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干­了六天放罐的轻活。

叔伯哥哥，把他前三天的放罐轻活，也让给我了。而他，一到山上，就­干­了抡锤打钎的最重的活儿。在山上­干­活，是一种"计时"，而非"计件"。计时，即每天­干­8个小时，为着一班，每一班有1块6毛钱。为了能­干­上16个小时，一天劳作两班，挣上3块2毛钱，我和我哥去找工头说了许多好话。我叔，还又去给那工头送了两盒香烟，一瓶白酒。就这样，我和我哥，在那山上每天­干­上双班，16个小时，经常一­干­十天半月，不下山，不洗澡，也不到厂里去办什么事情。吃住都在那空旷的山脉上，直到天下雨了，才会借着雨天，休息一下。人生虽然苦寒，可每月领薪后往家寄钱的那一刻，从邮局出来望着天空和行人，还是感到了无限的惬意和温暖，感到了自己已经是个大人，可以为父母和家庭尽下一份情意和责任。为此，还是会有着来自心底的甜蜜和自傲，尤其在接着家里回信时，信上说寄的钱已经收到，那些钱刚好能让家里派上这样那样的用场时，自己就觉得自己有了顶天立地的命道和力量，也就感到世界实在和具体。于是，愈发地想要­干­活挣钱和去承担一些父母肩上的事，去父母肩上卸些生活的沉重和悲苦。这样，也就更加渴望每天能在矿山上­干­下16个小时，而且是永无休止地­干­下去。

最长的一次，我在那山上一气­干­过41天，每天都是16个小时，不洗脸，不刷牙，下班倒在地上就睡，醒来用湿毛巾在脸上象征一下，就往工地上快步走去。因为工厂里既抓革命，又促生产，要大­干­一百天，完成多少万吨的水泥生产，支援哪里的工程建设。所以，全厂上下，就都那么日夜忙着，自自然然，也就给我提供了一个不用请客送礼、不用求人说好，就能每天­干­上16个小时的天赐良机。

我抓住了这个机遇。

在这机遇中，有一桩趣事。那桩趣事，关系到国家机密和台海关系。

那个时候，对于台湾，中国内地人知道的只有两个内容，一是他们台湾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二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当然，因为我们要解放他们，他们又亡我之心不死，随时都要反攻大陆，夺取我们的革命政权。所以，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时候大陆的到处，似乎都有潜藏的国民党特务。于是，也就从我幼年记事伊始，耳朵里总是听到国民党的特务如何如何，使我有很长时间，都怀疑我们邻居，怀疑某个老师和大街上穿着制服的行人，都是国民党从台湾派来的一个坏人特务。以至于少年时期，独自走在村头的田野，因为过分寂静，能听到自己脚步的后边还有脚步的声音，也就怀疑，身后有着来自台湾的某个特务，正悄悄地跟在我的身后，我快他快，我慢他慢，于是就猛地回头，又只发现一片空旷在身后漫漫地铺着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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