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鼻胺娇拐搅餮，后方民众吃苦，发财的是孔祥熙。朱家骅档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301-01-06-050。

上述标语反映了学生的抗议焦点和政治诉求：集中于孔祥熙的贪污、­操­纵物价与外汇、发国难财、囤积居奇等方面，但其中最强烈的则是不积极抢救“*要人”，却以飞机抢运“洋狗”。“要人不如狗”，这自然是一个易于激动人心、引起公愤的题目。

当夜，联大学生回到宿舍，连夜编出名为《四十年代》的壁报，称此次*为“一六运动”。同晚，召开全市学生代表大会，每校推出代表三人，马千禾被推选为联大倒孔代表会负责人。8日，联大学生自治会倒孔运动委员会邀集校内明社等23个团体组成倒孔运动后援会，请教授及参政员将倒孔运动情况报告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要求撤去孔祥熙职务，没收其财产。同日，昆明市学生联合会发表讨孔通电。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3）

1月中旬，内迁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学生继起“讨孔”，其情况与西南联大相似。

【三】原来是一篇不实报道

事实上，飞机抢运“洋狗”是一篇貌似确凿而严重违离真相的报道。

《大公报》社评发表的当日，蒋介石听说孔祥熙生病，曾前往探视。《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1年12月22日。同日，蒋介石严令交通部彻查真相，同时向《大公报》询问消息来源，要求报社负责查明内容，穷究虚实。次日，《大公报》复函，说明“事属子虚，自认疏失”。蒋介石《致龙云电》，《事略稿本》，1942年1月12日，〔台北〕“国史馆”，002－0601－00160－012；参见秦孝仪等编纂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849页。12月29日，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张嘉璈向报社寄来一封信，说明向中国航空公司调查结果：当日香港交通断绝，电话不通，无法一一通知需抢救人员；因有空余座位，故有航空公司人员搭机，并尽量装载中央银行已运到机场的公物，“决无私人携带大宗箱笼老妈之事”；至于四只“洋狗”，则系两位美国驾驶员见仍有余位，顺便携带到渝云云。函称：本年12月22日贵报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文内，涉及此次香港来渝逃难飞机装载箱笼、老妈、洋狗，致多少应内渡之人尚危悬海外等语，当以此事为社会视听所系，经饬中国航空公司彻查具报，据称……是日香港与九龙间交通断绝，电话亦因轰炸不通，其未来公司接洽之乘客，无法通知。在起飞前，时已拂晓，因敌机来侦之故，不能再待，惟飞机尚有余位，故本公司留港人员因此亦有搭机回渝，并将在站之中央银行公物尽量装载填空，随即起飞，决无私人携带大量箱笼、老妈之事，亦无到站不能搭机之乘客。至美机师两人，因有空位，顺便将洋狗四只，计三十公斤，携带到渝，确有其事等情。查所称各节，确属实在情形，贵报社所述殊与事实不符，除美籍机师携带洋狗，殊属不合，已由本部严予申儆外，相应函请查照，即予更正，以正观听，是所至盼。函末盖有“张嘉璈”本人印章。王芸生收到此信后，标上“交通部来函”五字，刊于12月30日报末。今《大公报》仅影印第一张4版，未影印第二张2版。此据王芸生、曹冰谷《〈大公报〉评论飞机洋狗事件》，《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364页。

国民党、国民政府本来就缺乏公信力。此函刊出后，人们大都视之为文过饰非的官样文章，不予采信，有关消息继续流布。但是，也有人相信，例如黄炎培。他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九龙失守，诸友好多未他迁。最后一批飞机两架，一载航空公司职员，一载孔庸之夫人，携家具五十六件，狗九条，而许多待乘之客均不得乘，如蒋公开单指令离港之陶希圣、陈济棠、蒋伯诚等以及中委十余人均不得乘（后知狗非孔氏物，乃机师所有）。《黄炎培日记》，第7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页。括弧中的话显系后来所加。黄炎培当时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不喜欢蒋介石和国民党，也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所不喜。如果不是情况属实，他是不会随意加上这一句话的。

