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不仅应教学生崇尚美德，还要，甚至更要教他崇尚爱情，让美德和爱情充满他的意愿，他会对他说，诗人作诗总是遵循普遍的特征，把爱情作为永恒的主题，奥林匹斯山的诸神更乐意把汗水洒在通往维纳斯而不是雅典娜的道路上。当孩子开始有自我意识时，就把布拉达曼或昂热利克介绍给他当情妇：一个的美是璞玉浑金，积极主动。慷慨大方，并非男性却阳刚气十足；另一个的美有气无力，矫揉造作，娇娇滴滴，极不自然；一个穿男孩衣衫，戴闪光高顶盔，另一个穿女孩服装，戴饰有珍珠的无边软帽；如果他作的选择与弗里吉亚那位女人气十足的牧羊人相反，那么，他就会认为他的爱情有阳刚气。老师将给他上新的一课，使他懂得，真正美德的价值和高贵之处，在于简单、实用和愉快，它离困难很远很远，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头脑简单的，还是机敏过人的，都一学就会。美德使用的手段是给以规定，而不是强制。它的第一个宠儿苏格拉底有意放弃强制的做法，而是自自然然，轻轻松松，逐渐地获得美德。它就像母亲，用|乳|汁哺育人类的快乐：当它使快乐合情合理，也就使它们变得真实纯洁；如果节制快乐，也就使它们精神振奋，兴致勃勃；如果它把拒不接受的快乐去掉，就会使我们对剩下的更感兴趣它把我们本性所需的快乐全部留给我们，十分充裕，我们得以尽情享受慈母般的关怀，直到心满意足，甚至直到厌倦（也许我们不愿说控制饮食是快乐的敌人，它使饮者未醉便休，食者胃未反酸便停止咀嚼，滛荡者未患秃发症便洗手不干）。假如美德缺少通常的好命运，它就干脆避开或放弃，另造一个完全属于它自己的命运，不再是摇摇摆摆，变化不定。它善于成为富豪、强者和有学问的人，睡在用麝香熏过的床垫上。它热爱生活，热爱美丽、荣誉和健康。但它所特有的使命，就是善于合法地使用这些财富，也善于随时失去它们：这使命与其说艰难，不如说崇高。没有它，生命的任何进程就会违反常态，动荡不安，丑陋不堪，也就只有暗礁、荆棘和畸形的怪物。如果这个学生很特别，喜欢听老师讲奇闻轶事，而不是叙述一次愉快的旅行或明智的劝告；如果他的伙伴们听到咚咚的战鼓声便热血沸腾，而他却禁不住街头艺人的诱惑，转身去看他们的表演；如果他觉得风尘仆仆从战场凯旋而归没什么意思，更希望在玩球或舞会上大出风头；如果是这样，我对此也别无他法，只有奉劝他的老师趁无人在场时，极早把他掐死，或者让他到城里去做糕点，哪怕他是公爵的儿子，因为按照柏拉图的教导，孩子将来在社会上谋职，不应靠父亲的财产，而应靠自己的本事。
既然哲学教给我们生活的学问，既然人们在童年时代，和在其他时代一样，能从中得到好处，那么，为什么不教给孩子哲学呢？
粘土又软又湿，应该赶快行动，让轻快的轮子转动把它加工成形。——佩尔西乌斯
人生结束时，人们才教我们如何生活。多少学生尚未学到亚里士多德关于节欲的课程，就已染上了梅毒。西塞罗说，即使他能活两次，也不会费时问去研究抒情诗人的作品。我觉得那些诡辩论者比想象中的还要可悲和无用。我们的孩子没有那么多时间，他们只在十五六岁之前受教育，以后就投身于行动了。这么短的时间，应让他们学习必需的东西。教给学生繁难的诡辩论是错误的，应该把它从辩证法的教育中删掉，诡辩论不可能改善我们的生存。应该选择简单的哲学论述，要选得合理恰当：它们要比薄伽丘叙述的故事更容易接受。孩子从吃奶时起，就能够接受浅显易懂的哲学道理，这比读和写更容易。哲学既有适合老叟的论述，亦有适合孩童的道理。
