罂粟花本是一种植物。
可是,当这种外形美丽、娇艳的植物被提炼成白色的粉末,化作一缕青烟或是溶进水里进入人的血液时,它就会使人文明荡尽,道德沦丧。
吸毒,这个曾使中华民族蒙受耻辱的丑陋的社会现象,在新中国的土地上沉寂了几十年后,又死灰复燃。
一个个年青的生命在缕缕毒雾中被麻醉,被吞噬,被邪恶的梦幻所毁灭……
静脉吸毒,在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是排列第一的传播途径。
“金三角”的邪恶
以毒品而闻名于世的“金三角”位于泰国北部与缅甸和老挝的交界处。湄公河、夜赛河在这里汇流,形成了一个三角绿洲,面积约19万平方公里。这里群山起伏,丛林密布,河流纵横,道路崎岖。在这片绿洲上,生长着苗、佤、瑶、克伦等十多个山地民族,将近100万人口。
“金三角”一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适宜。遗憾的是,这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却是种植罂粟、生产毒品的世界最大的毒品产地。
花儿本是人类的宠物。
大自然中千姿百态,竞秀媲美的花朵给了人们多少美的享受、美的情操、美的向往,然而,那一朵朵红艳欲滴的罂粟花给人类带来的却是无尽的痛苦和灾难。
毒品曾经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用来毒害、侵略、麻痹和剥削发展中国家的武器。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一百五十年前,英国侵略者就是以鸦片为先锋,用枪炮做后盾,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发动全国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基本上禁绝了毒品,完成了清朝统治阶级和国民党政府根本不能完成的禁毒任务,洗去了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耻辱。
西南滇西部分地区与“金三角”毗邻,边境线绵长,在历史上就是受毒品之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该省边境的一些地区,解放前就是“云土”的产地,山坡上到处开满了娇艳的罂粟花。五十年代初,这些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禁毒运动,彻底断绝了罂粟的种植,至今在这片土地上,再也看不到一朵罂粟花。但是,这些地区的北面、西南和南面都与缅甸接壤,而且又是缅甸政府不能控制的山区。在这些山区,罂粟是一种主要作物,每年罂粟收获的季节,那些种植罂粟的人总要从我国雇佣一些边境居民帮助采集鸦片,种植主又用鸦片来支付工钱。所以,尽管这些地区不种一株罂粟,但吸食鸦片和贩卖鸦片却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根绝。
过去,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都在“金三角”的这片土地上种植罂粟和贩卖过鸦片。五十年代初期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滇南战役中漏网的李弥残部败退到“金三角”的勐萨后,就利用“金三角”的良好自然条件发展鸦片生产和贩卖毒品。
1953年和1961年,在联合国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李弥残部两度撤军回台湾,余下的1000多人也离开缅甸北部进入泰国境内,分布于泰国北部的清迈、清莱、夜丰颂3个府,被编为7个“自立村”,主要种植农副业作物,但仍有少数人种罂粟和贩卖毒品。
七十年代后,东南亚各国大规模的扫毒运动和对毒品贩运的严厉打击后,原来的小“金三角”逐渐变成了旅游区。
八十年代后,那里的毒品生产和加工又迅速发展,对我国西南的毒品渗透便日益加剧。国际贩毒集团和境外贩毒分子并且假道西南将大量的毒品从“金三角”地区销往国际毒品市场。
在暴利的吸引和诱惑下,省内外的一些不法之徒也大肆走私、贩卖、运输境外毒品,致使早已禁绝的烟毒祸害迅速蔓延发展,出现了五十年代禁毒运动以来从没有过的严重状况。
由于毒品的泛滥,吸毒人数不断增多,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青少年吸毒者明显增多,使毒品的危害更加严重和广泛。同时,吸毒的趋势也正由边疆走向内地,由农村向城市发展,吸毒的品种也从鸦片转化为海洛因等。在一些地区的吸毒人员中,青少年竟占80%以上。
