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大学生的不了缘
中国的大学生是非常优秀的，但我却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他们的内心困惑。面对着望子成龙的父母、应试教育体制束缚下的学校和老师、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这些都让他们很多人在路途中陷于迷失。
建立我学网
让我欣慰的是，这个平台仍在不断发展，现在已变成了大学生互相帮助的平台， 它正在传递力量，传递理想，传递希望。我希望它能够一直延续自己的使命，哪怕学生们在我学网上仅获得点滴启示，那也足够温暖一段人生旅程。
世界因你不同
抓住一切去探寻生命的意义，总有一天，世界将因你不同。
世界因你不同 谷歌的童话世界
感受谷歌（1）
我和互联网之父Vinton Cerf
离开微软，进入谷歌，就像是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
9月14日，我飞到谷歌位于山景城的总部，为回中国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山景城位于美国加州圣克拉拉县，是硅谷的主要组成部分，谷歌的总部就在斯坦福大学旁边。它的建筑很奇特，四座大楼组成的楼群，通过二楼悬空的“廊桥”联在了一起。这组大楼原本是SGI公司的，当时的SGI如日中天，时任CEO的艾德·麦克莱肯请来了最著名的设计师，他的目标很简单：造一座办公大楼，让整个硅谷为之瞩目。
结果，四座大楼共占地47万平方米，单位面积的花费是其他同等大楼的两倍。楼的外立面是通体透明的玻璃幕墙，楼内空间的天花板非常高，最高的地方距地面有10米。
后来，SGI的利润大幅下滑，迫于财务压力，SGI把这组大楼以3.19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谷歌。
所以，兜兜转转，我又回到了10多年前工作过的地方。
我第一次回去，看到大楼里不但有巨大的恐龙骨头和太空梭模型，还有从伦敦搬来的古董电话亭，涂鸦更是随处可见，就像闯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游乐场。
在公司，每个工程师可以配备两台速度最快、显示屏最大的电脑，也可以随时去Tech Stop（科技小站）免费索取各种最酷的配置，例如能在飞机上使用的充电器、黑莓手机、笔记本电脑（可以选苹果的）、符合人体工学设计的键盘等。Tech Stop的专家们随时准备为工程师们解决复杂的IT问题。
休息区的设施也令人惊叹。休息室里有游戏机、跳舞机、台球桌、桌上足球，健身房里有高档的器械，按摩室里有专业的按摩师。此外，公司还设有洗衣房和浴室，单身汉们真的可以整天泡在公司，足不出户。
谷歌办公楼的外面有一大块草坪，公司开摇滚音乐会的时候，员工可以躺在上面，喝啤酒，晒太阳，听音乐。最惊人的是，在谷歌办公楼的顶楼，还有两个游泳池。
说起这两个游泳池，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有一天，AdSense团队的工程师们说：“谷歌什么都有，就是缺一个游泳池。”谢尔盖·布林想了想说：“那好吧，如果你们能把AdSense按时做出来，我就给你们建一座游泳池！”
工程师们果然如期交付了产品，他们跑到谢尔盖的办公室说：“嘿，我们已把AdSense做出来了，现在是不是轮到你兑现承诺了？”他们没想到，第二天，出现在他们办公室门口的，是穿着泳裤、坐在塑料玩具游泳池里的谢尔盖和拉里！
“这就是你们的奖赏了！”“小飞侠们”顽皮地说。
当然，这只是个玩笑。后来，两位创始人确实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只是因为加州寸土寸金，无法找到一块空地盖游泳池，于是，公司索性在顶楼修了两个游泳池。这两个泳池虽然长度只有4米，但其原理就像跑步机一样，有可调节的逆向水流阻挡游泳的人，让他们永远游不到对岸。
我那几天也在谷歌总部的食堂里尽情享用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饕餮美食。众所周知，谷歌的食堂请的是五星级酒店的大厨。关于谷歌的大厨，也有不少故事，我想最具有传奇性的，就是谷歌第一任大厨查理·阿也斯（Charles Ayers）了。
阿也斯是谷歌的第56号员工。由于谷歌特别重视员工的饮食，因此两位创始人拨给他巨额预算，以确保他可以买到优质的食材并营造出优美的用餐环境。
感受谷歌（2）
谷歌的文化理念是：在公司的任何地方都追求人人平等。所以，公司先是建了一个自助餐厅，叫“查理的地盘”，人人都可以在这里吃饭。到阿也斯离开的时候，他已经打造了一支由135名厨师组成的高效团队，他们每天中午要准备上万份食物，包括素食、清真食品、中餐、日餐、泰餐、韩餐、墨西哥菜、意大利菜等各种口味。而且，谷歌餐厅对美味和健康同样重视，所有食材都是有机天然的。
阿也斯还大力推行饮食创新。他说，我们是在一家高科技公司工作，如果厨房的工作没有创意，那就是整个企业的败笔。谷歌的雇员来自世界各地，口味千差万别，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口味，阿也斯作了很多调查，并和食品供应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样，阿也斯吸引了一大批追求新鲜的年轻员工。
作为厨师长，阿也斯同样得到了谷歌的认股权，谷歌上市后，他凭借在这样一家新生代的科技公司“掌勺”而赚得盆满钵满。2005年5月，他离开了谷歌,在硅谷当起了餐馆老板。他的离职，竟成了《纽约时报》头版的“封面故事”,该篇报道说:“自今年5月份谷歌厨师长查理·阿也斯离职后,谷歌总部的数千名工程师就陷入‘饥饿’当中。现在,这家网络搜索引擎公司的总裁正在全球为自己发动一场搜索,目标是寻找两名执行厨师长来代替查理。”
2005年我加入谷歌的时候，阿也斯已经离开，但厨房文化却传承了下来。当我第一次走进谷歌的食堂时，我真不敢相信居然会有一家公司能够为员工提供如此奢侈的饮食。
当时谷歌有三个不同的餐厅（现在已经有十几个餐厅了）提供极具专业水准的美食，其中最大的就是“查理的地盘”，它囊括了世界各地的各种美食，还有鲜榨的果汁以及谷歌自制的冰淇淋，有时还可以看到龙虾、鱼子酱、阿拉斯加帝王蟹这类珍贵佳肴。第二个餐厅提供亚洲食物，除了寿司、中国点心之外，每天都有新鲜的蔬菜。第三个餐厅则是健康菜区域，主要以沙拉为主。不要以为这就是单调的沙拉，服务员会贴心地用“摇滚沙拉”的方式为每一位员工服务。而且，这个区域还提供很特殊的沙拉酱，比如用鲜榨的小红莓、水蜜桃、芒果和椰子等做出的沙拉酱。最奇特的是，这里还把维生素含量很高的绿色麦草榨成新鲜“草”汁，虽然口味不佳，但那些崇尚健康饮食的员工会从中获得极大的安慰。
在谷歌总部，有一句口号是“不出百步，必有食物”。其实，公司每天人均的食品花费并没有太高，大约等于员工半小时的工资，但是，员工一日三餐都在公司享用，不必出去吃饭，就绝对增加了远远超过半小时的工作效率。另外，优质的食物、宽松的环境，也成为谷歌吸引全球最聪明人才的法宝之一。过去数年，谷歌每年都被评为“美国员工心目中最向往的雇主”。
在谷歌这个童话世界里，创始人希望每个人都能以最舒服的方式工作。因此，谷歌不但提供最舒适的环境、最可口的饭菜，还创造了自由和平等的文化，有一些文化，会让老牌的跨国公司感到不可思议。
