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研究，考古学家说，这一带洞窟艺术应该是佛教后弘期早期传入的，时间大致在公元十至十一世纪。其开凿形式与敦煌相接近，其艺术风格则与阿里近、与藏地中部的卫藏风格远。像这样的洞窟，在洛村的村前村后共有一百多个。
当地人其实并不注意这些艺术现象。他们说，这些山洞名叫“盖巴当布”，是早期人居住的意思。说早先没有房子，人们就挖了这些山洞来住。后来才供了佛，俗称“牛鼻子”。
山谷尽头的洛村是个不小的村庄，一大片山坡挤满了房子。山腰上方有一座寺庙，名罗曲丹寺，是拉加里王的寺。寺上方一处高高大大错错落落的旧房子，就是杰赛冲康王子出生房子。
色吾村村长索朗旺久坐在寺庙的门廊石台上讲村史，说其实是讲不清楚的。村中八十岁的老人也讲不清。但对于老房子，索朗旺久说，第一代拉加里王的孙子就出生在这里。因为此地是拉加里保护神所在地，王室出生神所在地。最早的王们在别处无子，只有洛村的风水好，神情护。嗣后，凡王后生子必到洛村，老房子。这习俗一直延续到一九五九年。这老房子就分给老百姓住了。
索朗旺久还记得小时候看到的王妃的仪仗：寺庙组织了欢迎仪式，幡旗飘扬；僧人们在对面山头吹螺号，百姓们在四面山头煨桑烟。王妃的马队共有二十多匹，前呼后拥，沿着山路浩浩荡荡过来了……
拉加里王每年在夏季的藏历六月和入冬前的十一月来洛村，每次停留两三天，敬神祭祖，接见百姓。
后来在拉萨，八角街头的一所普通的房子里，我访问了一位拉加里三的后代，他说直到他奶奶那一代，还在杰赛冲康里生孩子呢。从他母亲开始，就随便在哪里生了。我把拉加里王宫遗址的照片拿给他看，可以选留一张作纪念。他看了一眼，微笑着还给了我，说不要。这是藏族人的洒脱。
扎西达娃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一直若有所思，我见他对老房子表现了兴趣。我猜想他在盘算着些什么——这显然是一个好题材，趁机可以大作文章，一部世界高地的《百年孤独》或《族长的没落》。
古格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别具风格的宗教艺术和消亡之谜大噪于天下时，拉加里耐人寻味的本土文化意味却没能引起必要的重视，一直被冷落。
拉加里王宫下方的河谷平原上，有一处拉加里王的夏宫。不知从哪一时代起，拉加里就摹仿达赖喇嘛的形制，建起小布达拉宫、小罗布林卡、小龙王潭和传召法会等等，俨然一小拉萨。这处小罗布林卡，就是最后一代拉加里王在五十年代初去内地参观，依照内地汉式古建筑建造的。现在县政府大院内闲置已久。但原先的宫墙及其它建筑例如王宫浴池已不复存在，林卡也被新建筑所毁。
我们瞻仰了高坡上夕阳中的拉加里王宫，古老的墙。只有古老的墙才这样高耸仰不可视，墙体才这样宽厚，显示着一个试图坚不可摧的王国。
我们遥望着当年，拉加里王，这位百神之王，身穿松赞干布的服装，披着齐肩卷发，手持先师的白牦牛尾拂尘，脚踏红地毯，在盛大的仪仗中昂首而过，从王宫步往四十个柱子的甘珠尔经堂。
从拉加里开始，我觉得越来越近地接触到藏地本土文化之源之精神实质了。
我们几次到达了藏南的藏王墓。藏王墓在琼结县，木惹山麓，东嘎沟口。东西长两千多米，南北宽一千四百多米，河谷地带一座座人为的梯形小丘。对此，我可不打算作一般性的常识介绍。例如引据史料这样说：墓内一般分几室，陪葬哪些贵重物品。《白史》说，吐蕃“君死，赞普之乘马、甲胃、珍玩之类皆人墓。”《国王遗教》载，“墓内九格，中央置赞普尸体，涂以金，墓内装满财宝”之类。
