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三个小时，巴士以如此令人胆战心惊的高速行驶，我们爬上山巅，再度下坡抵达肥沃平原。那座山岭是广大德­干­高原的最边缘，而肥沃平原则位于德­干­高原的边缘处。我们在尘土飞扬的荒凉小站下车，嘴里念着感恩的祷文，心里怀着对生命脆弱的新认识。那小站只以挂在树枝上的一面破烂旗子当标志，旗子迎风飘展，树枝细瘦。我们在这里转车，不到一小时，我们的车到来。

“Gora kaun hain!”我们上车时司机问。这个白人是什么人？

“Maza mitra ahey.”普拉巴克答，刻意显得若无其事，想掩饰心中的自傲，终究失败。他是我的朋友。

他们以马拉地语交谈，马拉地是马哈拉什特拉邦的语言，孟买是该邦的首府。那时候，他们的对话，我听懂的不多，但接下来在乡下待的几个月，我一再听到同样的发问和回答，因而把大部分语句都默记于心，其中有些大同小异之处。

“他来这里做什么？”

“他来看我家人。”

“他打哪来的？”

“新西兰。”普拉巴克答。

“新西兰？”

“没错，新西兰，在欧洲。”

“新西兰很有钱？”

“对，对，很有钱。那里都是有钱的白人。”

“他会讲马拉地语？”

“不会。”

“印地语？”

“不会，只会英语。”

“只会英语？”

“没错。”

“为什么？”

“他国家的人不讲印地语。”

“他们那里不讲印地语？”

“没错。”

“不讲马拉地语？不讲印地语？”

“不讲，只讲英语。”

“天哪！可怜的蠢蛋。”

“是。”

“他年纪多大？”

“三十。”

“看起来不止。”

“他们都这样，欧洲人看起来都比实际来得老、来得脾气坏。白人就是这样。”

“他结婚了？”

“没有。”

“没结婚？三十，还没结婚？他有毛病？”

“他是欧洲人，他们有许多人老了才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