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的日子对于先遣连来说却就暗淡下来：道路为风雪所阻，后续部队及给养断绝。扎麻芒保艰苦卓绝的一个冬春里，马匹倒毙，粮、盐俱绝，只靠清水煮野马肉为生。尤其糟糕的是纷纷患上一种无药可治的病症：全身浮肿流黄水直至死亡。很可能是当地水质有害所致。李狄三未能幸免。但他长期隐忍着病痛，顽强地支撑起全连的精神。直到他昏倒在地时，战士们才发现他的绑腿早已深深勒进浮肿溃烂的肉里。硬是凭了那种精神，李狄三屡屡挣脱了死亡的纠缠，直坚持到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大部队开赴扎麻芒保之际，他亲眼看到了后来者时，才欣慰地闭上了眼睛。第二天，部队为李狄三和他的五十五位战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六十年代，他们的遗骨迁葬于狮泉河镇的烈士陵园中。
寻找李狄三遗属的工作颇费周折。他只在离开于田时给家乡亲人们发过最后一封信；牺牲前既未留下家址，也未向父母妻儿留下遗言遗物。直到十一年后的一九六二年，组织上才设法找到他的家乡、他的家属。
先遣连以其壮烈的气概、非凡的功勋，被新疆军区授予“进军阿里先遣英雄连”称号，每人荣立一等功，每人获得“人民功臣”、“解放西北纪念章”各一枚。
先遣连的故事应当到此结束。但我禁不住要关心那些曾在风雪扎麻芒保的死亡门坎上踱过步的人，那些幸存者的命运。结果很不幸，那些了解情况的人，无不以低沉的声音述说同样惊心动魄的那些人的经历：作为特级战斗英雄的先遣连副连长早在“文革”之前即被某次运动打翻在地，那时他已任副师职，先遣连指导员，于“文革”初期被造反的红卫兵们装进麻袋，扔在大卡车上，不见三千公里云和月，由狮泉河，颠到乌鲁木齐。而那位尤其可怜的先遣连连长，从五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二十二年间，被投入监狱，所谓政治问题。待到平反出狱，从精神到肉体都成为废人。
对于那些穿过枪林弹雨并与严酷自然、与死亡对峙过而大难不死的至勇者来说，虽然和平但丧失理智的荒唐年代更可怕。
死者长已矣，生者为之长吟嘘。我已铭记。历史已铭记。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李狄三所标举的那种纯粹精神仍然是一面旗帜。
那被掀开的阿里的新的一页也已成为历史。狮泉河埋下英灵，又若无其事地笑迎八方来客。阿里仍然年复一年地经历漫长的风季，短暂的雨季，有限的下雪日和无休止的骄阳。
近十几年来显然又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直接的大气候因素在于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狮镇风景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集市的扩大繁华。位于镇南狮泉河北岸的贸易市场，带着仓促潦草的痕迹，几条纵横斜向的狭道旁，挤满了高高低低的半临时性建筑的铺面。与西藏其它地区大不同的一项景观是经商的新疆人的大量出现。此外，决心把川味推广到天涯海角的开餐馆的四川人，走遍全国从事裁缝修鞋业的浙江人、遍布藏区经销民族日用品的青海、甘肃人，出卖劳力的汉人以及无所不在的康巴人，等等，倒是同其它地区类似。
人口也往往是繁荣与否的晴雨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按八百人设计的镇规模，仅占现镇中心一隅。一九八○年前除在职干部职工外，仅有城镇居民一人——他本是游牧至此，后在某单位做临时工——但到一九八○年，狮镇常住人口已达三千人暂住人口二千人；近些年来，夏季流动人口超过常住人口，到一九九○年流动人口五千人，当年全年达四万人次，居然接近全阿里总人口数目。当年，流动人口大多为“候鸟”型，到冬季便急剧减少。现在，常住一年以上者达一百多户，而狮镇居民则不足三百户。这些数字都是去年进行人口普查时，行署下决心，拉开人网，每一角落都搜索遍了，方才得到的。连普查人员都感到奇怪的是，有十多户竟连续居住达十年以上，并且还有外来妇女在狮泉河的医院生小孩的事情发现（由于缺氧，一般认为对于汉族孕产妇来说是危险的）；另有改则县一位建筑包工队成员居然与当地一牧女结婚定居了。阿里干部感叹说，要说阿里艰苦可真艰苦，可就是有不怕苦的人争着抢着来；新藏公路上年年都有人因缺氧而死亡，但更多的人却拥了进来。一是建筑施工，二是经商。都想赚钱，而国家集体个人果然都赚了钱。改革开放、商品流通就是令人不可思议：究竟是谁赚了谁的钱？