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远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直到整个吐蕃时期，西藏地区的丧葬方式以土葬为主。人殉制也是存在过的，早期墓葬中有所发现。那时此地人也像汉地人一样，事死如事生。这反映了肉体死亡后灵魂永存在另一个世界里的观念，人们关注的是死后的生活。
不想作一般性介绍，我想猎奇的是继人殉制之后的藏地独有的守墓人制。
对此我虽早有所闻，但地区文管会的强巴次仁这一次介绍的足够详尽了。他带我们去松赞干布墓一侧的守墓人小房遗址处指指点点，上了镜头。
过去守墓人就住这地方，后来盖了这房子。守墓人制度属于本教人殉制延续。由杀人祭祀变为人不被杀而守在此。
守墓人一般由藏王的贴身奴仆或近臣担任。谁能被选中对他的家族来说是一件幸事，这一家将世代接受王朝供养，享有土地奴隶等封赏。但对于他本人来说，却很不幸：他其实是个活死人，将终其一生不得与外界活人接触，有人来祭祀，他必须回避。只能吃供品，也像被祭祀的。
当然，仅有供品是不够的。守墓人也有补充食物的来源。周围百姓们的牛羊不小心跑到墓地上来了，守墓人就有权把送上门来的牲畜据为己有。方法是，把牛羊的角经烧烤后拧一个弯儿，表示已成为守墓人的财产，然后仍然放回，由主人家继续放养。供品不足时，守墓人就可以杀来充饥。
取消人殉制据说大约在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祖父辈，守墓人制实施，应该是存在了两百年的。后来吐蕃灭亡，又兴起了天葬，既无藏王，也无墓可守了。但守墓人烧牛羊角做记号的做法却保留下来了：强盗们效仿了他们，把百姓的牛羊角烧变形，需要时理直气壮地取回。
不久前，当一群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凝视雅鲁藏布江北昌果山谷的农田村庄，有谁说了一句：河谷台地发育如此之良好，古人类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居住呢？为了这一先入为主的设想，他们整整寻找了一个星期——仅仅一个星期而已。灿烂夕辉把他们引向一片泛着金光的沙丘地：满地的石器、陶片、灶坑之类，迫不及待地显现出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
从成都、北京、加德满都各地飞往拉萨的航班都降落在贡嘎机场。机场位于雅鲁藏布江南岸。离机场不很远的江北岸，南北向的这条山谷就是昌果。昌果——打开的门，还含有崎岖险要的、狭窄的意思。可以乘坐机动木船渡过宽阔江面，但车是上不了船的。江北岸一长溜密密的杨树林，从江岸沙滩一直伸展到山脚。临江山坡是多吉扎寺。多吉扎寺是山南宁玛派三大寺之一：东有琼结白日寺，南有扎囊敏珠林，北有贡嘎多吉扎。
多吉扎背倚之山像条龙，多吉扎寺在龙的心脏位置。解放前国民党时期曾有内地汉人地质学家来看过，说寺址在龙的掌心里，这个寺会发达。但迄今为止，多吉扎似乎就没怎么发起来。先是它的前身，据说古老到佛教后弘期一开始就建在了阿里和藏北之间一个叫桑桑拉扎的地方，后来在拉藏汗时期战乱中被毁，搬迁至此。又据说此寺名是内地皇帝给封的，是金刚岩的意思。鼎盛时僧人多达三百。文革中曾一度幸免于难，作为区乡粮仓一直保存到七十年代中期。但一九七五年时，粮食全部用于扶贫，寺院就空了。一九七八年，县里盖农科所需要木料，就决定拆寺运木料过江。但刚拆了寺不久，三中全会就召开了，宗教政策就落实了，各地纷纷重建寺院，多吉扎寺又忙着搞修复——又一个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现在多吉扎寺只有二三十位僧人，但多种经营搞得好，购置了榨油机压面机和渡船等为群众服务，就是仅有一人过江也要为之摆渡；每年还为当地百姓们免费运送化肥。所以多吉扎寺就成了自治区的先进集体。
