京审查。《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361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第317页。22日，铃木与宋子良（署名宋士杰）签订备忘录，将板、蒋会谈时间改为8月上旬。会后，章友三赴重庆请示。27日，今井武夫偕片山二良少佐返回东京，向近卫首相及陆、海军省人员报告，近卫大感兴趣，要求“好好地做下去”。《大野大佐备忘录》，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8页。29日，章自重庆致电铃木，要求与张治平共同访问东京。31日，章返港，与铃木继续会谈，声称近卫既第二次组阁，应发表声明，明确取消1938年的“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第一次声明，同时提出：板、蒋会谈时，不可提及“蒋汪合作”问题；板垣应以亲笔函表示，取消日汪条约。对此，铃木答称，将争取在板垣亲笔函中声明：“（日方）虽提出善意的意见，但不作为停战条件处理。”《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377号。参见《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8－18页。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桐工作”辨析（6）
中方资料载：7月2日，张治平致电戴笠，报告前一日与铃木再次见面的情况。据称，铃木表示：板垣不仅亟欲与中国言和，而且希望在结束战争后进一步与中国商订军事同盟。此项计划，已由今井武夫拟成草案，其主要精神为：1狈抡站墒庇⑷胀盟形式，双方均处于绝对平等地位。2毕除中日两国之一切误会，力图东亚民族之富强，以抵抗外来之一切压力。3本费共同负担。4鄙枇⒆罡呋关，双方人数相等。5币灾泄之行政院长与日本之首相充任总裁。8庇行期间无限。9辈桓缮嫱盟国之内政。10被ハ嘧鹬刂魅ㄓ肓焱痢Ａ迥静⒊疲骸鞍逶之意，以为此次中日战争实为历史上最愚笨之行为，及今只得痛自悔过。”7月3日，戴笠复电，指示张治平称：“敌方明知汪逆之无用，而仍不肯牺牲之，甚至谓将由板垣偕汪逆来见委座,当面言和等情，足证敌方之无言和诚意，同志以站在采取情报之立场与德国通讯社记者之身份，可与铃木见面，但对中日和约之问题，万不可有任何意见之表示。”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
7月26日，张治平再次向戴笠报告称：据铃木卓尔相告，板垣征四郎曾于最近偕同今井武夫返回东京，觐见天皇，并与海陆军及参谋本部首要磋商，决定电知张治平，“作末次之试行沟通”并无此事。据今井武夫自述，他在7月底去东京，30日会见第二次出任首相的近卫，近卫希望谈判成功，但在31日会见新任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时，东条却认为铃木与中方的谈判是“派遣军的越权行为”。见《今井武夫*》，第157页。：1卑逶奉天皇令前往长沙，向委员长当面求和。2比毡静惶崛魏翁跫，双方精诚相见，停战协定成立后，日本迅速撤军。3卑逶与委员长会谈后，日本保证不干预中国内政，汪伪政权亦听由中国自行处理。4鼻按嗡言由板垣带同汪逆赴长沙，意在交还我中央自行处理，并非带同谈判。今为免除外间误会，可以不带汪。5卑逶与委员长会谈时间，愈速愈佳。上项办法，如中方同意，日方即派员来港，将天皇保证文件交我，磋商板垣赴长沙之技术问题。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
比较上述资料可见：这一个月的最大事件是谈判双方相互出示板垣与蒋介石的亲笔备忘录，但张治平在向戴笠汇报时，绝口未提；而所谓板垣“痛自悔过”及准备在战争结束后订立日中“军事同盟”一事，也不见于日方记载。日方内部文件《调整日华关系的新原则》有“日、满、华三国”结成“东亚和平之轴心”的提法，见《今井武夫*》，第337页。中方文献所称日方可派员送交“天皇保证文件”一事，日方资料的记载则是，宋子良有过类似要求，但遭到日方拒绝。
（六）8月会谈
日方资料载：8月4日至11日，双方多次会谈。日方称，阿部信行与汪精卫之间正在举行会议，日汪条约尚不存在。中方同意板垣在亲笔函中声明，不将汪蒋合作问题作为停战条件，并称已决定派张群迎接板垣与会。《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388号。参见《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23页。中方表示，不再要求近卫发表新的声明，但近卫必须向中方提交亲笔私人函件。铃木同意提交近卫私函，但强调中方必须同时提交蒋介石的私函。13日，中方提出折中方案：日方须先提交近卫私函，然后中方才提交蒋介石的亲笔答函。铃木对此表示为难，但称须到南京，请上司裁定。铃木中佐报告，1940年8月17日，见《井本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26页。
“桐工作”辨析（7）
14日，铃木赴南京，向派遣军总司令部汇报：“宋子良其人断定为真。”“张治平为人可靠，与重庆中枢联络确有其事，假设本工作未直接通达蒋委员长，但至少有秘密通达是不难想象之事。”《井本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27页。19日，臼井茂树、铃木卓尔与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主要幕僚一起商定板垣与近卫首相致中方亲笔函的内容，同时完成板垣亲笔函的起草：“关于汪、蒋合作问题，为达成日华之间，特别是中国内部之圆满和平，必要时可能将会提出善意意见。但依据不干涉内政之原则，不作为停战条件之一。”《井本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30页，原译文字蹇涩，本文有所校改。21日，铃木赴东京，向陆军省部首脑汇报，会上，代近卫首相起草了亲笔函：“半载以来，阁下所派之代表与板垣中将之代表在香港就中日两国间的问题交换意见，已获结果，欣闻阁下近期将与板垣中将会面，余深信此次会谈必能奠定调整两国国交之基础。”《石井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31页，译文亦有校改。22日，东条英机陆相、臼井茂树、铃木卓尔等谒见近卫首相，近卫欣然同意。《石井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31页。28日，铃木卓尔回到香港，当夜即与26日自重庆归来的章友三会谈。《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351号。参见《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33页。
中方资料载：戴笠收到张治平7月26日的汇报后，正拟向蒋介石报告，收到军统南京区8月1日电，声称当地盛传：日军参谋本部臼井大佐来，由犬养健陪见周佛海，周向其亲信杨惺华称，如能实现和平，我与影佐甚至板垣均愿前往，虽有意外，亦所不辞。云云。戴笠当即密令张治平，“在不暴露身份之原则下多方探听”。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其后，戴笠又先后接到张治平的电报，声称：1卑逶征四郎续电在香港的铃木卓尔，大意谓：日本内阁虽经改组，但对中国求和之意如旧，板垣本人已获日皇训令，静候我中央许可，径赴内地，同时保证取消一切伪组织，以之作为求和先决条件。2绷迥咀慷最近接东京训令：甲、近卫决定，可先发一宣言，取消从前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宣言；乙、由板垣立具亲笔保证书，保证中日议和后，日本决不理会汪伪政权，完全由国民政府处决之，此后日本决不再干预中国内政。铃木称：板垣奉天皇令，向中国最高当局求和，请中方决定地点；为求得信任，日方可立即由近卫亲书保证求和之诚意，转交中国最高当局。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8月12日，戴笠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蒋介石，请求指示。
据《张治平对工作之陈述》称:8月14日，铃木离港飞往南京，同月28日回港，约张治平晤谈，声称今井武夫、臼井茂树将在澳择期会见。会谈中，铃木出示板垣的亲笔保证书及近卫亲笔函件。事后，张治平向戴笠请示“应否接受”，“奉令先探内容具报，暂缓接受”。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又据《曾政忠对张治平之考察》称：8月28日铃木卓尔返回香港，催促张治平往阅板垣亲笔保证书后，其后即由张缮具报告，交曾政忠由卢沛霖电陈重庆。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