藏民族传统观念中缺乏商品观念。农牧民不信任、不情愿借助商品流通媒介，而宁可世世代代赶着牦牛驮羊进行农牧盐粮交换。整个西藏直至近代才出现了四大商人。虽然其中的一家居然还买到了贵族爵位，但经商者普遍地位不高。在拉萨等地，最活跃的商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内外的人们：久居拉萨的来自西部克什米尔等地的穆斯林，来自青海、甘肃的回民等。在阿里，则是新疆维族人。穆斯林充当了当代西藏商品流通媒介的一支活跃而重要的商旅。
伊斯兰教本就有着深厚的商业背景和经商传统。《古兰经》所规定的正是社会、经商和个人行为的准则。重商主义的伊斯兰信徒渗入西藏高原由来已久，从事国内外、地区内外的商贸活动已久。拉萨八角街的铸铜佛像甚至大都为回民的制作——而伊斯兰教义不仅格外强调唯一神，不仅极端反对偶像崇拜，对制造和销售偶像者尤为痛恶——提供藏民族宗教生活及世俗生活中的一应物品，体现了回民经商的灵活性。
去年在北京大学，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年轻的社会学家周星。周星正做着费孝通先生的博士后，按照费老的要求从事“回民怎样上高原”的专题。他去临夏做了这项调查。在临夏的作坊里，加工的是地道藏货，它们不久便会在拉萨八角街出现：仅临夏一州，就有上千辆个体车往返于青藏高原。重商轻死的回民带上氧气瓶就开赴青藏公路。既不怕死，也不怕被同化：他们有坚实的伊斯兰教为抵御。周星极赞赏回民在农牧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积极致力于沟通的努力。他甚至转述了费孝通先生的一个观点：高原牧区必须走现代牧业的道路；每一文化模式的发展都须借助启动因素，而回族的这种努力有可能构成这种启动机制。
在狮泉河镇，我重又看到在拉萨所见情形，从青海、甘肃回民到新疆维吾尔人，代表了一种以商品经济为突出特征的异型文化，从拉萨直到狮泉河，对于藏民族的传统经济观念进行了全面冲击。
我从未去过新疆，因之对新疆的“吃”文化（除羊肉串外）当是首次接触。他们的以肥羊、黄胡萝卜制作的抓饭具有异乎寻常的浓烈的膻香。还有那招揽客人低沉的嗓音、浓重的鼻音、短促的音节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新疆人的烤羊肉串已延伸到拉萨。新近见到一位，生意极好，拉萨人认准了新疆人的羊肉串，说比汉人的地道。因此这位制作羊肉串者大获收益，每月收入高达数千元，足够一位普通的国家干部职工全年工资收入。
四十年来，阿里的北大门始终敞向新疆，由于新疆的方便和富有。不仅阿里的边境由新疆部队驻防，地方干部的衣食住行也差不多端赖新疆，连干部本身也多为新疆所派遣。干部休假，也总是沿新藏线北上，走喀什，飞乌鲁木齐市，再乘火车去往各省。阿里干部们说话，不由自主地带有新疆人的鼻音；阿里的市场也沿用起新疆所习惯的“公斤”制。例如，目前狮镇市场上（从新疆运来的）猪肉、羊肉已卖到二十几元钱一公斤了。而新疆人所卖羊肉，往往曾取材于本地：每年九月前后，草场将要黄萎、羊子正是最肥的时节（阿里羊子最肥不过四、五十斤重），新疆人便以较低价格大批收购活羊，边放牧边赶路，走上月余回到家乡。经过一冬的收圈料养，春季里羊子体重可较前增长三倍，重达百四、五十斤。待把其中的一部分返销阿里，当然就有钱可赚。