多吉扎寺在昌果谷口西侧，与它相对的东方的山恰成了两扇敞开的大门。两面山坡各有两位全副武装的天王把守。它们刻于何时，为何人所刻均不得而知。我们所见到的，是新近又被人在原型上重新刻过。两山之间谷口正中有一小石山，当地人说，这是昌果的门闩。
这扇向我们打开的门真是意味深长。
强巴次仁是这群考古工作者中的一个。在这片遗址尚未正式发掘前，他又把我们带到了这里。我们来的这一天恰好也是太阳偏西时分。在这片沙化严重的空旷之地，我们像贪心的老大那样把那些先人们精心打制的大大小小的砍斫器、刮削器、带有明显剥制痕迹的石块石片，装满了每一个口袋。我们欢天喜地地东张西望，迫不及待地用手创沙坑，选择那些带有各种绳纹的夹砂陶片。强巴次仁看了，挖苦我们说，你们怎么不知使用石器呢？茅塞顿开，我们手持先人使用过的石器来发掘那一时代。
昌果沟的发现是巨大的。不仅有至少这一处祼露于地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专家们初步分析它大约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在谷地另一处发现的冶炼遗址，发现经高温烧灼过的焦土和结成琉璃之物；还有沿江石壁上新发现的动物岩画。其风格与藏北与全藏游牧民族所为的岩画大致相同；在同一片石壁上，还有藏传佛教内容的摩崖石刻和六字真言。谷地里还有古墓发现。谷口则是宁玛派那座有名的多吉扎寺。
昌果沟浓缩了西藏历史几千年。昌果乡的百姓也热衷于古老传统。至今每逢年节，男子们还跳一种甩辫子的腰鼓舞，据说那是一千二百多年前修建桑耶寺时传下来的。共有八种舞，每种十八段，表现内容有区别，例如其中一种表现动物的，大象漫游、乌鸦跳跃，野牛踱步等。每逢藏历年初五初六初七表演。地区举办文化节时也去会演。为了表演这种腰鼓舞。男子们特意保留了长辫子。
除此，这个乡还保留了赛歌传统。与邻乡赛歌一唱七天七夜不重复，一共唱了五百四十首。领歌者六十岁的次仁老人跳起舞来像个孩童。
我们在这个文化山谷流连忘返，暮色降临时才匆匆搭上一个手扶拖拉机赶往渡口。铺满砾石的滩地险些把我们的五脏六腑都颠了出来。赶到渡口时，已是夜色深沉。古道热肠的昌果人一直在船边等着我们。寂静的江面上随即响起了发动机的鸣响。月光下的江面如梦似幻，清明的月曾经照耀过那些制作石器和陶器的人，在岩壁上作画的人和那些安息在古墓中的人。那些人已经作古，我们还活着。
那一时代的遗物被发现了，那一时代的某些工艺其实仍然存活于民间。从对于制陶村的调查我们发现了这一点。在某篇文章中我看到人们把这种工艺说成是原始时代的活化石，如果不作为贬义的话，我想是这样的。
雅鲁藏布江中游南岸有个有名的扎囊山沟。扎囊沟内素有手工业传统。城镇乡村中的编织、金属、雕刻、漆绘各类手工业作坊遍布，还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制陶村名叫赞域。
赞域坐落在沟内一侧开阔的洪积扇上，一漫坡平顶的藏式石头房。周遭山色橙红，砾石遍地，不宜耕作。也是自然环境决定了生产方式，这个小村庄就靠山吃山，以制陶为业。全村六十四户人家，制陶专业户就有五十七户。其余七户大都为单身家庭，务农或打工，也偶尔雇人来家做做陶器。这村庄的其它财产也紧密环绕制陶这一主题：仅有农田四百亩；牲畜一千二百头，是驮运陶器的毛驴、提供酥油的奶牛和作为肉食皮毛来源的羊子。
赞域的制陶传统至少源自新石器时代末期，而且似乎自此就没有中断过。