“桐工作”辨析（8）
关于铃木此次返港所谈，军统香港区工作人员叶遇霖在致戴笠“冬电”中有更详细的汇报。该电称：据铃木卓尔告，铃木于8月14日经台湾赴南京，会见板垣征四郎、西尾寿造多次，并曾会见汪精卫。21日至东京。22日，偕陆相东条英机及臼井茂树总参谋谒见近卫首相，同进午餐，会谈至下午三时半。铃木告诉中方称：此次无论在南京、东京，均竭力要求先毁汪组织，再进而与中国议和，而日本当局方面则担心迄今谈判的中国代表的真实性，更担心“毁汪之后，向何人交账”。会谈决定由板垣出具亲笔保证书。铃木并称：“（汪）为日本政略之工具，可有可无。近因吾人之活动，近卫竟拒绝与汪晤面，阿（部信行）、汪谈判已暂告搁置。”“（日本）事实上已不支持汪伪组织，在汪伪组织不毁而自灭矣。”但是，铃木也表示：“中日如万一无和平途径可觅，则日本亦只有利用之耳。”铃木出示的板垣保证书为：“为日华国交，尤其为助于中国内部之圆满的和平，或须有关于汪提起善意的意见之场合，该问题基于不干涉中国内政之原则处置之，决不认为停战条件之一，兹为保证之。板垣征四郎。”铃木并称：自己已获得近卫与板垣的授权，还带来近卫首相的亲笔函，要求中国方面转呈蒋介石。戴笠：《报告》，1940年9月4日。
上述资料显示：两方叙述虽仍有诸多不同，但为准备长沙会谈，铃木卓尔确曾先飞南京，取得板垣征四郎的保证书，后又返东京，谒见近卫首相，取得近卫的亲笔函件。
通观日中双方留下的资料，可以发现，双方记载有若干相合之处，但是，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其相合处，自然可以确认其真实性；其差异处，就需要进行仔细的考辨了。
【二】军统局对张治平的审查与“桐工作”的结束
抗战期间，军统局负有收集日方情报的任务。张治平与铃木卓尔在香港开始谈判后，戴笠非常关注，不断向蒋介石汇报，也不断给予张治平指示。当他获知日方代表携带近卫首相的亲笔函及板垣征四郎的保证书到港后，即于9月4日转报蒋介石，请示是否可以接受上述两项文件。两天之后，情况突然发生变化。
8月下旬，板垣征四郎为加强“桐工作”，将和知鹰二少将（和知，广岛人。长期在华进行特务工作。1928年任职于日本在济南的特务机关。1932年任日本驻广东武官。1935年任太原机关长。1938年任兰机关长，负责策反中国的西南军政首长，此项工作即被称为“兰工作”。1939年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部付”。次年5月升少将。）派到香港。和知鹰二怀疑铃木所述的可靠性，向时在香港的《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询问“真相”。张自1938年起，即在香港和日方各色人物联系，刺探消息，供蒋介石决策参考。他从和知鹰二处得悉张治平等与铃木谈判的情况后，于9月2日致函在蒋介石的侍从室任职的陈布雷，汇报所得消息，分析日方何以相信张治平、铃木谈判的原因：一是最初之交涉人携有“委员长之委任状”——“研究对日问题咨议”；二是“相信宋子良先生之有力量”；三是“华方交涉人张某、陈某中间曾要求板垣来一信，向华方示阅，而数星期后华方交涉人得到委员长之回信，亦交日方阅看，日方将此信照相带回”。张季鸾指出：“此为板垣相信此事之最大原因。”张函并称：“最后华方又要求近卫须有所表示，故近卫来一信。据称，长沙之会见及岳军先生之赴汉，皆先已商妥者，现在仅余画龙点睛之正式决定而已。”《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日。但是，张季鸾判断，所谓委员长亲笔函件及军委会委任状均“彻底为捏造之故事”，“显系受骗或互欺”。其根据为：“我领袖何以能有回信，此在常识上尽可判断者。”“所称交涉人有委任状，根本即是虚假，中国政府永不会派出有委任状之人找日方接洽。我军事委员会现在亦根本无咨议之官衔。”张季鸾猜测：“此事始终与汪逆、周逆有关。”他要求严查此事，函称：“惟有一点不容忽视者，即有人敢伪造委员长之信件，显为重大犯罪行为，应加以彻查。”《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日。9月3日，张季鸾再次致函陈布雷，认为“此案敌人陷于极可笑之失败，但我亦曾受不利之影响。盖因此使敌人看轻，认为易与，同时，使汪、周便于作祟，故必须彻底纠查。目前最须严防者，为再出现委员长复近卫之假信。”他建议：“可令张治平来渝，即禁其离开，而从容询查之。”《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此函署9月12日，从内容判断，应为9月3日之笔误。
“桐工作”辨析（9）
蒋介石得悉张季鸾向陈布雷所报情况后，大为生气，判断张治平为汪精卫的“探子”，于9月6日指示戴笠审查。当日，戴笠紧急与已经应召来渝的张治平谈话。张强调自己的忠贞，声称在与日方八个月的周旋中，“我方坚持非去汪不可”。戴笠则认为日方一定有假，他说：“敌方既不肯毁汪，派铃木之来找我中央路线，必故作圈套，一面则表示诚意与我言和，一面则故放中央有讲和空气，企图国内外对中央都减少信仰呢！”《戴笠与张治平谈话经过》，1940年9月6日。
9月7日上午，戴笠将张治平软禁，并派军统局第三处（掌行动司法）处长徐业道与张谈话。张坚决否认所询各点：1狈袢嫌形痹炀委会委任令与伪造蒋介石亲笔信件之事实；2辈怀腥嫌姓掠讶与陈超霖二人偕见铃木之事，声称八个月来，始终只有本人与曾政忠二人与铃木卓尔、臼井茂树、今井武夫等接谈。只是“曾政忠之英文拼音与章字同，是否因此误会，则不可知”。3庇肓迥咀慷过从已久，早通姓名，决不能冒称宋子良先生。徐业道：《报告》，1940年9月7日。张治平与徐道业谈话后，又书面补充声明：1北救擞朐政忠“从未敢越出范围”；2薄爸暗鹊谥运用特务技巧，以整个揭破敌人之阴谋。”张治平称：铃木于8月14日赴南京、东京，“活动汪伪组织之撤销问题”，结果，获得板垣征四郎的“保证书”与近卫首相的“亲笔书”，用以“表示其对撤销汪伪组织之决心”以及近卫“对委员长诚意”，“希望两国迅速调整邦交，为建设永久和平之基础”。他说，自己已经目睹上述两种函件的内容，但铃木不愿立即交出，郑重表示，用何种方式提呈中国方面，是一个重要责任问题。张治平并称：戴笠所获情报，可能是和知鹰二等与铃木卓尔“作对”，目的是为了“反间”。《张治平致徐业道函》，1940年9月7日。
9月8日，张治平致函戴笠，为自己辩护，全面反驳戴笠所示情报，声称该件“歪曲事实，言之难尽”。他说，自己与敌人周旋，均与曾政忠及卢沛霖两同志商量，始末情况，皆经卢沛霖按时电呈，还曾两次奉召来渝，亲向当局详尽汇报。张治平的辩护共七点：
1惫赜谙蛉辗匠鍪窘介石“委任状”问题。张治平称：“读该件，谓职持委状于去年末见石野，不胜荒谬之至！”“今井与铃木因与职为老友”，“何须有委状向示？此委状又从何处得来耶？”
2惫赜诮介石对日*书所提八条的态度。张治平称：“该件谓委座对敌方提出之八条，甚感满意，尤为荒谬绝伦。”
3惫赜谒巫恿疾渭犹概形侍狻Ｕ胖纹匠疲骸案眉谓宋子良确参加之，因今井有摄印（影）带回，并由周佛海所供之多数相片内确认宋子良之相片无误，此事询诸宋子良本人，当亦发一大笑。”
4惫赜谔概兄兴持原则问题。张治平称：3月中旬本人第二次奉召来渝时，上峰训示：“敌人如有诚意，须先取消汪伪组织”，返港后，即以此点与敌人争辩。5月初，铃木又约今井武夫、臼井茂树到澳门，在本人专租的密室内会谈。结果，敌方表示，“愿回去努力，但要求时机不可失，而以板垣来华（谈判）之意相告”。自此以后，“职即以取消汪伪组织之事与之苦缠至今，铃木此次带来之板垣保证书与近卫亲笔，即针对汪伪组织与表示诚意之举也。”
“桐工作”辨析（10）
5惫赜谠市砣辗缴阌〗介石文件问题。张治平称：“该件谓我方示以委座之文件并令其摄印带回，此何言耶？”“无论何时何地，能证实此事者并在敌方存有此摄印者，甘受国家之极刑。”
6惫赜谖派张群赴长沙谈判问题。张治平称：“该件又谓，此方已派张岳军负责此事……张未曾被派。此事始终由职与曾同志负责。”
7惫赜谌辗教概写表问题。张治平称：“该件内所提铃木通贞为铃木卓尔之误，所谓马场者，并无其人。”
张治平在该函中说明，经过“八个月与敌之苦缠”，谈判已有进展：1碧跫问题，现所争者为内蒙驻兵与和平谈判后双方同时发表宣言；2蓖粑弊橹由板垣保证撤销之；3币楹头绞剑由敌酋板垣奉天皇命自甘来华求和；4弊魑日方诚意表示，可呈交近卫首相的亲笔信函。《张治平致戴笠函》，1940年9月8日。
次日，张治平在8日函后附言，重申没有伪造蒋介石委任状的必要：“过去八个月与敌周旋期内，敌人因对职信念极坚，一切会谈，从未向职索阅或索取委座文件。职亦从未有任何伪造委座文件授诸敌方以博得其信用也。在事实上，职对伪造文件无此需要，又自量绝不可为，深望明鉴之。”《张治平致戴笠函》，1940年9月8日。