我赞成普鲁塔克的看法。他说，亚里士多德在教他的大弟子亚历山大时，不大注重三段论或几何定律，而更热衷于教他有关勇敢、大胆、宽容、节欲以及无所展惧的训诫。等到亚历山大把这一切学到手后，在他尚未成年时，亚里士多德就派他去征服世界，只给他三万名步兵，四千匹战马和四万二千枚埃居。普鲁塔克说，对其他艺术和学科，亚历山大也深怀敬意，赞扬它们很优秀，很高雅，但是，按照他的兴趣，他不会轻易产生将它们付诸实践的欲望。年轻和年老的，请在其中选择可靠的规则，领取给予风烛残年的生活费。——佩尔西乌新
伊壁鸠鲁在给迈尼瑟斯信中的开头如是说；“但愿童孺不逃避哲学，老耆不厌倦哲学。”这似乎在说，如果不这样做，不是还投有，就是不再有机会成功地生活。
为此，我不愿人们把你的孩子当成囚犯，不愿把他交给一个性情忧郁、喜怒无常的老师看管。我不愿腐蚀他的心灵，让他和其他孩子一样，每天学习十四、五个小时，像脚夫那样受苦受累争假如他性格孤僻或阴郁，过分埋头予书本，而人们明知他这样做太不审慎却还姑息迁就，我认为这很不合适，这会使孩子对社交生活和更好的消遣不感兴趣。我见过多少和我同时代的人盲目贪求知识，最终变得傻头傻脑，愚不可及，卡涅阿德斯。埋头于书本，神魂颠倒，竟然连刮胡子和剪指甲都无暇顾及奇我也不愿别人粗野的言行举止影响他高贵的习惯。法国人的谨慎在从前是尽人皆知的，开花很早，但虎头蛇尾，难以持久。事实上，即便是现在，我们仍看到，法国的孩子是最优秀的，但是，他们常常辜负人们的希望，一旦长大成丨人，就不再出类拔萃了。我听到某些有识之士说，人们把孩子送进学校，学校多如牛毛，培养出来的孩子笨头笨脑。
而我们那个孩子，一间书房、一座花园、餐桌、睡床、孤独一人、有人相伴、清晨、黄昏，任何时刻都是他学习的机会，任何地方都是他学习的场所，因为哲学是他的主要课程，而哲学的独特禀赋就是无处不在，这就有利于培养他良好的判断力和习惯。在一次宴会上，有人请雄辩家伊索克拉底讲讲他的雄辩艺术，他的回答，至今谁都认为很有道理：“现在讲我会做的事不是时候，现在该做的，我不会做。”因为人们在宴会上相聚是为了说说笑笑，品尝美肴珍馐，这时候向他们介绍如何用雄辩术进行演讲或争辩，这显得不伦不类，极不协调。其他学科也不适合在筵席上议论。但是，哲学有一部分内容涉及人及其职务和职责，所有的哲人都一致认为，为了言谈的温文尔雅，不应该拒绝在筵席上和娱乐时使用哲学。柏拉图把哲学请到了他的宴会上，尽管这里涉及的是哲学最高贵最有用的论述，但我们可以看到，它怎样以与特定的时间和场合相适应的灵活方式使在场的人愉悦的，哲学于富人和穷人都有用，
无论是童叟和老叟，谁忘了哲学谁就要吃苦头。——赞拉斯
因此，毫无疑问，我们的孩子不会像其他孩子那样闲着无事。但是，正如在画廊里徜徉，走的路比到指定地点多三倍，却不会感到疲倦。同样，我们的课程仿佛是遇到什么讲什么，不分时间和地点，融于我们所有的行动中，将在不知不觉中进行。就连游戏和活动，如跑步、格斗、音乐、跳舞、打猎、驭马、操练武器等，也将是学习的重要内容。我希望，在塑造孩子心灵的同时，也要培养他举止得体，善于处世，体格健康。我们造就的不是一个心灵，一个躯体，而是一个人，不应把心灵和躯体分离开来，正如柏拉图所说的，不应只训练其中一个而忽视另一个，应将它们同等对待，犹如两匹马套在同一个辕杆上奇从柏拉图这句话中可以感到，他并没有给予身体锻炼更多的时间和关注，而认为心灵和身体同样重要，而不是相反。
此外，对孩子的教育应该既严厉又温和，而不是遵照习惯的做法，那样，不是在激励孩子们读书，事实上却让他们感到读书很恐怖很残酷。