以往阿里干部吃肉多靠去本地牧区收购，约十元钱一只羊，只在年节采办年货时从新疆成批运来肉类副食。但八十年代以来，全藏范围内取消了农牧区税收派购任务，牲畜私有私养，加之商品经济来势迅猛，有关管理部门措手不及，吃肉率先就成了问题——这是当今狮镇一个小Сhā曲。
新疆维族商人们依据天时地利的优势，生意做得好；能干的康巴人当然不甘示弱，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语言相通，了解农牧民需求，不怕吃苦，不嫌麻烦，生意做得活：开着装满货物的东风大车，在阿里高原上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流动推销兜售。农牧民们向无讨价还价习惯，加之送货上门，购买能力仍然可观。
阿里虽有边境贸易传统，但多为以物易物小额贸易。当地百姓中少有职业商人，只在普兰有坐地商户，狮镇商人接领取营业执照者为六百余人，基本为外来经商者。
文化应当是在故乡风景中生长的。现代类型的狮镇格局、建设风格及生活方式则是引入的。我对于熟悉的藏北那曲镇的评论尚且是“大草原的异己风格”：大自然的异己分子，违心之作，存在得没有道理。狮泉河镇除上述诸种唐突荒诞感外，还远不及海拔四千五百米的那曲镇尚有一些历史，有寺庙，有居民，有牧场。狮镇则既无历史，也无寺庙，因为干燥的砂碛土地难以生长牧草，农牧民皆无。该镇的存在及其一应风光均属人造。
所以有些西藏之外的旅游者不能够喜欢狮镇也在情理之中，他们感到它像是从别处撕下来硬贴在此处的粘贴画，一切都不合谐，别扭，无根基……诸如此类。
人生之缘各有分定，不能强求他人爱你所爱。这个荒原上突兀而起的小城镇，确实难以让人一见钟情。但我不去说不喜欢它，这基于一个理解：狮镇的出现，正是阿里身处急剧变革时代，一切都还“来不及”的现身说法：来不及深思熟虑，来不及过渡植根，来不及协调融合，来不及从容不迫，以至来不及取悦于人。
阿里三围之所以在漫长历史中不时成为独立王国，原因在于这一范围内农牧兼有，可自成生存体系。历来的阿里生长了植物般的农民，羊群般的牧民，由于它的位置所在及生存必需，它还季节性地生长着帐篷贸易集市。但它不会自发生长很多东西，例如现代化。在它的历史上也多多引入并非本土生长之物：佛教及其艺术，天主教堂，噶尔本政府，羊肉抓饭……阿里自会鉴别选用，择其善者而从之。
狮泉河镇存在着已就是既成事实，作为某种象征已显现出作用和影响。它逐渐地就化入这片荒原，汲取并散发，为荒原增添了新的信息和因素。近些年来，狮镇的国营企业中无经营性亏损，企业资金已翻了两番。阿里的人均财政收入是全西藏最高的地区。狮泉河镇正逐步走向向全地区辐射现代文明的中心地位，强化作为地区中心的行政、服务、生产等各项功能，以补足各县功能不足的问题。为一劳永逸地解决能源问题，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大投资、高成本，在象泉河上建一座万千瓦级的水电站。阿里在本世纪末的可能是：财政自给，大型电站，飞机通航，口岸全面开放，杀向内地联合办厂……
社会生活呈现着生机，而大自然，也以某些信息给狮泉河人提供着安慰：十多年前被“斩尽杀绝”的红柳，以其顽强坚韧、不屈不挠的生命力，从残存于大地深处的根须中再次萌发，拱出地面——这种耐高寒干旱的植物植根之深、蔓延之广是自然界的奇迹：非如此它不能吸取到地下水——它们被消灭掉茎枝和根部主体之后的五至十年之后，仍能抽枝条、吐叶瓣，但它们能否再生成红柳的莽莽丛林呢？抑或是苟延残喘地招摇？还是仅仅长成大逊于前的次生林？
不知道这个陌生的小镇对我抱有怎样的态度，是不欢迎，还是由于太欢迎而格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继第一次强迫我步行进入该镇之后，八月二十六日凌晨当我们从普兰再返狮镇，在距它约十多公里远处，它再次让我当了“团长”。
早在前往普兰的路上，老孙的车就出了问题：没有刹车。离开科加村后，在险峭的山道上，当两次冲不上高坡，车自然沿着坡道下滑又停它不住，被迫将车ρi股抵向峭壁以强迫停车时，方才意识到潜在的巨大危险。为确保外宾安全，格勒当即决定陪南希转移到杨成的车上，那车虽无加力档，上山须步行还须推车，安全系数却大。同时换下韩兴刚和扎呷到我们车上，他们身手麻利，一当发现危险，会立即跳车，捡石头，垫住车。甚至有几次，当还未确定是否能上得去时，韩就纵身跳下车，在一两秒钟之内已将石头塞在轮下，很英勇的样子。
