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大姐的病没有丝毫的好转。

那一年，春节前后的几日间，大姐为了给家里减些忧愁、添些喜悦，让父母和她的弟弟妹妹过个好年，她说她病轻了许多，然后就躲在屋里不出门，疼痛时，上下牙齿咬着下­唇­，把脸憋得乌青，也决不哭唤出一点声音。到实在无可忍了，她就躲到我家后院和村外无人的地方，揪自己的头发，把头往墙上猛撞，然后待剧疼过去，她就面带笑容地回到家里，慌忙地替母亲做饭、替父亲盛饭，慌忙地去洗她弟弟、妹妹的衣服，好像要以此来赎回她的什么过错一样。

那一年，我家过了一个平静的春节。仍然用借来的小麦，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和大年初一的早上，父亲让我们兄弟姐妹放开肚子吃了两顿非常香口润喉的白面饺子。而那一年的春节，父亲吸掉的烟叶，却比任何一个春节都多，似乎他想把他一生要吸的烟都在春节吸掉一样。

就在那一年，我心里有了浓烈欲动的­阴­暗蓄意——也许是对逃避生活与人生命运的一种道路的提前铺设；也许是对一种个人挣扎奋斗的提早的力量积蓄；也还许，是我对家庭和父亲在今后日月命运中陷阱的无意挖掘和设置。总之，那一年，我萌生了离开家庭的念头，萌生了过几年我若没有别的出路，就一定要当兵走去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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