我不主张采用暴力和强制的做法。我认为没有比暴力和强制更会使孩子智力衰退和晕头转向了。如果你想让孩子有廉耻心和怕受惩罚，就不要让他变得麻木。要锻炼他不怕流血流汗，不怕寒冷、狂风和烈日，蔑视一切危险；教他在衣、食、住方面不挑三拣四，而对什么都能适应。但愿他不是一个漂亮柔弱，而是茁壮活泼的小男孩。我始终都是这样认为的，不管在我孩提时代，还是在我成丨人和老年的时候。但是，最令我不悦的，是我们大部分学校的管理方式。假如能多一点宽容。孩子受的危害也许可以少一点。学校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囚禁孩子的监狱。人们惩罚孩子，直到他们精神失常。您可以去学校看一看：您只会听到孩子的求饶和先生的怒吼。孩子们是那样娇弱胆怯，为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望，先生却手握柳条鞭，板着可怕的面孔，强迫他们埋头读书，这是怎样的做法呀？这难道不是极不公正、极其危险的吗？在这个问题上，我还可以引用昆体良的看法：他清楚地注意到，老师的专权蛮横，尤其是体罚孩子的做法，只会带来危险的后果。按说他们的教室本该铺满鲜花和绿叶，而不是鲜血淋淋的柳条鞭！我要让教室里充满欢乐，洋溢着花神和美惠女神的欢笑，正如哲学家斯珀西昔斯在他的学校里所做的那样。他们收获的地方，也应该是他们玩乐的地方。有益于孩子的食物应用糖水浸渍，而有害的食物则应充满苦味。
令人不胜惊讶的是，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中，极其关注他那个城市年轻人的快乐和消追，对他们的赛跑、竞技、唱歌、跳舞都作了详尽的阐述，他说，古代是让阿波罗、缨斯和密涅瓦来领导和掌管这些活动的。
柏拉图谈及体操时，大加发挥，阐述了无数条规则，但对文学却极少感兴趣，似乎就为了音乐才向人们推荐诗歌的。
我们的习惯和举止，应避免任何古怪和特殊，因为那是丑恶可怕的，会妨碍我们同社会交往。
亚所山大的膳食总管得莫丰在黑暗中会出汗，太阳下会颤抖。对于得到莫丰的这种体质，谁不会感到惊奇呢？有人闻到苹果味，犹如遭到了火枪射击，立即逃之天天，有的看见老鼠就大惊失色，有的一见奶油就想呕吐，还有的看到人们拍打羽毛床垫就肠胃翻腾，正如日耳曼库斯见不得雄鸡，也听不得它们歌唱。也许这里面有什么神秘的特性，但我认为，如果极早注意，是可以克服的。我的一些毛病就是在受教育后矫正的，当然并没有少费劲，现在，除了啤酒，我吃什么都津津有味。因此，趁身体尚可塑造时，应让它适应各种习惯。但愿人们能控制意愿和欲望，大胆地培养年轻人适应各种生活，必要时，甚至让他过一过纵乐不规的生活。要按习俗来训练他。他应该什么事都做得来，而不应只喜欢做好事。卡利斯提尼斯因不愿和主子亚历山大一起狂饮而失宠，对他的做法，连哲学家也不敢恭维。我们的孩子要和君王一起欢笑嬉戏，一起寻欢作乐。我希望即使在纵乐时，他也要精力充沛，泼辣果断，比他的同伴略胜一筹。如果他停止做坏事，那不是因为他没有精力或不擅长，而是自己不想做。拼不想做坏事和不会做之问有霄壤之别奇竹
我想向一位贵族表示敬意。他在法国循规蹈矩，一点也不放荡，我问他，当他被国王派往德国，面对善饮的德国人，曾几次出于公务需要而喝得酩酊大醉过？他回答我说他人乡随俗，喝醉过三次，还一一作了叙述。有些人没有这种本事，在与德国人打交道时困难重重。我常常不胜铁佩地注意到，亚西比德有卓越的本领，善于随遇而安，适应各种习俗，不怕伤害自己的身体：时而比波斯人还要奢华侈麋，时而比斯巴达人还要刻苦朴素；在爱奥尼亚时，他纸醉金迷，荒滛无度，在斯巴迭时淡食粗衣，改变了自己的习惯；在阿里斯蒂普看来，任何衣着、状况、命运都是美好的。我也想这样培养我的学生，如果他穿好穿坏都潇洒自如，穿破的不急不躁，穿好的适得其所，我会对他不胜赞叹。