最著名的一条是：可以带宠物上班。这是让全世界惊讶的一条规矩。在谷歌，到处可以看到踱来踱去的狗。人们甚至还带着宠物去开会，而它们似乎都知道主人正在工作，这个时候就趴在地上不出声，乖乖地听着人们谈话。开会的间隙，主人还可以拍拍它们，亲亲它们，然后接着开会。不过，如果不幸赶上小狗闹脾气，一直狂叫或者不听话，就只有被“请出”会议室了。
感受谷歌（3）
在谷歌，最著名的一条狗是公司副总裁乌尔斯·赫泽尔(Urs Holzle)的爱犬，这只狗身形彪悍，远看就像一匹马，我第一次见到时简直吓了一跳。“难道有人把马带到公司里来了吗？”旁边的工程师说：“不是啊，开复，那是乌尔斯的兰伯格犬啊，你不知道吗？这可是我们‘谷歌第一狗’啊！”我耸耸肩，觉得不可思议。
除了自由以外，谷歌最推崇的文化是平等和宽容。在平等方面，我在前面一章里已经讲过员工“抢”老板办公室的故事，最后直到艾瑞克·施密特挑了一间很小的办公室才落得清净。在谷歌，大家的办公室都一样大，公司里没有鲜明的等级观念，每个人都被认为是“最优秀的”。
有一次，一个刚刚毕业的博士生加入了谷歌，他和一位名叫彼得的老人共用一间办公室。两人很聊得来，总是一起吃午饭，一起玩桌上足球。有一次，博士生问彼得：“您的名字我一直觉得特别耳熟，您来谷歌之前做什么呢？”老人说：“我以前在大学里当教授。”“您教什么课程啊？”“我就教人工智能。我还写过一本有关这方面的教材。”“您不会就是彼得·诺维格(Peter Norvig)吧？”“对，我就是。”博士生这才发现，他原来是跟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
郭去疾在谷歌当产品经理的时候，经历过同样的事情。有一天，他去谷歌的某个办公室开一个产品策略会，当他推开门，发现有好几个人都不认识，他有点纳闷，不过他还是坐下来，打开手提电脑，准备开会用的资料。过了一会儿，他就发现谷歌的CEO艾瑞克·施密特来了，又过了一会儿，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也走了进来。会议就这么开始了，在座的人就谷歌的欧洲战略交谈起来。“完了，我一定是走错会议室了！这是一个最高级别的会议。”不过，郭去疾很快发现这个会议就像平时所有的会议一样，遵循着开放的原则，大家都相信这个陌生的小伙子有参加这个会的理由，没有人质问他为什么在这儿。
谷歌是一个允许犯错误的公司。因为谷歌知道，一家公司的成长就如同一个孩子的成长，犯错不可避免，而每一次错误都可以收获一些经验。谷歌公司有一个负责自动化广告系统的副总裁沙里尔·桑伯格（Sheryl Sandberg），她有一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导致公司损失了几百万美元。当她意识到这个错误的严重性时，感到十分痛苦和内疚。当她去找拉里·佩奇道歉时，拉里竟然说，“不必道歉，我很高兴你犯了这个错误，因为我希望这个公司是个跑太快、做太多的公司，而不是一个做太少、太小心的公司。跑太快、做太多不免会犯错。如果不犯错，反而意味着我们没有冒足够的风险!”
这就是谷歌王国里真实的童话。而我非常高兴，尽管历经千辛万苦，我最终还是踏进了这个王国。
9月14日下午，我见到了艾瑞克·施密特，他跑来祝贺我到谷歌上班，同时也向我介绍这期间公司雇用的另一位中国区联合总裁周韶宁。他对我说：“开复，我们太高兴你来上班了！你在庭上的表现实在太出色了！”我的老板艾伦·尤斯塔斯也来找我，他兴奋地说：“知道你来上班了，开复，有几个你的老朋友想见见你！”
我被艾伦带到了另一间大会议室，推开门，我的天！不是几个人，而是几百号人！仔细一看，真的全是我的老朋友，有我的前SGI同事，有我的前微软同事，有谷歌各个部门的员工，还有公司中的所有华人。他们知道我今天正式上班，特意为我举办了一个欢迎party。
看着满满一屋子人，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内心的感受，只能点头和微笑。就在这时，会议室的另一道门打开了，我们的大厨推出了一辆小车，车上是一个巨大的蛋糕。
我被推到了话筒前。这一次，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演讲，它是历经艰辛之后的一次就职演讲，因此我的言语之中更多的是感动，不过，我还是用一个美国式的笑话开头。我说：“今天是我最兴奋的一天，因为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必整天和律师一块儿工作了！”
屋子里响起一阵笑声。我接着说：“其实，我非常感谢我的律师。你们也都知道，我来这里的过程充满了艰辛，是我的律师团队不眠不休地为我争取到了自由。过程越是艰难，我为这个公司服务的渴望就越强烈。另外，我真正庆幸的是，我终于可以和你们一起工作了！你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工程师，能和你们一起工作让我非常激动！”
新公司，新环境，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觉非常的开心和安心，就像后来我跟媒体记者说的那样，我感觉自己年轻了10岁。在这一刻，我忽然体会到在微软离职之前看到满天焰火的感受，璀璨的烟花点亮了我的世界。
在总部工作的那几天，经常有一些素不相识的谷歌员工在走廊碰见我时，嘴巴都会忽然张得大大的。我甚至听见有人惊讶地说：“I had a Kai睩u Lee sighting today！（哇，我今天居然看到了李开复！）”在英文中，“sighting”通常是指看到了非常罕见的东西，例如UFO之类。我第一次感觉到，这场世纪诉讼真的让我变成了“名人”！
魔鬼试题（1）
这么酷，又如此舒适的公司，进去当员工难不难？这个问题在硅谷已经达成了共识，进入谷歌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你必须是全球顶尖学校里的学生，这样才拥有一张进入谷歌面试的通行证，这是一直以来谷歌奉行的基本原则。他们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首先存在于世界上最优秀的高校里。因此，在谷歌的大楼里，斯坦福、MIT、哥伦比亚、卡内基·梅隆等世界顶尖学校的毕业生随处可见。
当然，有了一张名校毕业证，不等于就可以轻松进入“童话王国”了。接下来，谷歌会用“魔鬼试题”来考验你的智商和应变能力。而其试题的变化多端和毫无头绪总是让人感到非常头痛，只有通过这道笔试的候选人才能得到接下来的面试机会。
我和互联网之父Vinton Cerf
越是充满挑战，人们对这个神秘王国就越是向往。全美的数学天才都开始加入这场奇特并充满挑战的考试，而谷歌也逐渐成为了“最顶尖人才”的俱乐部。在这里，我见到了许多我以前就认识的最优秀的人：为我介绍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约书亚·布洛赫（后来成为Jāva的顶级专家），SGI几乎所有部门的首席科学家，苹果用户界面的专家，来自IBM、贝尔实验室、DEC实验室的并行计算专家，来自MIT、斯坦福的教授。公司的每一个角落都藏龙卧虎。
有一天，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穿着三件套的礼服，头上戴着新谷歌工程师每人一顶的螺旋桨帽，径直走进我的办公室，他说：“开复，你好，我就是你的新室友文特·瑟夫（Vinton Cerf）。”文特·瑟夫！那不是互联网之父吗！这足以证明谷歌正在汇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天才”，当然这也对其他的软件和互联网公司招聘优秀人才的计划造成了相当的压力。