《扎囊县文物志》记载，经考古工作者测量的这一遗址规模，大约有二十五万平方米。村人不晓年代，只依稀记得一个古老传说：一位名叫波丹那的神仙老人传授了这一手艺。并且令村人自豪的是，这是赞域人的专利，外人学不去。集体化时期公社曾组织四个生产队的社员学做陶，从赞域请来携带着全套工具的师傅。会了操作也成了型，但烧制失败。大家就说是风水问题。看来赞域制陶将长久地独此一家了。
我们在白玛旺杰家参观并拍摄了整个工艺流程，印证了文物志中关于赞域制陶技术是原始时代保存至今的活标本的结论。一切原料和工具都取自本地：去往返为一天路程的山上取陶土。在取土现场粗粗筛一遍，用毛驴驮回家院。经过又一遍细筛，细粉留作口沿等细部处理，粗土掺少量水和成泥坯，堆放在实心的坚硬泥模上，用旋轮加工成型。是手脚并用，用右脚的拇指作动力转动旅轮，双手以简单木制工具随形捏制。成型的陶器晾晒后，以“亚拉”红土上色，又以烟火烘焙，再搬到院外的窑里最后烧制。
燃料是事先准备好的草皮和牛粪。在夏季规定的日子里，全村人出动，去山背后的草坡上挖草皮，就地存放。等需要的时候各家赶着毛驴去驮，晨去午归。村中允许的只限于山背后约八九百亩的一片草坡。山前草坡是村子的牧场，禁挖。草皮有再生能力，今年挖了，十二年后就恢复。
烧陶的窑很简陋。浅浅地挖一长方形，浅浅地围一圈石头。将大大小小半制品Сhā着空儿堆放三几层，其间缝隙以掰碎的牛粪饼充填，再以大块草皮覆盖其上。黄昏时点燃，不使见明火，只须使其慢慢地熏烘焙烤。约摸三小时后的夜间再以草皮压一次火。次日清晨，火灭烟熄，就可以从灰烬中小心捡出全部烧制好了的土红色的成品了。赞域人烧陶技术久已炉火纯青。那个早晨，主人白玛旺杰喜孜孜地告诉我们：百分之百的完好率！
整个制作过程中，也百分之百地沿袭了原始的生产方式。未见丁点儿的现代工具和意味，就像大型民俗展中以人为道具的古代生活展示。今日赞域的生产方式即是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流程的说明图。夜晚守候在窑旁那一双双因窑火明灭而闪烁的眼睛，正是自神仙老人波丹那以来的祖祖辈辈的眼睛。
最后一道程序，是把这些陶制的锅盆缸坛打包，在太阳升起之前固定在驴背上，一路叮当着到各处推销。地区所在地泽当近郊有一块赞域卖陶人的营地。卸下驮包围成墙，人在其中烧清茶，吃简单饭食。背上几个坛坛罐罐走上十里二十里沿村叫卖。和制作一样，流通交换渠道也是个体的。
土陶在藏地传统中曾长长久久地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它差不多囊括了基本生活所需的一应用具。炊具中从灶，到锅、勺、盆、缸、罐，到酿酒的瓮、盛酥油茶的壶及温茶的火盆。金属器皿陆续进入寻常百姓家是在本世纪中期。虽然赞域陶器以其胎薄和坚牢——据说有人脚踩陶罐而不碎——著称于藏地，但陶器时代正在成为过去，这一家族中许多兄弟姐妹的角色已被更为美观耐用和时髦的现代产品所代替。其中尤以铝制的锅、白铁的水桶和玻璃胆的暖瓶最普及——虽然连乡下人都怀念说，还是陶锅烧的饭香，陶壶热的茶好。展望前景，制陶人不免有一些忧虑。虽说眼下他们仍在制作着的十几个品种的陶，销路还好。
与原始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赞域古朴的生活方式。我们访问的这一六口之家，老夫妻膝下有二十四岁、二十一岁两个儿子和二十九岁、十六岁的两个女儿。大儿子已有一位在本村分居着的妻子和一个孩子。知情人说，将来迎娶进门，为不分家计，这两兄弟将共同拥有这一位妻子；这家的大女儿一直没能嫁出去，村人认为是这位姑娘从不出村，没有机会接触外人的缘故。母亲则认为是女儿并没有想嫁的意思，如果有的话，当妈妈的能不知道吗。这位母亲还说，我们不欢迎拍照和宣传，因为我们的职业不好。
