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接下来统领北洋团体，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遭遇也是如此。当身为国务总理的他，尊重民元国会，尊重民元约法的时候，几乎寸步难行，处处掣肘，跟国会以及虚位的总统黎元洪的关系，越来越僵，直至最后绝裂。当他玩­阴­谋，耍诡计，煽动督军团­干­政，最后利用张勋赶走黎元洪，复辟帝制，把逊清的小皇帝抬出来的时候，反而左右逢源。连黎元洪都再次委任他为国务总理，组织讨逆军，杀回北京，他成了“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成了英雄之后，接受前段时间府院之争的教训，开始组织选举听话的国会，从日本弄来的西原大借款，多半养了自家的私家武力参战军，少部分堆出来一个安福国会，选出一个乖巧的听话总统徐世昌。从此，政治强人段祺瑞要什么有什么，再也没人挡道。

段祺瑞最后栽就栽在武力统一的策略上。武力统一南方，在用武过程中，同室相残，消耗掉同属“北洋团体”的直系力量。直系的吴佩孚卖力打下了湖南，但湖南督军却给了只知道捞钱的张敬尧，只因为张是段的亲信，而立下大功的吴佩孚只许在湘南前线拼命。算盘打得不错，但谁都不是傻子，包括吴佩孚的“主公”，人称曹三傻子的曹锟。结果是，武力统一，变成了北洋火并，直系从湖南前线回师北上，段祺瑞花大钱养的少爷兵，敌不住吴佩孚，天下从此变了颜­色­。

皖系倒台之后，有一个直系和奉系共同当家的时段。在这个阶段，占了优势的直系调子唱得很高，对宪政看起来相当尊重，不仅民元国会重开，连黎元洪都再作冯­妇­，重回总统宝座。可是，一旦奉系被驱逐出关，直系一统北京政府之后，曹锟就公然搞起了贿选。早就堕落成政客的民元国会议员，也相当配合。3000元一票，5000元一票地把个文字上只知道写一笔“虎”字的曹锟，选成了民国大总统。连选总统都可以收钱投票的国会，自然做不起代议机关。国会，从此废掉。北京政府，进入了曹锟要钱，吴佩孚专权的时代。

3.在民主的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3）

( 直系的垮掉，跟内部分裂有关。ww一方面是吴佩孚个人专权，排挤同一系统的其他将领，尤其是直系的另一员骁将冯玉祥。一方面也是由于吴佩孚民族主义的高调唱得太高，上去下不来，阻碍了北京政府靠出卖主权换取借款的途径，导致中央政府财力枯竭，机关­干­部和军警一起上街游行讨薪。财力有限，难免就分赃不均，吴佩孚自家的嫡系还能保障供给，而别的人，尤其是没有地盘的冯玉祥就好闹穷，转而接受直系夙敌奉系的资助，一旦直奉开战，冯玉祥倒戈自然不可避免。原本旗鼓相当的直奉，打得正激烈的当口，直系一个方面军回师倒戈，抄了大队人马的后路，吴佩孚再硬也撑不下去。于是，开始了奉系入主北京政府的时代。

当然，奉系时代的序幕，有一个国民军和奉系共同当家的过渡。此时的临时政府，又抬出了段祺瑞。段的头衔，是临时执政，执政府，根本没有立法机关。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做了大元帅，代议机关，连形式上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奉系统治的4年，是北洋时期最黑暗的时期。ww不仅连形式上的代议机关不复存在，连起码的论自由，也遭到封杀。敢的记者被捕杀，民国最有名的两个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都死在奉系军阀手里。学生的游行请愿，也遭到军警­射­杀。著名的3·18惨案，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样的事，也只有在奉系的天下里，才可能出现。北京的教育界，一向独立，由专家教授治校。但奉系上台之后，派人接管，说是教员的薪水不再拖欠，但必须听话，如果不听话，就军法从事。张作霖的名：管你吃，管你穿，不听话怎么能行？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不听话就枪毙。

从骨子里讲，北洋时代跟中国历史其它历史阶段出现的军阀统治时期，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唯力是恃，武力崇拜。整个社会进入一个武化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有的调节机制受到很大破坏，暴力手段受到最多的推崇，枪杆子，成为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物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际上是湖南一个文人出身的军阀谭延闿总结出来的，很形象地揭示了这一时期政治的真谛。

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跟东汉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又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时的中国，已经被西方拉入了它们的世界体系。军阀政治，无论在­操­作手段上多么的传统，但毕竟摆脱不了现代­性­的印痕。中国农民，在闹义和团的时候，对洋枪洋炮还相当地陌生，想拥有，但拥有了却不会使用。可是经过军阀多年混战、兵变为匪，匪变成兵的战争习染，农民对西洋火器的熟悉程度，实现了质的飞跃。招来农民，稍加训练，就是兵，当兵也成为很多地区农民的一项还算不坏的职业选择。更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知识界，不但没有阻止政治的下滑，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界的主流政治意向，只在两个方面特别的活跃。一方面依然沉醉于“根本解决”的方案，当现制度改变没有能改变中国的时候，就把努力方向投向伦理和文化改造方向。新文化运动本身倒无可厚非，但知识界寄托在其上的政治理想，不仅过于沉重，而且模糊了政治变革的真正方向。另一方面，某些知识­精­英，又对好人政治，贤人政治有过多的幻想，甚至希望托庇于某个好军阀，借助军事和政治的强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这一时期虽然也不乏有留学西方，专攻宪政和民主的学者回国，但就总体而，西方民主宪政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并无多大起­色­，即使在学界也没有多少声音，学界丧失了对政治的理­性­思考的能力。相反，唯物史观和阶级话语，倒在学界逐渐出大声，甚至占据主流。唯一有力的抵抗，倒来自于主张文化保守主义的陈寅恪、钱穆等人。

北洋时期这种延下降线行进的政治演进，值得后来的人们认真地思考。在政治的台前表演的军阀武夫们，不见得都是白鼻子的丑角，也不见得都是背后受帝国主义列强牵线­操­纵的牵线木偶。中国政治从代议制逐渐演变成军事**，最后变成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治和军事**的混合，道理何在？绝非一句转型期的特有现象可以说清楚。

历史从来都是复杂的，北洋时期纷乱的历史，就更加复杂。这个复杂，蕴含着机遇，一种可以解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现代化转型谜局的机遇，但愿，当我们再次面对北洋历史的时候，不要再放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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