在中缅边境的一些村寨,由于吸毒,使原来就贫困的生活更加贫穷,有的人家穷得连铺盖、锅碗瓢盆都没有。
一个只有43户人家的村寨,就有36户没有房子住,这些人只能常年栖身在岩洞中。
有一个村,改革开放以后全村人劳动致富的热情很高,年人均收入从过去的150元增加到了1000元,成了县上的先进典型。但从1987年开始有人染上吸毒后,这个村的许多人因吸毒而丧失了劳动力。农业生产一年不如一年,1990年全村种植甘蔗50亩,只占1987年种植面积的27%。
那些被毒品毁灭了的村寨,人们就像一群饥饿的困兽,蜷缩在破烂的草棚里,潮湿的岩洞中。
但令人费解的是,他们越穷越要吸,越吸就越穷,哪怕家中还有一只鸡、一碗米,甚至一个鸡蛋,都要拿去换毒品来吸。
染上毒品恶习的村民,便精神萎靡不振,再也无心下地去生产劳动。
丰硕的田地荒芜了。
欢乐的村寨凋敝了。
过去,傣族人家是从来不留人守家,出门也从不锁门,竹楼始终是为客人开着的。走过此地的人,无论你认不认识主人,也不管主人在不在家,客人可以自己走进竹楼,可以自己做饭吃,也可以自己烧水喝。如果累了,还可以在竹楼上甜甜美美地睡上一觉。
可是,自毒品侵入了这些地方后,偷鸡摸狗,凿门入户的事一天天多起来,人们出门怕家里的财物被盗,回家又怕地里的庄稼遭偷,弄得相邻的村民人人自危,不能安生。
更可悲的是,有的吸毒者为了获取毒资,不得不卖儿卖女、卖妻、卖淫、卖家产,轻者倾家荡产,重者家破人亡,有的甚至走上了盗窃、抢劫、诈骗、贪污等犯罪的道路。
认识艾滋病毒携带者
1991年秋天,我因患脑神经衰弱经常失眠,朋友就给我介绍了一位年轻的中医———欧医生。
欧医生每逢星期天的下午开专家门诊,于是我就每星期三到医院一次,开上三副中药,刚好服用一周。
那时候我们卫生报已经改为周报,我每次去看病就顺便带上几张新出的报纸送给欧医生,也让他散发给周围的同事。
一次,欧医生为我开好处方后就拿起放在桌上的报纸翻看,突然,他抬起头来问我:“你们还开辟一个专栏来宣传艾滋病。说实在的,你见过几个真正的‘艾滋病’?”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艾滋病的宣传搞了好长时间,其实我一个也没见过。很想见一下,看看这些人的临床体征究竟是什么样。可惜没这种机会,因为医院里面根本不收这类病人,其它地方又找不到。”
“你找不到。我可是不用找人家就自己来。”欧医生苦笑了一声。
“你治疗艾滋病人?”我非常惊讶。
朋友在给我介绍欧医生的时候说,欧医生虽然年轻,却相当富有临床经验。他们家是中医世家,他从小就跟着祖父和父亲在中药房里长大,后来又考上了中医学院,理论和实践上都相当有一套。特别是他对肿瘤、乙肝、脉管炎等一些疑难杂症的治疗颇有独到之处。没想到居然还能够治疗被称之为“世界瘟疫”的艾滋病。
“你进门时遇到的那个人就是。”欧医生淡淡地说。
“进门时……”我竭力回忆刚才的情景。
欧医生上专家门诊时病人很多,所以我每次来都是安排在5点多到达医院,这时病人已经少了,稍微等一会,5点半左右开好处方送到一楼划价拿药,基本就不用排队等候。今天我才走到门口就很高兴,因为诊室里一个病人也没有,这是平时很少遇到的事。进门时我确实碰到个男的刚好拿着处方出去。那人高高的个子,好像穿一件米灰色的长风衣,因为仅仅是我进门他出门的那么一会儿工夫,我根本就没留意那人的年龄和相貌。
“他在我这里看病半年多了。朋友介绍来的,没办法。”欧医生低着头整理抽屉里的书本。“其实,我哪有能耐去治艾滋病。什么叫艾滋病我还是从见了他以后才去找了点资料来看看。这种病,中医西医的书籍都没有任何发病原理和治疗方案的记载。”
“那你怎么给他医?”我更为惊讶。
“怎么治?你们报纸上宣传的都是100%死亡,本世纪无药可治。我又不是神仙。不过是受人之托,死马当活马医而已。”
“死马当作活马医……”
我细细品味着欧医生的这句话,突然为这个毫不相干的艾滋病人感到一阵悲哀。在医院里,医生最无奈的就是这句话,而病人最害怕医生说出的也是这句话。
“他是如何感染上的?”我问话的声音很低。
“出国进修。目前基本情况还好,潜伏期。”欧医生的回答很简短。
“我能见见这个人吗?”我望着欧医生。
“见他?”欧医生吃惊地抬起头。
“你刚才不是笑话我搞了这么长时间的艾滋病宣传,连个真正的病人都没见过。他下次什么时间来看病,我专门来见识见识这种特殊的病例,怎么样?”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这……”欧医生犹豫了。“我先得问他一下。朋友再三交待,一定要为他保密。我们也是朋友,又是同行,你现在又办什么咨询,我才对你讲的。这样吧,你下个星期三来再说。”