在西藏，制陶人的传统地位不高，仅略好于被视为最低贱者的铁匠和屠夫，被称作含贬义的“陶民”。他们的身份遭人嫌弃，卖陶时不会有人留宿；陶家女嫁不出去，只好在本村寻婆家。但村中小伙子外出卖陶机会多，不少人可以领回媳妇来，所以村中女青年过剩，老姑娘多。一位村妇自豪地告诉我们，她女儿与上述那位姑娘同岁，去拉萨走亲戚，幸运地嫁给了一位郊区农民。
较之农民，制陶人的收入是高的。保守地说来，全村人均年收入在八百元以上，而一般农民不过五六百元。这对于古朴简单的生活已很满足。问起对于职业的看法，白玛旺杰就说，农民有农闲农忙，制陶人则从年头忙到年尾；虽然辛苦，但收入也高。他们还说，生为制陶世家，命中注定制陶人，大家从没打算改行。
由于传统的地位和传统的心理，赞域这个村庄过去没有出家当僧人的，因为有文化或渴望文化的人才会皈依佛门；而现在，我们从村长那儿了解到，全村青少年没有在校生。见我们注意询问这个问题，村长补充说，村里已经打算集资开办小学了。
我曾从遍及全藏各地的手工作坊，联想过和谐和美的传统生活秩序，心神往之。但赞域制陶村未免极端了些，使我转念联想到传统生活的光彩和阴影，不由得怅怅然。
赞域这一村名的含义也很古老并具浓郁的地方特色。域是地方的意思，赞是藏地特有的那种保护凶神。赞域即是赞神的家乡。村庄的这位保护神是藏地著名大赞巴瓦本堆——愤怒七兄弟。村庄上方有供奉它的神殿“丹康”；村庄下方还有一红一白两个神殿“丹康”，各各供奉一名小赞和一名杰布（王）。家中有人外出卖陶器时，家人就向它们烧烟，祝祷行人一路平安。
贡布日山相传为西藏四大名山之一（另三座名山为哈布日、角布日和加桑秋日），它的保护神是班丹拉姆的善相化身丹玛女神。贡布日山四角有神圣禽兽驮负，北为孔雀南为蝎子西为大象东为马，此山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悬在空中与天地各有一肘距离。贡布日山上有一百零八座天葬台，一百零八个修行洞，一百零八眼泉水——人们在讲述这些传说时，从不加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天葬台啊泉水啊不见了，它们到哪里去了。同样，他们津津乐道于民族祖先如何从这里走出的情形时，也不置可否。
由《西藏王统记》记述的关于藏人起源的这则神话是这样的：一神猴被观自在菩萨授戒后在贡布日的山洞中修行。岩山罗刹魔女前来勾引。猴说，我不能破了戒律啊。魔女始以自尽相要挟，复又陈词晓以利害：你我不成眷属的话，我必与妖魔为伴，日伤万灵，夜食千生，还将生下无数小妖，使雪域成为罗刹之地——请三思而后行！
两害相权取其轻，神猴便去请示菩萨圣者，获准成为夫妇。随后便有六道有情死后前来投胎，先生了六猴。后于短短三年内，六猴繁衍为五百。其时林中果实告磐，饥饿难当。父猴又求助于菩萨，得不种自生之五谷。小猴们以谷为食后，毛短尾缩，会了语言，成为人。
藏人中分别秉承了父母之性情，凡善良、悲悯、勤奋、和蔼者，出自父之特性；凡贪婪、妒忌、仇恨、多变者，出自母之特性。如此等等。
这故事累见于史书壁画。但是当人们稍稍动脑子思想一下，就发现不太对。附着了浓重佛教色彩的这一传说不符合历史事实，客观上形成了佛教起源在先，藏人起源在后了。但这一传说的依据是怎样的呢？所以强巴次仁在泽当镇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一个顽强地保留了猴子变人传说原始形态记忆的老人。
蛮荒时代，东部山林中的猴群（类人猿）之间发生了战争。有雌雄两只猴子分别逃至这座贡布日山上。开始时它俩都唯恐对方是敌人，互不往来。但母猴居住的山洞口有一株野葡萄，累累果实吸引了公猴。在公猴偷摘葡萄的过程中，彼此才发现了对方原来是异性同类，不觉大喜过望。公猴向母猴求爱，母猴回答说，我已等待了很久！于是它俩住到了一个山洞里。在后来的日子里，野葡萄树遭到火焚，但原先遗落的种子却长出了新的葡萄树。它们受到了启发，又埋下许多谷物的种子。在漫长的光阴中，由于它们及它们的子孙时常蹲在地上劳动，尾巴被磨光了，于是就变成了人。
