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蒙田写道：
它（指大脑--季羡林注）就像脱绳的野马，成天有想不完的事，要比给它一件事思考时还要多想一百倍；我脑海里幻觉丛生，重重叠叠，杂乱无章，为了能够随时细察这种愚蠢和奇怪的行为，我开始将之一笔录下来，指望日后会自感羞愧。
这也是很奇怪而不近人情的想法，难道写随笔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日后让自己感到羞愧吗？我看，这也有点近于矫情。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矫情，一种特殊的矫情，与愤世嫉俗仅仅有一片薄纸的距离。
不管怎样，如果全书只有这样一些东西，蒙田的《随笔集》决不会在法国，在英国，在全世界有这样大的影响，它必有其不可磨灭的东西在。
蒙田以一个智者的目光，观察和思考大干世界的众生相，芸芸众生，林林总总；他从古希腊一直观察到十六世纪，从法国一直观察到古代的埃及和波斯，发为文章，波澜壮阔。他博学多能，引古证夸，鉴古知夸，对许多人类共同有的思想感情，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有时似乎是奇特的见解，给人以深思、反省的机会，能提高人们对人生的理解。
要想把他所想到和写到的问题爬梳整理，十分困难。以我个人浅见所及，我认为，上卷的第三章；《情感驱使我们追求未来》最值得注意。在这一篇随笔中，蒙田首先说：
有人指控人类总是盲目追求未来，他们教导我们要抓住眼前利益，安于现状，似乎未来的事情根本就无法把握，甚至比过去更难驾驭。
这都是很重要的意见。人类如果从变为人类的那一天起，就安于现状，不求未来，他们就不能能变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化成丨人类的那一种猿或者其他什么动物安于现状的话，它们就根本变不成丨人类。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这个“几希“就包含着不安于现状。
蒙田在下面接着说：
“做你自己的事，要有自知之明”，人们通常将这一箴言归功于柏拉图。这一格言的每个部分囊括了我们的责任，而两部分之间又互相包含。当一个人要做自己的事时，就会发现他首先要做的便是认识自我，明确自己该做什么。有了自知之明，就不会去多管嫌事，首先会自尊自爱，自修其身，就不会忙忙碌碌，劳而无功，不会想不该想的，说不该说的。
柏拉图这两句话，是非常有名的话，不但在西方流传了二千多年，而且也传人中国，受到了赞赏。其所以如此，就因为它搔到了痒处，道出了真理。中国人不也常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吗？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时间和空间的巨大距离。也不能隔断。接常理说，最了解自己的应该说还是自己。“近水楼台先得月”嘛。然而，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在花花世界中，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真正能了解自己的人，直如风毛麟角，绝大部分人是自高自大，自己把自己看得超过了真实的水平。间亦有患自卑感者，这是过犹不及，都不可取。完全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给自己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戛戛乎难矣哉！然而这却是非常必要的，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来说，都是这样。
