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敢。”司令转过脸。对着新兵团，“你们都要敢立此誓，都要记住。”

司令又瞅住了一位红扑扑脸膛的士兵。这个士兵效仿蒲城籍士兵行礼之后自报家门：“长安人。”

“长安哪一方？”

“灞桥。”

“灞桥？”司令一瞬惊喜，“哪个村？”

“图书村。”

“你知道孔从洲吗？”

“孔从洲是桥梓口村的，现在是你的独立旅长，西安逮……时——”士兵不敢说出“蒋”字，迟疑一下就跳过去了，“孔从洲是西安城防司令。你是豁口村人，离俺图书村不过十里。灞桥人都知道你和孔旅长……”

司令笑笑：“你还真知道不少事。家里都有啥人？”

“俺妈俺爸，俺婆俺爷，俩哥一个妹子。”

“你妈能舍得你当兵？”

“俺妈哭哩！俺爸把俺妈训（斥）住了。”

“你爷呢？”

“俺爷听俺爸的主意。”

“这不是颠倒了礼教吗？”

“俺爷说俺爸主意正。”

“你婆呢？婆跟孙子比儿子还亲嘛！”

“俺婆心宽，走时还叫我念她教的口曲儿呢！”

“啥口曲？念一念，让我和大伙听听。”

士兵清清嗓子，大声诵念起来：

啥高钥

山高袁

没有娃的心高遥

啥远钥

海远，

没有娃的脚远遥

啥宽钥

地宽袁

没有娃的眼宽遥

啥大钥

天大，

没有娃的胆大遥

司令听得情绪激昂，高扬手臂拍起手来，士兵们更热烈地鼓掌。司令说：“咱们关中及至整个陕西人，自己都说自己是‘冷娃’，什么‘关中冷娃’‘陕西冷娃’。关中娃陕西娃，何止一个‘冷’字哇！听见这个灞桥小老乡唱的他婆教给他的口曲了吗？心——高，脚——远，眼——宽，胆——大。这才是关中娃陕西娃的本­色­。”司令亲昵地抚着小乡党的后脖颈：“你婆会编这么好听的口曲儿，不简单！”

“俺爷还会唱戏哩，整本整本地唱，逢年过节搭台子唱。”士兵更得意了。

“你爸会唱吗？”

“会。跟我爷同台唱。”

“教给你了没？”

“我能唱几段，没有我爷唱得好。”

“那你就唱几句。”

士兵也不忸怩，肯定跟爷和爸上台凑过场子，清清嗓子就拉开了架势，吼唱起来——

两狼山哎——战胡儿啊——天摇地动——好男儿哎——为国家啊——何惧吔——死啊——生……

司令已经热泪盈眶。士兵望见就惊吓得哑了口。司令颤着声问：“你叫啥名字？”

“三娃。”

“哪个三字？”

“一二三的三。”

“改成‘山’吧。”

“好。”

“像山。就像咱们长安的秦岭山一样，压到小倭寇小鬼子的头上。”

“山娃记下了。”

司令抚摸了这个小乡党下巴楞上的那块暗红­色­的痣斑：“我把你也记住了。你爷教你的戏词你婆教你的口曲儿，我听一遍就都记下了……”

六年之后，1945年9月18日。湖北省武汉市中山公园。日本投降仪式在此举行。

陆军上将第六战区司令孙蔚如一身戎装，高大威武地坐在受降主官的位置上，他的两侧和身后，端坐着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等三人在内的88人组成的受降团。一片肃穆和肃静。正义对邪恶人道对兽道天道对鬼道的终结­性­审判，将在这里完成。

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和他的高级军官，举着白旗走过来，两边是监押的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这个挥舞着战刀给中国人造成长达14年国难的刽子手的双手，现在举着标志投降也标志耻辱的白旗。他们终于走进也许是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军队最不堪的被审判的这个地方来了。

孙蔚如司令坐在受降官席位上，一派凛然，显然不单是他近一米九的魁梧的身躯更是他对曾经不可一世的疯狂野兽沉重一击的一身正气。在立马中条山的三年时间里，这个以杂牌军为主的第六战区，死守着陕西和西北的东大门潼关，使日军不仅过不了这个关口，而且死伤惨重，成为中国各大战区里日军死亡数字超过中国军队死亡数字的战区。也许有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背景，也许有美国扔到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的威力，然而，孙蔚如巍峨生威的躯体里所展现的是自信和自尊，在中条山在我军队的面前，你早已是死伤惨重的败将。

冈部直三郎跪倒在受降官孙蔚如的面前了。他双膝跪地，双手举过低垂的脑袋，托着那把制造杀戮制造罪恶的指挥刀。孙蔚如走过去，从匍匐在脚下的冈部直三郎的手里收取了这把战刀。那一刻，他的眼前浮现出三娃或被他改为山娃的那一杆捅穿日军士兵胸膛的军旗的尖矛，耳边响起三娃他婆教给三娃唱的口曲儿。他想对跪倒着的战败之将说，你知道我带的兵娃们的心有多高胆有多大吗？挨挫了你都不知道。

孙蔚如向他们宣布了第一号命令。冈部直三郎签了字，那握笔签字的手在抖。他此前一直握着战刀的手大约都没有抖过。耻辱对于野兽似的罪恶制造者来说，也难以承受。

孙蔚如想到了母亲。大约一个月前，当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消息传到西安城东豁口村孙家祖居的屋院时，母亲闻讯喜极而泣而终了。孙将军悲喜交加，决定立即回灞桥老家奔丧，要看母亲遗容一面……

六年前，在即将东出潼关进军中条山之前两日，他驰马回家向母亲和妻儿告别，仍然在距离豁口村前一里路的地方下马，步行回家。这是母亲的叮嘱，无论官做到多高事­干­到多大，无论坐车或者骑马回家，务必在村外下车下马步行进村。他跪倒在母亲膝下，说他不能尽孝了。母亲似乎早知道了儿子出征的事，只说了一句：“当兵就要打仗。国家遭人欺侮哩。这是尽大孝哩，你要打赢回来。”

现在他赢了，母亲却在闻得胜利的兴奋里辞世了。他向蒋委员长呈上回乡奔丧的请示报告，却收到蒋委员长任命他为第六战区主受降官的委任状。他接受了，按照母亲的道德规范，为国为民是尽大孝……

孙蔚如瞅着那双在投降书上签字时颤抖着的手，骄傲地自吟，这样伟大的母亲训导成长起来的儿子，你无法构成等量的对手，尽管你手里拥有更残暴的武器。

那张投降书上，印着1945年9月18日。这个时间是孙蔚如选定的。在他接受中国第六战区主受降官的委任令后，部属征询他关于受降仪式时日的意见，他几乎不假思索地指令：九·一八。这是不需要思索的14年前的9月18日响起的罪恶的枪声，14年来日夜都刺痛着作为军人的孙蔚如的心。孙蔚如对请示他的部属斩钉截铁地说：“就放在9月18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1945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在投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既是天道，亦是人道，最终把惩罚和耻辱，定格在他们伸出罪恶之手的那一天。

2005.3.9 于二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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