这就是我的忠告。付诸实践的人比只知不做的人受益更多。明白了就会听进去；听进去了也就会明白。
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有一个人说；“但愿哲学不是学习很多东西，不是探讨艺术，” 生活的艺术是所有艺术中最首要的，， 学会这一艺术要通过生活而非学习。——西塞罗
弗里阿斯的君主莱昂问赫拉克利德斯?本都库斯从事什么学科和艺术，后者回答：并我对任何学科和艺术一窍不通，但我是哲学家。”
有人指责第欧根尼不懂哲学却干预哲学，他说：不懂则干预得更好。
赫格西亚斯请第欧根尼给他读一本书，后者回答：“您真逗，您选了真实而自然的不是画出来的无花果，郡您为什么不选自然而真实的不是写出来的书呢？”
孩子学到知识后，重要的不是口头上说，而是行动上做。应在行动中复习学过的东西。我们将观察他行动是否小心谨慎，行为是否善良公正，言语是否优雅和有见地，生病时是否刚强，游戏时是否谦虚，享乐时是否节制，鱼、肉、酒、水的口味上是否讲究，理财上是否井井有序：
把学问当作生活的准则，而非炫耀的目标，善于听从自己，服从自己的原则。一一西罗
我们的人生是我们言语的一面真实的镜子。
有人问泽克斯达姆斯，斯巴达人为何不把授勋敕令记录在案让年轻人阅读，他回答说：“因为他们要让年轻人习惯于行动，而不是说话。”等我们这个孩子到了十五六岁，您就把他和学堂里爱炫耀拉丁文的学生比一比：那些学生花了同样多的时间只学习讲话！世界上尽是喋喋不休的废话，我从没见过有人说话比应该说的少，而我们的半辈子都是在说话中虚掷年华。我们被迫用四五年时间听别人念单词，把它们拼凑成句；再用同样多的时间学写大篇文章，把文章均匀地分成四五个部分；至少还要用五年时间，学会把词语速排列组合进行诡辩。这种事，还是让以此为职业的人来做吧。
有一次，我去奥尔良，在克莱里这边的平原上，邂逅两个艺术学院的教授，他们之间相距五十来米，是到波尔多来的。在他们身后不远处，我看到有一群人，主人走在前面，是已故拉罗希什一富科伯爵先生。我的一位随从上去向前面的那位教授打听他后面的那位绅士是谁，那教授因为没有看见身后还有一群人，风趣地回答：“他不是绅士，而是语法学家，我是逻辑学家。什然而，我们要培养的恰恰不是语法学家或逻辑学家，而是一位绅士。让那些学究去浪费他们的时光吧，我们有别的事要做。但愿我们的学生脑袋装满知识，话语就会源源而来，如果话语不愿跟来，那他就到处带着它们。我常听见有人以不善表达为自己辩护，仿佛满腹经纶只因缺少口才，无法表达出来。这是故弄玄虚。您知道我是怎样看的吗？这是因为他们的想法尚未成形，还在犹豫之中，理不清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因而也就表达不出来了；连他们自己都不明白自己。有的人说话有点结结巴巴，你就可以判断出，他就像生孩子尚未到分娩阶段，正在怀孕，还在用舌头去舔那尚未成形的物质。至于我，我坚持认为，而这也正是苏格拉底的教诲：
大凡思路活联清晰的，一定能把所想的表达幽来，哪怕用贝加莫土话。，即使是哑巴，也还可用脸部表情：谈论熟悉的议题，话语必定源源不竭。——贺拉斯
正如塞涅卡在他的散文中也富有诗意地说，“物抓住了实质，词语就会自然而来。行西塞罗则说；“事物带出词语。”我们的孩子不必懂夺格、连词、名词，也不必懂语法；他的仆人或小桥的卖鱼婆对语法一窍不通，然而，如果您想同他们交谈，他们会谈得很好，用起语法规则来可能得心应手，可与法国最好的文科学生相媲美。我们的孩子不必懂得修辞学，不必学会未入正题便先来个前言吸引“公正的读者”，他也不用知道这些东西的确，任何漂亮的描绘，都会在朴实无华的真实面前黯然失色。