关于谷歌的招聘，广为流传的故事还有一个。2004年10月，一份“谷歌实验室能力倾向测试”出现在几家著名的美国杂志上。试卷开头，蛊惑意味十足地写着“试试看！把答案寄回谷歌，你就有希望去谷歌总部参观，并成为其中一员”。尽管只有21个问题，但每一道题都相当刁钻，有着谷歌一贯剑走偏锋的风格。
里面有实打实的数学题，比如“用3种颜色为20面体上色，每个面一种颜色，有多少种组合？”有毫无头绪的主观题，如“什么是世上最美的数学方程？” 有数不清的自由发挥题，如“以下空白，填上点儿好东西”或者“用你的画笔，改变这张考卷的外观”等。后来，在全球顶尖高校的BBS上都流传着这份测试题和各式各样确定或不确定的答案。
几天之内，谷歌总部收到了成千上万份答案。谷歌副总裁艾伦·尤斯塔斯说，“其中有很多答案来自经济学家、教授和高智商人士，他们无意应聘，只想挑战一下自己的能力。”
最有趣的是，我们曾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高速公路和麻省理工学院旁边的地铁站做过这样一个广告：{first 10瞕igit prime found in consecutive digits of e}眂om。就是说：你是否能推算出e这个自然数里面的第一个十位数质数，如果能，就把那十位数加上眂om，并到那个网站去看看。那些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数学天才到了网站之后，才发现里面还有好几道计算机难题，最后，成功过关斩将的天才会发现，谷歌其实是在邀请他去总部面试。
魔鬼试题（2）
正如前一章所描述的那样，所有能被邀请去谷歌面试的人，都已经被贴上了“聪明人”的标签。毫无疑问，我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这种招聘风格带到中国，吸引全中国的计算机人才。
在回到中国之前，我还是“光杆司令”一个。在谷歌总部，我非常希望找一些优秀的华人工程师帮我去招聘。对于这件事情，我的内心还有些打鼓，因为以我的经验来看，在公司的内部借调是非常麻烦的事情，有时候还会引起部门负责人的不满。
当我找到几个聪明的中国员工，担心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如果我带你们去中国进行招聘，你们的老板会不会感到不高兴啊？”那几个员工的表现几乎一模一样，他们立即露出诧异的表情，“怎么会？这对整个公司来说是好事，我们的老板当然不会阻拦！”
已经习惯了以前公司部门之间争抢人才的我，遇到这样大度的公司，一时间竟然转不过弯来。也许，这就是我感受谷歌文化的第一步了。
最先分配给我的是两个产品经理，一个是聪明绝顶的郭去疾，一个是周密精干的俞可。郭去疾毕业于科大少年班，早年做过我的学生，后又经我推荐去斯坦福读了MBA，他长得圆头圆脑，经常有精灵古怪的主意。而且他很有战略眼光，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别人常常还没想清楚问题，他就兴奋地说：“啊，我知道了！”
而俞可则是一个聪颖腼腆的产品经理，他的求学经历可以说非常奇异。小时候，他从北京移民到巴西读完了中学，之后去了美国得州大学读计算机系，最后在斯坦福完成了硕士学位。当有些人看到他的履历表时，都会惊呼：“哇，你是中国人，又在巴西和美国长大，那你的乒乓球、足球和篮球肯定都特别好！”他就害羞地一笑，说：“哪儿啊，我是中国足球的水平、巴西篮球的水平、美国乒乓球的水平！”对方听了这样的回答，总是禁不住哈哈大笑。
后来，我又从IBM雇来陶宁，从别的部门“借”来Ben陆、朱会灿两位工程师。我们6个人加上周红，组成了谷歌中国最初的阵容。
周红是个非常典型的谷歌人。她讲起话来很有条理，总是念念不忘谷歌的价值观。由于进入公司很早，她有一大箩筐关于谷歌的故事，经常讲着讲着就露出甜甜的笑容。
和所有的谷歌人一样，周红有着天才一样的经历。从小进入科大少年班，18岁到美国留学，在斯坦福读完博士之后就进入了谷歌。尽管在谷歌得到的财富足以让这个32岁的年轻人“提前退休”了，但是一听到和我回中国，她迫不及待地加入了进来。
Ben陆，原名陆韵晟，我们都习惯叫他Ben陆。他在上海出生，香港长大。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后，他又直接考上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也在谷歌工作了好多年。Ben陆看起来非常内向，总是一副特别认真的样子。他回到中国后，和一个叫Dan的男孩共用一间办公室。别人总是取笑他们，“一个Ben，一个Dan，合起来不正是笨蛋吗？”
后来大家才发现，Ben陆其实一点也不“闷”，他实际上是个相当有激|情的人，而且敢于向权势“挑战”。当谷歌中国的声音不能通畅地传达到总部，或者中国工程师遭遇不公待遇时，总是他，敢于写“义正词严”的邮件——“路见不平一声吼”。
朱会灿“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但其实比我年轻多了。这个美国加州大学的博士，已经是公司里做过项目最多、最资深的华人工程师了。因此，谷歌中国公司的工程师都管他叫“老大”。后来，朱会灿在我的劝说下回国帮我带初期的中国工程师队伍，成为某篇文章中所述的“谷歌中国的7个师叔”之一。
魔鬼试题（3）
陶宁是北大毕业的才女，在微软做过Windows产品经理。当年在著名的Windows98发布会上，吴士宏从法拉利里跳出来的一幕，就是陶宁一手策划的。加入谷歌后，因为人手欠缺，所有产品和销售以外的工作，从市场、公关、招聘、人事、政府关系到日常公司运营，她都一手承担下来。
在谷歌中国的初建期，我们7个人成为谷歌中国的全部员工，并负责所有的招聘事项，包括联络、宣讲以及制作PPT、复印考卷等一系列繁琐的工作。
那是一段既紧张又快乐的日子。一开始，由于我的“兵”全是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天才，我几乎忘记他们对中国大陆都已经很陌生了。
在我们走访第一所高校清华大学前，我对周红说，“你帮我安排一下，去见见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主任吧。”周红面露难色地说：“开复，我离开中国已经15年了，我不知道怎么安排!”我这才意识到招聘工作可不是我想象得那么简单。我笑了笑，拿起电话拨打114，然后查出清华大学的电话，这样一步步找到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电话，并找到系主任的秘书，最终安排了见面。
我和系主任在微软期间见过面，所以当我们会见结束，他说：“开复，让你的车开上来接你好啦。”我笑着说：“我现在没有车啊，我们是打车来的，现在也打车走！”系主任睁大了眼睛，似乎不敢相信。他拍了拍我的肩，眼神里似乎在说：“哇，这还是以前那个微软的大老板吗？怎么现在居然出行都要打车了！”
我暗笑，心想：“我不但打车，我还是周红的秘书呢！”