到了星期三,我特意提前一个小时到了医院,没想到欧医生把我叫到外面的走廊上低声对我说:“对不起,他不同意见你。”
“为什么?”我顿感失望。
“这事怪我没处理好。我说有个记者要见他,他一听记者脸马上就变了。知道你这段时间在我这里治疗,他就说最近不来医院了,让他弟弟代他来拿药,病情有什么变化就在电话里告诉我。唉,我当时应该说你是本院的医生就好了。”欧医生有些后悔地说。
话已到了这个份上,我只有叹气遗憾了。
后来,我的失眠症状好转就没有再去医院。
大约半年后的一天,我陪家人到公园游玩,没想到在那里碰上了欧医生。
欧医生和一个身材瘦高,穿件淡绿色茄克衫的男子迎面走来。欧医生似乎在给那人竭力地解释着什么,那男的一声不吭,面无表情地默默走着。
见到我,欧医生显得十分热情,他叫住了转身退开的那个男子,向我介绍那是他的朋友,但他却向那人介绍我和他是一个医院的同事,搞妇产科的。
我困惑不解地瞪着欧医生,却发现他悄悄地向我使眼色,意思是要我注意这个男子。
我留意打量了此人一眼(欧医生没有介绍我们双方的姓氏)。他大约三十五六岁,清瘦的脸庞,五官长得也还端正和谐,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镶边的金丝眼镜,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可我发现那镜片后面的目光显得呆滞木然,里面似乎包含着很深重的忧伤。
听到欧医生的介绍,他很机械地咧嘴冲我笑笑,然后弯腰来了个日本式的鞠躬。
我当时正习惯性地伸出手去,没料到对方并没有握手的意思,幸亏我的反应还算灵敏,马上也朝他弯腰还了一礼。
欧医生邀请我和他们到湖中划船,我看到那个男士虽然非常礼貌,但始终不言不语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模样,感到不大方便,就婉言谢绝了。
第二天,我给欧医生打了个电话,问他为什么要编造我是医院搞妇产科的,是不是有什么为难的事,需不需要帮忙。
没想到,他说:“哎呀,你怎么那样笨哪,还当什么记者?他就是你要找的那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现实生活的尴尬
警车沿着坎坷不平的盘山路行驶,车窗外,山乡那明丽璀璨的秋色似一幅珍藏已久的彩色图片,渐渐地掀开了我记忆中的扉页。我的脑海里闪现出一群龙腾虎跃的身影,一片童音未改的呐喊声,欢呼声……
这个地方我曾经来过,我清楚地记得在山顶上有一所乡办的小学,体育活动开展得非常好,一连几年在市里的中小学体育运动比赛中夺得了多项冠军。
警车终于在山顶上的一座围墙外停下了,市公安局派来陪我采访的刑侦队李队长跳下车,帮我打开车门,几个穿着制服的公安干警已从大门里迎了出来。
我却坐在车上不想下去。
我的情感上不愿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这的确是我曾经到过的那所小学,而且我曾经为该校如何组织学生开展体育活动写过一篇热情洋溢的通讯。警车还没有停稳时,我却已明明白白地看清了挂在大门上“强制戒毒所”的牌子。
李队长以为我是晕车,连忙过来搀扶我。
我强挣出笑脸谢绝了他,怀着一种十分苦涩的心情走进了这所当年是学校如今变成戒毒所的大院。
十年前,我作为省卫生报的记者,曾随着省卫生检查团到过这所小学校来检查卫生设施和学生的健康情况。记得那天来到学校时,刚好是学生课间休息在打篮球,宽敞的球场四周站满了围观的学生,一个个兴致勃勃显得比打球的队员还要激动。虽然不是比赛,但是场上的小队员却打得认真激烈,生龙活虎,有个队员为了争夺一个球,竟然抱着篮球从另一个队员的胯下泥鳅样地钻了过去,还翻了两个跟斗,把场上的队员也撞倒了好几个,引起了球场上一片喝彩声、抗议声,还有临时小裁判命令停止的口哨声……
如今,那宽敞的球场依旧,球场那一排花坛依旧,那围成四合院的房屋依旧,可原来楼下的一排教室已改成了戒毒学员的住房、政治学习教室、健身房、医务室;楼上原来的教室、教务处、校长办公室已改成了公安干警、协管人员以及医务人员的宿舍;那曾经矮得能够飞出篮球的围墙上增添几道长长的铁丝网;那雪白围墙上,原来书写着的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的大红标语,如今却改成了“有毒必肃、吸毒必戒、扫除毒害”;当年我们卫生检查团坐着观看学生打球的走廊上,现在坐着的是一排瘦骨嶙峋、面容憔悴,正在等待服药治疗的戒毒者。
我悲怅地举目望着四周青翠的山峦。青山依旧,楼房依旧,可物是人非。为什么会是如此惊心动魂的改变?