华丽的辞藻只能取悦于庸人，因为庸人消化不了更坚实的食物，正如塔西佗笔下的那个阿佩尔所清楚地证明的那样。萨摩斯岛的使者前来觐见斯巴达王克莱奥梅尼，他们准备了一个漂亮而冗长的演说，鼓动斯巴达王向萨摩斯岛的独裁者波利克拉特斯宣战。克莱奥梅尼认真聆听他们演说，然后回答：“你们的开场白我已记不清了，所以中间的也忘了，至于结尾，我丝毫也不想做。”我认为他的回答精彩无比，那几个夸夸其谈的使者尴尬得无地自容。
还有一个人是怎么说的呢？雅典人要在两个建筑师中选出一个来负责一座大建筑物的营建。第一个装模作样，一出场就来了个漂亮的演说，把他对这件工作的考虑阐述了一遍，以便让民众倒向他一边。可另一个只说了三句话：叫雅典的先生们，前面那位说的，正是我将要做的。”
西塞罗能言善辩，许多人对他钦佩不已，可小加图却付之一笑，他说：“不过是个可笑的执政官罢了。”一个有用的警句和妙语，不管先说还是后说，总是适宜的。即使放前放后都不合适，那警句本身也是好的。有些人认为掌握了韵律，就能做出好诗，对此我不敢苟同。如果孩子想加长一个短音节，就让他加长好丁，我们有的是时间；
只要有独特的思想，有高度的判断力，我认为他就是一位好的诗人，但不是好的韵文作者：
他趣味高雅细腻，但诗文诘屈聱牙，——贺拉斯
贺拉斯说，应使作品去掉所有的缝接和格律：
去掉节律和音步，改变词序，将第一个词秽到最后；诗人的肢体就分散在其中。——贺拉斯
他锲而不舍，写出来的诗会很漂亮。米南德答应写一出喜剧，但迟迟没有动手，交稿的日期快到时，人们指责他，他却回答；“我已经准备就绪，只差往里面加诗句了。”他已胸有成竹，所以对剩下的事就不重视了。自从龙沙和杜贝莱使法国诗享有盛名以来，没有一个孩子学做诗时不像他们那样装腔作势。“声音洪亮，内容空洞。竹对庸人来说，诗人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多。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学会了表现韵律，可是，在模仿龙沙丰富的描写和杜贝莱微妙的思想时，就不知所措了。
当然，假如有人用三段论繁琐的诡辩伎俩来折磨我们的孩子，诸如：火腿让人思喝，喝了就解褐，因此，火腿能解渴，遇到这种情况，他该怎么办？他应该闭目塞听。这样做比有所反应更巧妙。
他应该借鉴亚里斯提卜那句反诡辩的玩笑话；“既然我被捆着不舒服，为什么不松开呢？”有人建议克里西波斯用辩证的诡辩对付克莱安西斯，他回答说：“你去同孩子们玩那些把戏吧，不要把成丨人的严肃思想引入歧途。如果那些愚蠢的诡辩，那些“晦涩难懂、难以捉摸的诡辩，是要让孩子相信一个谎言，那是危险的；但如果那些诡辩对他不起作用，只能让他付之一笑，那我肴不出为什么不让他接触这些东西。有些人愚蠢之极，为了追求一个漂亮的字眼，就偏离正遭一里路。“或者，他们不是让词去适应主囊，而是离题千里，根据词去寻找合适的内容。'塞涅卡则说；“有些人为了用上他们喜爱的一个词，不惜谈论他们本不想诚的蠢目。”而我宁愿弯曲一个漂亮的警句将它缝到我的身上，也不愿改銮我的思路去寻找那个警句。相反，言语应为主题服务，紧跟主题，如果法语中找不到合适的词，但愿在加斯科尼方言中能找到。我希望内容凌驾一切，听者听完后脑袋里充满内容，而不是词汇。
无论是写在纸上的还是嘴里说的，我都喜欢朴素自然的语言，简短有力，饶有趣味，而不是精雕细琢，生硬苦涩：
惟有给人以震惊的文体才是好的文体。——卢卡努
这样的语言可能难懂，但不无聊，不矫揉造作、杂乱无章、缺乏条理和扭扭捏捏；每个字实实在在；那不是学究式的、僧侣式的、律师式的语言，而是士兵式的，正如苏埃托尼乌斯称尤里乌斯-凯撒的语言为士兵的语言一样，尽管我并不明白他为何这样称谓。