在这一部书中，类似这样的零星碎语，还可以找到不少。只要挑选对头，就能移让我们终身受用。我在这里还要声明一句：蒙田的观点我并不全部接受，理由用不着解释。
在写书、出书方面，我有一个“狭隘的功利主义”观点。我认为，出书必定要有用，对个人有用，对社会和国家有用。这个“用”，当然不应该理解得太窄狭。美感享受也是一种“用”。如果一点用处都没有的书，大可以不必出。
我认为《蒙田随笔全集》是一部有用的书，很有用的书。
最后，我还想就“随笔”这个词儿说几句话。这个词儿法文原文是essai。这一下子就会让人联想到英文的essay。从形式上来看就能知道，这本是一个词儿。德文则把法文的essai和英文的essay兼收并蓄。统统纳入德文的词汇中。这在法、英、德三国文学中是一种体裁的名称而在中国则是散文、随笔、小品等不同的名称。其中差别何在呢？我没有读文学概论一类的书，不知专家们如何下定义。有的书上和杂志上居然也把三者分列。个中道理，我区分不出来。。
谈到散文、随笔、小品，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国，我们的经、史、子、集中都有上乘佳作，为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在欧洲，则英国算得上散文、随笔的大国，名家辈出，灿如列星。法国次之，而德国则颇有逊色，上面举的essai和essay就可以充分说明这种现象。欧洲国家文化和文学传统丰是同源，为什么在创作体裁方面竟有这样的差距？我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位比较文学家论证探讨过这个问题。我希望将来会有。
我在上面说到我在接受写序的任务时心理上的转变过程。但一旦章起笔来，不觉就写了二三千字，而又没有说假话，全是出自内心的真话。这是我始料所不及，这一篇序总算给我带来了点安慰。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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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同归
当被我们触犯过的人握有我们的生死支配权时，感化他们心灵最通用的办法是低三下四地服从。然而，与之相反的勇敢和顽强，有时也达到过同样的效果。
威尔斯亲王爱德华曾长期摄政于吉耶纳，享有巨大的财富和声誉。他曾经被列摩日人深深冒犯。当他用武力攻下列摩日城时，不为人民的呼救声，不为在残杀中被弃妇幼的求饶和下跪所打动，率部继续前进，直到看见三个法国绅士英勇无畏地同获胜的英军奋战之时，他才开始心软。他对这种高尚的美德不胜敬佩，因而平息了愤怒，并且从这三位绅士开始赦免全城居民。
斯坎德培固是伊庇鲁斯回的君王，他追踪手下的一名士兵，想把后者处死。那士兵先是忍气吞声，苦苦哀求，试图让君王平息怒火，但却无济于事，最后他决定孤注一掷，握起剑来等待决斗。这一毅然的决心顿时止住了主人的愤怒：君王见士兵做出如此令人尊敬的决定，便宽恕了他。那些不了解斯坎德培的神奇力量和勇敢的或许会对这一例子作出另一种解释。
康拉德三世包围巴伐利亚公爵后，对于被围者提出的诱人条件和卑劣赔罪不屑一顾，只允许同公爵一起被围的贵妇们保全体面，徒步出城，并让她们把随身能带的带走。这些心灵高尚的贵妇竟敢肩背她们的丈夫、孩子和公爵本人一起出城。康拉德皇帝见她们如此勇敢，高兴得竟流下了眼泪，于是，他对公爵的刻骨仇恨烟消云散，并且不究既往，仁慈地对待公爵及其臣民。
上述两种方法，无论是屈服，还是抵抗，都很容易把我征服。因为我向来富有同情心，为人宽容大度。不管怎样，我自以为我的本性更倾向于同情，而不是钦佩。然而，对斯多葛派来说，怜悯是一种罪恶。他们主张救助受苦受难者，但不要给以同情和怜悯。