王芸生后来也采信了张嘉璈的解释。1942年1月22日，他在社评《青年与政治》中写道：（本报）立言之意，全本爱国热忱，阐明修明政治的必要，偶凭所闻，列举一二事例，并非立论之中心，且关于飞机载狗之事，已经交通部张部长来函声述，据确切查明系外籍机师所为，已严予申儆，箱笼等件是中央银行的公物。本报既于上月三十日揭载于报，而此函又为中央政府主管官吏的负责文件，则社会自能明察真相之所在。王芸生不是一个屈服于压力的人。当初，他敢于冒犯新闻检查机关的“删扣”，照原文发表社评；事后，他自然也不会轻易违心地承认官方的掩饰。 txt小说上传分享

“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4）

更重要的证据是宋庆龄1942年1月12日写给宋子文的信件，中云：《大公报》发表了一篇言语中伤的社论来欢迎我们，指责我们带了大批行李和七只喂牛­奶­的洋狗，以及一批仆从。事实是当时飞机上共有２３人，你可以想象每个人能带几件行李。这篇社论虽然用词巧妙，没有点名，但指的就是我们。我想对社论作出回应，但别人劝我应保持尊严和沉默。与此同时，谣言传得很广，也很快。蔼龄姐说，指控她的事很多，但现在她已不在乎去澄清这些谣言了。

我没能带上我的很多文件和其他无价文章，更别说我的狗和衣服了。当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只带了几件旧衣服，那还是女仆灯火管制时黑底里为我随手抓来的。

对一个每天写东西的人来说，我甚至连一支笔都没有。宋子文文件，胡佛档案馆藏。此函多年来不为人所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张俊义第一个发现，并全文翻译，见《百年潮》2004年第12期，第53页。抗战期间，孔祥熙一家在重庆上清寺范庄、南温泉及化龙桥几处均有公馆，包括夫人宋蔼龄、长女孔令仪、次女孔令伟等都住在重庆，但是，孔祥熙在香港沙逊街有房产，因此宋蔼龄有时也住在香港。宋蔼龄有心脏病。1941年12月上旬，宋蔼龄带着孔令仪和管家赵惠芳自重庆到香港看病、治牙，适逢香港危急，便在匆忙中又逃离香港。12月9日中午12点，宋庆龄和宋蔼龄同在香港机场候机，直到10日凌晨5点才同机离港。事前，宋庆龄靠了女仆的帮助，临时抓了几件衣服，同样，宋蔼龄等也不可能携带大量行李，更不可能携带几条“洋狗”。宋庆龄到达重庆后又和宋蔼龄等同时离开机场，暂住孔家。如果有大批行李和几条“洋狗”运回孔府，她不会不了解。在致宋子文函中，她认为《大公报》“带了大批行李和七只喂牛­奶­的洋狗”的指责是一种“言语中伤”，自然有力地说明，有关报道并不可靠，半是接机者的目击，半是揣度。

关于“飞机运洋狗”一事，2006年，宋氏家族的曹琍璇女士和胡佛研究院的郭岱君研究员曾询问当时还健在的孔令仪。孔也是同机离港者之一。据她说：“当时情况危急，香港到处风声鹤唳，她们是最后一班飞机离港，连位子都没有，行李也来不及拿。”关于那几条“洋狗”，孔称：“狗是属于外国人的。是令伟在机场等她们时，和老外聊天，逗他们的狗玩。三只狗都不是令伟的。”曹琍璇致本文作者函，2009年12月5日。虽然事隔多年，孔令仪的回忆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但上述回忆和宋庆龄事后给宋子文函所述大体一致。关于“狗”的主人是“外国人”，这一回忆也和张嘉璈的更正函一致。当日，孔二小姐的角­色­虽是接机，但人们熟知她平时爱狗，“和老外聊天，逗他们的狗玩”，自然会被误认为是从香港运狗的主人了。

以上说明，当年张嘉璈的更正函所述是事实，然而，可惜的是，当时大部分人都不予采信。多年来，几乎所有相关的历史著作都在继续宣扬：香港危急之时，孔家抢运“洋狗”。以讹传讹，相沿至今。有些著作甚至绘声绘­色­地描写孔二小姐如何在机上持枪强迫其他“要人”为“洋狗”让出位子，似乎作者当时在场一般。

新闻报道与历史著作的共­性­都是必须高度真实，所述各事均需严谨地加以核查和考证。誉人之善，恰如其分；斥人之恶，也不增不减。不能因为某某是正面人物，就无根据地粉饰、溢美；也不能因为某某是反面人物，就不加分析，任意抹黑、抹丑。多年以来，人们从某种预设立场出发，对于揭露国民党的资料常常未经核实就加以引用，因此错讹就在所难免了。

