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冷的光亮

我开始了写作，并坚定日日地写着。

白天到几里外的高中读书，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构思我的故事。星期天下地劳动，到了晚上就点上油灯，伏在一张陈旧而破损的抽屉桌上，写着我的关于阶级斗争和地主、富农、贫农，以及剥削与被剥削，反抗与被反抗，还有远离家乡之后，主人翁去找共产党的那部长篇故事。

写作成为我生活的秘密，使我感到在那青春年代里，我比别的同学和乡村的人们，都过得充实和多了一份愿念理想，似乎在生活中比别人有着更多的一束遥挂在未来的光明；使我觉得，正因为文学的存在，才有了我那时活着的意义，才有了我文学的昨天、今天，和可能是灰暗而艰涩的明天。

就是到了今天的景况，我的写作或好或坏，已经写有五百余万字的作品时，所有的记者见我都会千篇一律地问我世界上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家是谁、作品是什么时，我都会认真地答道，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张抗抗，影响了我一生的作品，是张抗抗的《分界线》。

必须承认，我确实从心里对抗抗大姐，充满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激之情。

岁月如同有用无用的书纸，日子是那书纸上有用无用的一些文字。就这么一页一页地掀着，仿佛我写的无意义的小说一样，到了我把那部长篇故事写到三百余页时，因为大姐的腰痛日益病重，因为家里确实需要有人­干­活，需要有人去挣回一份维持油盐药物和零用的生活来。在读高二期间，我读了一个学期，便辍学回家去了。那年我还不到17岁，在家待了数天，把我的被子、衣物，还有正在写作中的小说书稿，一整一捆，就到了几百里外的河南新乡，打工去了。

那是一段我人生中最为辛苦的岁月，每每提起，都会欷?掉泪。

我有一个叔叔，是我父亲的亲弟，他远离家乡，在新乡水泥厂里做着工人。因为他在新乡，也就首先介绍我大伯家的老二孩子，名叫书成的我的叔伯哥哥，在新乡火车站当着搬运工人，把从火车上卸下的煤或沙子，装进加长加高过的架子车上，运往30多里外的水泥厂里；起早贪黑，一天一次，一次一吨，1000公斤，60多里路，能挣四到五元。因为哥哥在这­干­着，我也就到这儿做了一个搬运工人。

我比哥哥个儿高一些，却是没有他那样对人生和搬运的耐力。每天天不亮时，我们弟兄就早早起床，拉着空车，快步地往三十里外的火车站去，每人装上一吨煤或沙子，然后再缓慢地如牛一样，拉着重车回来。在平路上，我们步履蹒跚，徐徐而行；遇到了上坡，无论坡陡坡缓，我们都把一辆车子放在坡下路边，弟兄两个合拉一车，在那坡道上走着"S"形的路线，盘爬着自己的人生。送上一辆，回来休息一会儿，再合拉另外一辆。夏日时候，天如火烤，汗如雨注，好在那时，路边常有机井浇地，渴到难耐之时，我们就趴在路边田头，咕咕地狂饮一气，如牛如马，如沙漠骆驼，喝个痛快。到了午饭，我们就总是赶到某一机井口上，吃着四两一个、因为坚硬形长，被我们形容为"杠子"的馍馍。每次，喝着路边的生水，吃那杠子馍馍，我和我哥，都能一口气吃上两个，八两重量。

起初，我拉不动那上吨的煤车、沙车，吃不下那两个杠子馍馍，哥哥替我着急，除了每遇上坡，都要替我拉车以外，还要在路边吃馍的时候，从他车把上吊的一个袋里，给我摸出一块乌黑的咸菜块儿。他咬下一口，有三分之一，自己吃着，把那三分之二黑乌的咸菜，递到我的手里，让我就着咸菜，就着路边河水，去吃那坚硬的杠馍。这样过了一段日子，看我能吃完那八两馍了，哥就不再给我准备咸菜，而只准备一些最为淡白深刻的关于人生的话儿。

他说："连科，你还回家读书去吧，读书才是正事。"

他说："不读也行，读多了也不一定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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