全国规模的招聘马上大张旗鼓地开始宣传了，而我也开始了人生当中最密集飞行的日子。每一天或者每两天飞一个城市，下午先做有关谷歌的宣讲，晚上再进行题为《选择的智慧》的演讲。而郭去疾和俞可总是分别飞到下一个城市，将各项工作准备妥当后，再等待我飞过去和他们会合。就这样，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空中飞人”——不在机场，就在去机场的路上。
在我的招聘之行中，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中国大学生的热情。第一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场面之热烈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一个容纳3 000人的礼堂早就爆满,而礼堂外面还有3 000名学生被挤在门外。当距离开场还有1小时40分钟的时候，西电礼堂的门口已经排了两个近100米的队伍。后来有学生告诉我，队伍最长的时候是下午6点半前后，超过500米，甚至还有人是从洛阳和杨陵赶来的。
后来，队伍终于失去了秩序，因为太多的学生想进入会场，结果把西电礼堂的大门给挤坏了。当时情形十分危险，幸亏学校紧急安排了“实况转播”，让场外的学生也能听到我的演讲，才化险为夷。从此之后，在其他城市演讲之前，我都会提前告诉校方最好做足安保工作，不要再出任何意外。
在之后的演讲中，为了控制人数，一些高校实行了凭票入场的制度，学生们需要拿到校方提供的免费票才能进入礼堂。但学生们又想出了新招儿，自己用扫描和打印的方式做出了和真票一模一样的“高仿真票”,完全能够以假乱真。于是又出现了新状况，拿仿真票的学生占了拿真票学生的位子，而拿真票的学生一般又会来得较晚，到了现场以后才发现位置早就被抢坐了，于是情绪激动。新的混乱就这样产生了，校方不得不赶紧加派人手解决争端。每场演讲前的礼堂里真称得上热火朝天，听讲座的热情火热，吵架的情绪也火热。
魔鬼试题（4）
所以现在，我无论做有关谷歌的演讲，还是给学生做励志方面的讲座，我都希望校方能安排面积最大的场地，以满足更多学生的要求。
我清楚地记得这样一幕，那是在上海交大。当时我刚刚走上讲坛，就听见台下发出了一片惊叹之声。“怎么了?”我心里暗暗地想。这时台下一个学生大声说：“李老师，你瘦啦！”噢，我明白了，原来是太久没有和大学生们见面了，而官司又让我经历了一次急速瘦身，所以形象变化太明显了。
我走到话筒前，微笑着说：“刚才我听到有人说我瘦了。我想问问现场的朋友们，谁想知道我减肥的秘方？想知道的请举手！”现场刷的举起了无数只手。我点了点头，说：“好的，看来大家都很想知道，那我告诉你们，想迅速瘦身，让微软告你好了！”在场的听众哄堂大笑，我也笑了。
此时此刻，我百感交集。从2000年开始，我就把自己的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帮助中国大学生，为他们答疑解惑当中。当微软与谷歌的诉讼把我推上法庭、漫天的误解和谎言报道铺天盖地的时候，我曾一度以为自己不能够再以这样的形式和学生对话了，我也曾认为这些让我蒙受委屈的报道会让我失去学生的信任，而这将是我最痛苦的事情。但眼前的场面告诉我，所有的一切，真的已经过去了。我依然可以站在学校的讲坛上，为我喜欢的公司招聘，为我热爱的学生们做“人生导师”，为他们答疑解惑，为他们指点迷津。我为还能拥有这种幸福而感恩。
2005年9月中旬到10月中旬，整整一个月，我和我的团队穿梭在中国十多个城市的校园里。那段日子里，我每天5点起床，6点出门，8点坐上飞机，11点到达校园，跟学校领导和一些学生见面，下午演讲，晚上继续演讲，23点到酒店登记入住。如此循环往复。
虽然辛苦，但我很满足。我可以深深感到谷歌这个品牌的强大吸引力。每一次演讲都是人员爆满。在安徽大学，校方安排的演讲地点竟然是一个露天大操场，当晚整个操场都密密麻麻坐满了同学；在武汉大学，演讲是在一个5 000人的礼堂，我去洗手间的时候，竟然看到几名同学从洗手间的窗户翻了进来。也是在武汉，我的同事，从总部借调来的研发总监李文飙，跟在我后面一起进入会场，但却没想到他被拥挤的人群挤得摔倒在地。后来他告诉我：“我看到是几位女生所以就让她们先走，没想到她们力气那么大！”
尽管每天的工作非常辛苦，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乐在其中。同事中的年轻人看到我每次下飞机时都疲惫不堪，在路上睡得东倒西歪，就很担心我作演讲的时候没有好状态。不过，拿他们的话来形容就是，我总是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去酒店洗个澡，换身衣服，马上就恢复到精神焕发的状态。当时一直跟随我做高校宣讲并进行实时采访的《大学生》杂志社编辑王肇辉对我说：“开复，你是我见过的最能扛的人！”他把MSN签名改成“见识了铁人”，后来，招聘团队的人觉得这个称号很适合我，就全管我叫“铁人”了。
每天的演讲之后，在该校进行的招聘笔试会马上进行。笔试之后，我的团队会在当晚马不停蹄地判卷，连吃晚饭的时间也没有。在偶尔不飞的晚上，我就会替整个团队去买夜宵。有一次，我疯狂采购了50盒各种各样的小吃，把这些年轻人都乐坏了。
就这样，招聘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过后来，我发现连续一个多月的飞行最终还是留下了后遗症。当Google这6个字母开始在各大院校计算机系学生的心中生根发芽、当一切的工作变得井井有条时，我整个右背部却由于频繁坐飞机而硬得像块石头，就连按摩师傅都按不动，真的成为“铁人”了！两年多以后，我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喜地发现，终于有一个身高接近两米的按摩师能够揉开我僵硬的后背了，一问才知道，他是全国田径冠军改行的！
谷歌中国（1）
我和周韶宁共用一间办公室
2005年下半年，注定是我一生中最充实的日子。谷歌中国一系列的启动工作都在紧张的筹备当中，而我再一次亲眼见证一个充满朝气、欣欣向荣的团队诞生的过程。这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2005年9月，公司的联合总裁周韶宁来到谷歌中国正式上班了。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交通大学招待所附近的一个咖啡馆里，韶宁很直率地说：“开复，无论我们在合作中有怎样的想法，我们都必须在任何问题上保持一致。我想，我们都不是为钱来到谷歌的，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在这次的会面中，我们约定，如果两人有不同意见，那就在私下里讨论、达成一致。在公开场合，谷歌中国永远只有一个声音。
我们决定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带领这支全新的队伍，韶宁主要在公司销售、合作伙伴等方面发力，而我则负责政府关系、市场营销、媒体公关，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带领中国的年轻人做出最好最酷的技术和产品。当时，我们做出了一个很独特的决定，我们两人决定共用一间办公室，这样就可以让我们之间协调起来更方便。许多记者来采访的时候看到这个现象都很惊讶。
可以说，正是有了这样的共识，在他离开前的一年里，我们合作得相当愉快。
我和周韶宁共用一间办公室