“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5）

【四】昆明*平息，蒋介石和国民党加强政治控制

飞机运洋狗事件发生时，正是中国抗战发生重大转机之际。

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次日，蒋介石在重庆邀请英、美驻华大使及武官，讨论中、美、英、荷、澳五国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建议美国总统罗斯福召集同盟国首脑会议，讨论全球反法西斯作战战略、设立联合军事参谋机构等重大问题。他雄心勃勃地梦想，在1942年年内击败日本。12月30日，罗斯福提议组织中国战区。1942年1月初，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统帅，负责指挥中国、安南、泰国等地的联合国部队。当时，中国军队正在与进攻长沙的日军鏖战，远征军正在准备自云南进入缅甸，支援英缅军对日作战。在这样的时刻，昆明发生学生运动自然是不很相宜的。

1月5日，当联大学生还在出版壁报，酝酿行动之际，联大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历史系教授姚从吾即向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长赵澍报告，赵命调统室人员注意。6日晚，赵澍致电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报告，声称学生行为，“显系有组织策动”，要求朱转告*部长陈立夫，请示方针。赵澍：《致中央党部组织部朱部长》，朱家骅档案，〔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301-01-06-050。朱于次日晚电复赵澍：“缅甸军事重要，望速设法平息为要。”同时，由组织部人员致电联大教授中的国民党与三青团负责人姚从吾及陈雪屏，声称“校中学生对报载事件有所酝酿，系出误会，请速劝导，万勿扩大”。一鹤、培林：《致云南省党部赵公望兄译转》，朱家骅档案。10日，朱家骅再电赵澍称：“大敌当前，胜利第一。且南洋风云日亟，滇省正在出击之时，不容再有任何纷争。”他要赵澍与姚从吾等商量，“尅速设法使之平息”。朱家骅：《复赵澍》，朱家骅档案。陈立夫在接到朱家骅转来的赵澍函电后，也急电联大、云大、中法、同济四校负责人，要求他们“迅即制止”，同时要求朱家骅分电省党部及各校党部，共同防范制止，勿使扩大。陈立夫：《致骝先吾兄函》，1942年1月8日，朱家骅档案。

赵澍的对策之一是严密封锁消息。学生*后，赵即命警察在全市范围内撕去或涂去学生标语，禁止各报登载相关报道。对策之二是辟谣。香港失守后，昆明传言很多。如：吴稚晖全家在港被困自杀，郭泰祺、王宠惠、王正廷等在港，或被俘，或自杀，陶希圣被日寇抓到后剥皮，等等。赵澍：《致骝公部长》，1942年1月7日，朱家骅档案。这些传言，自然更加强了学生对孔祥熙以飞机运送“洋狗”一事的不满。赵澍针对传言，命党部所属云南通讯社发表消息，说明吴稚晖、郭泰祺、王宠惠、王正廷等人“均安居重庆”。该消息发表后，部分学生的情绪趋于缓和。对策之三是宣扬湘北大捷，转移学生视线。当时，中国军队在长沙地区顽强抗击日军，日军被迫退却，中国军队乘势追击，堵截，取得重大胜利。昆明学生准备以庆祝湘北大捷为名，继续发动反孔*，赵澍即命省党部于10日召集各界祝捷大会，转移学生情绪。9日，昆明警备司令宋希濂到联大报告。下午，学生从国民党五届九中的会议录等资料中证实，吴稚晖、郭泰祺果在重庆，形势更趋缓和。10日，讨孔运动委员会贴出布告，宣布解散。此前，部分学生曾指责赵澍及云南社发布消息，为孔祥熙辩护，“别有作用”，“收孔祥熙贿赂15万元”，甚至准备到云南省党部责问赵澍。至此，学生派出代表向云南社记者致歉，倒孔运动平息。赵澍：《致骝公部长》，1942年1月12日，朱家骅档案。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6）