我曾很自然地模仿过年轻人衣着的放肆：大衣斜披着，披风搭在一只肩上，一只袜子松松垮垮，这表现了异域衣着的目空一切和艺术的漫不经心。但我觉得这种风度用到语言形式上会更适得其所。对于弄臣来说，任何矫揉造作都是不讨人喜欢的，尤其是在快乐和自由方面。而在一个君主政体的国家中，每一个侍从都得接弄臣的方式训练言谈举止。因此，我们稍为转向自然，蔑视矫揉造作，是完全正确的。
我一点也不喜欢布上的针线和线头看得一清二楚，正如一个漂亮的身躯不应看得出骨头和血管。“真话应该简单，毫不矫饰。”
“除非想装横作样，否则谁会讲话小心翼翼回？“
雄辩术吸引我们，却有损于事物。
用毫不实用的奇装异服来引人注目，那是胆怯的行为；同样，追求新奇的句子和鲜为人知的词汇，也是出于一种幼稚而迂腐的奢望。但愿我只使用巴黎菜市场上的语言。语法学家阿里斯托芬就不擅长此道，他模仿伊壁鸠鲁的用词简单，赞同雄辩术的目的只是为了使语言明快。模仿说话并不困难，所以大众会立即跟上；模仿判断和创新，就不那么容易了。大部分读者因为找到了同样的表袍，就错误地认为拥有同样的身材。
在与我过从甚密的人中，大多数说话就像我的《随笔集》，但我不知他们是不是也这样思想。
雅典人（据柏拉图说）注重讲话的优雅和富有表达力，斯巴达人则注意简明扼要，克里特人注意观念的丰富甚于语言，后一种人是最好的。芝诺声称他有两类弟子，一类被他称为语史学家，对学习知识兴趣尤浓，这是他最宠爱的；另一类是美丽辞藻的爱好者，他们注意的是语言。这不是说善于辞令不是好事，只是没有善行来得好。我气恼的是我们的一生都浪费在学习讲话上。我首先想熟悉我自己的语言，以及我经常打交道的邻国的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无疑是漂亮和伟大的语言，但学习它们太费劲。我这里要介绍一种方法，比习惯的做法省事得多，我亲身实践过。有意者不妨试一试。
我先父曾尽最大努力作过各种探索，从聪明和博学的人中，寻求一种优秀的教育形式，发现了通行的弊病：有人告诉他，我们花很多时间来学习古罗马和古希腊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学会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是我们不能达到他们那样高尚心灵和渊博知识的唯一原因。我不认为这是唯一的原因。不管怎样，我父亲还是找到了办法：我还在吃奶时，尚未开口讲话前，他就把我交给了一个不借法语、精通拉丁语的德国人。那人后来成为名医，客死在法国。我父亲特意把他请来，高薪聘用，整天把我抱在怀里。还有两个学问差一点的人和他在一起，成天跟着我，以减轻那个德国人的负担。他们和我讲话只用拉丁语。至于家里其他人，有一个不可违背的规矩：我父亲本人，以及我的母亲、仆人和侍女，陪我玩耍时，尽量用他们现学的拉丁语同我说话。令人惊讶的是，人人从中受益匪浅。我父母学到了足够的拉丁语，可以听得懂，必要时还可以同人交谈，而那几个侍候我的用人也一样。总之，我们之间经常讲拉丁语，连周围的村庄也受到了影响，以至于某些手工业者和工具的拉丁语名称在那里生了根，并且沿用至今。至于我，都六岁了，听到的法语或佩里戈尔方言不比阿拉伯语多。于是，没有方法，投有书本，投有语法或规则，无需教鞭，无需落泪，我就学会了拉丁语，并且同我学校老师的拉丁语一般纯，因为我不可能将它同其他语言混淆，也不可能讲得变样。如果老师想照中学流行的方法，试着让我把本国语译成拉丁语，给别人的是法文，给我的却是一篇用蹩脚拉丁语写的文章，我就把它改成地道的拉丁语。我的家庭教师，如著有《论罗马人民集会》的尼古拉?格鲁奇，评述亚里士多德的纪尧姆?盖朗特，苏格兰大诗人乔治?布卡南，被意大利和法国公认为当代最优秀雄辩家的马克一安托尼?米雷，他们常对我说，我幼年时讲拉丁语就非常自信和自如，他们甚至不大敢用拉丁语和我交谈。布卡南后来跟瞳已故德?布里萨克元帅先生，我见到他时，他对我说，‘他以后写孩子的教育问题，要拿我作例子。那时候，他是德?布里萨克伯爵国的家庭教师，这位伯爵后来表现得骁勇顽强。