在此之后，张治平继续申辩：1惫赜1939年底，张治平持蒋介石任命宋子良、章友三、陈超霖为研究对日问题咨议委任状，与日驻港武官石野洽谈和平问题，张称：“铃木与治平原系抗战前夙识”，“由曾（政忠）介识卢沛霖（即系港区与曾之联络人），得中央之允许，以特工技术进行。此本年一月间事也。”“今井与治平有十数年之旧交，决不需要伪造咨议委状。”2惫赜诔鲁霖与宋子良参加谈判问题。张称：“仅介绍曾政忠与铃木等见面，曾化名章友三，并未冒充咨议，仅称章有中央路线可以转达，并未介绍宋子良与铃木相见，更无陈超霖其人。”3惫赜谡胖纹匠鍪窘介石“亲笔复函”问题，张称：“不但委座墨宝，即治平本人亦从未以一字笔迹供敌人利用。每次会谈，铃木屡要求记录签证，概予拒绝，更无伪造信件之理。如有此事，愿受极刑。”4惫赜谌辗教岢霭逶与蒋介石在长沙会见，中方派张群赴汉口，陪同板垣前往问题。张称：“敌方求和心切，预定在九月中旬实现，因此，铃木当时提出福州、洛阳或长沙为会晤地点，治平对此未置肯定答复。”《张治平之申辩》，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
根据张治平交代，曾政忠是张治平对日谈判时的合作者。戴笠为了查核有关情况,召曾政忠到重庆，询问有关情况。曾报告称：“张治平自本年二月投效中央以后，……对工作颇为热心，数月以来，确未与汪逆有任何往来勾结。”对张治平“是否伪造文件，冒充咨议”等情况，曾表示“毫无所闻”。《曾政忠对张治平之考察》，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
曾政忠来渝前，张治平曾致函曾政忠，要求曾向铃木处索取近卫亲笔函及板垣保证书，铃木拒交，声称原件“须至适当时期及适当地点方能交出”。9月9日，曾政忠“照录”板垣保证书日文及中文本各一份，由铃木在日文抄本后加注保证：“本内容与板垣总参谋长所书不相违”，并署名盖章。板垣日文保证书抄件，《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和平酝酿》。曾到重庆后，将所抄之件交给戴笠。戴笠发现，曾政忠的新抄本与张治平所报旧抄本有同有异。相同处在后段，即“该问题基于内政不干涉之原则处置之，不认为停战协定条件之一”；而在前段则关键之处不同：张所报者为“汪问题”，而曾交来之抄件，则改为“□此字原空，当系戴笠避讳之故。（蒋）汪合作问题”。戴笠做完上述调查后，于9月15日向蒋介石报告：张治平接受铃木、今井之求和，原属探取情报性质，以撤销汪伪组织为一试题，以觇敌人求和之诚意与其求和之缓急也。张治平本系伪东亚民族协进会常务委员，与敌伪当有关系，张谓铃木、今井均其旧交，有相当信赖，此语固未敢尽信。惟张自本年二月经港区运用以来，在工作上尚未见其有不忠实处，但张是否伪造文件、冒充咨议，经多方侦查与研询，尚不能证明其确有其事。张治平与铃木等屡次洽谈和平，据曾政忠谓，张对于铃木所提者，确以撤销汪伪组织为先决问题，但张对吾人是否忠实可靠，亦未敢肯定。这份报告语气犹疑，“未敢尽信”、“尚不能证明”、“未敢肯定”云云，说明事件扑朔迷离程度的严重，连戴笠这个精明的特务头子也心中无数，不敢作出肯定判断。对于“汪问题”之变为“蒋汪合作问题”，戴笠分析说：“敌人不肯遽然放弃汪逆，对汉奸仍欲保持信义与作用，实彰彰明甚。”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报告中，戴笠并称：张治平与今井武夫尚有9月16日在澳门见面之约，但张所进行的情报工作，已告一段落，“故拟留张在渝，暂不赴港”。此后，张治平即被“冷冻”。
“桐工作”辨析（11）
在蒋介石档案中，还保存着一份张治平致铃木的责问函，所署时间为9月28日。此函或为张治平主动所写，或为应军统要求而作。是否发出，不可知。该函除回顾自1940年以来与铃木在香港的会谈经过外，特别指责铃木“要功心切，不自检点”，又指责日方“在外间散布谣言”：一则谓平曾持示军事委员会委任状，介绍宋子良、章友三、陈超霖等于去年年底在港晤石野武官，商谈中日和平问题，再则谓我蒋委员长对所提八项觉书表示满意，曾有委员长亲笔信交贵方摄影带回，又谓贵方曾摄有双方会谈时之照片，宋子良亦在其内等语。此种无稽之谈，如非先生有意伪造与故意宣传，平实不知从何而来也？张治平：《致铃木先生函》，1940年9月28日。针对日方所谓宋子良参加谈判的说法，张治平要求铃木将摄得的所谓宋子良原相片“公诸报端，以待证实”。函件末称：铃木的所作所为，“足证贵国所谓中日和平之无诚意也，足证先生做事待人之不守信义也。先生失败矣，咎由自取也。”
张治平虽被扣留在重庆，但重庆方面不愿意就此中止和日方的联系。曾政忠奉召到重庆陈述不久，即被派回香港继续与铃木卓尔等人周旋。9月18日，曾政忠晤见铃木，按照军统设计方案通知铃木，声称重庆首脑会议认为：“中国之抗战力尚大”，“无须做出屈辱性和平”，“长沙会议暂行搁置”。对所谓“蒋汪合作问题”，曾表示“不明了日本之真意”，怀疑其中有“谋略”。《井本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39页；参见《今井武夫*》，第160页。谈话中，曾询问张治平与汪精卫的关系，铃木称：张治平对和平运动确甚热诚，日方所拟条件，人所不敢向中国高层转达者，张能，但张有时言过其实，此点日方早已了解。关于张与汪精卫“勾结”一节，铃木保证“必无其事”。对于重庆方面所提“先行消除汪精卫组织再言中日和平”问题，铃木明确拒绝，声称事实上“诸多困难”，“如中国力持此点，和平前途未可乐观，谅中国政府已准备再战数年矣”。《港区叶遇霖致戴笠皓亥电》，1940年9月19日，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21日。铃木并称：今井武夫尚在澳门，等待与张治平会谈，张既不能回港，本人将赴澳报告，请示今后方针。铃木约曾政忠21日再谈。军统香港区负责人叶遇霖在向戴笠报告上述情况后表示：“政忠同志老诚有余，机智不足，恐难应付铃木、今井诸人。如钧座对铃木等尚有运用之必要，应请指派干员来港，就近指示。如仅为表明我方严正之态度，则拟于再晤谈一、二次后，即嘱政忠停止一切活动，以免贻误机宜。”《港区叶遇霖致戴笠皓亥电》，1940年9月19日，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21日。
9月22日晨，曾政忠再次与铃木卓尔会晤。铃木称，已于19日派秘书赴澳门，谒见今井武夫，报告中方态度，他本人则拟于23日赴南京，见板垣时，“当尽力促请先行消除汪逆伪组织”。他要求中方提出具体意见与确实办法：“消除之方式与消除以后之办法”，“如何能使中国确信日本之和平诚意”，“如何使日本在消除汪组织后，不致有不良之顾虑”。铃木并称：“日本空军猛炸重庆，但对飞机场始终保全，亦所以使此项活动不致因交通困难而阻遏也。”《香港叶遇霖致戴笠敬电》，1940年9月24日，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25日。24日，军统香港区负责人叶遇霖再次将上述会晤情况报告戴笠，戴笠认为铃木此线已无利用价值，电嘱曾政忠停止与铃木见面。书包 网 想看书来
“桐工作”辨析（12）
在中方指示曾政忠“停止一切活动”的同时，日本当局也指示停止“桐工作”。9月27日，铃木卓尔应召回南京，向派遣军总司令部报告，总司令部决定暂时取消“桐工作”。10月1日，今井武夫赴东京汇报，登台不久的陆相东条英机严令军方“撒手”。《今井武夫*》，第160页。同时，外相松冈洋右则决定另辟途径，通过银行家钱永铭对重庆进行新的“工作”。
【三】张季鸾企图借机拆穿日方“把戏”与中日秘密谈判的延续
张季鸾从和知鹰二处得知张治平、宋子良与铃木卓尔、今井武夫的谈判情况后，极为震惊，他一面研判事件性质，探究真相，汇报重庆中央；一面则力图通过和知鹰二，拆穿日方的“把戏”。
除铃木卓尔、今井武夫等人外，和知鹰二实际上同样负有找寻与中国方面谈判机会的任务。九一八事变后，和知鹰二的主要任务是联络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西南派”反蒋。1938年日军进攻武汉前后，和知鹰二的任务转为在香港和蒋介石直接指挥的萧振瀛谈判，当时即与张季鸾相识。但是，和知与板垣征四郎等不同，主张抛弃汪精卫，专以代表国民党“中央”的蒋介石为谈判对象。他对张治平与铃木、今井之间的谈判，不仅不支持，而且“立于竞争、暗斗之地位”，“曾力予破坏”。1940年春，今井武夫第一次到港活动，和知即致电他的中国助手何以之，嘱其设法向中方揭破：“今井来意为蒋汪合流，实际为汪奔走，故亟应破坏之。”《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何以之，亦作何益之、何毅之，他既为和知鹰二，也为中国方面工作，是个“两面人”。