接下来的一个月，是第二轮“空中飞人巡演”的日子。经过了第一轮的海选，现在进入了真刀真枪招聘的阶段。这个时候，“李开复要招收50名‘关门弟子’”的消息开始在媒体上出现，这让整个招聘充满了神秘感。我告诉大家，所谓“弟子”就是一批我可以亲自指导的新员工，我可以手把手地调教这些中国的天才们，无论在职业规划、技术掌握还是人生理想上，我都会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所谓“关门”意味着资源的稀缺性，因为第二年我们的招聘就会扩大，而我就再没有时间亲自指导这些员工了。
应聘者趋之若鹜，越来越多的人把简历投向谷歌。
进入谷歌到底有什么要求？这是直到今天，我还会在不同场合不断被问到的问题。我用“创新实践者”五个字来概括。
谷歌需要的创新，是可以实践的创新。我们不需要那些只写论文、不动手编程的工程师，我们希望一个有激|情的工程师能从构思到编程一气呵成。这样不但更有效率，而且还能够激发员工的主人翁意识，这样做既符合公司的“放权”文化，也铲除了大多数公司中从研究院到产品部门的技术转移的艰难。
那么，什么叫做“实践者”呢？这意味着进入谷歌的员工要讲究“实干”，因为谷歌是动手者的天堂。我们认为，学生要把“内功”学好，不要只是去学各种皮毛的语言、工具，还要把数据结构、算法、数据库、操作系统原理、计算机结构、离散数学等课程学好；另外，我们也要求应聘者有丰富的编程经验，最好大学四年至少编过10万行程序。除了这些硬功夫以外，应聘者还需要有很高的情商，有团队精神，愿意与人合作。
招聘一开始，中国的高校精英和编程高手们的PK就开始了。很多高手披荆斩棘、通过了谷歌的层层考试，也有很多高手“中途阵亡”。在高校里，每一次演讲过后都是上千人参加谷歌的笔试，但最后只有50~100人进入电话面试，如果再通过这一关，候选人就会被请到北京参加最后的角逐。可以说，竞争之激烈超出想象，几乎每1 000名学生中只有1个人能够被最终录用，这可是真正的“千里挑一”！
谷歌中国（2）
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则可以不参加笔试，但是同样必须经过电话面试和最终面试这两关，能够最终过关斩将的也是凤毛麟角。
这其中，我看到了一些让我于心不忍的例子。有一个有工作经验的求职者，每次电话面试的结果总是处于谷歌要求的边界线，可要可不要。这下可惨了！因为谷歌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天才，但是对于这种处于边界线的求职者，就需要更多的面试官来决定是否接纳他。于是总部的面试电话接连不断地打来。
不幸的是，经过12轮电话面试，他还是败北了。后来，他的妻子给我写了一封长达7页的邮件。“我们夫妻俩和孩子，还有父母住在一间40平米的小房子里，我丈夫特别希望进入谷歌工作。每一次总部打来电话，我丈夫都会很紧张地跑到洗手间去接电话。有时候半夜来了电话，他也得马上从床上跳起来去接。没想到经过这么多轮的折磨，最后的答案居然是‘no’。现在，他的理想就这么破灭了。”
这封信看得我很心酸，但是我却无能为力，因为公司一旦发出拒绝信就不能收回。不过，因为这封信，我们意识到需要限制谷歌的面试次数，后来规定每人最多只允许面试8轮，并且晚上10点以后不允许电话面试。
有的应聘者没有输在“硬件”上，但却输在了“软件”上，也就是说在面试过程中表露出的性格让大家“放弃”了他。
有一位学生在谷歌的考试中几乎是满分，但面试时却露出了让人无法理解的傲慢。他一见到美国来的工程师王昕，就对她说：“哇，我真不敢相信你这么年轻！你看上去好小！我觉得你才18岁！”这倒不是特别严重，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他答错一个问题之后，竟然恼羞成怒地说：“你以为你很厉害吗，我来出个题给你做！”这样的不谦虚，很难让我们相信他以后可以和团队愉快合作。我们想也不想就把他拒绝了。
我曾经游说过一位来自东南亚的教授加入谷歌，他在所属专业里绝对权威。可惜面试时这位教授过于傲慢，考官团最后劝我放弃，他们深信这位大教授进入谷歌后也不会平等对待公司的员工。最终，我接受了考官团的建议。显然，谷歌不需要那些不符合公司文化的天才。
但是，面试过程中也有特例。有一位本科生，面试成绩非常优秀，但当他的成绩单寄来的时候，我们的招聘委员会发现他的许多计算机课程都是60或61分，有一位资深工程师坚决反对录取他，说：“成绩本身不是那么重要，但却能基本看出一个人的态度。这么多专业科目得60分，就意味着他对自己不负责任，这么不负责的人，我们雇来以后怎么能信任他呢？我要用一票否决权！”
大家都无法说服这位资深工程师，于是把眼光转向了我，希望我能够说服他。这时我想到了谷歌的文化，如果我强烈地发表了我的意见，那就会违背公司的招聘准则：平等，及人人有否定权。于是，我对这位总部来的资深工程师说:“这样好吗，你打个电话给这名学生，你看他怎么解释他的成绩，如果他不能说服你，你不用回来问我，我们直接拒绝他。你说呢？”这位美国工程师痛快地答应了。
几天之后，他给我发了电子邮件：“我们雇用他吧！我打了电话给他，他让我对中国学生又增添了一份敬佩之意。那个学生说他们学校的计算机系非常糟糕，老师什么都不懂。而且，考试的内容和实际编程根本没有关系。于是，他每科考试都准备到仅够‘低空闪过’的程度，就是这样，他以61分的平均成绩，得到了计算机系的本科学位。”
谷歌中国（3）
还有一些奇人奇事让我印象深刻。有一个员工的老板是我在SGI的朋友，他为这位员工写的推荐信是：“他一个人可以顶10个工程师，谁不雇用他，就是大傻瓜！”后来，这个应聘者来面试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果然三下五除二就能将程序搞定。我们没有当“大傻瓜”，马上让他加盟了谷歌。
后来有一个应聘者也显示出超常的能力，面试的时候有6道题，他做其中的5道题都是手到擒来。当只剩下最后一道题时，他想了想说：“这道题我拿得不是很准，但我有三种思路！”随后，他把三种想法都非常有逻辑地表达出来，令我们的招聘团队耳目一新。作为工程师，最忌讳的就是对一个问题的思考非黑即白，而他最大的特点则是反应快，思路广。
但当我们给这个候选人offer时，他却犹豫了。因为他的家人都不知道谷歌是个什么公司，他的妈妈希望他去微软、英特尔、IBM这样的老牌跨国公司工作，而他的女朋友则希望他出国读书。他的犹豫让我们的招聘团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考官团让我出山去“三顾茅庐”。
当时我正在总部出差，为了和时间赛跑，我利用在飞机上的时间，手写了长长的一封信，一下飞机就让同事马上给这个学生和家长送去。当时我的同事开玩笑说：“开复，你当年的情书怕是都没这么长吧！”之后，我又想尽办法为这个应聘者的妈妈和女友安排了一次晚饭。在饭桌上，我耐心地解释为什么谷歌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除了软硬件设施的建设，谷歌还特别重视对人才的培养。比如第一年，谷歌会花40%的时间让员工培训，这是工程师们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终于，我把应聘者的家属说服了。因为说服了她们，我们招聘的第一年就实现了“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
2006年1月前，谷歌中国的全国招聘终于有了最初的成果。50多名“关门弟子”在北京相会了，这就是谷歌中国最初的阵容，他们年轻、自信，个个都是“人精”!