然而，我觉得下述例子似乎更加合适，因为从中我们能看到那些经受软硬两种方式考验的心灵，如何承受其中之一而不动摇，却屈就于另一种方式。大概可以说，侧隐之心是温和、宽容、柔弱的表现，妇女、儿童、俗人等天性较弱者更具有这种倾向相反。蔑视眼泪和乞求，只崇敬勇敢的神圣形象，则出自强健、不屈不挠的心灵，他们只崇拜男性的坚韧与顽强。然而对于不大高贵的人，惊奇和敬佩有时也能产生同样的结果。以底比斯人民为证。他们将那堕到了规定任期而不卸任的将领提交重罪法庭审判。派洛皮达固在人民的控告压力下屈服，为保性命苦苦求饶，可人民却很难宽恕他。相反，伊巴密浓达却把他自己做的事淋漓尽致地颂扬一遗，并自信而高傲地谴责人民忘恩负义，这使人民在表决时不敢投票，老狄奥尼修斯经过长期的艰难困苦，终于攻下雷焦卡拉布里亚城，并抓获曾负隅顽抗的统帅菲通，一位十足的君子。狄氏想对菲通进行报复，以示做戒。他首先告诉菲通他在前一天如何把菲通的儿子聂其所有亲族都淹死了。对此，菲通只淡然回答，他们的这一天比他自己的更幸福。然后，狄氏叫人剥去菲通的衣服，并叫刽子手带他在全市游街示众，残忍地鞭打和羞辱他，并用恶言秽语谩骂他。然而，菲通临危不惧，神色坚毅，大声提醒刽子手，他的死是为了伟大而崇高的事业，为了不使自己的祖国落入独裁者手中，并威胁狄氏将受到诸神的惩罚。狄氏从他部队的目光中，看到了士兵们并没有为这位败将的顶撞所激怒，相反，整个部队开始蔑视他们的将领及其胜利，他们显然已被菲通非凡的勇敢所感动。狄氏还从士兵的目光中预感到反叛的可能性，他们甚至还会将菲通从卫士的手里抢救出来。于是，他下令停止对菲通的这种残酷折磨，暗中遣人将他淹死于大海。
当然，人是极其虚荣和反复无常的。对人很难作出固定不变和千篇一律的评价。庞培曾因一个叫芝诺的公民愿意独自为马墨提奥人担罪受罚而宽恕了全城居民，尽管庞培曾被他们激怒过，而佩鲁贾的城主对苏拉也用过同样的办法，却与己与全城居民没有好处。
亚历山大国则与前述例子截然相反。这位最勇敢、对战败者极其宽容的人，浴血奋战，攻下加沙城后，碰上该城指挥官贝蒂斯。对于此人的英勇顽强，他在围城时早有领教：在这一战役中，贝蒂斯经受了可怕的考验，最后在部队溃逃、武器折断、自己遗体鳞伤的情况下，依然孤身奋战于众多马其顿人之中。亚历山大为这次胜利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最惨重的是他身中两箭，对此耿耿于怀，对贝蒂斯说：“贝蒂斯，你不会像你所愿意的那样死去，你会受到一个战俘可能受到的各种折磨。”而对方神色坚定，傲气凛然，面对威胁，一言不发。看到贝蒂斯傲慢而执着的沉默，亚历山大思忖：“他怎么不低头？他怎么不求饶?我一定要战胜你的沉默，即使不能让你说话，也要让你呻吟。”于是他由愤怒变成狂怒，命令士兵刺穿贝蒂斯的脚跟，将他活活地拖在一辆马车后面，把他撕得肢体不全。或许他对勇敢习以为常，根本不欣赏这种品质，所以就不太看重了？要不他太欣赏自己的勇敢，看到别人同样有胆量就会嫉妒、怨恨并难以忍受？也可能他一怒就容易暴躁，难容异己？的确，如果亚历山大能够抑制怒火，那么，在攻占和掠夺底比斯城时，那些失去自卫能力的众多勇士就可以免遭杀戮了。因为，在这场鏖战中，底比斯城有岤千人被屠杀，但没有人选跑或求饶；相反，街上到处有人还击得胜的敌军，挑起决斗，让自己死得高尚。从没见过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战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寻敌复仇，拿起绝望的武器再杀几个敌人，以求安慰。这一悲壮的场面没有得到亚历山大的丝毫怜悯，他用了一天的时间报仇雪恨，直至热血战士流尽最后一滴血。只有手无寸铁的妇孺老幼才幸免一死，最后成为三万奴隶。
第二章
Ｏ
论忧伤
