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中华民族，屹立东亚五千余年，虽历经危难，履遭变乱，终能拨乱返治，而绵延不绝。最主要原因，在历代圣贤不断奉献其智能与心力，创造完善的管理哲学。

中华文化首重德­性­，然而我们并不用知识的态度来讲，给它下一个定义，或者构成一个概念。

中国人从实践上来关心自己的生命，因而也以实践的态度来讲求德­性­。古代部落社会，一个氏族的领袖领导一个集团，他个人的决策足以影响团体的行动，万一措施不当，这个团体势必瓦解。所以中国哲学，很早就产生天命的问题。“天命靡常”(天命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不一定的)的表现，使我们深信天命所归，只属于有德的领袖。无德之君，天不但不帮助他，而且要讨伐他。天命的归或不归，完全决定于君主的修德与否？这种重人修德的智能，孕育出以人­性­为基础、以人道为内涵的中国管理哲学，成为为我们几千年来实践的准绳。

我国先哲，从实践中体认“管理之道”，并且正名为“大学”。鲁哀公曾问：“人道孰为大？”孔子答以“政为大。”论语的最高理想，亦在“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广施恩惠给人民，而且能够利益大众)。大学最终目的为治国平天下，所以大学之道，实际上就是管理之道。中山先生说它是“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从管理的取向来看，正好是“我们管理哲学的智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更应该加以发扬光大的。

中国管理哲学，汉朝陆贾说得十分清楚，就是“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我们以往解说“大学”、“中庸”，多半侧重其“德­性­”的一面；现在让我们从“管理”的一面，来加以探讨，便不难发现中国管理哲学的­精­义，兹分别说明如后：(一)管理之道，在修己，在安人，在时常调整大学首章，开宗明义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道，可解作“管理之道”，亦即“管理的最高原理”第一要“明明德”，就是“明其明德”的意思。“明德”为我国初民的重要观念之一。人一旦成为人，就有了善恶的分辨能力。选善的意志，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中国古书，从易经、书经开始，一直在提倡德行。尧典说：“克明俊德。”人生来便具有道德的根基，天生德于人，这德就叫做明德。明即明白，明德指“能够明白道理的一种天赋本能”。禽兽、草木并没有这种明德，因此对一般动植物讲道理，是永远讲不明白的。只有人类有此明德，你对他讲道理，经过一段时间，他总会点头的。第一个“明”字，为动词，可解释为“表明”、“表彰”或“发扬光大”，亦即把人本来具有的明德来“刮垢磨光”，便是“修身”或“修己”。

管理是“修己安人的历程”。修己是管理的起点，大学所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乃“从内发扬到外”，教人由“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的管理哲学。管理者必先修己，才能正己正人。所以管理之道，以“修己”为第一纲领。

其次要“亲民”，用相亲相爱的方式来正人，就是孔子所主张的“安人”。论语所载孔子言论中，其以“尧舜其犹病诸”为评语的，仅有两处。雍也篇记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另一则为宪问篇叙述子路问君子的情形：“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博施济众系就事业言，安百姓则是它的成果，这等事虽圣如尧舜，犹恐不能完全做到，可见“安人”乃是管理的最高理想。

管理者可以“逞权威、施压力”来“管人”，但作用力越大，反作用越强，不能使追随者心悦诚服。表面或许顺从，内心殊为不乐。因而暂时忍耐，应付了事。管理者也可以用“敬重、信任”来“理人”，比较容易收到“敬人者恒敬之”的效果。追随者深感知遇，当然会加倍努力。管理者最好以“关怀、珍惜”来“安人”，时时抱持“患不安”的心情，使追随者身安心乐而又安居乐业，则大家自动自发、分工合作，必能各尽心力，做好应当做的工作。

“安人”以“仁”。仁字从二从人，郑玄释为“相人偶也”，与孔子所说“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正相吻合。管理者称其自我为己，称其追随者为人，而“仁”即盘旋系织其间而无阻。“仁”就是“相亲相爱”，“亲爱”而能达于“交相”的境界，己安人亦安，所以说：“为仁由己。”管理者“仁”以安人，“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管理者好象天的北极，静居在那里，满天的星斗自然都环绕着它而运行。追随者近悦远来，自然人才济济而又人尽其才了。