老人说，藏族就是这样起源的。
讲过这个故事后不久，这位老人就去世了。
古老的山南一定充满过古老的故事，但是在时间的长河中一点一点地流失了，有些是在近现代失传的。我们许多人都听说过几十年前山南某处还存在着生殖崇拜的舞蹈，但走遍山南各县也没打听出来，也许人家知道了也不说吧。
然而知道了不说的还是少数，对于某些原始风习乡下人反而津津乐道。强巴次仁告诉过我们一个故事，是在谈到上述那个猴子变人原型传说时接着又讲了的。
当时他询问，我们藏族为何不吃驴肉呢。那老人就说了一个故事。这一故事是我在藏区所听说的唯一的一个，再没有另一个与此同类。至今我对此仍大惑不解，觉得怎么会有这等事情发生；如有这等事情发生，又何以值得作为神和神迹来崇拜并流传至今；尤其是把这一传说作为不吃驴肉这项禁忌的依据也很可疑。
在贡嘎和扎囊两县交界处，雅鲁藏布江畔的一个村庄旁边，现有一处神殿，是供奉嘎萨拉姆女神的。嘎萨拉姆曾是这个村庄的民妇，出于怎样的一个念头，她在这个地方与一头驴子交合。在过程中，驴子突然受惊疾奔，把她拖死了。当地人为她修了一座塔，把她作为神供起来。强巴次仁作出结论说，这是原始的生殖性力崇拜。
那一次从泽当返回的路上，我们就一直在寻找这座塔，并向沿公路边的村人一一询问，那些人知情不告，表情诡秘，还高声大笑。终于在一群打场的人那里听说了，他们说，你们走过了。
我们很扫兴，没有返回去再找。接着我们到达贡嘎县，才在我回避的情况下，由贡嘎县纪检委书记丹达详细讲述了。嘉措在转述的时候，躲躲闪闪，欲言又止，所以整个来龙去脉终是模糊。
第二年开春我们去那一带拍老百姓过藏历年。沿着公路这次找到了嘎萨拉姆的供奉地点。不是一座白塔，只是一些石片垒砌的一人高的藏语称为丹康的微型神殿——祭坛。那是藏历年初三的下午，刮着江边春季里常有的那种夹着尘沙的干风。我们登上土崖，看这处神殿简陋，也无特别之处。由于刚刚在此举行过仪式，新换的五色幡崭新，桑堆正冒着烟。地面用白灰涂画了格子，不知派过什么用场。
此时嘎萨村的男男女女们正身着盛装，站在公路边上，拦截每一过往车辆，向所有陌生人殷勤地劝酒。他们自己也都喝得歪歪倒倒。我们非常乐意被拦下，喝过了人家的酒，又问谁是村干部，我们能否到贵村坐一下。村人们喜出望外，急忙引我们来到村支书家。村支书叫次仁，也喝得差不多了，就醉眼朦胧地跟我们讲，今天全村四十八户全都到嘎萨拉姆祭坛那儿去了，只有今天大家——男男女女才能都去，藏历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各家父亲可以去，五岁以上的女人是不能去的，嘎萨拉姆不欢迎呵。要是去了，马上就得红眼病——那是嘎萨拉姆在吃醋。
嘎萨村和相邻的三个自然村没有其它保护神，域拉，赞，杰拉，杰布，等等，都没有，只有嘎萨拉姆一个。我们这地方也不过望果一类节日，藏历十二月十七日就算是地方上过节了。过去庄园统治时派差去，现在三个自然村每年轮流去。
头一天用酥油糌粑做成嘎萨拉姆的像，第二天由四个男人把她抬到祭坛上。男人们带了肉和刀子，排着队坐在白灰画的方框里，有人负责检查肉带来没有，刀带来没有。坐在那里，至少一小时。
仪式完毕，她的塑像上身交给防雹喇嘛，夏季里防雹时具有法力。下半身分为三份分给三个自然村作为圣物分而食之。男人们回来时，妇女们要在村口迎接。
村支书建议我们去沟里看一看供着嘎萨拉姆像的小寺，还说，也只有大年初三的今天才有可能让你这位女同志看呵。
沿着嘎萨拉姆祭坛往里进，到了一座小山下的村庄。这村庄的名字很特别：那玛村——母系村。小山的名字是苏康圣山——边上有房子。
