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4月，郁达夫回了趟富阳，将妻子和龙儿带到了北京。他在什刹海租了住房，将自己的家安顿下来。这是一个安静的小院落，院子里有两棵枣树，院子里有两棵枣树，夏天一到，就挂满了累累果实。写作之余，他就和龙儿在院子里玩耍，甚至爬上树去给龙儿打枣吃。有一天，郁达夫趴在地上让龙儿当马骑，满院子乱爬。前来拜访的沈从文见到了，不禁哈哈大笑，问他们父子俩是唱的哪出戏。郁达夫抬起头道：“嘿嘿，给儿子当一回马，体验一下被奴役的滋味呢！”沈从文便刮一下龙儿的脸蛋：“龙儿，你晓得你骑的什么马吗？这可是全中国最有名的马呢！”

郁达夫确实享受到了天伦之乐，但对他来说，天伦之乐远远不能消除甚至于缓解他的苦闷和抑郁。《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先后停刊了，他总以为，这和他的离开上海有直接的关系，明知这是无可避免的，也时常自责与内疚。

妻儿虽然到了北京，可天伦之乐仍是稀罕的­精­神享受。他在北大的聘期早已届满，所以，暑期之后，他就坐火车沿京汉铁路南下，到武昌教书去了。后来他在一篇文章里回顾这段经历时说：“这一年在武昌大学里教书，看了不少的­阴­谋诡计，读了不少的线装书，结果因为武昌的恶浊空气压人太重，就匆匆地走了。”

这一走，他又到了上海，一面与朋友们联络，想把创造社出版部建立起来，恢复《创造》季刊，一面编些书增添点收入。却不料由于由于长期的抑郁和奔波，他开始咳嗽吐血了。到医院一检查，竟然得了肺结核！他想回北京治病，可此时北洋军阀正在混战，南北交通阻隔，无法成行，他只好去杭州疗养。

病情稍有好转，他又回到了上海，与郭沫若等商议筹办出版部和《创造月刊》。他的生活极不安定，他称1925年是他不言不语、不做东西的一年。他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这篇文章里说：“自我从事创作以来，象这一年那么的心境恶劣的经验，还没有过。在这一年中，感到了许多幻灭，引起了许多疑心，我以为我以后的创作力将永远地消失了。”这年年底，当他终于搭上沪宁线火车往北京赶的时候，又与妻儿分别有半年之久了。他感到他的一生，总是在途中奔波，不知何处是起点，也不知何处是终点，而经过的那些地方，不是叫忧郁，就是叫苦闷，或者叫伤感。

北京的春夜，寒意料峭，仿佛人的思维也被冻僵了。郁达夫坐在桌前冥思苦想，一只手夹着纸烟，另一只手捏着一杆狼毫小楷毛笔。纸铺开已久，却没落下几个字。他眼角的皱纹不知不觉加深了。龙儿跳跳蹦蹦地进门来，叫着：“爸爸，我也要穿洋服！”他烦心地推开儿子：“去去去，别打扰爸爸写作。”转过身又问孙荃：“怎么回事？”孙荃说，刚才去大哥家坐了会，龙儿见堂姐郁风穿着洋服，就动了心思了。

他皱皱眉说：“小小年纪，怎么就有了虚荣心？”

龙儿扯他的衣角：“不，郁风姐姐有，我也要有！”

他又推龙儿一把：“外面玩去，穿什么洋服，你没那个命，要耽误爸爸写稿了，饭菜都没吃的，还穿洋服！”

龙儿不依不饶：“不，我就要，我就要！”说着抓着他的衣用力一拖，他右手一抖，毛笔在稿纸上画了一道墨迹。

他恼了，随手给了龙儿一巴掌：“我让你捣乱！”

龙儿捂着脸哇哇大哭起来。孙荃急忙搂过龙儿，抚着他的脸：“心肝！疼不疼？……”又冲着他叫道，“你，你怎么下手这么重啊？你就这点本事吗？”

他懊恼不已：“你说对了！我升不了官，发不了财，也挣不了钱，就剩下打小孩这点领本事了！”

“有气你冲我来啊，打孩子­干­什么？要是嫌我们娘俩累赘，你言语一声，我立即带龙儿回富阳去！”孙荃含着泪道。

“既然晓得自己累赘，那还不把孩子带好，还要来烦我？”

“好，我和龙儿烦你了，我们就走！”孙荃说着拉着龙儿就往门外走。

他慌了，急忙拦住去路：“好、好、好，算我错了行不行？你们搞得我心烦意躁，就不允许我说几句气话？”

孙荃低头怨道：“你不知道你的话有多伤人吗？”

“气头上的话嘛，当不得真的，别计较了好吗？你肚里又有了，别动了胎气，伤了身体。”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