《大公报》社评对郭泰祺的揭露，大体属实。第二天，蒋介石即在九中全会上宣布其“另有任用”，以宋子文继任外交部长。参见《王世杰日记》，1941年12月22日、23日。蒋介石曾在23日日记中，指斥郭“真是小人之尤者”。昆明学生掀起倒孔Ｇao潮后，蒋介石曾考虑令孔辞职，但他又不愿向*低头。1月9日日记云：“昆明联大学生反对庸之，此事已成为普遍之风气，不能不令辞去，但此时因有人反对而去，则甚不宜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在蒋介石看来，*的背后一定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也一定有人挑动。10日日记云：“政客又想借《大公报》整顿政治一文，在各处运动风潮，推倒庸之，应以澹定处之。”这样一想，令孔祥熙辞职的打算又打消了。11日，蒋介石反复思考，字斟句酌，在头脑作痛中起草致昆明行营主任龙云的电文，声称根据所得确切情报，日本军阀及纳粹国社党，“在北平、南京、上海、香港等地，收买无聊政客，­阴­谋以群众运动，损害我国家威信，动摇我抗战意志，已非一日”。电报严厉指责昆明学生，“甘为卖国反动派利用，实为民族莫大之耻辱”，要求龙云恺切晓谕，使之明了幕后­阴­谋者的用心所在，切勿供人愚弄，破坏抗战。电报最后严厉宣称：“当地军政当局，有维持后方治安之现任，应依照野战治安法令，切实执行纪律，勿稍宽假。”《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002－0601－00160－012。

关于挑动风潮的幕后人物，蒋介石最初认为是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等人，其《上星期反省录》云：“反动派鼓动昆明各大学学生*示威，以庸之为其目标。文人政客之卑劣污陋，如张君劢之流可谓丧心病狂极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7日。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张君劢领衔提出《请结束党治实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和《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严厉批评孔祥熙所主管的行政院效率低下，要求更张人事。自此，张君劢即成为*宪政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昆明“倒孔”*发生，蒋介石怀疑张君劢在其中的作用，甚至怀疑张君劢有敌伪、日寇，纳粹德国的背景。蒋介石：《致龙云电》，《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002－0601－00160－012。参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250页。其间，蒋介石曾考虑过动用“权力”，为此思考过三天，但认为尚非其时，决定通过张嘉璈与张君劢的兄弟关系对张进行劝说：“勿再作无聊举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3日。当张君劢否认自己是昆明*的主使人时，蒋介石又怀疑张在昆明的“政治朋友”、国社党成员罗隆基是主使者。1月12日日记云：“对国社党之处治办法须彻底，否则不如暂缓。”这段日记表明，只要时机合适，蒋介石是准备动用“权力”对付其他“异己”党派的。不久，蒋介石下令封闭张君劢在云南大理的民族文化书院，并利用张君劢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机会，将其软禁于重庆汪山，处于特务的严密监视中。参见杨永乾：《张君劢传》，〔台北〕唐山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事后，蒋介石派康泽到昆明调查，证明*和国社党无关。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253页。当时的*云南省工委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也没有在背后领导这次运动。参阅李群杰：《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和在党领导下的云南抗日救亡运动》，《云南文史资料》第30辑，第9页；熊德基：《我在联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第34辑，第375－378页。

“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7）

昆明*和孔祥熙以“飞机运洋狗”的不实报道有关，但抗战期间孔祥熙确有种种劣迹，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反对。连军统骨­干­唐纵都认为“孔之为人，莫不痛恨”。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253页。*反映出当时社会公众对孔祥熙和国民党官僚阶层的普遍不满。这一点，蒋介石有认识。他在日记和《反省录》中写道：骄矜自满而不自知者是为政治者之大忌。不能齐家，何能治国，人皆由于自侮也，可不戒乎？《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0日。

戚属恃势凌人，骄矜自大，不知公私，不明地位，亦时令人愤闷。《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7日。

滇黔各校反对庸之夫­妇­之运动已酝酿普遍之风潮，此乃政客、官僚争夺政权之­阴­谋，可谓丧心极矣。然而平时之不加自检，骄矜无忌，亦为之主因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21日。这些地方，说明蒋介石不是没有看到孔祥熙家族，特别是孔祥熙本人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对孔祥熙和行政院采取任何措施，仍然怪罪于“国人”，特别是学生。日记云：“国人与青年皆无辨别之智能，故任人煽惑，以致是非不彰，黑白颠倒，自古皆然。”《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9日。其实，昆明*虽有幼稚、轻率的一面，但更多地反映出的是学生们的爱国热忱和嫉恶如仇的积极一面。蒋介石完全看不到这后一面，他就站到爱国学生的对立面去了。