从塔尔钦到狮泉河的路是较为平坦的。我们想抄近道涉水过噶尔藏布。河边有两台朝佛的东风车。那些人中有的说小车可过，有的说难。老孙决定冒点儿险，就加足马力横渡噶尔藏布。小“北京”犹如水陆两栖坦克，轰隆隆勇往直前，水从脚下冒出，在河心差一点儿熄火。车内的人、岸边的人都在高声胡乱呼喊，终于水淋淋爬将上岸来。没有加力档的杨成自知无此能耐，掉转车头沿着比我们绕远四十公里的旧道前行。我们两车的对讲机一直好用，在关键时刻它却不响了，自此两车失去联系。
鉴于离开普兰并转完神山即算完成了阿里的全部任务，又鉴于韩、孙提供的具决定意义的帮助——对于我来说，格勒他们也是帮忙者；恰好在第二天的八月二十六日是我八岁儿子的生日，我便趁机公布了将于此日在狮泉河镇请大家的客，吃一餐新疆风味的饭菜以示答谢。现时就盼着早到狮镇，洗理内务，准备生日宴会。
涉过噶尔藏布时天已黄昏，前程是荒野沙原，道路难辨。曾有几回车陷沙窝中，只得以手除沙，合力推车，四周无水可汲用，水箱不时沸腾，又要调头迎风降温。就这样走走停停，到清晨五时，彻底休息：瓦缸烧掉了。据判断，此山头距离狮泉河约有十公里之遥。习惯了挫折的人们任谁也没多说一句话，一副副听天由命的面孔。耿师傅和扎呷两人步行前往狮镇求援。小韩从后座起身去驾驶座，我也毫无谦让之意地打开鸭绒被，占据了长长的后座。这一切都在沉默中进行，我们三个：韩、孙和我，就在阒无人迹的荒原入睡，山风使车身微微摆动。
上午十点钟后，杨成的车，马师傅的车，两台车风风火火赶了来，人们大叫大嚷地说一些废话。他们留下修车，我们三个则乘坐“杨成丰田”回家——喜笑颜开、充满朝气的杨成说，昨晚他们有一番得意经历。他们夜间在一个区公所负责人的家里，用了丰盛的夜餐并看了电视，一个外国故事片。在平坦大道上车开得又快又稳，格勒他们极为满意地称这辆破“北京”赛过丰田——嘿，“杨成丰田”！
杨成车技娴熟，并一副老练驾驶员架式，坦然自信地边开边唱歌，真是又快又稳，一溜烟儿开进了他们的地区群艺馆。此时，格勒在杨成的房间里已酣睡过一大觉。
地区群艺馆正热闹非凡。西藏电视台从拉萨开来一辆大轿车两辆丰田车。车内坐满了人足有三几十个。他们来拍名为《历史的丰碑》电视片中的某些片段，携带了大批与此片有关和没多少关系的人。其中包括著名作家扎西达娃，还有《人民日报》记者刘伟，拉萨文化人小翟、老杨等等。这群人的到来及其后分别所写文章，把“阿里热”推向了一个小Ｇao潮。
堂而皇之存在已久的阿里，为什么忽然间被西藏人“发现”了呢？说来荒唐，其实事出有因。除去历史、地理、心理等方面的原因外，切近的客观原因在于结束了一九七○——一九八○年间由新疆代管的时期而复归西藏自治区管辖。其文化背景则在于西藏内外的藏学界对于阿里的新认识和新观点。这一切鼓励西藏人重新审视阿里已近十年。按西藏正统史学观，西藏正史源于吐蕃前身的雅隆。藏学的深入将人们视线引向上部阿里。西藏人兴奋地想到那儿是否藏文化的脐与根？
在拉萨的藏汉族作家、记者、教师、画家、搞摄影的拍电视的，近年间热热闹闹掀起了“西藏文化热”。原《西藏群众文艺》不仅改头换面，简直脱胎换骨地推出了《雪域文化》，提供了高谈阔论的园地；推波助澜者更有格勒和他的学生们，他们以中国藏学中心所设的拉萨工作站为基点，吸引文化青年，为人类学讲经说法，鼓吹国内外有关学术动向和信息。一时间，小沙龙内言必称文化，素与应用文、散文无涉的人也大写起有关文化习俗种种的文章来，以至于有人在拉萨某报纸撰文：《莫拿文化来吓人》。
多年来大家在其它地区走来走去，独独未走过阿里。上述拉萨文化人包括我都是第一次拥向阿里。三几十人挤在群艺馆大厅里安营扎寨，又一群吉普赛。都是熟朋友，在远离拉萨的地方重逢自然亲热得要命。而一见面不待嘘寒问暖，急切交流的尽是去过哪里，看见了什么，有哪些想法等等地文化起来。大家兴奋欲狂。不久我便取笑他们的孤陋寡闻：他们才去过日土，居然没有一个人得知日土尚存几处岩画的情况，并且其中一处就在公路旁边，停车就是。这帮自作聪明的家伙不由得顿足，满脸憾意，后悔不迭。