全村的人都喝醉了，到处喷发着青稞酒的气味。有人跌跌撞撞引我上小山，为我们打开了一处小经堂，那就是嘎萨拉姆，一尊新塑的抹画得粗陋的彩色泥塑，一个随处可见的护法女神形象。又指点说，旁边那位是她的丈夫，贡布大神。
——西藏乡间到处可见本土宗教与佛教同化的痕迹，嘎萨拉姆一定有一部有趣的演变史。
我们就问这位女神显形吗？有何神迹出现？
如果女神发怒时，村里就多处起火，这里刚扑灭，那里又起了，但都是些可以踩灭的小火。因为女神肚里是自然形成的火。着火时可以闻到糌粑酥油烧灼的味道。另外，许多喝醉了酒的人在夜间都遇见过一位戴巴珠（头饰）的女人背着筐子走过。也有人夜间梦见一美女，凡有此经历的，第二天就腰背疼。
关于嘎萨拉姆这一现象究竟说明了多少问题，由此可以揭示一些怎样的文化内涵，等待着感兴趣的藏学家去研究吧。
在山甫的大多数时间，是由强巴次仁陪同并作以介绍的，我们从他那儿获知了不少的情况和线索。强巴次仁三十几岁年纪，出生在琼结县藏王墓相向的县城。他的母亲是藏族，父亲是汉族，安徽人。所以强巴次仁有个汉名叫程皖西。他八十年代中期毕业于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分配到山南地区文管会，刚报了到，第二天就下乡到扎囊县搞文物普查。现在他可已经是山南地区的文物专家了。
山南地区文物界的权威是地区文管会主任土登朗嘎。他早在一九八○年就开始负责这项工作，成了山南地区文物的保护神。在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年的九年间，西藏全区进行文物普查，山南就一直配合了九年，是西藏文物普查的一个别动队。
山南地区以前共有寺院二百一十座，宗教文物也极其丰富。在十年内乱中，有一部分寺院被拆除了，甚至在文革结束后，七十年代末，还有包括贡嘎多吉扎寺在内的三座名寺被拆除，真是荒诞。但也有相当部分的寺院因做了公社粮仓而幸免于难。于是“寺庙保护了粮食，粮食挽救了寺庙”被传为美谈。但是文物流失情况比较严重。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帕主王朝（明朝时）的珍珠唐嘎观音像，也是在文革后期被拆了的，当时还请示过某位领导批准，珍珠卖给了外贸部门，织物被某人拿去做了枕套——后在土登朗嘎的主持下重新修复；在隆子县一个展室，一尊释迦牟尼的合金像被倒转来，当了讲解员的坐凳。土登朗嘎拿来请人作了鉴定，有九百年历史，印度风格。诸如此类的情况比比皆是。一九八七年，日当寺准备拆掉翻盖，土登朗嘎听说了急忙阻止，说明是吐蕃建筑，它本身的价值如何；在隆子他曾发现了用羊皮封装的古旧的贝叶经，就收藏起来，后由专家鉴定，居然是一部不丹历史。位于雅江北岸的吉如拉康，要是再晚上三天，就将永远消失了。当时乃东县召开的基层干部会上确定了一个项目，决定推倒吉如拉康修建结巴乡招待所。土登朗嘎听说了，当即向地区作了汇报，行署指示立即前往考察，才发现了这处金城公主时代的历史遗迹。现在这里已成为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据国内著名藏学家们研究，吉如拉康的吐蕃写经超过了敦煌写经，甚至还有本教经典。