1940年7月，和知鹰二在澳门会见张季鸾。8月17日，和知回东京向陆军省官员报告，声称“本官之工作根本不提和平条件，重点放置于兴之所至之打听。”“蒋中正之意在于希望日华彻底合作，不拟苟合。”《石井备忘录》，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47页。29日，和知在澳门会见时在香港的重庆工作人员王季文，要求王转告孔祥熙的秘书盛某，请其促进宋子良工作，但是，却意外地得到盛某告知：“宋子良所进行之工作，那是一桩谋略。”《石井备忘录》，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47页。9月1日，和知向张季鸾打听“真相”，告以所知，张季鸾感到震惊之余，认定“铃木活动，彻底为捏造之故事”《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日。和知向张季鸾通报情况，时间不明，但8月30日和知尚在广州，与张季鸾谈话时间必在9月1日。。谈话中，和知向张季鸾透露，东京方面对板垣领导的“和平”工作本已失去信任：东条英机陆相怀疑,外相松冈洋右也怀疑,只同意板垣等办至9月底,“若届时不成，决由政府自办”。《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7日。因此，张季鸾暗示和知，将此事向东京报告，借以“促成板垣之崩溃，使敌人内部发生重大争吵”。张季鸾估计：“该板垣把戏一旦揭穿，定会发生重大责任问题，而敌人之乱，即我之利也。”《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日。9月3日，张致函陈布雷，告以即将向外界“放出消息”，说“委员长震怒，正彻查其事”，“如是则敌人自知失败而板垣倒矣”。《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12日（应为9月3日）
“桐工作”辨析（13）
和知鹰二在与张季鸾谈话中，曾向张故示宽大：如中日双方停战言和，“东京只主张内蒙暂驻少数兵，其他无大问题”。张答以“中国是不许任何地方驻兵，不许任何地方特殊化的”。对和知所称中日谈判今后将由东京“收回自办，另作准备”，张季鸾表示：“如作准备，须彻底觉悟，重新检讨，简单一句话，必须互相承认为绝对平等的独立国家，凡不合此义者，概不必来尝试。”《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日。张季鸾通过铃木和张治平之间的谈判“故事”，认定日方“愚昧凌乱”、“荒唐幼稚”，程度太差，“证明去中日可以谈话之程度甚为辽远”，“可决其今后无大的作为”《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日。，因此，他不准备与和知鹰二发展进一步的关系。张通过何以之转告和知，“不必奔走，更不必找我见面”。当时，张季鸾听说，日本陆军正在力主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因此又嘱咐何以之劝告和知：“决不可对苏联乐观。苏联之事，中国知道的多，苏联对中国，近来也很好，个中消息虽不能多谈，总之苏联对日本，可说是无丝毫好意。”《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7日。
9月4日，和知离港，返回东京，自称当于15日返回华南，行前表示：“板垣始终不脱蒋汪合流之主张，故必须撇开板垣。”张季鸾不愿与和知作泛泛空谈，托何以之电告和知：“不是日政府诚意委托不必再来；不是日本诚意改变对华政策，诚意谋真正之和平，则不可接受委托。要之与弟何时见面并不关重要，日政府苟无真正觉悟，见我何用！”《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6日午前。当时，日军正在准备进军南洋，抢夺英、法在当地的利益。张季鸾估计，日方“因南进不能决策甚为焦躁，板垣等又闹此大笑话。和某归后，敌人内部，将呈鼎沸之态。”《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6日午前。9月6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建议对日方采取“攻心为上”策略。他估计，板垣、铃木工作失败之后，日本内阁必将另起炉灶，重新确定与中国的谈判路线，因此，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请示：是否可以以“私人观察”身份向日方提出三项基本要求，即日军自中国完全撤兵，完全交还占领地，自动废止不平等条约？《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6日午前。
张季鸾分析，当时日方急于与中国议和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1蔽了进军南洋。他说：“敌对南洋，势在必取，即荷印亦在所必争，故港、越、新加坡、荷印是一串的问题，一动作就是大事情。若只拿安南，不成一局势也。因此海军坚持非结束对华战争不能南进。”2卑谕言谥泄的尴尬局面。张季鸾称：日军在中国的部队，共69个师团，约计在130万人以上；每日军费由2000万元到3000万元。最近半年，日军几乎毫无动作，今后的作战计划也无法确定。“老师糜饷，毫无效果，而同时眼看一年或等不到一年之后将失去南进机会，此其所以不得不焦躁也。”9月7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请示下一步谈判方针，函称：综观大势，委员长对于全局之判断，皆完全符合，弟深致敬佩。现观敌方殆有逐渐就范之可能，其酝酿应需一两月之时间，故十月、十一两月恐为重要时期，现拟得和某来电，再知悉最新敌情之后，即先回重庆。然若彼竟南来，当与一见。总之，现时为适于宣传之时期，倘蒙指示机宜，不胜厚幸。《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7日。和知鹰二曾告诉张季鸾，日军大本营和日本内阁准备由少数人组成“委员团”，专门负责对华谈判，因此，张季鸾询问：“万一敌方此次更派高级人员一同前来求见时，应如何处理？”他表示：“弟现时之个人意见在拟拒见他人，以贯彻私人谈话性质之立场。”《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7日。
“桐工作”辨析（14）
在军统局审查张治平的同时，陈布雷也致函张季鸾，要求他向日方“索要伪件”，以便查清所谓张群“证明书”、蒋介石委任状及亲笔函的真相。张季鸾感到为难，回函称：“板垣尚倾信伪件，正期待其进行。若果正面索取，反恐困难，且使敌人感觉，弟之地位太涉于机密也。”《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10日。他托何以之致电和知鹰二，声称“张群因无端被人出卖，非常愤慨，托索证件以便彻查。同时附告，张群疑为日方捏造，或为汪派作祟。愿查明真相”。张季鸾相信和知能办妥此事，携件南来；同时也相信“经此一电，亦可使南京敌酋恍然于一场故事之为捏造矣”。《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11日。
张季鸾曾得到情报：周佛海鉴定铃木得到的蒋介石所书“委任状”及“亲笔函”后，指出其均为伪造，板垣征四郎甚为慌急。又得到情报：1939年板垣任陆相时，日军为试探苏联态度，进攻诺蒙罕（今译诺门坎。作者注），如苏联不抵抗，即调大部关东军入关。当时曾由板垣奏明天皇，天皇询问计划可靠否？板垣答云可靠。不料日军大败，转而调关内作战部队赴援。事后，关东军及参谋部有关人员一律免职。板垣本来也应该免职，派来中国，是让他“带罪图功”。“桐工作”出现问题，板垣更为慌恐。《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17日。云云。基于上述情报，张季鸾对板垣的倒台颇具信心。
和知于9月4日返回日本后，曾电告何以之，已向东条英机发出长文，拟在福冈与东条派来的人员见面，或直接赴东京报告。不久即发电称：东条英机“令彼负责进行”。但是，其后，又发电称，9月10日在福冈与东京派来的要员会晤，偕飞南京，协商结果，以和知与板垣为核心，办理此事。和知称：将于9月15日或16日再飞东京，处理铃木等失败的善后事宜，同时取得东京正式委托，再飞南京，然后南下香港。《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17日。
和知确曾按张季鸾要求向日本军方揭发“桐工作”的问题。9月12日，臼井茂树就曾在向参谋本部有关人员报告时说：“据和知少将所调查探知，桐工作系香港蓝衣社之谋略，只是使用宋子良而已。”“谅蒋中正不会见板垣中将，板、蒋会议无法解决一切问题。蒋中正不至于发亲函，所谓蒋之亲函是冒牌货。”《石井备忘录》，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46页。但是，日方不肯也不愿意相信和知所报，而宁愿相信中国有不同“路线”。9月20日，和知鹰二致电何以之：下记最近之情况，有告知之必要：子良近对铃木言，彼将为治疗疾病出洋外游，中日和平交涉，急速需要结束。又谓宜昌方面，一周内当有人到达可能云云，暗示张岳军有出来之可能，表示恋恋不忘之意。日方为使促进正式交涉之实现，当期望中国路线之统一。又有人谓，蒋先生不肯使子良工作中断，子良背后，有特务人员控制，蒋先生不能使其中止等云。《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3日下午。和知鹰二要求何以之转告张季鸾：最好能命宋子良出洋外游，然后日方正式向中方提出谈判要求，而由东京负责进行。和知很着急，函称：“子良何时出国，祈速赐知为要！”《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3日下午。书包 网 想看书来