当时，西南联大既有国民党，也有三青团的基层组织。风潮中，蒋介石感到这些组织都未能发挥作用，深感“无人已甚”之苦。*中，部分三青团员成为“倒孔”积极分子，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为了掌握“领导权”，也有意识地鼓励三青团员参加。关于此点，当时人回忆说：“*回来，同学们又讨论成立组织继续搞下去，但跳上台最卖劲的是几个三青团员，一些进步同学看到这情况，便纷纷退出，这个‘讨孔’运动也就偃旗息鼓了。”熊德基：《我在联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第34辑，第376页。国民党省党部的这一招虽有效，但蒋介石却极为恼火。1月24日日记云：“本周最使人忧愤者仍为西南联大所鼓动之*，我青年团­干­部糊涂散漫，一任反动派从中利用与主使而昏昧不悟，事事几乎非余亲自设计与拟稿不可，实足为本党前途忧也。”25日日记云：“青年团­干­部幼稚昏昧，是皆余不能善教之道，愤激悲伤何为耶！”26日上午，蒋介石觉得三青团­干­部“投机、官僚”，为此大发雷霆。下午，痛斥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投机无智”。所谓“投机”，指的就是部分三青团员投入*。据张治中回忆：他当时曾草拟了一份改进和加强三青团的工作意见书，呈交蒋介石：这时候，正好昆明发生“倒孔”运动，有人报告蒋，说这是青年团发动的。蒋非常气愤，只在我的意见上打了许多圈、点、杠和问号，不加批复，但另写一张手条，大发脾气，指责青年团­干­的是反革命的工作。《张治中*》（上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356页。昆明*发端于不实报道，纯粹自发，一哄而起，自然有缺点，有不足，但本质上仍然是爱国运动和反贪腐运动。对有缺点、有不足的*，只能引导、教育，而不应敌视、*。蒋介石这里指斥联大的三青团员参加“倒孔”是“反革命的工作”，其矛头所指当然是整个的昆明*。其1月23日日记云：“对各大学*恶化分子应作肃清之整备；各大学校长与教授应彻底整顿。”这就为国民党日后**预埋了伏笔。1月25日，他认为“事实真相，早已大白”，但有些城市还在因此发生*，怀疑背后有“汉­奸­、反动派”挑动，因此通令各省省主席、省党部主任委员、书记长等，“制止学生之越轨行动”，“切实戒备，洞瞩其内幕，严防其煽动”。《事略稿本》，“国史馆”，002－060－100160－025。以1942年年初的昆明*为标志，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学校工作逐渐向以防共、*为主转化。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8）

昆明*反对孔祥熙个人，并不反对正在抵抗日本侵略的国民政府。这本来是一个敦促国民党进行彻底改革的警讯，但是，蒋介石却主要视之为敌对势力挑动，对内政危机漠然不觉。他处理郭泰祺虽然坚决、明快，但处理孔祥熙却长期优柔寡断。1月26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高级主管官员训话，大讲其“于安定中求改正”，“于宽大中求核实”，不得互相讥刺、攻讦，不得旁观冷视，不得造谣生事，不准姑息腐朽，不得以中立态度自居，以及“成败荣辱皆不能分离”等道理，然而，并无改革内政的任何实质­性­措施。《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26日。27日，重庆报载，“孔副院长病愈视事”，这使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仍抱有希望的人大失所望。自此，国民党的腐朽程度日益加深，逐渐步入膏肓。

附记

本文写出初稿后，承闻黎明教授赐示重要资料，得以修订完善，谨此致谢。

又：关于“洋狗飞渝”事件的再考证

我在《“飞机抢运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一文中论证：1941年，自香港抵达重庆的飞机上所载洋狗非孔家所有，而是美国驾驶员所带。文章在《南方周末》发表后，报社转给我一封读者来信，对拙文考证提出质疑，认为以国民党的*和孔二小姐的跋扈，洋狗应仍为孔家所有，当年《大公报》的抨击“合情合理”。云云。