为什么?
我想起了前不久在一个县的强制戒毒所采访时听到的一个故事。
一位两鬓斑白的老军人千里迢迢风尘仆仆地赶来这个县的戒毒所看望女儿,没想到,他来到戒毒所却没有随着其他家属慌慌忙忙进去看人,而是在大门外抚摸着围墙外的建筑物放声大哭,痛不欲生。原来,四十年前。正是这位颇有才华的建筑工程师亲自勘定并指挥在此地建筑了一座规模不小的工兵营房。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四十年后,这座当年极为得意的杰作会成为他独生女儿接受强制戒毒的地方。
有人说,这是历史的巧合。
不!我不接受这种“巧合”。
没有谁会想到曾经用于为人类创造幸福安宁的工兵基地四十年后会成为解除人体毒害的场所。正如我没有想到十年前充满了欢声笑语的学校,如今在我面前却是一所冷寂无声的强制戒毒所一样。
这不是巧合,这是人类的一种悲哀。
毒害。这一切都是毒品所造成的危害。
本不该让一百多年前给中华民族留下过切肤之痛的毒害在神州大地上重新蔓延。那么,也就不会在这片纯净的土地上设置戒毒所这样令人无奈又悲哀的监督机构……
我的目光从学校走廊下那一排瘦骨嶙峋、面色憔悴的人们身上扫过,久久地停留在四周盛开着鲜花、宽敞宁静的球场上。什么时候,这球场上又跳跃着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身影?
什么时候,这个球场上又响彻着那激奋人心的欢呼?
痛苦的任务
这个市强制戒毒所的吴所长相当忙,我是几经周折,才算在戒毒所的办公楼里见到迫不得已接受采访的他。因为在这个面积不大,设施很差,经费又十分困难的戒毒所里,经常都有1500个至2000个吸毒者在这里接受强制或自愿的戒毒治疗,他能不忙吗?
在不到两个小时的采访中,我们的谈话是时时中断的,不是找他的电话响,就是找他的人一个个来,害得他出出进进,几次要我将他刚才的话头接上。
谈到了毒害问题,吴所长显得十分激动和愤慨。他说,死灰复燃的毒害给国家给人民给社会,给吸毒者本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带来的损失实在太大太大了。有的地方本来就属贫困范围,但为了禁毒戒吸,政府也得咬着牙挪出经费来建办戒毒所。该省从1988年成立第一个强制戒毒所至今,已先后建立了各级强制戒毒所85个,劳教戒毒所8个。几年间,全省组织戒毒人数已有十几万人。
他说,如果把这些经费用于扶贫,那么将会使多少个贫困人口解决温饱问题,走出饥寒交迫的日子,又将会建立起多少个希望小学,使多少个儿童获得读书求学的机会。
此外,吸毒者从生理和心理上都是毒品的奴隶,他们不顾一切地把寻求和滥用毒品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他们精神颓废,心理变态,人格丧失,道德沦丧。不少吸毒的人为筹资吸毒,不惜以身试法,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们坑蒙拐骗,偷盗抢劫,卖淫赌博,无所不为,甚至铤而走险,绑票杀人。近年来,吸毒已成为刑事案件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在吸毒地区的刑事案件中,有50%是吸毒人员犯罪,治安事件中有70%是吸毒者所为,在不久前市公安局破获的一起盗窃团伙案中,12名案犯均为吸毒者。他们参与贩毒、卖淫,先后作案72起,盗窃工厂原材料、汽车、摩托车、电视机、录像机、自行车,他们破门而入,盗窃钱财、衣物,甚至连扫把也偷去变卖。
吸毒者心理变态,六亲不认,不仅坑害了自己的家庭,还给亲朋好友、隔壁邻居带来危害。在一个地方,只要有人吸毒上瘾,亲朋好友就得提心吊胆,周围的邻居就人人自危,不能安生。