“桐工作”辨析（15）
张季鸾本已判断张治平、铃木之间的谈判是“把戏”，现在日方却又提出新材料，说明宋子良和铃木之间仍在联系，这使张季鸾感到迷惑。他决定不再参与中日秘密谈判。9月21日，张季鸾要求何以之用明码电文告诉和知，张季鸾日内离港；同时另用密码告知：铃木假把戏我早已一再告之，何以尚如是纠缠？且对我方内部之观察，饱含污蔑之意，是证明对方不足与谈。中国本决无路线问题，我政府从未委托过人，我亦从未受过委托，只因你们来找我，我为个人友谊之计来此。今乃认中国有多少路线，是等于认定我为路线之一。我现在声明，此路线取消，我不复过问，将来纵有正式交涉，亦勿找我。我之为人，本极恶麻烦之事。今如此麻烦，我厌恶已极，故决计脱离此问题。望彼告板垣，我已自己取消，不愿过问矣。《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1日晨。原函未署名。宋子良是否和铃木确有联系呢？张季鸾不能判断。他将这一问题交给陈布雷。9月21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陈述五条意见：1惫酆椭电文，“足知敌方有轻蔑、操纵之意”，但宋子良君是否对铃木确有此表示，本人没有“判断真伪之力，因而不能作有力之反驳”。2苯窬、铃木的失败，在敌方内部是“绝大问题”，南京敌人明知是假，尚欲“挣扎蒙混”，板垣负责与中国谈判，原以九月底为限，本人“声明不管，更足以打击之”。3蹦暇┑腥说暮推焦ナ瞥沟资О苤后，日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为再变和平攻势为军事攻势，一为由东京发起，正式媾和。此问题日方如何选择，在不远期间便可明了。4钡芯人本是一丘之貉，但和知有一点特殊，即不仅与“勾汪”工作无关，而且在敌人内部以“反汪”得名，因此可以判断，如东京正式与中国交涉，必派和知奔走，因此，和知此线索仍应保留。5惫鄄熳罱情形，我方内部不能不承认“发生毛病”，“当假委任状、假信问题发生之后，何以宋子良君以行将出洋之身，而尚与铃木作私人接触？”他严肃表示：“此真为不能想象之事！”《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1日晨。他还列举了其他一些和日方秘密联系的严重事例，要求陈布雷将上述情况呈报蒋介石。23日，张季鸾再次致函陈布雷，说明“自前日向彼方通告不管之后，觉心神为之一舒。盖国家与领袖受敌轻侮，只有如此断然表示，为昭雪轻侮之道。”《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3日下午。
张季鸾虽已向日方表示“不管”，但是，他仍然对中日谈判存有希望。9月23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云：“对今后看法，弟微有不同。弟以为判断局势之第一关键，在看是否以敌大本营之名义来开正式交涉，果来交涉，即当认定其有若干诚意。”“盖既来交涉，则为承认是国家与国家间之正式议和，一也，汪奸当然取消，二也。”此前，陈布雷认为，日军进攻安南，中国的对外联络线受到威胁，说明日方没有议和诚意。对此，张季鸾表示：“安南问题，当然有威胁我方之恶意，然不能因此之故，即断定敌人不企图正式议和。”他说：“和战本为同一问题之两面，中日现在战争之中，而又并无和的头绪，在我方似不必过于重视其另辟一新战场之企图，即藉以判断其政策如何。”他表示：自己的“工作目的”在于执行一种试验，即“敌人宣传愿与我政府议和之是真是伪”。他认为，此点关系中国今后半年乃至一年间之“一切抗建工作”。《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3日下午。
“桐工作”辨析（16）
陈布雷反对张季鸾对“和谈”的幻想，要求张季鸾结束在香港的工作，尽早回渝。9月24日，张季鸾复函陈布雷：取消前函所述意见，自即日起，对外对内均脱离此问题，不再报告和知传来的敌情；所保管之“港币小款”，亦不再负保管之责；将向中航公司订票，尽早动身。《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4日。
宋子良以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的“至亲”身份擅自与日方谈判，张季鸾对此深为不满。正当此际，一件关于宋子良谈话的新情报帮助张季鸾作出了判断。9月24日晚，张季鸾读到和知鹰二致何以之的最新电文，其要点为：铃木报告，谓宋子良近谈，本月十三、十四、十五三日，委员长曾与戴笠、张群、张治中秘密研究此事。又云：因近日委员长不满于孔、何二人，故孔、何不参加会议。张季鸾认为，“其最可笑之语为委员长表示，交涉可继续进行。”他判断：“无论宋君如何荒唐幼稚，断不会作此可笑之谣言，是可确定为铃木所捏造矣。”对于铃木捏造此类谣言的目的与效用，张季鸾致函陈布雷称：板垣屡次向国内报告，和平条件业已成熟，并且逼迫近卫写信向我方表态。近卫信件在我方虽不觉重要，但在日方却是总理大臣公函，板垣无法卸责，只能继续不断造谣，希图继续控制军权，“以达其继续进行勾汪签约延长现状之目的”。《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早。
当时，和知鹰二召何以之赴沪。9月25日，何到张季鸾寓所会面，张要何到沪后明确告诉和知，“所有铃木报告中之宋子良谈话，绝对为铃木捏造”，建议和知向东京切实报告。《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早。同时，张季鸾也要何向和知转达：为大局起见，在一两个月之内，如东京确有正式讲和诚意，并有适当内容时，允许和知与张通信一次，但仅以一次为限。张称：“当拚其最后之信用转达一次，盖中国实在认日本无诚意也”。张并称，如东京确有进行之意，则个人愿忠告：第一，停止进攻云南及轰炸一类威胁、压迫行动；第二，须有建立平等的“新国交”的决心，绝对不可向中国方面提出“承认伪满、中日联盟”等一类要求，否则张不能转达。此为陈布雷指示张季鸾者。第三，根据上述两项作正式之准备，可来一次信，说明派何人负责开谈及其他具体事项。张特别强调：当年冬天，准备往陕西终南山养病，和知来信，须在两个月之内，“过时则我入山已深。无法接头矣”。何以之向张表示：“除非东京真正弄好，彼亦不敢赞成接洽。盖在板垣之下接洽，则中国上当也。”《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夕。
张季鸾要何以之转告和知鹰二的话，有类最后通牒。之所以如此，据张季鸾致陈布雷函，其用意在于：1痹诘腥四诓勘┞栋逶等之欺骗。2笔匝榈泄今后究竟如何。此前，日本早已强迫法国封闭滇越铁路，英国也一度宣布封闭滇缅路，中国的对外国际通道先后受阻，抗战环境愈益艰难。张季鸾认为，形势断不能无条件乐观，个人可以封锁，国家不容封锁，保留与和知的联系线索，有益无损。之所以只允许通信一次，是为了使之“更为严重而有力”。他说：“弟近月颇感敌人求结束战事之心已达顶点。盖如待其南进顺利，稳占安南，并控制缅甸，而美国又不实际干涉，则彼时敌人心理恐又一变，因此现时之对敌工作，恐正为最紧要而有用之时。”关于宋子良,张季鸾建议，应命其迅速出洋，或令其回渝，借以“打破敌人和平攻势”。他提醒陈布雷：“铃木制造之假故事，方日异月新，喧腾于日人内部”，“观铃木造谣之猛烈，则所谓假委状、假信件，恐系铃木所捏造。”《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早。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桐工作”辨析（17）
尽管张季鸾方面认为谈判仍有必要，但是重庆方面已对谈判失去兴趣，指示将1938年萧振瀛工作期间留在香港的文件全部销毁，同时对日方采取决绝态度。张季鸾随即遵令执行，同时指示在港协助自己工作的人员：1痹诤我灾离港前，使之相信，张季鸾“决非任何意义之代表”，“亦决不做政府代表”，并非“真正受政府委托之人”。2苯窈蟛辉儆牒我灾来往，避免交谈，如何以之下次到港，亦不必理会，“务使何某知问题严重，今后无复奔走之余地”。9月27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说：前年以来之悬案一宗，至此完全告一段落。弟此次判断有误。幸行动上未演成错误，一切处理，尚近于明快，此则近年特受委员长之训练，得不至陷于拖泥带水。就弟个人论，诚幸事也。《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7日午。写此函时，张季鸾确实准备将他在香港搞的特殊工作“告一段落”，然而，正当他回渝在即之际，又接到何以之转给他的和知鹰二的密电：“铃木、宋子良工作终止，在东京将开始全面的和平谈判，现*重臣、陆军、海军及外务省首脑部在协议中，务以大乘的见地，速求东亚全局之和平及繁荣。”《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30日下午3时。电文中，和知表示，将于九月末至东京，然后携带所决定的《要纲》来澳门，张季鸾可先回重庆，但本人返澳后务求张来澳相晤。和知此电打消了张季鸾“告一段落”的想法，决定另拟策略。
