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节前那个星期五，两个心事重重的年轻人开车从麻省理工到纽约，然后将一个小行李箱寄放在港口管理大厦一个带锁的寄存柜内。醉醺醺的流浪汉、贼眉鼠眼的皮条客，还有成群的妓汝都挤在底层大厅里，二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从人群中穿过，以免招惹上谁。他们两个都是神童，二十岁年纪已经被聘为物理学助理教授，还是大学里某个前沿科研项目的课题组成员。那个小行李箱中放的是一枚他们自制的微型原子弹，用的材料以及关键的钚都是从实验室偷的。他们用了两年时间才从参加的那个研究项目中把所有的材料一点一点地偷出来，为此他们还伪造了各种实验和报告，以保证这种偷窃行为不被发现。
亚当·格莱斯和亨利·提波特两人从十二岁起就被誉为天才。父母在培养他们时给他们灌输了各种人类责任等概念。知识是他们唯一懂得使用的手段。一般人时常会犯一些诸如酗酒、赌博、Se情、暴食和嗑药之类的毛病，他们对此全都不屑一顾。
唯一让他们无法自拔的就是清晰头脑所带来的强大力量。他们对社会充满了责任感，而且看透了世间的罪恶。他们知道制造原子武器是错误的，也知道人类的命运正岌岌可危，所以他们决定要尽自己所能，将人类从覆灭的灾难中拯救出来。两个大男生孩子气地讨论了一年，决定给政府点颜色看看。他们想让政府知道，随便什么人，只要发了狂，轻而易举就能对人类施以严惩。他们制造了一颗微型的原子弹，只有半千吨的爆炸力，所以能够安置到任何地方，并以此警告政府。他们觉得这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独一无二，无比神圣。其实，有个政府资助的顶尖智库曾经在一份心理研究报告中精确预言了当今这种情况，称其为“原子时代下人类面临的潜在危险”。当然，两个天才对此一无所知。
亚当和亨利还在纽约的时候，就已经把警告信寄给了《纽约时报》，信中解释了他们的动机，并要求报社先刊登这封信，然后再向政府报告。编写这封警告信可是费了他们不少工夫，不仅是因为要字斟句酌，以避免任何带有恶意的字眼；更麻烦的是，每个字母和单词都是他们用剪子从旧报纸上剪下来，再拼凑黏贴在空白信纸上的。
原子弹要到下个周四才会爆炸，那时这封信应该已经到了政府部门的手中，而这枚炸弹肯定已经被找到了。他们的目的只是要给世界的当权者们一个警告而已。
受难日，罗马。特丽莎·凯瑟琳·肯尼迪，也就是当今美国总统的女儿，已经做好准备，要结束自我放逐的欧洲之旅，回到白宫和父亲一起住。
特勤局安保卫队已经对她的行程作了周密的安排，并按照她的要求，预订了复活节从罗马飞往纽约的航班。
特丽莎·肯尼迪二十三岁，一直在欧洲攻读哲学。她就读于巴黎索邦大学，然后进入罗马一所学校。在罗马，她刚刚和一名思想极端的意大利学生正式结束了一段恋情，这让两人都感到轻松。
她爱自己的父亲，但讨厌他是个总统，因为她不得不因此做个乖女儿，不能公开表达任何与父亲不同的观点。她曾经是社会主义的信徒，现在又极力提倡“所有男人皆兄弟，所有女人皆姊妹”的论调。她是个美国式的女权主义者，坚信经济独立是一切自由的基础，所以心安理得地使用自己的信托基金，因为这笔基金保证了她的自由。
她拒绝享受一切特权，几乎从来不去白宫看望父亲，这种做法有点怪异，不过也属人之常情。或许潜意识里，她一直觉得母亲去世都是父亲的错，因为当妻子病入膏肓的时候，他却忙着在政坛上打拼。后来她又想去欧洲流浪，但是法律规定她必须受到特勤局的保护，因为她是总统的直系亲属。她曾考虑签署协议放弃这项安保特权，但是父亲恳求她不要这么做。弗朗西斯·肯尼迪告诉她，如果她出点什么事，他肯定会受不了的。
她的安保卫队由二十人组成，一天三班倒，二十四小时保护她的安全。无论她是去饭店吃饭，还是跟男朋友一起看电影，他们都形影不离。他们在她住的同一栋楼上租了间公寓，街上还停着一辆指挥车。她从来没有机会一个人待着，而且每日都要把当天的行程安排报告给卫队长。
那些安保队员简直就是群双头怪物，一个头是仆人脸，另一个头是主人脸。他们安Сhā了先进的电子设备，如果特丽莎带个男性朋友来公寓里过夜，他们就能清楚地听到两人在床上欢愉的呻吟声。而且他们很可怕——行动的时候，他们就像一群狼，无声地移动，警觉地侧着头，好像要捕捉风中的可疑气味，其实他们不过是竖起了耳朵，在收听耳机中传来的指令。
特丽莎已经拒绝了“贴身护卫”，就是每时每刻都在身边的那种保镖。她自己开车，不让卫队租住她隔壁的公寓，也不让他们在大街上紧跟在自己身边。她坚持只接受“周边保安”的形式，安保队员在她身边不远不近地跟着就行。她就像是一座大花园，保安卫队则是花园外围的一圈高墙，这样她还留有一定的个人生活空间。有些时候，这样的安排也会造成尴尬。有一天她逛商店，需要几枚硬币打个电话。她记得有个安保队员就跟在身边佯装逛街，所以她径直走到那个男的身边，说：“给我一枚25分硬币好吗？”那个人吓了一跳，疑惑不解地看着她，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认错了人，这个人并不是她的保镖。她忍不住大笑起来，赶紧道歉。那个人也忍俊不禁，递给她一枚硬币，开玩笑道：“愿意为肯尼迪家的人效劳。”
跟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特丽莎·肯尼迪也理所当然地认为，世上大多数的都是“好人”，她自己也是。她为了争取自由而参加游行，为支持正义而畅所欲言，反对不公。她努力在日常生活中做到光明坦荡。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把自己的零用钱捐给了美国的印第安土著。
身为美国总统的女儿，当特丽莎站出来为支持堕胎而大声呼吁时，当她的名字醒目地出现在极端和左翼组织的名单上时，她总是感到很不自在，并因此饱受媒体的攻击和反对党的羞辱。
她很单纯，在爱情上更是坚信平等和坦率。她喜欢彼此毫无保留，讨厌一切欺骗伎俩。
在国外的这些年也发生过一些事情，足以让她吸取一些宝贵的教训。在巴黎，一群住在桥下的流浪汉差点就强Jian了她，当时她正在城里闲逛，想要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在罗马，当她掏钱给两个乞丐时，钱包几乎被他们抢去。幸亏有机警的特勤保镖及时出手，这两次她都是有惊无险而已。不过，她对这些事没记性，仍然坚信“人性本善”，相信所有人灵魂深处都有一颗永远鲜活的善良种子，所有的人都能获得救赎。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她当然知道男权对女性的压迫，但是，男人在他们的世界中到底使用了多么残酷的力量，这一点她其实并不全懂。她完全想不到人们是怎样以最卑鄙、最残忍的方式相互背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