更严重的是,吸毒者常常聚在一起共同使用一个注射器注射海洛因,这当中只要有一个人患上艾滋病,其他的人就可能都感染上艾滋病毒。
“那么,在目前您所掌握的吸毒者当中,艾滋病的感染率已达到什么程度?”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吴所长低着头一口接着一口地喝着茶水,好半天才缓缓地朝着我伸出几个指头。
“这么多?”我惊得倒吸一口冷气。
一股寒意从我的脚底直冲头顶。我不由得一连打了几个冷战。
“真有这么多?会不会检验时……”
过了好一会,我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小声地问。
吴所长看了我一眼,肯定地点了点头。
后来,我在一份资料中看到另一个可怕的数据:仅对中缅边境某村72例静脉吸毒者采血64份检测,艾滋病毒抗体阳性达79.9%。
吃中午饭的时候,我们的谈话主题依然进行。
吴所长在部队十多年,离开部队的第三天就到了这所强制戒毒所,一呆就是八年的时间,凡是在这所强制戒毒所戒过毒的瘾君子,他基本上能说出此人的姓名、年龄、家庭状况,以及如何染上毒瘾的原因,对一些戒毒后重新走上新生活的人们,他也完全了解他们如今的生活情况和工作情况。
到戒毒所参观过的人都知道,在戒毒所里当干警,那可是一项十分错综复杂的工作,尤其是强制戒毒所,他们既要对戒毒人员实行强制性的封闭管理,在药物治疗的同时,还要进行军事化训练,法制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医疗卫生知识教育和文化体育教育,以及劳动化康复,每一项工作都必须做到深入细致,对每一个戒毒人员的教育不仅是在所内,有的甚至要把思想工作做到所外,做到戒毒人员的家庭,做到社会当中,到社会上去寻求人们给戒毒人员的帮助。
由于是在饭桌上,我们谈话的气氛就活了许多。我要求吴所长讲上几件工作中最难忘的事件,当然这是为了我以后的文章多有一些精彩的故事情节。
“讲什么呢?好像这些年来每当从戒毒所走出一个戒断毒瘾的人,就必然有着一个难忘的故事……”吴所长低着头,哗哗拨完碗中的饭菜。
吴所长吃饭就像他办事一样,风风火火,打仗一般。我才吃了半碗饭,他的第三碗已经吃完,干净利索地把碗筷放下了。他抬起头,有些为难地望着我。
“随便讲什么都行。”我连忙将命题范围扩大。
“那好吧。我就讲前两年执行过的一次任务。”吴所长沉思了一会,爽快地说。
“那次,我们接到上级部门交给的任务,就是到一个盲流聚居的地方去拍摄一些不法分子贩卖海洛因散包的照片。
当时,我和几个公安人员化装成普通老百姓进入了盲流区,并且很好地隐蔽起来。其实,盲流区是在郊外,那些盲流并没有居所。由于城市管理严格,他们便用草席,木料随便往空地上一搭,像个草棚的样子,人能往里一钻就行。到了晚上,这些人便在开阔的地上烧起篝火,披着肮脏不堪的毡子东一条,西一条地睡在篝火周围。这时候,那些贩卖海洛因的毒贩子就开始在人群里进行他们罪恶的交易。时间一长,社会上的一些吸毒者自然而然像绿头苍蝇一样围拢到了这个地方。有的瘾君子毒瘾发作,一买到毒品迫不及待地躺在火堆旁边就吸,或者就进行注射,这里也就成了一个买卖毒品散包的交易场所和吸毒者的窝子。
我们那天在隐蔽地点从上午一直守到了天黑。
天黑后,盲流们又烧起篝火,一些毒贩子又开始了他们的活动。我们正准备出去寻找机会悄悄拍照,突然,几个人从一个小草棚里抬出了一具尸体,一直朝着篝火走去。到了火堆前,那些人就像扔一块木料似地将那具尸体猛然扔进了火中。
这肯定又是一个吸毒过量的瘾君子中毒身亡。因为我们已经了解到,此地发生过吸毒者死后被随便扔进火中的事件……“
“这样随便烧尸,岂不连死的是谁都不知道?”我惊诧地打断了吴所长的话。