在历时十多年的文物普查中，土登朗嘎、强巴次仁他们已经全部完成了对于山南十二个县的调查，各县文物志正在陆续出版。我曾在一部报告文学中记录了他们的一小段不成功的经验——……这项文化工程的特别参与者山南地区文管会就多多地吃了苦头。那一年他们连同向导七人去桑日县最偏僻的达果村，骑了两天马，又步行了一天，在俯视雅鲁藏布江激流的悬崖上抠着石缝挪动脚步，稍一不慎，定然葬身鱼腹——这个村庄位于雅江一大漩涡处，上游水葬者完整的白色骨殖就堆积岸边——据说此前曾有一位县领导，缺乏走绝壁的经验，在石壁上因错迈一步，竟就定格于石壁，直坚持到被一勇敢的牧女发现，将他挟在腋下护送到平安地带。去达果村六天，所带食物很少，沿途只好限量分食方便面。忽一日，全部食品失踪，经查，方发现作案者为旱獭，它从地下打了洞，完成了搬运。七个人只带了一顶帐篷，夜晚仅够大家将上身纳入帐内。夜雨雪，被子尽湿，晨起将水拧得哗哗流，一路搭在马背上晾晒……吃苦也便罢了，谁也不指望在西藏下乡去享福，但总不至于像达果此行一样举步维艰往返跋涉六天，而连一件文物的影子也没见着呵——在达果，这伙不走运的山南人真正是一无所获。
……
一部青藏高原的发生发展史，经过本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多学科的青藏高原科考队多年的踏勘考察，已经建立了它的自然史序列。我在山南地区走来走去，深陷于本土历史和本土文化之中时，不免引发了对建立西藏文化史序列这项使命的强烈向往。并非由我来建立，这项工作已有一个群体在努力地去做。不仅是像山南文管会这群人十年如一日地所做所为，最集中的是自治区文管会组织的为时九年的在全藏范围内进行的文物普查。这项工作吸引了国内许多有关专家，出了相当一批成果。就在历尽艰辛地拍摄《西藏文化系列》的过程中，我一点一点地作着采访，一点一点地进入了这一领域。
高原人类漫长的生存史上限不明，文化史之树年轮模糊，隐入先史的迷雾之中。而迄今世界各地的考古序列是清晰的，环环相扣的，至少是可以修正的，甚至可以打碎重建的。唯有西藏，你必得将失落的链环自尘封中自冻土层里一一寻找回来一环一环地拼接。于是，在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考古荒原上，他们从先史读起，旧石器、细石器，一页页掀过新石器时代、大石遗址、原始岩画、古代墓葬，直到佛教艺术及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化遗存，开创了一个发现的时代。
九年过去，面对大量的考古新证，负责这项工作的藏族考古工作者索朗旺堆不得不重新考虑以往早成的定论。他说，迄今为止西藏地区正式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只有昌都卡若和拉萨曲贡两处，但二者显然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山南新发现的昌果沟遗址，使原本复杂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作为人类活动现象的文化和作为社会发展尺度的文明，它们分别起源于何时何地？索朗旺堆犹疑地说，至少在目前，他倾向于认为，西藏的文明源于藏南，而远早于文明出现的西藏文化，是否应该起源于后藏及其以西？
就这样，有关西藏文化已有的定论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和挑战，新的理论框架尚未建立；大量考古新证亟待说明一些问题但又似不具备解惑的能力。所提出的问题当然要比已解决的问题多，因为每一问题的提出都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免又出现一系列盘根错节的新问题，从而使已解决的问题变得可疑。
就这样，我只有等待。等待有人去架构，去描述——一部物质文化史，一部精神文明史，一部心灵史，——西藏高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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