“修己”及“安人”，都应该采取至善的立场。因为立场至善，而至善表示此时此地的合理点，才能执两用中，以明明德、亲民，使其更因而臻于至善。所以第三纲即为“止于至善”。

“止”就是“立”，现代叫做“立场”。传之三章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管理者站在“仁”的立场，追随者站在“敬”的立场，无论组织内外，都要坚持“信”的立场。这样，各方面便站在最为适切的立场，而“止于至善。”“至善”的意思，是至佳、至当、适时、或适切。怎样才能站在至佳、至当、适时而适切的立场呢？这就需要不断的调整，发挥“不停滞”的­精­神。

儒家的形上学，以易经为基础，易经乃是一本讲宇宙变易的书。孔子在川上，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宇宙是一个如川一般的大流，事物皆飞逝不已。管理者必须具有“动态”(Dynamic)的观念，才能不穷而久。

宇宙间变易之道，目的在于生生。易经繋辞词说：“生生之谓易。”宇宙间的一切万物和现象，都在于使生物发生，而又在于使人能够生存。管理者应当体认“永续”的价值，如何使其立场经常保持“事理当然之极”，以确保组织的永生，这才是“止于至善”的真意所在。

大学三纲领，示意如下图1现在我们站在管理的立场，同样地可以找到三大纲领：“管理之道，在修己，在安人，在时常调整。”示意如图2：止于至善时常调整明明德----------亲民修己－－－－－－安人(二)管理的共同任务，在发扬人类最高的文化，表现人类最高的道德。

西方管理，所秉持的“竞争”原则，很容易导致一种功利的、拜金的管理观。我国思想，如大学所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个人、家庭、企业、国家、天下，都有其共同的任务，就是要发扬人类最高的文化，表现人类最高的道德。

中庸说：“仁者，人也。”孟子尽心篇则说：“仁也者，人也。”人为宇宙万物之一，其所异于禽兽的地方虽然不多，而这极少的差异，却是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的特征。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不过就是知仁、义而已。所以易经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人也是一种动物，所以离不开兽­性­，人­性­很少。我们要人类进步，必须造就高尚的人格。要人类有高尚的人格，就在减少兽­性­，增多其人­性­。中山先生认为人­性­的进化，应该分成三个阶段，如图3：兽­性­减少－－－人­性­增多－－神经发生所谓兽­性­，是指人­性­中所含的动物­性­本能，原本无所谓善或恶。但在人的社会中，如果纯依动物本能去行事，则人与人间必然发生冲突，于是道德的规律便有其必要。所谓减少兽­性­或消灭兽­性­，就是要使人­性­中的动物本能，服从理智的指导，使其合乎道德的要求。人类在“竞争”之外，必须觉悟生存“互助”的原理。中山先生说：“惟人类则终有觉悟之希望。”可见能否觉悟，乃是人类与禽兽分界的问题，亦为人­性­进化的起点。至于神­性­的发生，就是指道德进步到极点。那样，人能修达至仁，必将无往而不自得，而直成其所以为“人”，即完成其人格。“仁者，人也”的“人”字，意味着“完人”，而寓“应然”(oughttobe)于“实然”(tobe)。孔子以“仁”为道德目的，实际上便是由“人应当如人”推论而来。

中山先生说：“达尔文氏发明物种进化之物竞天择原则后，而学者多以为仁义道理皆属虚无，而竞争生存，乃为实际。几欲以物种之原则，而施之于人类之进化。而不知此为人类已过之阶级，而人类今日之进化，已超出物种原则之上矣。”管理者如果“以物种的原则，施之于人类进化”，于是强取豪夺，强凌智诈，根本不把人当做人看待，那里谈得上“管理人­性­化”呢？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管理者应该把它视为“应有的表现”，因为“道德仁义者，互相之用也”，管理者必须具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的表现，才是心之“为用”，实施合乎人­性­的仁道管理。孔子以“仁”为全德，为他自己“一以贯之”之道。仁代表天地之心，也代表人心的德纲。超越竞争原则的仁道管理，才能显现人类最高的道德。