除了工程师的招聘热火朝天，还有一个职位的招聘也成了热门消息，那就是谷歌中国的大厨招聘。沿袭谷歌全球的传统，谷歌在中国也要招聘一个五星级酒店的行政总厨为员工提供可口的美食。行政总厨在谷歌中国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他需要会做上百种受员工热爱的美食，要有创新精神，要会讲流利的英文，也要充满爱心，能和员工打成一片。总之，我们心目中的大厨应该是一个“查理的翻版”。
大家都知道众口难调，那如何找到一个让大家都满意的大厨呢？我和考官们很快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让他们在员工代表面前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每个人自己设计菜谱、购买原料，直到做好一道道菜肴，然后让“民选员工代表”给每一道菜打分，最后得分最高的大厨胜出。
经过前面的层层面试，最终有两位大厨胜出，有机会进行实地厨艺大比拼。评选的那一天真是热闹，中午和晚上各有一名大厨参加比赛。各个部门的“美食代表”都非常认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而人事部门也非常认真地打印了当天的菜谱，并在每一道菜后面都画上了括号，好让代表们把分数写在里面。而我也作为评选人之一参与了打分。
说来也巧，那天正是谷歌中国的pajama party（睡衣聚会日），也就是说那是员工可以穿睡衣来上班的日子。因此，那一天真的有很多美食代表大胆地穿着睡衣来评选大厨了，有的干脆把拖鞋也穿来了。他们在装饰得五颜六色的谷歌食堂里，一边品尝大厨的“入职作品”，一边穿着睡衣合影留念，就像过狂欢节一样。
谷歌中国（4）
两名候选行政总厨一位在中午做饭，一位在晚上做饭。中午的大厨是个中东人样子的北京人，黑黑的皮肤，幽深的眼神，脸上总是挂着温和的笑容，他身形魁梧，一带上厨师帽，还真有大厨的“派头”。这是一个常年在豪华游轮上掌勺的大厨，因此西餐做得非常出色。
负责晚餐的这位大厨则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小伙子。他是来自青岛第一家五星级饭店的总厨，身材不高，但总是充满自信。说起他来应聘的经历也挺有意思，我们人事部门的经理正好在餐馆工作过，所以他打电话给美食协会的会长，希望请他帮忙打听谁能够胜任谷歌行政总厨的职位，这个人既要对中西方的饮食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又要能够说流利的英文。结果，接电话的人沉默了一会，就说：“那就是我吧！”
谷歌中国的大厨和美食
在之前的面试里，这个毛遂自荐的小伙子可以说作足了充分的准备，我问他：“你有什么拿手菜？”他不紧不慢地回答：“对于饮食，可以说1 000人眼中有1 000个哈姆雷特，因此，做一个好厨师就要对每一道菜都能融入自己的理解。可以说我没有什么所谓的拿手菜，但我做出的每一道菜我都认为是最独特的，因为那些食谱都是我精心收集、多次尝试优化的！”
我对这个别出心裁的回答感到眼前一亮。又问他：“你会做西餐吗？英文怎么样？”
他说：“我在巴黎培训过一段时间。由于做过的西餐很多，所以我不仅需要看英文食谱，有的时候还要看一看法文食谱。我的笔记本电脑里现在有1 000多种食谱，既有英文的，也有法文的。这是做西餐行政总厨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
我心里再次暗暗赞许，但还是不动声色地问下去：“为什么你觉得自己很适合这份工作呢？”
小伙子说：“我之前看了很多谷歌的资料，我发现我的性格就像查理一样，我认为做出的食物能让人发自内心地喜欢和快乐，是厨师的最高境界。因此，我特别喜欢和吃饭的人沟通，努力去理解他们的需求。比如，为了做好清真食物，我会和很多回民交流，如果谷歌也有回民的话，我相信能让他吃到最好的清真食品！”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位非常热爱厨艺的工作者，他对他的工作充满了热情。当时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也在心中默默记住了他的名字——薛荣升。而公选行政总厨的当天晚上，正是由他来做菜的。
显然，他这次也是有备而来，做的食物不仅以中餐为主，而且相当丰富可口。蟹腿、鲍鱼、龙虾，一道道菜让人应接不暇。员工们都吃得相当带劲儿，大多数人到最后撑得几乎走不动了。我想，他一定能赢。
果不其然，员工们的投票结果，荣升以高票当选谷歌的大厨。从此以后，谷歌的食堂里，总是活跃着他穿着白色厨师服的身影。出于对美食的狂热以及对员工的贴心，荣升让每天的谷歌食堂都生气勃勃。他不但定时在网上对食物进行“民意调查”，而且食谱更是频频更新。如果哪天你吃了好吃的一道菜，第二天还想吃，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周之内的食谱是绝对不重复的。
他的美食成了员工在工作之余的最大向往，而他也把创新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比如，他想尽办法收集美食，当听我唠叨我妈妈的牛肉面是一绝的时候，他立刻决定把“李妈妈牛肉面”引进到了谷歌食堂。尽管一开始他也很难100%地理解其中的精髓，比如放酸菜的重要性，比如普通牛腱肉和“金钱腱”之分，但他非常善于钻研，经过多次尝试后，终于掌握了“李妈妈牛肉面”里所有的秘籍，而且还加入了自己的创新，例如增加了花椒的比例，又放了他的独门卤包，最后做出的面比原创的还要美味。
他还喜欢即兴表演。比如在奥运会期间，他突发奇想，不仅做了一个“水立方”鹅肝，还做出了惟妙惟肖的鸟巢形状的甜品。还有一次，在总部参加行政总厨培训的时候，他忽然来了兴致，三下五除二当场做出了一个龙形的冰雕，在场的人们都惊叹不已。
可以说，谷歌中国成功地把总部的厨房文化移植了过来，不但员工的一日三餐有了高质量的保证，而且还真正把员工当做家人一样对待。
当我们从谷歌中国最初的新华保险大厦搬到清华科技园以后，谷歌中国的硬件设施也越来越齐全了，几乎和总部一样。我们引进了健身房，里面的各种健身设备都是从总部运来的；我们建了按摩室，并提供专业的足部按摩和背部按摩；当时员工最津津乐道的是那几个可以加热、带冲洗的马桶。
有了这一切，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起飞了吗？
ICP牌照风波（1）
拥有良好的工作环境，下一步就是把谷歌的快乐、放权、自由、宽容、平等、追求卓越的文化导入中国。一个企业的文化，就相当于人的灵魂。谷歌中国希望员工每天早上醒来之后，都能用一份快乐的心情面对工作，使工作不再成为“房贷”“车贷”“糊口”等一个个名词背后的沉重负担，而是一份甜蜜的挑战。
但凡做过管理者的人都明白，企业文化的建设是一门精深的学问。除了真诚的表达、有意识地身先士卒之外，还要在细节上体恤下属。
我首先希望，在公司里有一种平等自由的气氛。在谷歌中国建立之初，我在开会的时候会经常提醒经理们，不要说“我们”“你们”这样的字眼，比如“我们是管理者，我们是谷歌美国派来的”等等，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在谷歌的食堂，我们也没有贵宾专用的房间或桌子，无论是我还是我的贵客，在餐厅都是和大家一起排队，吃完后自己收拾碗筷。我还提醒大家，吃饭的时候不要经理一桌，新来的大学生一桌。通过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强调，谷歌中国员工的主人翁意识越来越强，开会再也不是“一言堂”，到处都是平等地讨论和争论问题的景象，我也经常收到员工各种各样的建议和意见。