张季鸾认为：从日本方面看，“必须企图结束对华之战争”，“求和运动，必继续一时”；而从中国方面看，“（现时）实立足于举足重轻之地位，同时亦到了必须决定长期忍耐封锁之对日战争办法”，因此，“希望在最短期内，将敌情、友情俱完全弄清，以便下最后的决定”。9月30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建议“在最后决定之前”，努力于“攻心为上”之对敌宣传，其内容为：1贝蚱迫毡尽罢矫乐自信”；2贝蚱破淞苏之妄想；3贝蚱破湫爬档鹿之心理；4惫拇抵泄之真正愤怒，并打破中国不肯和及不敢和之推测。张表示，他不期待和知鹰二再来会有何结果，但为取得“高等消息及做宣传”着想，在香港“稍待”还是有用的，“无论如何，我有知悉真正敌情之必要也。”《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30日下午3时。这样，张季鸾就又在香港留了下来。
张季鸾在香港的工作一直做到1940年11月。张要求日军全面撤兵，不承认汪伪政权。同月23日，日方表示接受，要求重庆方面派出正式代表。《今井武夫*》，第175页。但是,日本当局终于舍不得抛弃豢养的傀儡。30日，日本政府与汪精卫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正式承认汪伪政权，以事实嘲弄了张季鸾，也嘲弄了重庆国民政府。
【四】“宋子良”是冒牌货，蒋介石的亲笔“委任状”等是伪件
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有其局限与幸运。其局限在于，历史已逝，许多资料散失，事实失传；其幸运之处在于，有可能见到当时无法见到的敌对双方，甚至是多方面的资料，从而综合研判，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作出比较真实、合理的分析。
根据笔者已掌握的日中双方资料，比勘辨析，可以确定：
“桐工作”辨析（18）
（一）谈判中出现的蒋介石“委任状”及“备忘录”均是伪件。前文已述，据日方资料记载，谈判中，中方曾展示盖有军事委员会大印和蒋中正小印的委任状，其内容为：“兹委派陈超霖、宋子杰、章友三代表研究解决中日两国事宜，此令。*三十九年六月二日。蒋中正。印。”又，在讨论板垣、蒋介石长沙会谈时，中方曾出示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备忘录。笔者认为，上述两个文件均为伪件。
在抗战前的中日秘密谈判中，蒋介石就主张不立文字，不落痕迹。在抗战爆发以后的中日秘密谈判中，蒋更加小心翼翼，不肯给日方提供任何文字根据。张治平等与日方会谈，蒋自然不会提供“委任状”、“备忘录”一类凭证。而且，更重要的是，蒋一开始就并不积极支持张治平等人与日方谈判。1940年3月31日蒋介石日记云：“倭寇一面成立汪逆伪中央政会，宣言三十日成立伪组织，而一面又派陌不相识之陈治平来求和议，其条件一如往昔，以试探我方对汪伪出现之心理，其愚劣实不可及。窃恐古今中外亦无此之妄人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3月31日；并见《困勉记》，稿本，1940年3月3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这里的“陈治平”应为张治平之误。可以看出，蒋当时还搞不清楚张治平是何方人员，但拒谈之意很明确。其后，蒋搞清楚张治平的身份了，立即指示戴笠：“如敌方不能先行解决汪逆，则张治平不准再与铃木辈有任何接洽。”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5月下旬，戴笠指示张治平：“如敌方不先除汪，中央断难与之言和，今后不可与铃木等涉及中日和平问题。”7月3日，戴笠电张治平云：“同志以站在采取情报之立场与德国通讯社记者之身份，可与铃木见面，但对中日和约问题，万不可有任何意见之表示。”又曾指示，“在不暴露身份之原则下多方探听”。其后，蒋介石的态度越来越严峻。当年5月18日至30日，日本海军航空部队大举轰炸重庆8次。6月6日至8月17日，又轰炸28次。7月2日，蒋介石日记云：“对敌人来探和，应皆置不理，以示不受轰炸之威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7月3日；并见《困勉记》，稿本，1940年7月3日。8月11日，蒋介石与张季鸾谈话称：“敌阀之愚，其求和既急，又欲以板垣亲到长沙会晤而以汪同来为饵，其儿戏滑稽，实太可怜，如何能不自杀耶？”《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8月12日；并见《困勉记》，稿本，1940年8月11日。12日，戴笠向蒋介石书面报告张治平与日方多次接触情况，请求指示。次日晚，研究敌情，蒋介石日记云：“敌国又托胡鄂公、何世桢、张治平等各人，各别来见、通问，皆一概严拒，此时惟有持之以一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8月13日；并见《困勉记》，稿本，1940年8月13日。这应该是蒋介石对戴笠请示的回答。9月初，蒋介石从张季鸾函中得悉张治平向日方提供了自己的“亲笔”文件后，非常生气，日记云：“下午研究汪探张治平捏造凭证事，是使我又多一不测，意料不及之经验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9月6日；并见《困勉记》，稿本，1940年9月6日。9月15日，日机两次空袭位于重庆曾家岩的蒋介石官邸，蒋介石当日日记云：“汪奸派张治平，伪造我中央函件与委状，以欺敌人，敌人信之，以张治平为我中央可靠之路线，用力求和八个月，未得成效，今始觉悟，遂更恼怒，炸我寓所。”《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9月15日；并见《困勉记》，稿本，1940年9月15日。以上材料雄辩地说明，张治平与铃木谈判中出示的“委任状”、“备忘录”与蒋介石无关。
“桐工作”辨析（19）
前文已述，日方在见到中方出示的“备忘录”后，曾在匆匆间拍得“蒋中正”签字，送回南京审查。而据周佛海日记，当年7月26日，日方确曾请周审查真伪，周观察的结果是“实不甚像”。《周佛海日记》，1940年7月26日，中国文联出版社版，2003年，第327页。这一则材料不仅可以作为上述“备忘录”是伪件的旁证，而且说明，它的作伪者并非如张季鸾所认为的是日方。铃木卓尔等人决不会自己制造了伪件，又送回去请人审查。
（二）在一系列问题上，张治平等中方人员哄骗了日方。首先是宋子良参与谈判问题。尽管张治平在被军统审查过程中一再坚决否认，但是，日方谈判时曾从钥匙孔内*了“宋”的照片，并且也曾交给在南京的周佛海等人核对，可见，有“宋子良”参与确是事实。这位“宋子良”的照片，经周佛海核对之后，也认为“与本人不符”。《周佛海日记》，1940年7月26日。1941年9月，参与“诱和”活动的日本人松本藏次就曾指出，所谓“宋子良”，其实是蓝衣社的间谍，其目的在于刺探日本秘密。《松本藏次致小川平吉电》，转引自《小川平吉致近卫函》，又，《致射山函》，《小川平吉关系文书》，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73年，第691－692页。1945年夏，这个假扮“宋子良”参加谈判的人成了日本上海监狱中的囚犯，被原日本中国派遣军特派员，曾在香港会谈中担任翻译的坂田诚盛认出。在与今井武夫见面时，此人承认自己是蓝衣社的“曾广”。1955年“曾广”致函今井武夫，对当年“冒充宋子良的错误深表歉意”。《今井武夫*》，第162－163页。可见，在张治平等人与日方谈判时，中方确实有人冒“宋子良”之名。