这一群拉萨文艺、电视、新闻界知名人士居然不知日土有岩画，可见阿里一般情况之少为人知。
这群客串的文化准学者们站在堆放着杂物的大厅内空地上，试图讨论的议题是：根据阿里所据古代地理位置，它曾经是中南部亚洲的文化中心，向四周呈辐射状呢，抑或是它在接纳，成为四周的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新疆、汉地、卫藏……文化及其影响的汇聚地呢？他们初到阿里，见闻陡长，灵感频至，思想活跃，大脑兴奋，急切盼望某些感觉尽快成熟，脱颖而出，以便成为文化新大陆的发现者。
我则以新近从正宗学者那里学来的审慎态度，回避结论，也回避议论，稳重深刻了许多。
扎西达娃和刘伟两个，结伴出游狮镇，把这片不大的市场走个遍，了解个透彻。因为其他人忙于拍片搞采访。闲来无事，就去品尝新疆人的羊肉串，抓饭。简陋的店铺街巷间，时常躺卧着一个蓬头垢面的精神病患者。扎、刘二位打听这人的身世来历，居然已听到过几个版本了。
一九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清晨还困在荒山野岭上当“团长”呢，下午可就在狮泉河镇的小餐馆里为儿子做八周岁生日了，儿子远在黄海之滨，妈妈在西极高原，相距万里之遥！亲子之情是我心中最坚实的堡垒，拥有着最肯定、最稳固的情感内容。由于它的牢不可破，使我具有了安全感：友爱情爱变化无常，唯有母爱永不褪色。从前也为儿子写过几篇诗文，能有多少动人之处，除去那些描述呣子分离的成分，儿子以童稚的语言表达的无家感——其实我的家在哪里呢？在儿子的哭声中我曾万念俱灰，以往的努力奋斗全都如烟云流散。
在这个以儿子的名义举行的聚会上，我举杯感谢大家给予我的多方帮助，并且由衷地说，为了迄今我所获得的，事业，友情，生活，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
次丹多吉以儿子“舅舅”的身份，代我向各位祝酒，为每一人都唱了一首歌：
这杯甜蜜的青稞酒，
上域神仙未曾尝过；
请喝下这一杯酒吧，
以实现我的心愿。
这杯银碗里的美酒，
我已经祝祷过三遍；
请喝下这一杯酒吧，
以实现我的心愿。
痛痛快快地畅饮，
播下幸福的种子。
大家的情绪极好，阿里之行无论走过多少曲折险峻的路，出现过多少不愉快，这个由各行各业的人组成的群体，最终达成谅解，互致谢意，且平安无事，功德圆满！南希说，美国人有句俗话：朋友是一辈子的朋友。我想她在说这话的时候是真诚的。尽管我与她朝夕相处，终未建起如国内同胞恒常的情谊，也因语言障碍；而她与扎呷，与次丹多吉也从不进行个人感情交流，极少谈工作之外的事情。但是，这或许由于她个人风格所致。我们还强求什么呢？就凭她与我们的同甘共苦，为我们读书，甚至为我倒过的一杯茶，就凭她能从地球另一面的优越的国度来到荒凉的阿里，这缘分已经足够。
我说了许多表示感谢的话，真心的废话。西藏人、阿里人是不必以语言致谢的，我也同样感谢孙振华，虽然他不再需要我为他撰稿啦。他另外邀请的撰稿者恰于当天到达狮泉河镇。
一切都仿佛安排好了的——皆大欢喜，各得其所！
阿里之行至此尚未结束，但在前一晚上我却经历了在阿里的最末一次心灵的撼动。黄昏时分我们沿噶尔藏布行驶，河岸右侧是棕褐色山脉，并不高峻，但看来坚硬如铁。岩石硕大，无土壤，无草木。一切可能附着其上的赘物尽皆被剥离和省略，留下一个赤祼祼。我久久眺望着它，直到它隐入暮色；久久体会着灵魂深处的倒海翻江。我酷爱这种寸草不生的棕色山梁，它使我想起诸如本色、本质、本性、本体、本原、本源、本义、本来面目等等带根本性质的词汇，感到悠远苍茫、博大精深。有过那样的刹那，我感到自己似乎在某一源头徘徊，将要触及而尚未触及需要我以毕生来寻找来捕捉的东西，虽然我尚不知那东西的形状色彩，甚至有形无形。那东西若即若离。在那样的刹那，我感觉自己离顿悟已经不远了。
就为了半生所见闻、所感想、所经历的，就为了这一次次的感动和震撼，就为了这突发的刹那感觉，一切都很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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