我是属于最少忧伤的人。尽管人们对这种情感推崇备至，可我一点都不喜欢也不欣赏。人们常给明智、美德和良心穿上这件外衣：这纯粹是一种愚蠢而可怕的装饰。意大利人更是恰如其分地把邪恶称为伤感。因为伤感从来是一种有害而荒唐、怯懦而卑鄙的情感，所以斯多葛派不容许他们的哲人有这种情感。
然而有传说称：埃及国王普萨梅尼图斯被波斯王康比泽击败并俘虏后，看到被俘的女儿穿着佣人的衣服，被波斯人派去汲水，她从他面前经过时，他所有的朋友都围着他伤心流泪，他自己却直立在那里，一言不发，眼睛看着地面，接着，他又看到儿子被敌人拉去处死，仍然无动于衷，但是，当他在战俘中看到自己的一个仆人时，却开始捶打脑袋，感受极其痛苦。
无独有偶。我们的一位亲王最近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他在特朗特获悉他的长兄，整个家族的光荣和支柱被害的消息，不久又得知他家的第二希望他的二哥也去世了，他以极其惊人的毅力承受了这两个打击。但是，几天后他的一个仆人死了，他却经受不住这一新的打击，陷入极度的悲痛与悔恨之中，有人以此作为论据，说他只被这最后的打击所震撼。事实上，两个哥哥相继去世，他已悲痛欲绝，稍微超载就会摧垮忍耐的堤坝。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评价我们的历史，即使历史向我们表明，当康比泽问普萨梅尼图斯为何对其子女的悲剧无动于衷，却为朋友的不幸而悲痛时，后者回答：“对朋友的悲伤可以用眼泪来表达，而对子女的悲伤则是任何方式都难以表达的。”
有关这一话题，古代一位画家的创造颇与之类似。这位画家画伊菲革涅亚献祭仪式，按照目击者对这位美丽少女无辜殉难的关心程度来描绘他们各自不同的悲痛，画家作了最大的努力，当画少女的父亲时，已山穷水尽，便用手将他的脸遮住，仿佛没有任何方式可以表达他的悲痛程度。这也能说明为何诗人们要虚构出尼俄柏这位不幸的母亲，来表达过度悲伤时的委靡不振和沉默不语的麻木状态：她先痛失七个儿子，继而七个女儿，丧失太多的亲人，囤过分悲痛而最终变成了一块岩石。
痛苦得变成了石像。——奥维德
当然，极端的悲痛会震惊整个心灵，使其不能自由行动，正如刚听到一则很不幸的消息时，我们会惊得魂飞魄散，呆若木鸡，但在放声大哭和悲哀诉说之后，心灵就会找到出路，得到放松相宽慰，
痛苦到最后，终于哭出了声。——维吉尔
弗迪南国王与匈牙利国王的遗孀在布达附近打仗，德军统帅雷萨利亚克看到一匹战马运来一具尸体。统帅和大家一样，因死者在战斗中表现出色，面对他的死深表同情。出于跟别人同样的好奇心，他想看看死者是谁口当死者被卸去盔甲时，他才认出原来是自己的儿子。众人皆泣，唯独他没说一句话，也没掉一滴泪，站在那里，双目凝视儿子，直到极度悲痛使他停止呼吸，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正如情人们说的那样；
可以表达出来的爱火是温火——彼特拉克
他们还用下面的诗句表达难熬的情爱：
可怜的我！感官全已陶醉。
当我见到你，累斯比，
心灵和语言便不听使唤；
微妙的火遍烧我全身
耳畔响起嗡嗡的声音
双眼蒙上沉沉的黑夜。
一卡图鲁斯
因此，感情处于最剧烈最炽热的时刻，是很难表达我们的痛苦和相思的。因为，此时我们的心灵被沉重的思绪压得喘不过气，躯体则因爱情而变得虚弱和忧郁。
于是，那些爱得失去分寸的情人有时会突然找不到感觉，由于爱到了极点，即使在温馨之中，也会突然冷下来。大凡可以品尝和忍受的情爱都是微不足道的。
小悲则言，大悲则静。——塞涅卡
同样，突如其来的快乐也会使我们大吃一惊，
她一见我和特洛伊军队，
就失去神志，迷离恍惚，
目光呆滞，脸色苍白，昏倒在地，
过了许久才能重新说话。——维吉尔