除了平等，我还希望大家能够放轻松，能够在开放的气氛中自由表达。首先，我们引进了总部的TGIF大会，TGIF代表“Thank God it’s Friday”（今天星期五），这是谷歌每周五举办的例行大会，员工在这个时间里可以相互交流最新的动态，可以向公司的总裁和高管提问，也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记得刚开始参加TGIF大会的时候，中国的员工都非常含蓄，同时也有些不知所措。记得公司建立之初，因为每周都有新员工上班，我就建议让新员工们上台进行自我介绍，并作一些才艺展示。有一个员工站在话筒前说不出话来，他手足无措地说：“大家好，不过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长，要不然我打一个嗝吧！”然后他就僵在那里，小小地打了一个嗝，面部表情有些木木的。而台下的人早就笑得不行了，还有人在喊：“声音太小了，听不见！听不见！”
后来，TGIF大会一直在谷歌延续了下去，我们展示公司的新产品，探讨新的政策和战略，介绍新员工，征询大家的建议，它已经成为谷歌员工平等交流的一个平台。
为了让大家尽快熟悉起来，我也尽量鼓励大家打成一片。我曾经当着新员工的面表演过一次跳舞，那是在一次TGIF大会上，新员工在参观谷歌中国清华科技园的新设施。当我们走到健身房里的跳舞机旁边时，有一名员工开始怂恿我：“开复，跳一个，跳一个！”
我想了想，当场就挽起袖子走上了跳舞机，随着节拍的节奏，我精准地踩下了每一个箭头。而旁边的员工中，有人惊讶，有人大笑，还有人在鼓掌，气氛轻松极了。我知道，我的姿势一点也不标准，甚至手忙脚乱；而鼓掌的员工则一定是在惊叹，这么不标准的舞姿居然都能踩中每一个箭头。但我心里却在暗自庆幸，“你们可不知道，我唯一会的运动就是‘跳舞机’了，每周都靠这个锻炼呢！没想到今天用上了。”我要让他们知道，老板可不是一个“凶神恶煞”。
后来，经常有员工对我提出要和我PK“跳舞机”，我几乎没怎么失过手，看来会一样技艺还是很重要的。我这样放松的表现，无疑会让员工放松紧张的神经，进而在公司上下营造出一种轻松的氛围。
ICP牌照风波（2）
另外作为管理者，我也希望自己以身作则，让员工感觉到老板和他们是朋友，而不是高高在上。
例如每次开会，我都会非常准时。但有时候员工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迟到并导致会议缩时，我并不想批评他们，而是希望用一种“可爱”的制度来约束他们。我对他们说：“谁迟到了，谁就必须在大家面前跳肚皮舞！大家同不同意？”员工们都哈哈大笑略带起哄地说：“好啊！好啊！”因此，我们设立了这种“迟到当众跳舞”的规则。有一次，郭去疾迟到了，就真的被迫跳了一段肚皮舞。员工们看了之后笑得都快直不起腰来了，而大家也由此看到这个规则并非儿戏，所以，一到开会时间就会提前几分钟下楼，“迟到”这个问题就轻易地解决了。
在这样优越的硬件条件和轻松的文化氛围下，谷歌全球文化中有点“小飞侠”、有点天真、有点随性的风格逐渐建立了起来。到了后来，身边的员工和我都建立起一种朋友般的关系，我们相互信任并轻松地相处。
正当我们热情地享受着谷歌的点点滴滴时，谷歌中国第一轮最严重的危机其实已经在路上了。度过这次危机的过程，就如同小说一样Ｇao潮迭起，令人心潮澎湃。但当时处在重重压力下的我则备感煎熬！
2006年1月25日，谷歌推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和法律的网站。当时，公司并不是在每一个国家都推出这样的本土网站，因为这往往意味着愿意把服务器放入该国，并且遵守该国法律。在总部，谷歌进入任何市场之前都会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在我加入谷歌后，CEO艾瑞克·施密特咨询我的意见，我的回答是：“建立中国本土网站是必须的，你可以咨询所有的华人工程师。”艾瑞克说：“在你加入前，我们就问过了。他们的回答惊人的一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前景将令人兴奋。中国人需要谷歌最精确完整的搜索引擎，并且要把全球的信息都整合为中国人所需要的。因此，搬服务器和守法是值得的。”
但是，发布的第一天就引起了国际媒体一浪高过一浪的“###”之声。原因是谷歌承诺，根据中国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过滤搜索结果，屏蔽非法信息。然而，许多国外媒体不理解过多的互联网管制，批判谷歌违背了自己过去的“客观、公正、完整、不人工干预”原则。
这些批判和抗议活动让谷歌总部的一些员工开始有了质疑之声。很多工程师都开始怀疑这么急迫地推出是否明智，我意识到我必须火速飞到总部去作面对面的沟通。我立即改变了自己的工作日程表，安排了在总部和工程师的对话，因为我相信，只有面对面才能解除误会。而这次非正式的会议，竟然有近300人参加。这几乎是史无前例的规模。
经过长时间的耐心解释，终于让员工增加了对中国的了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我心里非常清楚，这次的风波还是影响了一小部分美国工程师对中国团队的看法。他们觉得公司“世界第一品牌”的称号得来不易，为什么中国团队就这么急迫地作出有伤品牌的决策？虽然谷歌最高领导已经批准进入中国，但是谷歌是一个高度自治但又非常强调平等合作的公司，每个工程师对自己的程序代码有着比较大的决策权，如果谷歌中国希望迅速做出一些合格产品的话，那么失去部分总部工程师的信任和支持将是很严重的事情。
ICP牌照风波（3）
麻烦不止如此，在美国媒体的批判之下，美国国会决定召开一个听证会，要求微软、思科、雅虎、谷歌针对多种敏感题目表态。如果说原来媒体的声音可以用一系列“官方回应”化解，那么国会的听证却必须坦白回答所有问题。这时，艾瑞克、拉里、谢尔盖和他们的领导班子就需要决定：到底谷歌的政策是什么？能否恪守公司的原则，化解美国国会和媒体的不解，同时还依然符合中国法律？
在这段时间，美国总部面对强大的压力，很多人开始对于中国有些动摇。当我在山景城和谢尔盖吃饭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别担心，就算我们撤掉，你招来的精英也一个不能少！而且就算真的到最后我们决定撤出，我们也会保留一个纯粹的研发中心！” 听罢此言，我一方面对他的支持和承诺表示感谢，但另一方面我也真的惊讶他居然在考虑撤掉。
2月14日，在山景城那座著名的建筑里面，艾瑞克、拉里、谢尔盖和几位总部的高管针对这个问题，开起了破纪录的8小时会议。谷歌是否推出？是否要把更多的服务器搬去中国？是否在中国开始运营？如何在中国开始运营？如何透明地到美国国会解释我们的立场？经过8小时空前激烈的讨论后，已经是加州半夜11点多。随后公司的代表坐上“红眼”航班，飞往华盛顿去参加2月15日的听证。
同时，谢尔盖拨通我在北京办公室的电话，他说：“开复，我们讨论到半夜。这是第一次我与艾瑞克、拉里无法达成共识。但听证会就是今天，所以我们还是必须作出最后的决定，我们依然决定进入中国！”我心里大大松了一口气，谢尔盖接着说：“明天，我们将去国会众议院和很多互联网公司一起做一个听证，我们不得不坦白回答所有问题，这样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麻烦，你得扛一下，不过，我想对你说的是，我们支持你做的决策。”
次日，我就给员工吃了这颗“定心丸”，我对他们说：“我们正在向有益的方向努力，但是，无论公司的命运如何，员工都不会被裁剪，因为人才是谷歌最宝贵的资产！”
刚刚解决了这次重大的挑战，更麻烦的事情居然紧随而至。2006年2月21日，中国某家媒体发出了一篇篇幅巨大的封面文章，题为《谷歌为何翻墙进入中国》，指控谷歌因为没有办合资公司营业证，所以在中国是非法经营。
