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31日，郁达夫在香港《星岛日报》上登出了启事：“达夫与王映霞女士已于本年三月脱离关系，嗣后王女士之生活行动，完全与达夫无涉，诸亲友处恕不一一函告，谨此启事。”

王映霞的启事则同时登在《星岛日报》与重庆的《中央日报》上。有好事者将一份《中央日报》寄给了郁达夫。他发现王映霞在启事中指责他“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真是不知从何说起！也许，她是借此泄恨吧，爱与恨往往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也许，她还是在为改嫁作舆论铺垫？这样也好，她的怨恨就是他的止痛剂，免得他还心存幻想，对过去耿耿于怀。

他是该抛掉过去，走向新途了。

郁达夫埋头于工作，用时光和自己的笔，慢慢地疗着心头的创伤。他没有想到，在这远离祖国的新加坡，还有一份爱情像椰果一样悬挂在树上，等着他去摘取。

一个晴朗的早晨，郁达夫陪着阳春走在去学校的路上，而爱情就若即若离地跟在他身后。那是一个年轻美貌，穿着英军制服的华人女子，她的两只水灵灵的黑眼睛正盯着他的后背。郁达夫边走边与阳春说着话，所以她一直跟到校门口，他还懵然无知。等阳春的影子消失在学校里，他转身往回走时，才毫无准备地迎面碰上她。他感到眼前亮了一下——对于女人的美，郁达夫一向是敏感的——但也只是亮了一下而已，因为女人再美，也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他埋头走他的。那女子却紧走几步，追上了他：“郁先生！”

郁达夫非常惊奇，停下脚问：“你认识我？”

那女子嫣然一笑，说：“郁先生是名人，谁不认识？您的演讲会我都去听过好几次了！”

他笑眯眯地问：“你不觉得枯躁？”

女子说：“哪里，相反，听了很振奋呢！呃，没想到郁先生不仅是名作家，还是一个慈父，儿子这么大了还送他上学？”

他说：“哦，他读寄宿，昨晚回家住，今日因为顺路，偶尔送送罢了。不知小姐何方人士？”

女子便告诉他，她姓李名小瑛，祖籍福建，是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毕业生，现在新加坡英军情报部任职。

他敏感地问：“情报部？你是在跟踪我？”

李小瑛反问：“你怕我跟踪？”

他开起了玩笑：“怕什么，被你这样年轻美丽的女子跟踪，未免不是一件幸事。”

李小瑛笑道：“不见得哦！郁先生被跟踪过，受过惊是吧？放心，我不是谍报员，我们那个情报部，其实是情况报告部，主要任务是公共联络和向民众做宣传。而我呢，只不过是情报部电台的华语播音员。对了，我还播过郁先生的时事评论文章呢！”

他眼里放出光彩来：“是吗？那我还感谢你呵！”

李小瑛道：“哪里，应该感谢您，您来新加坡之后，南洋的抗日救亡宣传就有声势多了！我留意过，您除了编文艺副刊，还代理主笔，写了不少的杂谈与时事评论，怕有上百篇吧？您哪来那么多­精­力？”

他嘿嘿一笑：“不是有那么多­精­力，而是有那么多话要说，不吐不快！”

李小瑛点点头，瞟瞟他的脸，忽然说：“我见过王映霞女士，真的是大家闺秀，你们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真是遗憾啊！”

他沉吟片刻道：“太美丽的事物总是像娇艳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

“我倒是能理解您，爱之愈深、责之愈严。”李小瑛说。

“一方面，是我那个党官朋友用心险恶，诱骗了她的感情，另一方面，也许是我苛求于她。自暴家丑的结果，是既伤了她，也伤了我自己。”

“不管如何，你们总算轰轰烈烈地爱了一场，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啊！”

郁达夫笑了：“呵呵，看不出，李小姐还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呀！”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爱不就是人存在的意义吗？否则，郁先生也不会为情变而痛心了。”李小瑛望着他，很认真地说。

郁达夫说：“哎，你今天是专门来讨论我的私生活的吗？”

李小瑛调皮地一笑：“对不起，我跑题了！是这样，不知先生还有没有多余的­精­力？”

“此话怎讲？”

“情报部打算办一份《华侨周报》，还缺一个主编，我觉得先生最合适，不知您有兴趣否？”

“原来你是来当说客的！”

“情报部可以借重您的名气，您呢又可以多一份薪水，何乐而不为？”

郁达夫想想道：“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话说？”

李小瑛兴奋地说：“那就一言为定！我这就去跟长官秉报，再见！”

“再见！”

郁达夫与她招手作别，走了一程，回头一看，她也正好回头看他，并冲他欣然一笑。他也冲她笑笑。在明亮的阳光里，她的笑容特别灿烂，他不由得怦然心动……在经历了这么多的情感煎熬之后，他的心居然还会动起来，这也算得上一个小小的奇迹了。

郁达夫很快就兼任了《华侨周报》的主编，因为是周报，工作量并不大。如此一来，他就可以经常与李小瑛打交道了。和她说说话，互相看上几眼，都能使他心情愉悦。他很久没有这样愉悦过了。此时，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组织成立了华侨抗敌委员会，郁达夫当了执行委员，负责文艺方面的工作，他于是更忙了，也更充实了。充实而愉悦，这正是他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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