历史上因高兴而猝死者不乏其人；有位罗马妇人看到儿子从坎尼溃败归来，过于兴奋而一命呜呼；索福克勒斯和暴君狄奥尼修斯国也死于兴奋过度；塔尔瓦则是在获悉自己被罗马元老院授予荣誉称号消息时，客死在科西嘉。至于本世纪，这样的例子也不胜枚举：莱昂十世教皇得知米兰被攻克的消息，这是他期待已久的，因而惊喜若狂，便呜呼哀哉。还有一例更能证明人类的这一愚蠢行为：古人记载，辩证法大师狄奥多罗斯因为当着他的学生和听众的面不能解答人们提出的问题，羞愧不已而当场命归西天。
我很少感觉这种强烈的情感。我天生感觉迟钝，并每天通过理性将感情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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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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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驱使我们追求未来
有人指控人类总是盲目追求未来，他们教导我们要抓住眼前利益，安于现状，似乎未来的事根本就无法把握，甚至比过去更难驾驭。这些人一言道明了人类最普遍的错误，如果他们敢把我们的本性为继续完善自我驱使我们做的事叫做谬误的话人的本性赋于我们注重行动甚于意识的假象，正如它赋予我们其他假象一样。我们不安于现状，总是追求未来。担忧、欲望和希望把我们推向
将来，使我们感觉不到或不予重视现实的事，而对未来的乃至我们已经不在的未来的事却尤感兴趣。“忧虑未来者墨可悲的。”
“做你自己的事，要有自知之明”，人们通常将这一箴言归功于柏拉图。这一格言的每个部分概括了我们的责任，而两部分之间又互相包含。当一个人要做自己的事时，就会发现他首先要做的便是认识自我，明确自己该做什么。有了自知之明，就不会去多管闲事，首先会自尊自爱，自修其身就不会忙忙碌碌，劳而无功，不会想不该想的，说不该说的。“蠢人即使得到想要的东西也从不会满足，智者却满足现状，自得其乐。
伊壁鸠鲁不要智者去预料和操心未来。
在关于死者的众多法律中，我认为“君王的功过留待后人定论”这一条也颇有道理。他们即使不是法律的主人，也是法律的伙伴；法律不能触及他们的生命，但能影响他们及其继承者的声誉：声誉对我们来说比生命更重要。这是一种惯例，遵守这一惯例的民族大有裨益，所有抱怨别人把他们同恶君相提并论的明君都希望有这种制约。我们在所有的国王面前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因为他们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然而对他们的尊敬和爱戴则只取决于他们的功德。从政治角度讲，当他们需要我们支持他们行使职权时，我们可以耐心地忍受他们的不称职，掩饰他们的恶习，用忠告帮助他们完成无足轻重的行动。但这种君臣关系一旦不复存在，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向司法部门自由表达我们的真实感受；尤其是不可以抹杀那些忠臣的功劳，他们深知君主的缺陷，仍然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使后人少了一个榜样。至于那种出于个人需要，极不公正地对不足称道的君王歌功颂德的人，他们的公道观是违反公众正义观的。提图斯一李维说得对，王权统治下的人们都用充满炫耀与伪证的语言，无限夸张他们国王的丰功伟绩。我们可以谴责两个当面顶撞尼禄的士兵不宽宏大量。其中一个被尼禄问及为何要伤害他时咎道：“我过去崇拜你，因为你那时值得爱戴，但自从你杀死了你的母亲，你这个马车夫、戏子、纵火犯，我就恨透你了，因为你只配人恨。”另一个被问及为何想弑他时回答：“因为我我不出别的办法来制止你干坏事。”但是尼禄死后，他的专横跋扈和荒滛无度遭到万夫鞭挞，并将永远为后人唾弃，对此，稍有智力的人难道会指责吗？