说老实话，我感谢这位读者来信，但并不以为然，其原因在于，拙文所列三证中，宋庆龄致宋子文函是铁证。当年，宋庆龄与宋蔼龄、孔令仪等人同机自港抵渝，她于事后写给弟弟的函件中批评《大公报》的报道与事实不符，是一种“言语中伤”，应该可信。因为宋庆龄是一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刚直女­性­。如果洋狗确为孔家所有，她不会有意为孔家，也为国民党“遮丑”。而且该函是私函，只是与弟弟叙述家常，生前从未发表，自然不会有任何宣传或政治目的。有这封信作证就足够了。

拙文所列第二件证据是当年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张嘉璈的调查声明。这一证据有可能被认为权威­性­不够，因为官官相护，它很可能包含着为孔家，也为国民党“遮丑”的政治目的。这就需要严谨地考察该调查声明的出笼经过。好在《张嘉璈日记》就藏在胡佛档案馆，而我又正在胡佛研究院访问，还是调出来查查吧！这一查，有关事实就更清楚了。

张嘉璈民国31年12月10日日记云：晨起，知昨晚开港三机均返。一为孔夫人、孙夫人等一机，余二机为中航同事及孔夫人介绍一部份人，又泛美公司及美机师等数人。多人往机场接眷，均未接到，均迁怒于美人携狗。蒋先生来电话责问，即往中航公司查询，并规定今日起，不许运公司职员，正在规定办法。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随时有被日军攻占的危险，在重庆的许多人“往机场接眷”，然而亲人不见，见到的却是几条肥硕的“洋狗”，自然，接机者非常愤怒，“均迁怒于美人携狗”。事情很快反映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来电责问，张嘉璈亲赴中央航空公司调查。

又，12月29日日记云：下午，蒋先生以《大公报》攻击孔夫人飞机带箱箧、老妈、洋狗事曾询问孔夫人，绝对无其事，嘱交通部声明更正。当遵嘱拟稿办理。《大公报》的社论发表于12月22日，蒋介石见报后立即向宋蔼龄调查，得知“绝对无其事”后，要求张嘉璈发表声明更正。

据此可知，交通部的声明虽是奉命之作，但张嘉璈早在12月10日，即事发的当天，就得知洋狗为美国人所携，并且亲自向中央航空公司调查，进一步确知：“美机师两人，因有空位，顺便将洋狗四只，计三十公斤，携带到渝”。

至于交通部声明“因有空位”，而拙文所引孔令仪回忆则称：“连位子都没有”，两者似乎矛盾。这种情况，或因共有三架飞机，各机情况不同，或因客舱、货舱有别，或因孔的回忆系在晚年，年深日久，不会所有细节都十分­精­确。人们不应因为此类细枝末节的差异而对宋庆龄致宋子文函这样的铁证也不予置信。此外，关于孔二小姐在此事中的角­色­，孔令仪的回忆讲得很清楚，她是接机者，是在到机场迎接宋蔼龄、宋庆龄等人之际，“和老外聊天，逗他们的狗玩”，如此而已。

拙文完成后，读台湾《传记文学》2009年12月号林史少敏所作《永远的大小姐孔令仪》一文，中云：“当日军占领香港的前夕，孔夫人和子女由香港飞渝，当时机位是一票难求。几十年来以讹传讹，说孔府的狗占用载人的机位。而事实上孔夫人根本对猫狗敏感，从不养狗。当时飞机上确实有狗，但该狗是飞机驾驶员Pilot所有，孔府是横遭嫁祸。”作者与孔令仪极熟，其说可作为本文的补证。当然，该文也有细节错误，即当日宋蔼龄仅携长女孔令仪与管家赵惠芳，并未携“子”。对于回忆文章，应从总体上考察其真实­性­，个别细节的错误是难免的。

2010年4月1日晚写于斯坦福大学之Escondido Village

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对策（1）

世界是复杂的，历史也是复杂的。许多历史事件常常具有双重­性­或多重­性­。如果人们只看到其中一个方面，就很难掌握全貌；而当人们为了某一目的，有意突出、夸张、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时，事件的面貌往往就更难于认识。在*中，人们为了所属政派、集团或阶级、阶层的利益需要，常常掩盖事件的部分特­性­，夸张、扭曲另一部分特­性­，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常见，有时还会很严重。