这篇文章中指出：“进入页面，可以看到一个标注：京ICP证050124号。这相当于一个公司在中国经营互联网内容的营业证号。不过，这个证号不是谷歌的，而属于一家名为‘赶集’的网站。中国政府规定，任何外资企业不得在中国境内经营互联网内容服务，合资企业如果要申请这项业务，外资比例必须低于50％。因此，谷歌如果想把它的服务器从美国加州搬到中国北京，就必须在中国与一家中资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同时，以合资公司的名义向中国互联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因此，在中国互联网的政策框架下，显然是不合法的。”
这篇文章一出可以说引发了轩然大波，整个互联网界被这个消息震惊了。一向以“不作恶”作为自己价值观的谷歌，竟然在做违法的事情？不要说别人，连我们自己都被这种“控诉”惊退了三步。
ICP牌照风波（4）
回顾一下国际互联网公司进入中国的历史就能够发现，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都是遵循这种“借牌”的路线。尽管2002年公布了《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规定外企互联网公司进入中国应该采取合资的模式。但在2002年以后，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依然遵循以前的惯例，比如雅虎和阿里巴巴的合作、ebay和易趣、亚马逊和卓越网，都是通过“借牌”方式使用国内网络公司的ICP牌照。按照中国市场当时的现状，我们咨询了所有律师事务所，他们都建议谷歌用“借牌的方式建立本土网站”，因为这样比申请合资更快更有效率，而且有足够的业界先例供我们借鉴。
但和其他网站也有不同的地方，例如谷歌的业务内容，以及国际媒体和中国媒体的关注度。于是，政府部门开始正式考量的ICP牌照问题。而我和我的团队也开始密切地与相关政府部门展开沟通和交流。在国内外媒体一片质疑声中，一种惴惴不安的气氛开始在公司里蔓延。当时，有媒体形容，的员工每天都担心负责政府关系部门的员工会带回“最坏”的消息。
多灾多难的谷歌中国，一星期前正担心总部撤掉中国网站，现在又担心政府判决我们违法经营！
作为一个公司的领导者，作为一个充满激|情想开创一番事业的人，我非常希望公司在中国的运营能顺利地开展，不希望它死在襁褓当中，不希望“出师未捷身先死”。可以说，那个时候面临的压力非常巨大，国际媒体对喋喋不休的争论，国内媒体对ICP的质疑，总部工程师们的疑惑，中国员工的担忧，这四重压力放在任何一个人肩上，都会感到不堪重负。
但是，作为一个公司的管理者，我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和应有的理性。如果我乱了阵脚，让员工看到我的不安，那么整个公司的士气都将受到打击，甚至在关键时刻还会造成公司的瓦解。所以，我不断提醒自己，一定要自控！
我一方面直接负责和政府的沟通，探讨做合资公司的计划，同时争取总部对合资事宜的认可，尽最大的努力消除其中的偏差，解除其中的误会；另一方面，我还要关注员工的情绪，稳定日常工作。在那段日子里，每天早晨我都让自己扛起所有的心事，精神抖擞地走出家门。
安抚员工的事情并不容易。作为一个领导，我有责任和他们透明地分享事实，坦诚地分析现状，因为告诉他们一切都没问题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符合谷歌文化的。每次走入会议室，我都尽量让自己的脸上带着微笑，让我的语气平静和充满信心。我向员工汇报每个星期与政府部门交流的进展，重申谢尔盖的保证：就算撤掉中国网站，谷歌中国绝对不会裁员，还会保留所有的办公场所。同时我也从不隐藏问题和可能的负面结果。每次会议结束前，我都向员工保证：“有新的信息，我随时会和大家分享！”
人们在经历痛苦的时候，往往觉得时间很漫长；而经过了这种痛苦之后，就如同大病初愈一样，感到天色明朗。经过两个多月漫长的沟通和交流，经过苦苦的等待和期盼，ICP牌照风波终于有了合理的解决方法，的命运终于可以尘埃落定，那就是：谷歌马上启动合资公司的申请，而在申请合资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继续运营。
ICP牌照风波（5）
在申请ICP牌照过程当中，谷歌员工复杂的心路历程自不必说，而我也经历了从“山重水复疑无路”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心理过程。在这种时候，往往最考验一个公司管理者的意志力、判断力以及应对危机的能力。我的习惯是在睡前回想一下白天的工作，然后再想一想第二天的计划。当时我还会想到员工对可能失去工作的担忧，以及很多好心人对我的种种提醒。可每每我还没来得及想清楚，就已经累得睡着了。
繁杂的启动工作和这两个危机事件，让谷歌正在损失宝贵的市场份额。在和ICP牌照风波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中国用户还在使用的中文服务，而的服务器在国外，因此断网问题就时有发生。而ICP的合资一天没有完成，就一天不能直接跳转到。断网对于中国网民使用谷歌搜索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谷歌的粉丝们对我们的断网问题，中文搜索的质量和界面问题开始表示失望，质疑谷歌中国的不作为。
而在我们内部也开始了对于产品战略方向的争论，是应该专注于搜索质量的提高，还是满足我们这些天才工程师的愿望，做最酷最红的新产品？这些争论和摇摆都耗损着谷歌中国的精力。
对于纷繁复杂的这段时期，《环球企业家》曾用封面文章概括了谷歌中国的这段时光，认为这是谷歌中国经历的《最长的一年》。说的没错，这一年谷歌中国过得很不容易，但我相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开局不顺的谷歌中国在经历了所有该经历的一切后，应该开始峰回路转的路程了。
很多人问我在当时的情况下悲观吗？我的回答是“不”。尽管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顺利，但我们的团队从始至终都抱有一种乐观的情绪，他们相信我，我也相信这批最热情向上和聪明能干的员工。
截止到2006年年底，谷歌中国已经建立了一支120多人的工程师队伍。这是谷歌当时最大的海外研发团队。在这里，每个员工都有发言权，每个员工的创新都得到尊重；而且，我们提供了各种福利和便利，让员工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这里有扁平放权的管理架构，3～5个人可以做出在其他大公司20个人做的工作。
在经历了这场沉重的四重压力后，我们更加珍惜我们的工作和用户，我们立志要卧薪尝胆，不怕艰苦，重视每一个细节，不断完善我们的中文产品，早日赢回用户的心。
我相信，接下来的产品研发工作，可以让谷歌中国顺利启航。
2006年4月，为了让中国用户更好地理解和使用，我们给它起了一个中文名字“谷歌”，在北京饭店的金色大厅里，我和艾瑞克·施密特用一块块的拼图拼出了“谷歌”两个字。艾瑞克没有提前练习过这个拼图，一开始放错了位置。最后，在观众和员工的掌声鼓励下，他终于把拼图摆放到位。这是谷歌这个中文名字第一次在全世界面前亮相，这也是Google除英文名称以外，第一次取其他文字的名字。
谷歌在中国的启航，正是在巨大的期盼和妥协对抗中开始的，而它还能够复制它在硅谷的成长神话吗？
做好搜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