“肯定不知道。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是盲流,他们相互之间恐怕就连姓甚名谁,何方人氏都不清楚。而且这些人一方面在贩卖毒品,一方面自己也在吸毒,所以死后自然无人料理,其它人将他往火中一扔完事。
吸毒者的尸体被扔进火中,周围的人无动于衷,视而不见,仍然是各人干着各人的事情,买卖毒品的在低声地交易着,吸毒的凑在一起像木乃伊般地守候着,睡觉的如死狗样的横七竖八。
我和几个同事悄悄溜出隐蔽点。
这时候,一阵夜风吹过,我突然闻到了一种奇臭无比的味道,我的胃里猛然翻江倒海般地搅了起来。
我当兵时是边防部队,我们营地旁边有一条小河,上游有个少数民族寨子,那些老百姓根本不懂什么卫生,平时不管是死了鸡呀猪呀,甚至连死了牛都是往河里一丢,动物的尸体在水中泡得腐烂发臭,慢慢地漂到我们的驻地附近。特别是到了夏天,那个味道才难闻,有的时候,简直连饭都吃不进去。后来到了公安部门的第二年,我还在刑侦队干了半年多,好几次接触过死人的案子,有的尸体已经腐烂发臭了,我也照样和其他同事一样只是截个口罩依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论是动物尸体的臭味还是死人尸体的臭味,我都觉得没有那天晚上我闻到的那种味道臭。那味道实在实在是太臭了。
我害怕暴露目标,使劲捂着自己的嘴,生怕一下控制不住就呕吐起来。
我向火堆望去,原来那臭味是从焚烧着的尸体中发出来的。
我听到那具尸体在火焰中发出吱吱的油炸声,大概是尸体中的油脂被火烧化了流出来……“
药品与毒品
记得当初我在学校的时候,上药理课的老师在讲到麻醉剂的使用时曾经专门谈到过罂粟。
罂粟,原产于欧洲和中东地区,俗称“火烟花”,亦称罂子粟,含有吗啡和其它生物碱。据美国一位名叫艾尔弗雷德的学者考证,早在七八千年前石器时代晚期,地中海东部山区就发现了罂粟。后来,希腊、土耳其和非洲等地从观赏的角度开始栽培罂粟。这以后,又有人发现罂粟的植物汁既能镇痛又能松弛肌肉,于是就将它制成丸剂或加入饮料服用。公元前八世纪开始提炼鸦片安神止痛。
1503年,罗马的一个医学家用酒精将鸦片溶解成液体,取名鸦片酊,用于止痛、镇静和安眠,效果很好,被人们称为“灵丹妙药”。此后逐渐广泛使用,深受欢迎。到了十八、十九世纪,各种形式的鸦片制剂在欧洲成了治疗头痛和感冒的良药,鸦片的原植物罂粟也被移植到各地区广泛种植。
鸦片是在明朝时作为药物传入中国的。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在药学巨典《本草纲目》中就记载了鸦片的药物作用。
1898年,德国的德塞尔从罂粟科植物中提取了一种奇特的物质,经过盐酸吗啡酰化处理获得的物质称海洛因,开始用于治疗哮喘、失眠、胃痛等症,但很快就发现它很容易成瘾,从而产生巨大的药物依赖性和短缺后造成严重的生理机能紊乱的危害性。1912年就开始禁止用于医疗,并被列为毒品禁止使用。
人类社会发生过多次变益为害的尴尬事件。科学家们研制原子能时,是绝对没有想到将此科学的结晶作为杀人武器。当初众多的医学科学者研制罂粟、鸦片、吗啡、海洛因,完全是想利用其具有止痛、镇静、安眠、扩张血管、麻醉、麻痹神经的药物作用,救死扶伤,造福人类。他们没有想到,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在其有利于人类的一方面外,还具有伤害人体的另一方面,长期使用这些毒品的人会上瘾,造成注意力、记忆力和思维衰退,引起神经失常的症状,出现错觉和幻觉,会让人消瘦不堪,丧失对各种疾病的抵抗力。随着毒瘾的加深,使用毒品的剂量就需不断加大,最后因毒品用量过度中毒引起昏迷,呼吸减弱,血压下降,并伴随肺水肿导致呼吸困难而死亡。
他们更没有想到,这些毒品一旦被罪恶所利用,被无知和愚昧误用,救人的药品就变成了害人的毒品。