斯巴达国的治理方式是非常纯洁的，可是我不喜欢其中的虚伪礼仪；国王们死后，所有的盟友和邻国，所有的国有奴隶，不论男女老少，都会在额头上割一道口子，以示悲痛，声泪俱下地声称，他们的国王，不管生前为人如何，都是最好的君主，并因此为他们的行为歌功颂德，把离他们最近的国王抬到顶峰。梭伦说过，任何人在生前不能称幸福，只有依次生活过并且已经死亡的人，才可能称幸福，即使声名狼藉，即使后代受苦；对此，亚里士多德提出质疑，正如他对其他任何事情提出质疑一样。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总是刻意去做令自己愉快的事，但一旦失去存在，我们与世界就没有任何联系了。因此，应该告诉棱伦，人决无幸福可言，既然只有在不存在时才有幸福。
谁也不会一下子死去，
谁都对身后寄予希望；
不能离开和抛弃
死亡袭击的身躯。
——卢克莱修
贝特朗?迪?盖克兰在围攻朗贡城堡时阵亡。朗贡城堡位于奥弗涅的布伊城附近，被围者随后投降，不得不将城堡的钥匙放在死者的遗体上口巴泰勒米?达勒维亚纳是威尼斯军队的将领，在布雷西亚战役中为国捐躯，他的遗体要途经敌人领土维罗纳方可运回戚尼斯。当时戚尼斯军队中绝大部分人都同意向敌方申请安全通行证。但是，泰奥多尔?特里伏斯表示反对，主张强行过境，哪怕决一死战。
他说：“将军生前从来不惧怕敌人，难道死后却要惧怕敌人吗？一事实上，希腊人的法律也与此相近：谁要向敌人索取自己人的遗体予以安葬，谁就是自动放弃胜利，也就不可以再陈列战绩。这就等于被要求交出遗体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尼基亚斯国就是这样失掉对科林斯人的明显优势的口相反，阿格西劳斯二世对彼俄提亚人本无多大获胜希望，却最终取得了胜利。
上述行为不足为奇，因为我们总是想把我们的存在延续到生命之后，并且相信上苍的恩泽能陪伴我们进入坟墓，与我们的遗骨同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因此，我们不必再对上述例子进行发挥了。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曾和爱尔兰国王罗伯特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他是位常胜国王，事业辉煌；可是，临死前，他竟然强迫儿子发誓，将其遗体煮熟后把肉与骨分开，将内埋葬；至于骨头，他要求儿子好好保存，每次与爱尔兰人打仗时，都要带在身边，与部队一起出征。似乎胜利必定与其肢体相关。让?齐斯卡曾替威克利夫的错误辩护而震惊波西米亚。他要人在他死后剥其皮，做成长筒大鼓，带着它去迎击敌人，以为这样能鼓舞他的部队继续打胜仗，仿佛他在亲自督战。有些印第安人在与西班牙人作战时，就带着他们某个将领的骸骨，期盼能得到将领活着时同样的运气。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些民族，打仗时拖着阵亡勇士的遗体，将以自励或寻求好运。
上述例子涉及的只是在死后保留生前业绩带来的声誉。下面要举的例子还表现了行动的力量。巴亚尔将军的故事能说明这一点．他在战场上被火枪射中，自感生命垂危，有人劝他撤离，他却回答他不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背朝敌人；他仍然坚持战斗，直到精疲力竭，实在坚持不住并快从马上摔下时，还命令他的司厨长将他平放在一棵树底下，但是一定要面对敌人，就如他生前做的那样。我还应该再举个例子，不比上述例子逊色。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曾祖父马克西米连一世不仅品德高尚，更是相貌英俊。在他的习性中，有一点与其他君主不同：他不像他们那样，遇到紧急公务，就把便桶当做御座，因为他上厕所从不允许他的仆人在场。