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两个月,经过大汉中央高层的决议,将河西并入凉州,乌丸并入幽州,拓拔部单独成立原州。首府为拓拔鲜卑王廷所在地温尔达,既今天的二连浩特附近,军事上划入洛阳军区管辖。
时间进入199年6月,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原州政府初步建立,工作逐步进入正轨,带领族人投降的部分鲜卑将领和贵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和官职任命。对这些人的任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汉族与鲜卑的********,政府工作相对顺利了一些。但从战后4个多月的统计显示,因为鲜卑那些没投降的士兵针对政府的袭击造成了大汉上十万银元的损失。虽然我们都知道有大量的鲜卑平民给那些破坏分子做眼线,清除了一批又一批潜伏的奸细,但仍然没取得多大效果。鲜卑人太多了点,100多万人,怎么去清查?因此那些破坏分子的袭击仍然继续着,每天都在给政府造成新的损失。这样的局势使中央展开了对少数民族该实行什么政策的讨论。
对这个问题,由于受后世的影响,我比较倾向于慢慢同化的方法,要知道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个与汉族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少数民族逃脱了被同化的命运的。我的意思是把部分鲜卑族人迁徙到内地,再迁一些汉族平民到鲜卑去,从生活习惯上慢慢的同化他们。但我的这个主意并未得到最广泛的赞同。由于军中大多数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平时的思想就比较侵略,加上这次战争,有些人已经变成了战争狂人,叫嚣着要以铁血的政策镇压。但在我的后续战争需要大量人口支持的前提下这显然是不成熟的办法,大家是不会同意的,不得已,6月28日,我又召集了中央高层和各军区领导人进行了一场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讨论。
会上戏志才、审配、沮授、辛评、司马徽等比较支持儒家思想的老官员一力支持我的同化政策,认为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我们应该慎重,要对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绝不能让少数民族百姓认为我们是和他们的族长一类人一样去奴役他们的,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带给他们的是先进的文明生活。否则今后对外征服时将会遭遇许多不必要的抵抗。
他们认为现阶段对于鲜卑少数民族主义者应该在平民百姓中加强中华民族主义的宣传,让他们认识到大家都是一个民族,诱导他们举报那些破坏分子。在政策上,应该给少数民族特殊的照顾,让他们意识到我们是很亲近他们的,使他们产生认同感,让他们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来。
不过会议中铁血少壮派军官占了大多数,他们认为对这些破坏民族团结的家伙应该采取铁血政策,对为破坏分子提供情报消息的百姓也要坚决判处死刑,杀一儆百,杜绝消息泄露的问题。而最后中情局田丰的发言才促使我做出了选择。
田丰先给大家通报了一份详细的鲜卑战争统计数据:此次战争中大汉出动113、133、122、1四个师共48万人,其中作战部队近40万,歼灭鲜卑三部80万部队,鲜卑族人死亡30万人,汉军死亡了6万人,与鲜卑死亡率对比达到了1:5。如果按这个伤亡比率来算,要实现统一统全球的梦想那简直是痴人说梦话。根据情报初步估计,世界上其他国家和部落的正规军队总计约有2000万以上,即使以敌方20%的死亡率计算,我们自己都要死伤400万人。根据这次战争的伤亡比率,400万人死亡最少要1000万以上的部队来支撑。而我们6000多万人口支撑1000万的军队对我们农耕的汉族来说绝对是不可能的,就是目前我们支撑50万人出征作战都已经是极限了。我们不像草原上的民族,只要成年男子皆可以成为士兵,我们打仗需要极大的后勤支持,我们需要人给我们生产各种物资,这只是战争中死亡的人,而我们占领外族领土要派军驻扎的,最少需要两三百万吧,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必须在初期以铁血政策镇压叛乱,然后以大汉的富足来诱使他们放弃抵抗,甚至加入我们的军队,增加人口优势。
田丰的这份报告是先拿到皇参处去讨论了一番的,像郭嘉这些年轻人都是比较支持铁血政策的,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和人手去慢慢消耗。他们在会上给我出了一条我本来应该早就想到但又没有想到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那就是“以夷制夷”。在郭嘉的建议下,我撤掉了图阿母的军中职务,改任原州州长,派了两名副手给他,进行原州内政工作管理。其他投降的将领和贵族尽量给他们一个好的安置,当然暗地里还是被我们监视起来的。
结合各位中央大员和幕僚的意见,最终形成了以铁血政策为主,怀柔政策为辅的民族政策,一有叛乱便进行血腥镇压,但对没有犯事的平头百姓则好好对待,与汉人一样一视同仁,决不歧视。用前世的话说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其中对少数民族的管理尽量以他们本族的亲汉人士为主,这样能降低他们的抵抗情绪,总算能暂时解决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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