每一个人，就相当范围而言，都是“管理者”。论语颜渊篇记载，齐景公向孔子请教治国的道理。孔子答以“君君，臣臣”后，又加上“父父，子子”。所谓“父父”，意即做父亲的要明白做父亲的道理，要实行做父亲所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在家庭中，父母就是管理者，应善尽家长的责任。

中国传统管理，依安人范围的大小，区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就是“家庭管理”，“治国”就是“行政管理”，而“平天下”则为“教化管理”。现代特别重视职业生活，不妨把以往“齐家”范围内的成家立业划分开来，“齐家”之后，增加一项“立业”，亦即“企业管理”，如图4：儒家“天下一家”的理想，从家庭开始，实行尊重秩序的“家长制度”，逐渐推广到宗族、乡党、企业、国家，乃至于天下。父亲是一家之长，为最高之权威，但他必须以“为父难”为戒，体认到父亲的艰难与责任的重大；而且要明白“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真义，在于“天下的父母都是人，都可能犯错，只是子女有所不便，不敢明白说出来”。不能自以为对子女的所言所行，无一不是，子女不得有所违背与抗拒。却应该时时自省，所言所行是否有背于理？儒家伦理特别重视个人对家庭的责任，然而重视家庭并非就是忽视个人，孔子伦理重视家庭的目的，其实即在实现个人，亦即实现个人的人­性­或仁心、仁­性­。因为每一个人的仁心仁­性­，其最直接的发源地为家庭，人既由家庭获致人­性­，亦悉由父母所生，所以在家庭中善尽孝弟的责任，便可以培养与发展人­性­。可见重点仍在个人，并不在家庭。儒家的家庭意识，绝非自限于私的生物本能，为满足个人的声­色­货利动机而成立，也不受人类自私的权力意志所控制，乃依人的仁心与公心而建立。家里人与人的关系，不论父子、夫­妇­、兄弟，都应该尽自己的义务，做到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有礼有义，秩序井然，才能叫做“齐”。

把“齐家”的道理应用到企业、国家，凡一组织，其上下(父子)、前后(兄弟)、左右(夫­妇­)诸关系，均能相互亲爱，则此一组织必富有团结力。孟子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再庞大的机构，也不过这“五伦”而已。假若大家都能够切实按照正道去实行，则社会自然太平，天下也会统一成为一家。这才是人类文化的最高境界，中国管理哲学的可贵亦在于此。

(三)决策的过程是：止、定、静、安、虑、得。

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能后能得。”知止，就是知其所当采取的合理立场。陈大齐教授深研安的道理，指出人生的根本要求，即在人生的安宁。管理者任何决策，都应该以“实现安宁”为基本立场。但是安宁的情况，自其范围的广狭而言，有“寡安”与“众安”的分别；自其程度的高低而言，有“小安”与“大安”的差异；从其维持时间的短长来看，有“暂安”与“久安”的不同；再由其效果的虚实来比较，也有“虚安”与“实安”的差别。寡安不可害及众安，小安、暂安不可害及大安、久安，否则只是不安，不得滥称为安。

然而在久安、大安、众安、实安尚未达成以前，只要不是饮鸩止渴，暂安、小安、寡安、虚安亦有相当的价值，不可加以忽视。管理者决策之前，固然无法预知可以获得何种安宁。惟一的办法，就是站在“所系正大”的立场。因为所系正大，乃是诸德成美的第一关。管理者所系正大，才成美德；所系不正大，则一切决策，悉成恶德。管理者要求成功，其愿望是一致的。但是在选用方法、决定手段的时候，务必留意“所系正大”这一原则，以此为起点，即为真正的道德管理。

管理者决心所系正大，便能有定，亦即意志有定向。所谓决策，就是为了达成安人的目的，从两个以上的替方案中，选择一定的方案。为达成最终的安人目的，管理者还可以把它分割成若­干­中间目的，例如企业管理站在所系正大的立场，以“股东的安”、“员工的安”、“顾客的安”与“社会大众的安”为定向，即可再进一步，将这些中间目的分为若­干­直接目的，从生产、销售、财务、人事等取向，来探讨其利润、绩效、安全与责任。

依据管理者的定向，潜心研究有关的信息，此时心不妄动，自然能静。重视信息的时代，必定产生信息泛滥的流弊。管理者如果缺乏定向，面对杂多信息，势必不知所措而心慌意乱，无法潜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