他这样不让人看见他小便，就像C女不愿向医生或他人暴露习惯上应该隐蔽的部位。我这人虽然说话放肆，但却生性害羞。除非是迫不得已或是强烈的感官刺激，我从不在别人面前出示习惯上不宜暴露的身体部位和行为。我之所以这样，是我觉得这种约束对人，尤其是对从事我这种职业的人，是很合适的。但是，马克西米连一世竟迷信到在遗嘱中特意叮咛在他死时给他穿上衬裤。据说，他还在遗嘱中追加了一条：给他穿衬裤的人要把眼睛蒙起来。屠鲁士大帝二世曾对子女作出规定，在他死后，不准他们或别人看见和接触他的身体。我以为那是他笃信宗教之缘故。因为他和他的史学家在有生之年到处宣扬对宗教的虔诚和执著，这是他们最突出的品德。
一位亲王给我讲过有关我的一位姻亲的故事，我听了很不愉快。我那位姻亲在和平和战争时期都很有名。因为当他年老而临终前，忍着结石痛的折磨，把最后的时光用来精心布置如何使他的葬礼办得体面而隆重，他要求所有来探望他的贵族保证加入送殡行列。他恳求前来看望他的那位亲王参加他的葬礼，也命令王室成员这样做，并列举了很多例子和理由来说明这是他这样的人应有的待遇。当他得到亲王的许诺并接自己的意志布置完殡礼仪式以后，才安详地与世长辞。我很少见到如此顽固的虚荣心。
还有一种做法恰恰相反，那就是热衷于对葬礼精打细算，连一个佣人和宫灯都要考虑再三。这种做法也不乏其例。我见到有人赞赏这种性格，赞赏李必达饬令禁止其继承人照惯例为他举办丧事。连微不足道的花费和欲望都要避免，难道这是节制和俭朴吗？这是一种偷懒而廉价的改革，如果这种事也需要下令的话，那我赞成每个人都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形式，不管是对葬礼，还是对生活中的其它行为。哲学家卢贡曾经明智地嘱咐朋友，把他的遗体埋在他们认为最合适的地方。至于葬礼，既不要浪费，也不要吝啬。在这事上，我纯粹听凭习俗，信赖我最先托付此事的人所做的决定。西塞罗说；“在这点上，我们自己应该洒脱，倒是要为亲属着想。”圣奥古斯丁回圣洁地告诉一位信徙：“葬礼的埠心和排场，墓地的讲究，更多地是对活人的安慰，而不是对死者的保佑”。苏格拉底临终时，当克里托问他如何安葬时，他答道：“随您的便。”如果我必须早些操心此事的话，我认为洒脱的做法是，模仿有些人生前就享受坟茔的等级和排场，乐于漠然观望自己死时的样子。善于冷漠地享受和满足自己的感官，活着时能想象自己死时的样子，岂不是件赏心乐事！
雅典将领曾在阿基努塞群岛附近的一场海战中打败了斯巴达人。那场战役，在希腊人进行的海战中可谓最有争议、最漂亮的了。可是，那些将领在胜利后，按照战争法则继续推进，没有停下来收拾和埋葬阵亡将士。他们因此而被雅典人民毫不留情、既无人道也不公正地处死了，甚至连他们的辩护诃都不愿意听一下。每当我忆及此事，便几乎对所有的民主恨之入骨，尽管它代表的是自然和公道。狄奥默东的做法使这一处决变得更令人憎恶。狄奥默东是其中一位被处决的将领，在政治和军事上享有崇高威望。他在听完对他们的判决后上前讲话。此刻听众鸦雀无声，但他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辩护，也没有揭露这一残酷决定的不公正，而是维护法官的判决，祈祷诸神不要因为法官判决不公而惩罚他们；他又把他和他的伙伴们为感谢显赫的命运女神而许的愿公布于众，怕因为没有还愿而使得诸神迁怒于雅典人民。尔后，驮奥默东没有再说多余的话，也没有讨价还价，步伐坚定地走上刑场。几年之后，命运女神对雅典人进行了同等的报复。雅典海军统帅卡布里亚斯在那克索斯岛上同斯巴达海军上将波利斯的战斗中曾占上风，可他为了避免蒙受上述不幸，竞将已经在望的胜利战果丧失殆尽：为了不抛下漂浮在海上的战友尸体，便让敌军从海上安全逃离并反过来收拾雅典人，使他们饱尝这种迷信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