其实，这个冒充“宋子良”的“蓝衣社”特务的本名并非“曾广”，而是在谈判过程中一直与张治平密切合作的曾政忠。前文已述，张治平被审查，并被软禁在重庆后，军统局继续派曾政忠到香港与铃木卓尔周旋，9月18日、22日先后与铃木有过两次谈话。然而，这两次谈话中的“曾政忠”都仍被铃木视为“宋子良”。19日，铃木向今井报告说：“根据宋从重庆返回香港所作的报告，九月十三日到十五日在重庆的重要干部会议上决定，关于满洲问题及日军部分驻兵问题，只要日华双方未取得一致意见，长沙会议暂行搁置。因此，本谈判没有进展的希望。”《今井武夫*》，第160页。铃木的这份“报告”也传到了他的对手和知鹰二那里。和知在致何以之的一份电文中说：“铃木报告，谓宋子良近谈，本月十三、十四、十五三日，委员长曾与戴笠、张群、张治中秘密研究此事。”转引自《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早。上述两通电报表明，9月18日，曾政忠与铃木卓尔会晤时，虽然已经通知铃木，张治平可能是汪方人物，但仍然以“宋子良”的身份出现。这是曾政忠冒充“宋子良”参加日中秘密谈判的确凿证据。《今井武夫*》，第160页。又据同书及《井本日记》（《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42页），9月21日，宋子良曾再次访问铃木，而据军统叶遇霖9月24日致戴笠电，此次的访问者，仍是曾政忠。此外，铃木卓尔于9月27日到南京派遣军司令部作报告，仍称18日与“宋子良”会谈。见《井本日记》，《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39－40页。凡此，均可证明，铃木卓尔心目中的“宋子良”，乃是曾政忠冒充。和知鹰二另一通电报说：“子良近对铃木言，将出洋疗疾，希望中日问题早日结束。又岳军一周内可到宜昌云云，故板垣对于子良路线，仍认为可靠。”失名密电，1940年9月2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和平酝酿》。这通电报告诉我们，曾政忠当时已准备“抽身”，不再以“宋子良”的身份出现，同时，也还在继续哄骗日方，所谓张群“一周内可到宜昌云云”，即是一例。有意思的是，一直到1941年11月，为了阻挠日本承认汪政权，军统特务还在假借蒋介石的名义，在“宋子良”问题上继续说假话，欺骗头山满和萱野长知二人。1941年11月16日，军统在香港的工作人员杜石山致函头山满、萱野长知，转达蒋介石“意旨”云：“宋子良以运输事务抵港之日，宫崎（应为铃木。作者注）、今井代表板垣将军，约其晤谈，并提交子良以中日二国之和平条件，子良据以为报。当即电质子良，以何资格见板垣将军之代表，及根据何种机关之命令，以接受板垣将军之中日二国之和平条件？讵知子良接电，惧而避之美国。旋以该条件甚为苛细，想板垣将军畅晓军事，明察世局，必不提出中日两国不能相安之苛细条件。该条件或系一二军人之私见，遂不予子良以深究。”见《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第697页。书包 网 想看书来
“桐工作”辨析（20）
“宋子良”是冒牌货，自然，参与谈判的所谓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陆军少将张汉年等也都是冒牌货。根据前文所引军统香港区叶遇霖致戴笠“冬电”，铃木回港后，曾与叶谈话，而据铃木给上级的电报及派遣军总司令部有关人员的日记，铃木当时谈话对象即为“章友三”。《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351号。参见《对中俄政策之测定》，第33页。又，《井本日记》所记亦同，参见同上书33页。因此，“章友三”应是叶遇霖的化名。
在审查张治平时，张坚持与日方谈判中只有他本人和曾政忠二人参加。对于所谓“章友三”其人，张第一次解释为“曾政忠之英文拼音与章字同，是否因此误会，则不可知。”“曾”与“章”的英文拼音本不相同，张治平等与铃木的谈判中也并未使用英文，不可能产生误会。后来则解释为“仅介绍曾政忠与铃木等见面，曾化名章友三”，两次说法前后明显不一，巧言支吾、企图蒙混之心清晰可见。显然，张治平可以承认曾政忠化名“章友三”，而不能承认冒充“宋子良”，因为前者无罪，而后者则关系重大，可能获罪。
张治平对军统的交代，不仅时间颠倒，语意支吾，而且真假混杂，包含着若干谎言。例如，他声称与铃木、今井是老相识，与今井且有十多年的情谊，因此，无须身份证明及委任状。其实，他和今井武夫并无深交《今井武夫*》称：“宋子良和铃木中佐的居间人张治平，我在北平大使馆武官室工作时，他正在冀东政府任职，他还当过北平的新闻记者。这次奇遇，感到惊异。但只是见过面，对他的身份、性格等，却一无所知。”见该书第129页。；日方在与中方人员秘密谈判时索要身份证明也并非仅此一例。铃木卓尔在香港开始“桐工作”时，还在开展“姜豪工作”，向姜豪“要求与携带有重庆政府中枢有关的身份证明书的人会面”。《今井武夫*》，第168－169页；参见姜豪《和谈密使*》，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194－196页。张治平之所以编造与铃木、今井的“友谊”谎言，无须身份证明云云，不过说明他心中有“鬼”，力图掩盖他伪造文件，伪传蒋介石指示等做法而已。
（三）铃木等日方谈判人员也哄骗了中方。2月3日，铃木在与“宋子良”第三次会见时曾表示：“处理汪精卫对重庆政府的关系，纯属中国的内政问题，我方似无干涉的必要，可由中国政府妥善处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的经过概要》，《今井武夫*》，第332页。所谓日方同意“去汪”、“毁汪”一类的“甜言蜜语”，铃木不仅在私下对张治平讲过多次，对“章友三”也讲过。前引叶遇霖致戴笠“冬电”所汇报的铃木行程及其和近卫会见的时间、情况，和现存日文档案完全相合，可以确证“冬电”转述内容，来自铃木本人，而非张治平等编造。一直到9月22日晨，铃木与“宋子良”会晤时，仍在向“宋”保证，回南京会见板垣时，“当尽力促请先行消除汪逆伪组织”《香港叶遇霖敬电》，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27日。。可见，处理汪精卫，取消汪伪组织确是铃木私下向中国方面作出的保证。前文已经指出，铃木先后出示的板垣征四郎保证书有所不同，有一个从“汪问题”向“蒋汪合作问题”演变的过程。8月14日，铃木赴南京、东京之前，向张治平、“宋子良”（曾政忠）出示过“底稿”，主题词为“汪问题”。当时，即由张抄录，交曾密存。19日，铃木卓尔到南京，与臼井大佐正式为板垣起草保证书，主题词演变为“蒋汪合作问题”。28日，铃木返港，催张治平往阅“保证书”，但铃木仅出示抄件，主题词仍为“汪问题”。张阅后即缮写报告，交曾政忠由卢沛霖电呈重庆。《曾政忠对张治平之考察》，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9月上旬，“宋子良”（曾政忠）向铃木索取板垣亲笔日文原件，“保证书”的主题词又变回“蒋汪合作问题”。前后出示的两种版本，措辞虽只有几个字不同，但却是根本性的差异。当时，日方的基本方针是促进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的合作，使南京、重庆两个“国民政府”合流。铃木为板垣起草并在9月上旬出示的保证书才反映日方的真实态度，也和20世纪今井武夫公布的内容相合。《今井武夫*》，第158页。由此可见：铃木出示过的以“汪问题”为主题词的保证书并不反映包括板垣征四郎在内的日本官方的态度，而是铃木为了诱使中国方面坐到谈判桌前的伎俩。他在和张治平等人的私下接触中所称，日本准备抛弃汪精卫，甚至准备将汪交给中国方面，云云，都不过是巧言相，为了哄骗中方而已。
“桐工作”辨析（21）
1940年2月，“桐工作”刚刚开始之际。日本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就指示：“日华代表在协商处理事变时，可同意中国方面的提案，藉此引诱重庆参加乃至进行分化离间工作。”《参谋总长对实施桐工作的指示》，《今井武夫*》，第336页。铃木卓尔关于“毁汪”、“去汪”一类“甜言蜜语”，正是对载仁亲王策略的运用。
铃木卓尔哄骗中方非止上述各例。前文已经叙述，9月18日铃木与“宋子良”会谈时，铃木曾称，将去澳门向今井武夫汇报，后来又称，已于19日派秘书前往汇报。其实，今井武夫在当月14日已经离开澳门，并于16日到了南京。《今井武夫*》，第160页。铃木所云，完全是信口开河。应该指出的是，铃木卓尔不仅哄骗了中方，而且在关键情节上对其上级也有隐瞒。如，6月澳门会谈，中方提出“有汪无和平”，要求日方令汪出国或退隐。此事见于今井武夫记载，并非中方文献的片面之词。《今井武夫*》，第151页。但是，铃木在向其上级汇报时，却改变为中方仅要求日方对汪作“适当处置”，并可由重庆派遣代表，与汪“协议合作问题”。特香港电第228号，又291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第300－301页。这就完全扭曲了中方的态度与立场。又如，9月初，“宋子良”已经将中国方面对张治平与汪方关系的怀疑，以及张不能回港继续参加谈判等情况告诉了他，这实际上是在通知铃木，张治平已处于被审查中。但是，这一情况，铃木卓尔始终未向其上级报告。参阅《井本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39－40页。
（四）据《今井武夫*》记载：“桐工作”过程中，宋美龄曾于1940年3月5日到港，“从侧面协助中国方面的代表”，“宋美龄抵港的消息，经报纸作了报道，因此，我们相信了中国方面的言词”。有些历史学家据此怀疑宋美龄此行大有文章，其实，宋此次到港，完全是为了休养。1939年12月7日，蒋介石日记云：“今日吾妻以疗鼻疾割治，甚忧。”1940年2月12日日记云：“送夫人到珊瑚坝机场，往香港休养。”可见，宋美龄此行与“桐工作”无涉。中方“代表”所云，与冒充“宋子良”一样，同为对日方的哄骗。
【五】日方急于求和，军统借机玩弄日方