二二八事件发生于上一世纪的台湾。多年来，人们对它的态度与感情大异，因之叙述与评价亦大异。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一曾经给台湾人民带来巨大伤痛的事件时，必须采取冷静、超脱的客观立场和严谨的科学态度，远离一切狭隘的功利需要，而只留下一个需要和目的，即还原历史本相，最大限度地追求历史的真实，建立对这一事件的真实可靠的论述。

【一】事件的两重­性­：抗暴与­骚­乱

二二八事件就是一个具有两重­性­或多重­性­的事件。

众所周知，二二八事件起源于缉私员暴力执法与军警单位处理失当。台湾光复后，行政长官公署成立烟酒专卖局，统制烟酒产销，禁止私制及进口。1947年2月27日下午，专卖局缉私人员叶德根等六人到台北南京西路太平町巡搜，查获小贩、寡­妇­林江迈贩卖私烟，林­妇­跪地苦苦哀乞，围观民众帮同求情，缉私人员不予理会，叶德根并用枪管打破林­妇­头颅，以致鲜血直流，激起群众不满。参见《高等法院记录》，《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580-585页。缉私人员傅学通见势逃走，被人追拉，挣脱后即将子弹上膛，后又被人抱住，叶开枪，击中看闲路人陈文溪（当晚身亡）。台湾省文献研究会：《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1992年版，第226页。《缉烟血案被告傅学通等判决书》，陈芳明编：《台湾战后史资料选》，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1991年版，第229-232页。群众愤而烧车，包围警察局、宪兵队，要求立即处决凶犯。28日上午，《中外日报》记者周青、吴克泰所撰现场报道见报，发向全省。同日，台湾省政治协会等发起抗议。陈文溪系大流氓陈木荣之弟，因此，抗议活动一开始即有部分流氓参加。群众鸣锣罢市，包围并捣毁位于本町的专卖局台北分局，殴毙外省籍缉私员两人，殴伤四人，将物资搬出焚烧。下午，群众四五百人*，以“严惩杀人凶手”的横幅标语及“狮鼓”为前导，向行政长官公署请愿，冲击公署大门。其间，出现抢夺警卫枪支及开枪­射­击卫兵情况，卫兵还击，当场打死三人、打伤三人，逮捕六人。台湾省文献研究会：《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第228页。《续录》，第376页。关于卫兵开枪的原因、所用枪支及死伤人数，诸说不一。参见戚嘉林：《台湾真历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84页；蓝博洲：《沉尸、流亡、二二八》一书称，受伤三人后来也都死了。见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13页。另据目击者、《中外日报》记者周青回忆：“隐伏在公署顶楼的轻机枪向人群开火扫­射­”，“死伤者有七八人”，“后来，政府当局竟谎称群众欲抢卫兵枪支。”又，二二八惨案台胞慰问团于3月14日呈送于右任的《处理台湾事变意见书》称：“当场杀死数千人。”显然过于夸大。见《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592页。群众情绪更为激昂，在各处殴打外省人，同时进占位于台北公园内的广播电台，向全省广播，批判政府的贪污*，号召各地民众驱逐贪官污吏以求自存。3月1日，全台各地纷纷响应，从要求惩凶发展为政治抗争。警备总部于是下令*。武装军警巡逻台北市区。当日，群众包围铁路委员会，企图夺取驻警武器，驻警开枪，“致有死伤”。《陈仪报告电文》，《二二八事件文献续录》，第376页。吴克泰称：“翌日，在北门铁路局附近，宪兵又开枪打死百姓，有二三卡车之多。我亲眼目睹运尸车。”见《周青、吴克泰先生口述记录》，《二二八事件文献补录》，第75页。郑剑：《台湾秘史》称：当场打死18人，伤40多人。见该书1998年版，第212页。

