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在宪兵队，为了在逼他做通译的同时对他进行监视，小村与他同睡一个屋。夜里他面壁而卧，总感到小村鹰隼般的目光盯着他的后脑勺。他时常通宵不能入睡，生怕说梦话暴露了自己的身份。除此之外，他还得时时掩饰内心的痛苦和恐惧，克制自己脱逃的欲望，逃跑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其实，他只是在逃亡时学了几句简单的印尼话，所以他这个通译，很多时候只能胡译一通。这样倒好，胡译成了他保护当地人和反抗日本宪兵的方式。

一天夜里，他正在上床睡觉，小村冲他嚷道：“赵廉快跟我们走！”

他问：“­干­什么去？”

小村说：“抓抵抗分子去！”

他虽不情愿，也只能跟随宪兵们去了。

在一个丛林中的寮棚里，十几个印尼青年燃着火把，席地而坐，齐声唱着歌：“蠢猪跑掉了，恶狗追来了，亚齐人民啊，血泪流­干­了……”日本宪兵们举着枪刺，将他们团团围住。川岛一郎问郁达夫：“他们唱的些什么？”

郁达夫懂的的印尼语非常有限，这支歌倒听出来了，因为以前他也听到过。这是一首反对占领者的歌，蠢猪是指荷兰殖民主义者，恶狗则是日本人的代称。他眼珠一转，便开始胡译了，说：“好像是一首印尼情歌吧，什么哥哥找来了，妹妹不见了。”

川岛一郎命令道：“你问问，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在这­干­什么？”

郁达夫煞有介事地与一个印尼青年咕嘟了几句，回复说：“都是村里的老百姓，他们在这儿举行婚礼。”

川岛一郎狐疑地：“在这荒郊野外举办如此简陋的婚礼？”

郁达夫说：“他们都是土著，婚礼大概就是这么简单吧！”

川岛一郎盯着那位男青年，突然一挥手：“给我搜。”

小村立即上前搜男青年的身，很快从他口袋里搜出一张纸，交给川岛一郎。川岛一郎瞟了一眼，便交给郁达夫：“你给我译出来！”那青年立即紧张起来了。

郁达夫将手电筒对准那张纸一看，不由心里一惊：这是一份用荷兰文写的捐助抗日义勇军的名单！好在有夜­色­作掩护，他的表情没有暴露。他紧张地思考着对策。

川岛一郎追问：“是什么东西？”

他灵机一动，说：“哦，好像是份结婚礼单……对，就是一份礼单！瞧，这个人送大米三十公斤，而这个人呢，送了一百荷兰盾……要不要我全部念一遍？”

川岛一郎沮丧地摆摆手：“我们可能找错地方了。走！”说着一转身，领头出了寮棚。

郁达夫将名单还给那位男印尼青年。那青年感激地冲郁达夫微微一点头，随即将名单付之一炬。郁达夫走出寮棚后，才发现自己因为紧张，前胸与后背都被汗濡湿了。

只要稍有闲暇，郁达夫就会从令人窒息的宪兵队走出来，到外面散散步，透透气。一天傍晚，小村拉着他到街上游逛，他借口上厕所摆脱小村后，找到了一家华人书店。他并不想买书，开口就问老板：“先生，有收音机吗？”

老板说：“我这只卖书，不卖收音机。”

他说：“我不买，只是想听一听。”

老板说：“你要听什么呢？”

“想听一位朋友的声音，她是华语播音员。”

“你要是听盟军的广播，日本人知道了会找麻烦的。”

“日本人不会知道，因为你我都是中国人，不会害自己的同胞，是不是？”

老板点点头：“没错……你跟我来。”

郁达夫跟着老板走进里屋。老板从床下搬出一台收音机放在桌上。郁达夫迫不及待地转动着收音机旋钮。嘈杂之声纷至沓来，然而，他始终没听到有李小瑛的声音。也许没到广播的时候吧？或许，她换了工作了？也许，她遭遇了不测？他胡乱猜想着，失望地关了收音机。

他回到外间，随意在书架上浏览着。老板告诉他，此地买书的大多是华人，所以他进的也大多是华文书。郁达夫心不在焉地与老板闲聊着，忽然看到书架上有一套《达夫全集》。他心里怦怦直跳，取下第一卷，翻开扉页，看了看上面的题辞，恍然有隔世之感。他抚着书脊，抑制着内心的激动，说：“老板，你这还有这个人的书？”

老板凑近看了看书名说：“他的书呀，当然有了！”

他问：“你知道这个人？”

老板说：“怎不知道？郁达夫是中国的大作家，凡读书的人都知道他！”

“是吗？这套书我要了！”

老板忙将书拿下来，边包书边说：“您真是慧眼识珠！自从日本人来之后，生意就不好做了，像您这样一次买一套的还是头一个呢！”

趁着小村不在，郁达夫悄悄地回到宪兵队的住处，将书藏在床底下的一个纸箱子里。他是不能让小村知道的，以免他生疑。小村跟他形影不离，他很难找到读书的机会。躺在床上，他感受着床下书的存在，却又无法读它，心痒痒的难受之极。幸而几天之后，宪兵队似乎不担心他逃走了，小村搬到了另一间房住，他有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他急不可捺地找出书来，翻阅着自己的著作，不禁百感交集。纸墨的气息将往事带到了他面前，那些从他心底冒出印到纸上的文字，又像蚂蚁一般纷纷爬回他的心里。热泪不知不觉地迸出了他的眼眶。

一个堂堂中国作家，一个不向任何强恶势力低头的文人，一个曾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敌委员会主席、号召别人奋起抗日的人，现在却被迫给侵略者当通译，我就这样苟且偷生下去？不，我必须想办法逃出这个魔窟。他暗暗地打定了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