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到这儿，剩下的就是行动了。我选了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特意准备了一副眼镜，尽量让自己不那么刻意，去拜访了那位大臣。我到时，他正在家里打哈欠呢。看上去懒懒散散的，无所事事。实际上，他也有生龙活虎的时候，尤其是自己一个人时最­精­神。

“我一边假装跟他聊天，一边偷偷观察整个房间。为了不让他怀疑，也为我赢得更多的时间。我暗示他我眼神不好，要戴眼镜保护视力。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张大办公桌，上面有好几封信，还有一些书压着几张草纸，还有乐器。但我看了，没什么可疑之处。

“最后，一个用纸做的卡片架吸引了我的注意。它是用金银丝线做装饰的，但显得中看不中用。它被随意地挂在壁炉架下的铜环上，挂它是条蓝­色­的绳子，又脏又不起眼。一封信，还有几张名片，被扔在这个三四层的卡片架里。信主人可能觉得信没有价值了，本打算撕掉扔了，可又觉得没有必要，于是团了一团扔到了架子上。这封几乎被撕碎的信，字体秀丽，明显是一个女人写的，信上盖着d部长的黑­色­印章，看来是写给他的。信在架子的最上层，不像是要被藏起来的样子。

“这封信和局长介绍过的那封信一点都不一样，但我知道我要找的就是它。局长的那封信盖的是s公爵家族的红­色­印章，而且很小；但这封信盖的是d部长的黑­色­印章，而且很大。我们要找的那封信字体豪放，收信人是皇亲国戚；这封信字体娟秀，收信人是皇室官员。两者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信纸的大小。但是这里d部长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部长的生活很有节制，不可能留有形同废纸一样的信。加上他把两封信的差异做得过大，就更加欲盖弥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消除人们对这封信的关注度。这刚好符合我上面的推论，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看来我的猜测是正确的。

“我尽量找他感兴趣的话题聊，并聊得很起劲，这样他就不会端茶送客，信上内容我也能了解的多一点。一段时间后，信是怎么摆在架子上的，以及信的样子，都深深印在我的大脑里了。而且我确定，那就是我要找的信。因为只被看过一次就丢弃的信，信纸边缘不可能皱得那么厉害。有人为了掩盖信先前的折痕，曾多次在原折痕上反向折叠过，由于折叠多次，所以边缘破损明显。这就足以说明一切了。我看到印有d部长印章的那一面，是他伪造的，而正面就是我要找的那封，这就是他反向拆信的目的。我不敢久留，向部长请了安，并故意把金鼻烟壶落在桌上，就告辞走人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以这个借口，二次拜访了d部长。我们又聊起了昨天的话题。这时，窗口突然传来一声枪响，受到惊吓的人们大声地喊叫着，人群变得沸沸扬扬。d部长走到窗前，看发生了什么事。我赶忙拿出早已伪造好的信（从外表难辨真伪，这封信是我在家里伪造的，还用面包做的假印章印上了d部长的大名），换下了架子上的真信，并按它原先的样子放好。”

“大街上的混乱是由一个小伙子制造的，他的步枪在女人和孩子中间走火了，由于没有子弹他被放走了，人们都骂他疯子，醉鬼。我一拿到信就来到窗边，和d部长一起目睹了事情的经过，小伙子被放走了，我们又重新回到了里屋。我提出告辞，离开了d部长的府邸。那个小伙子，是我事先安排好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说，“那就是，你第一次为什么不把信拿走，却大费周折，用假的把真的换了回来？”

“第一次时机还不成熟”，杜宾回答道，“他手下爪牙很多，如果硬来，我很难全身而退。而且d部长心狠手辣，他是不会放过我的，巴黎我可能就待不下去了。我帮g局长的忙，钱不是唯一的目的。我是那位丢信人的支持者，你也知道，我和她政治观点相同。一年半以来，她一直处于被动，受制于人。现在，d部长是真的拿着­鸡­毛当令箭了，自己的小辫子被抓了还不知道，还像跳梁小丑一样胡作非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不长了，他被推倒时一定会丢尽面子。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靠耍­阴­谋一时得势最后难逃报应。卡塔兰尼在讲唱歌心得时说，高调好唱，低调难。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案子也是，不能不说d部长聪明之极，可他却是十足的恶棍，他能倒台我很高兴。真想看看，当他需要这封信来要挟那位大人物时，却发现信是假的，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你在上面写什么东西了？”

“啊——在维也纳我们就打过交道，他让我蒙受过一次损失，我告诉他我会报仇的。这次机会来了，什么都不写，他就不知道是谁打败了他。我想他一定也很好奇，不写些东西就太看不起他了。他能认出我的笔迹，我在克雷比庸的《阿特瑞》中找了这样一句话，抄给了他：

此计虽毒，

但难逃阿特瑞的法眼，

不过能与提斯特斯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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