至于希腊语，我几乎一点也不懂。父亲决定采用人为的方法教我学希腊语，但走的是一条新路子，寓教学于游戏和练习之中。我们把词的变格像球那样扔来扔去，就像有些人通过下棋来学习数学和几何。因为有人劝我父亲，教我体味知识和义务尤其不能强迫，得让我自己有这个欲望，要在和风细雨和自由自在中培育我的心灵，而不能用严厉和束缚的手段。有些人认为，早晨孩子还在熟睡中就粗暴地把他们突然弄醒（他们睡觉比我们沉），会扰乱孩子娇嫩的脑子，我父亲听信了这个迷信，每天早晨用乐器声将我唤醒，我身边从未间断过给我演奏的人。
这一例子足以判断以后的成果，而且应该对这位好父亲的谨慎和爱心作出高度的评价；如果说作了如此细致卓绝的耕作，却没有相等的收获，那就不是他的过错了。导致这一结果有两个原因。一是土地贫瘠和缺少天赋。尽管我身体结实茁壮，但我生性柔顺随和，总是无精打采，有气无力，人们无法使我摆脱无所事事的状态，除非叫我去玩耍。我理解的东西，总是理解得很好；在这懒怠的性格下，我孕育着超过我年龄的大胆想法。我的思维蜗行牛步，只是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我的领悟力姗姗来迟；创造力缺乏生气；最后，我的记忆力差得令人难以置信。因此，我父亲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成果，那就不足为怪了。第二个原因是，我父亲非常担心他朝思暮想的事功亏一篑，他就像有病乱投医似的，最后也随波逐流，学那些傻瓜的做法，当那些从意大利带回来的给予他启蒙教育的人离开他身边后，他就只好屈从于习惯势力，在我六岁左右，就把我迭到居耶纳中学。这所学校当时办得欣欣向荣，是法国最好的中等学府。在那里，他仍有可能给我额外的照簪，为我挑选了足够的辅导老师，对我其他方面的教育也非常关心，有些违背学校规矩的特殊方法，也为我个人保留下来了。可这毕竟是学校。我的拉丁话每况愈下，由于失去了说的习惯，我也就不用它了。这一新的教育，只为我派了一次用场：我一上来直接跟读高级班，当我十三岁离开中学时，我已完成了我的课程（他们称之为课程），其实，那些东西对我现在一无用处。
我第一次对书本感兴趣，源自奥维德的《变化》。那时我有七八肇田的业亲一五二几年从意大利战场返回莹茸。在郭里他肘文学发生了辨趣。圆居耶纳中肇建于一五三三年，控内的老师知识渊博，对学生宽容。196岁，我避开其他一切乐趣，陶醉于这本书的阅读中；何况拉丁语是我的母语，而且这是我所知的最容易的书，就内容而言，最适合我这个年龄的孩子了。别的孩子津津乐读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书，诸如《湖中的朗斯洛》、《阿马迪斯》、《波尔多的于翁》，我连它们的名字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内容了，因为我选书是很严格的。由于读了奥维德的寓言，我在学习其他规定课程时，更显得无精打采。有意思的是，我恰好遇到了一位豁达的辅导老师，他处事灵活，对我这一出格行为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总是睁一眼闭一眼。