在全面审视日中两方留下的资料后，现在可以作结论了：
（一）日军攻占武汉、广州等中国广大地区以后，兵力枯竭，财政困难，已达势穷力蹙境地，急于与中国方面“停战”，用战争以外的形式巩固其侵华成果。日方上至天皇、内阁、军部，下至板垣征四郎等中国派遣军官员，普遍重视“桐工作”，其原因在此。为了等待“桐工作”的成果，日方不惜推延汪伪政权的成立时间；在汪伪政权成立后，又不惜推延对其“外交承认”的时间，幻想出现“蒋汪合作”的局面。日方谈判代表铃木卓尔之所以不惜卑词谦态，巧言相，乃是为了诱引蒋介石或重庆要人坐到谈判桌前来。它既反映出铃木个人的“要功心切”，更多反映的却是日方“求和”的急迫性。
（二）日方所谓“桐工作”，就中国方面说来，不过是军统在香港的几个小特务对日方的玩弄，目的在于刺取情报。谈判中出现的“宋子良”以及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等人都是假货，所出示的蒋介石“亲笔”委任状、备忘录等文件都是赝品，所转达的蒋介石意见都是假“圣旨”。
（三）谈判初起时，汪精卫正依靠日本的支持在南京筹组伪国民政府，因此蒋介石以“先行解决汪逆”为谈判条件。其后，汪伪政府成立，蒋介石自感上当，认为日方求和乃是“欺诱”行为，主张严拒。但是，为了阻挠日本对汪伪政权的承认，中方并没有马上关闭谈判之门。“桐工作”在1940年9月底结束后，重庆方面也还通过几条线索，虚与委蛇地继续维持着和日方的秘密关系。
战争中，既有战场上的“角力”，也有谈判桌上的“斗智”。铃木卓尔、今井武夫与“宋子良”、张治平之间的谈判是一种“斗智”行为，不能要求双方“忠诚老实”，他们在谈判中说假话，提供假材料、假情况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谨慎地辨别真假，而不能以假作真，视为信史。遗憾的是，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而且似乎还不是个别的。
附记
本文写作，承臧运祜副教授代为收集、复印日本防卫研究所收藏资料，承台北王正华教授代为校核部分资料，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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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1）
——一份不实报道引起的*
【一】从抢救“要员”的飞机上走下来几条“洋狗”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日军向香港发动闪电式的进攻，形势危急。当时，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不少民国要人，包括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内的军政大员、银行家、文化人，如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陈寅恪、陈济棠等都寄居香港。为了避免这些人成为日军俘虏，重庆国民政府应各方要求，加派航班，力争在日军占领之前将这些要人抢运到内地来。由于《大公报》社长胡霖（政之）也在香港，该社总编辑王芸生向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要求，得到蒋的同意，将胡列入抢救名单。
12月10日，从香港最后起飞的一架飞机到达重庆机场，《大公报》编辑部派人到机场迎接自己的社长，出人意料的是，不仅未见胡霖和其他要人的身影，相反，见到的却是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二女儿孔令伟、老妈子、大批箱笼和几条洋狗。次日，《新民报》日刊刊出采访部主任浦熙修所写现场报道，标题是：《伫候天外飞机来——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头》，在四条相关新闻中夹杂着两行文字：
△日来伫候于飞机场遥望飞机自天外飞来者大有人在，昨日王云五先生亦三次前迎，三次失望。
△昨日陪都洋狗又增多七八头，系为真正喝牛奶之外国种。为什么写得如此简略呢？主要是为了逃避重庆当局的新闻检查，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
王芸生当日未去机场，但他听到派出接机人员的汇报后，十分气愤，也想将此事捅到报纸上。恰好，当时国民党正在重庆召开五届九中全会，12月20日，会议通过了一份《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其中提到“年来行政虽尚有进步，而仍不无疲玩迟滞之感”，推研其因，在于未能认真贯彻1938年《抗战建国纲领》中的“严惩贪官污吏并没收其财产”的有关条文。议案提出，今后要“厉行监察、检察职权，修明政治，首重整肃官方”。《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749-752页。王芸生读到这份议案后，当日写成一篇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表示对国民党中央全会议案的支持，中称：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六十五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现在九中全会既有修明政治之决议，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新闻管理当局若不准我们发表，更是违背中央励精图治之旨。文中提到的两个例子，一个指向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一个指向当时的外交部长郭泰祺。自然，送审时检查机关通不过，下令“删扣”，但王芸生无视禁令，将被删部分照发。《王世杰日记》，1941年12月22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影印本，第3册，第215页。于是，12月10日重庆机场上的那一幕就广为人知了。
【二】昆明学生上街*，大喊“打倒孔祥熙！”“枪毙孔祥熙！”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成立的包含各党派成员的咨询机构。会上，联大教授张奚若、罗隆基对孔祥熙常有质询。会议结束后，张、罗回到昆明，也将消息带到当地。12月24日，昆明《朝报》转载王芸生所写社评，将标题改为《从修明政治说到飞机运狗》，“洋狗”事件遂被更加突出。吴晗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他在一年级的中国通史课上愤怒地说：“南宋亡国时有蟋蟀宰相，今天有飞狗院长，可以媲美。”西南联大党史编写组：《*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和群众革命活动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他的话，像是在一堆干柴上点燃了火焰，不同政治倾向的学生都被动员起来。
“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2）
1942年1月5日，西南联大新校舍的“*墙”上出现“打倒孔祥熙”的标语。学生迅速编辑并出版壁报《呐喊》，发表《铲除孔祥熙》、《重燃五四烈火》、《告国民党员书》、《告三*义青年团团员书》等文章。留校*党员刘平御组织的平社继起响应，《呼声》、《正义》等壁报陆续出现。学生自治会主席郝纯治和副主席竹淑贞等暗暗发动群众。三*义青年团团员邹文靖、钟正等找到教育系教授、三青团直属分团部书记长陈雪屏，要求以联大三青团的名义表示抗议，陈拒绝，邹等即起草《讨孔宣言》，宣称“孔贼不除，誓不罢休”，签名者共26人。
1月6日下午1时，西南联大学生鸣锣号召，迅速聚集六七百人上街*。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同济附中、昆华师范等校的学生纷纷赶来参加，共约3000人。联大一年级新生中的共产党员齐亮、王世堂、高彤生（高志远）以及原*鄂西特委副书记马千禾（马识途）等都参加了*。学生举着自制的“倒孔”、“讨孔”、“铲孔”的小旗子，在闹市*，高呼“打倒孔祥熙”的口号。土木系学生叶传华用床单画了一个大铜钱，肥头胖脑的孔祥熙的头钻在四方的钱孔里。该画原来张挂在校内，也被抬进*队伍作为前导，倍加引人注目。
学生们一边*，一边遍贴标语。根据国民党当局收集的情报，标语计2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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