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对策（2）

自1945年光复以来，群众对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施政本多不满，例如，在政治上，台湾与内地各省不同，实行行政长官公署制，行政长官集行政、军事、财政以至立法、司法诸权于一身，类似于日据时代的总督。在行政长官公署的官员中，外省人过多，台湾人过少，副处长以上官员仅有台民1人。《二二八惨案台胞慰问团呈于右任关于处理台湾事变意见书》，《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590页。全省简任官214人，本省人仅12人。《杨亮功、何汉文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647页。在经济上，实行严格的统制，烟、酒、火柴等日用品均实行专卖，官办的专卖局、贸易局几乎垄断台湾的进出口贸易与工业的方方面面，企业家以至小本商人均遭束缚。《台湾二二八惨案联合后援会为挽救台湾危局致于右任电》，《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594页。这一时期，通货膨胀，物价腾飞；粮价过高，失业严重，大批复员返乡的原台籍日本士兵就业无门；此外，官员贪污腐化；军队纪律不良。行政长官陈仪继承的是一个烂摊子，虽有心求治，也采取了开放舆论等开明措施，但刚愎自用，不明省情、民情。凡此种种，都使台湾民众长期愤郁、压抑。当时，台湾民间有“五天五地”之说：即“惊天动地（盟军轰炸）、欢天喜地（台湾光复）、花天酒地（接收官员）、黑天暗地（*统治）、呼天唤地（物价飞涨）”。其中后三个短语正反映出台湾人民的强烈不满。现在，由于缉私中的处理不当，这种愤懑终于找到突破口，群众的情绪就像长期运行于地下的岩浆，一朝喷发了。

可以看出，专卖局缉私人员的行为属于恃强凌弱的暴力执法，而台湾民众的行为则属于抗暴自卫和反对恶劣政治，有其正义­性­与合理­性­。但是，一旦群体­性­事件爆发，由于参加者人数多，成员复杂，自发­性­强，冲动­性­强，就很难要求每一个人、每一个步骤都中规中矩，合理合法。无可否认，二二八事件中，有情绪­性­的打、砸、抢、烧等非理智行为，也有方向­性­的谬误。例如，将台湾民众和国民党台湾当局的矛盾当作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从而激起对外省人的普遍仇视。27日下午，就有人张贴“打死中国人”的标语，高喊：“阿山（外省人）不讲理”阿山，意为山猪，对外省人的轻蔑称呼。、“猪仔太可恶”、“台湾人赶快出来报仇”，等等。28日，更出现“打阿山”的号召，于是，在这种狭隘的地域主义、乡里主义情绪的支配下，对“外省人”的暴力行为不断发生。太平町的正华旅行社、虎标永安堂，荣町的新台百货公司相继被捣毁，十余辆汽车、卡车被烧毁，本町、台北车站、台北公园、荣町、永乐町、太平町、万华等地，都有不少外省人无故被­棒­打或棍击，或被打成瘫痪，或被打死。这种仇视、攻击外省人，抢劫外省人财物的现象迅速向板桥、桃园、新竹、台中、嘉义、台南、台东、高雄等地蔓延。至3月6日，澎湖以外的十六个县市都遭波及。台中的火柴工厂、烟叶工厂、洋丝工厂、被服厂均遭破坏。新竹县的工厂、商店损失达236万余元。《二二八事件台中各机关损失调查表》，武之璋：《二二八真相解密》，〔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45页。高雄市未及逃避的外省人被拘禁于第一中学。〔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一），1992年版，第62页。新竹县的外省人则集中于桃源农业学校，不给食粮。《安全局之报告》，武之璋：《二二八真相解密》，第237、246页。宜兰提出：“外省人应集中受本省青年监视”。《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一），第103页。有的地方甚至成立“外省人管护所”。

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对策（3）

关于事件中外省人被害的情况向无­精­确统计。3月5日，台北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报告称：外省人之被袭击而伤亡者，总数在800人以上。《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67页。3月6日，陈仪向蒋介石报告称：“遇外省人，不问何人，即肆殴打，不只对公教人员而已。商人亦遭波及，外省人开设之商店亦被捣毁。外省人（台北市）受伤人数约在200人左右，且有致死者。”《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72-73页。据事后各单位向台湾警备司令部的汇报，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抵台之前，外省人死亡或失踪470人（公务员72人，军警130人，民众268人），受伤2131人（公务员1351人，军警397人，民众383人）合计为2601人。公家财产损失14亿台币，私人财产损失47亿台币。朱浤源：《二二八事件真相还原》。眞rech眂c/blog/rainbow2/5435457背殴击外省人，抢夺公私财产之外，外省­妇­女也成为侮辱对象。李益中记载：暴徒“见­妇­女则恣情棱辱，或令­祼­行以取笑乐”。《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375页。赖泽涵等人的《研究报告》则称，*事件也“偶有所闻”。

关于当时外省人被惨杀、侮辱的状况，唐贤龙的《台湾事变内幕记》等书有几则触目惊心的记载，摘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