我一口气又读了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还有泰伦提乌斯、普劳图斯以及意大利的喜剧，我被美妙的主题耀深吸引。如果那位老师丧失理智，禁止我看这些书，我认为学校带给我的可能只有对书本的憎恨，正如我们的贵族子弟一般所处的状况。他做得很巧妙，假装什么也没看见，只让我偷偷地贪读这些书，这样就更刺激了我阅读的强烈愿望，而对于其他规定的课程，他总是温和地引导我尽职。我父亲给我选择家庭教师时，主要看重那些人温厚随和的性格，因此，我的毛病也就是倦怠懒惰。危险不在于我做坏事，而是无所事事。没有人顼言我会变坏，而是无所作为，不是诡计多端，而是游手好闲。
我惑到事实正如人们所预料的。我耳畔总是响起这样的埋怨：“无所事事；对朋友和亲戚冷漠无情，对公务漠不关心；太特别。”最不公正的人不说；“为什么他拿了？为什么他没付钱？升而说：“为什么他不免除债务？为什么他不给予？”
人们要我像这样一味地付出，这我投有意见。可是，他们要求我做不该做的，却不要求自己做该做的，这未免有失公允。当我为别人效劳时，那是我的意愿在起作用；我生性不善被动做好事，所以我这样做更应该受到赞扬。我决不放弃我的权利或债权。越是我自己的财产，我越能自由支配。然而，假如我很想为自己的行为锦上添花，也许我会把他们的指责有力地顶回去，我会对有些人说，我对他们的冒犯还不够多，我还可以走得更远些。
然而，与此同时，我的心灵依然独善其身，围绕它所熟悉的事物，会有坚定的冲动和正确而坦率的看法，它独自将它们消化，不和任何人交流4同样，我深信我的心灵决不可能屈从于武力和暴力。
我在致力于我所扮演的各种角色时，是不是应该夸一下我小时候就有的能力：自信的神态，抑扬的声调和灵活的动作？因为还没到年龄，我就在布卡南、格朗特和米雷的拉丁语悲剧中扮演主角。那些悲剧曾经在居耶纳中学演出过。安德烈?戈维亚校长在这方面无可比拟，堪称法国最伟大的中学校长，正如他在行使职务的其他方面所表现的那样。人们把我肴作行家里手。我很赞成贵族子弟演戏，这对他们是一种娱乐。我看见我们的君王也仿效古人，乐此不倦，这种行为可敬可嘉。
在希腊，有身份的人是允许以演戏为职业的；“他（谋反罗马的安德拉内多尔）向悲剧演员亚里斯顿透露了计划4后者出身高贵，家境童裕，他的职业对他毫无损害，因为演戏在希腊不是见不得人的职业。丹
我从来认为，谴责这种消遣的人说话有失礼貌，拒绝有才能的演员进入我们的城市，剥夺人民这一公共娱乐，这种做法是极不公正的。良好的管理不仅要注意把公民聚集起来参加严肃的宗教活动，而且要参加娱乐活动，这样就能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友谊。再者，还有什么娱乐活动，会比民众人人参加，甚至行政长官在旁监视的消遣更规矩。？我认为，行政长官和君王有时自己出钱让民众娱乐是很明智的做法，这显示了慈父般的深情和关怀。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应该有专供演出这些节目的场所，也可以有一些更坏的秘密的娱乐活动。
言归正传。只有这样，方能刺激孩子们读书的欲望和热情，否则，培养出来的不过是驮着书本的蠢才，要用皮鞭教他们看管好装满学问的口袋。知识应该同我们台二为一，而不仅仅是我们的房客，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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