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oughts on the City Walls

文王军

图陈政·陈小

眼下，在北京城里，城墙是太惹人的字眼，一提起它，真不知是悲是喜。

要说悲，对于我这个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年轻人来说，真是有说不出的滋味。在我出生的那会儿，北京古老的城墙走到了漫长岁月的尽头，建筑工人们卯足了劲儿，从城墙上直挖下去，修成了地铁环线。

要说喜，那就是北京市政府投入巨资，拆走了两千六百多户简易工棚，将仅存的一段从东便门至崇文门约两公里长的内城城墙亮了出来，并加以修缮，成为了城墙遗址公园。

当然，对于那些热爱老北京的人来说，这个“喜”是要打折扣的，城墙的消逝，是他们心头永远也抹不去的痛。人们还会记得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1957年写下的那段话：“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那时候，许多市民被发动起来，以义务劳动的方式拆除城墙，取砖取土支援建设，这被称为“废物利用”。

从致力于把城墙彻底拆除，到小心翼翼地整理已残存不多的城墙遗迹，这个城市仅走过了短短几十年，然而，已破碎了的记忆，却永远无法复原。

对北京人来说，除了胡同、四合院，就再也没有什么建筑能够像城墙那样让他们感到亲近的了。紫禁城是皇上的，王府是皇亲国戚的，城墙虽围护着这些权贵，但也保卫着小老百姓。明清以来，永定河屡发大水，有好几次是城墙用它坚实的身躯挡住了洪水，全城老少幸免于难；明正统十四年，也先兵犯京师，兵部尚书于谦在德胜门坐镇指挥，取得了历史上著名的“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在广渠门，袁崇焕正是有了城墙作依托，才得以大败敌军。

明清北京城共有四重城墙，最里面的一重，是围合封建皇宫、至今仍保存完整的紫禁城城墙；再往外，是围合紫禁城及其周边宫廷服务区的皇城城墙；接着向外，便是清代时只允许旗人居住的内城，以及会馆云集、在19世纪末经常发生“公车上书”这类知识分子参政事件的外城。

与紫禁城城墙一样，内、外城城墙内外包砖，中心夯土，而皇城城墙则华而简约，只是砖筑的一层薄墙，现在长安街一线北侧及中南海的部分金瓦红墙便是遗存。

北京皇城城墙的北段与东段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被拆除的，当时北洋政府拆城取砖修下水道，或将其售卖充薪。皇城墙被拆除后，其遗址就被叫作皇城根了。

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北京城墙，是指北京的内城城墙和外城城墙，全长三十九点七五公里，共有十六个城门。内城城墙型制高大，建成于明代初年，外城城墙型制较小，建成于明代中期。当时筑外城城墙，是想在内城城墙之外再套上一圈，以巩固城防，可是财力有限，仅将今崇文、宣武两区围住，就匆忙内收，与内城城墙相接，形成了北京独特的“凸”字形城廓。

北京的城墙，见证着古都的变迁，也凝聚着沉重的历史。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在天坛圜丘架炮轰击正阳门，箭楼被毁；后印度兵驻扎正阳门城楼，一次夜间取火，引发火灾，正阳门城楼被焚。在此次入侵中，八国联军还用大炮轰塌了崇文门箭楼与朝阳门箭楼，擅自拆除广安门和东便门处的城墙、拆崇文门瓮城筑铁路洞口，铺轨至正阳门。

1903年，袁世凯重修正阳门，由于工部图纸被八国联军焚毁，正阳门的建筑尺寸无从查找，就依照崇文门城楼和宣武门箭楼形制，略微增大尺寸建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正阳门城楼和箭楼。

1927年，宣武门箭楼呈倾圮之态，北洋政府无力维修，就­干­脆将其拆除只余城台。出自同样的原因，德胜门城楼于1921年被拆除，东直门箭楼于1927年被拆除，阜成门箭楼于1935年被拆除。

内城的瓮城除西直门、阜城门外，大部分在1915年修环城铁路时被拆除。同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为缓解正阳门及东西火车站的交通紧张，拆除正阳门瓮城，并在城楼两侧各开两个券门。为交通考虑，这一年，又在正阳门和宣武门之间开两个券门，称和平门；后来，日伪政府又在内城城墙南部东西各开一个豁口，并忝不知耻地称之为启明门、长安门。日本投降后，中国人严正地将之更名为建国门、复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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