我在有关的资料中看到了这样一些例子:一个夫妇双双都是瘾君子的家庭,由于两口子都只想躺在床上吸毒,不愿起来做家务料理两岁儿子的饮食问题,孩子饿了,只有张着嘴嚎哭,做父亲的烦了,听说海洛因可以镇静、安眠,于是就将燃起的海洛因烟雾冲着儿子的脸吹。孩子渐渐不哭了,特别是在他们夫妻躺在一起吸毒的时候,孩子正乖乖地躺在他们的中间。没过多少日子,儿子一离开了吸毒的那个环境就死命地嚎哭,这一对父母明白他们的宝贝儿子也成了瘾君子的时候,他们才知道什么叫后悔。
一个拥有中级职称的技术员,由于紧张的脑力劳动使他患了严重的脑神经衰弱,听说海洛因的催眠效果很好,就想试一试,他知道海洛因是毒品,也清楚毒品对人体的危害性,可他却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认为自己不过是吸上一两次,不会上瘾。
即使是上了瘾,他也相信凭着自己刻苦钻研业务的毅力,戒断毒瘾没有问题,谁知他吸了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等他上了瘾后猛然醒悟,发誓要戒断毒瘾时,才知悔之已晚。他躲在家里一次次戒毒,又悄悄跑到外地戒毒所去戒毒,可他的内心深处却怎么也摆脱不了对海洛因的欲望。他的戒毒行动一次次失败,在单位闹得身败名裂,妻子也带着孩子离他而去。
在C市强制戒毒所的一个小天井里,17岁的赵林坐在我对面的方凳上,弯腰挽起自己右腿的裤子,我便看到他瘦瘦的小腿上有一条长长的的十分难看的疤痕。
那疤痕一眼就能看出是受了外伤后未经医生处理,缺损的皮肤自行愈合后形成的疤痕萎缩。不规则的疤痕高出皮肤表面,像一条粗粗的变曲的蚯蚓,刺眼地爬在他的皮肤上。
赵林用手轻轻抚摸着那条疤痕,给我讲了使他成为瘾君子的这个故事:赵林15岁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当时父母已经准备让他自费去读职高,可他不干,他要跟着在基建队当工头的哥哥去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哥哥将他安排了专门去搞采购,每天骑着车城东城西购买这样那样的材料。一年后,又给他买了一辆嘉陵摩托车。
他个头高,学骑摩托车好像很容易。才两天的功夫就可以在公路上跑。那天吃过晚饭,他推出摩托车又到公路上去练习,一路上顺顺当当不知不觉就开出了十几公里。当他来到一个村子前面时,突然从公路边冲出了一条狗,他吓了一大跳,来了个急刹车,摩托车在公路上转了个弧形,就冲进了路边的大沟里去。他从摩托车下爬了出来,才发现自己的右腿上划了一条长长的口子,红通通的鲜血浸湿了裤子,流满了皮鞋,伤口痛得他浑身都在发抖。此时天色已晚,村子前面什么也没有,他只好自己挣扎着从衣服上撕下块布扎好伤口,然后一拐一拐地到村子里去找卫生所。
谁知,他找到卫生所时,大门却是锁着的,问了周围的人,说是医生已经下班吃饭了。他痛得站不住,就找到村子里的一个熟人家去,打算找点止痛药吃。
那熟人家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什么药。突然他一拍脑袋高兴地问赵林:“我知道有一种粉粉药止痛效果最好,前面那家人就有,就是价钱高,你要不要?”
赵林一听能止痛,马上掏出一叠票子说:“什么止痛药我买不起?我有钱。”
那个熟人拿上钱就出去,很快就拿回了两小包白色的粉粉药,告诉叫海洛因。他拿了一包让赵林用水服了下去,刚服药时他觉得恶心,只想呕吐。没想到几分钟后,赵林就觉得疼痛减轻了。回家后他干脆连医院也没去,第二天叫了辆出租车直接到卖海洛因的人家去又买了几包,并且在那里学会了用锡箔纸加热成雾吸入的方式:“追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