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nermost Courtyards

How Private Can They Be?

文冯不二

图何经泰·廖伟棠

何经泰摄影

北京城里的旧院落，现在统以“四合院”呼之。其实，四合院是一种标准化了的特指院落，杂凑在胡同间的院落大多不合规矩，但这并不影响院落的功能。旧时生活在这些院落中的家庭，多是一家一户累世而居的大家庭。我出生并长期生活其间的那个旧院落，就是一个三代人聚族而居的居处。院落虽不是标准的四合院，但建筑形制仍是大同小异，如大门开在东南方，厨房、茅房也都各在其方位，即使第一次登门的送煤伙计、送水把式或掏粪工人也无须问询，就可以径直找到地方。

旧院落中房屋主次是分明的，主院北屋是上房，住老人；其他厢房、南房和跨院等屋宇各房分住。有老人在堂，无人敢喧哗，有时父母有些小争吵，时间稍久，或说话音调有点激动了，隔着院子，听见上房里一声严厉的痰嗽，大家立即住口，谁也不敢再多说一句话。放暑假时，各房的小孩子都在院子里玩，可一到午饭后必须回屋睡觉，因为那时爷爷­奶­­奶­也在睡觉。直到堂屋里一声轻咳，各屋的房门才纷纷打开，放出孩子去玩耍。在这样的院落里，祖父祖母的权威和一家人的生活安宁是至高无上的。有一件事一直忘不掉，那是我家一位住在附近另一座四合院中的至亲，他在1957年“犯了错误”。他仍然早出晚归，晨昏不忘到上房问安，像没事人似的，直到老人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把他叫到堂屋问话，他才“扑通”一声跪到地上说：“儿子不孝，把差使丢了。”老人“哦”了一声，说：“回家就好。”他才缓缓退去。

这些场景，都能让如我这样作为家族晚辈的四合院居住者感到被限制了自由，感到有些压抑。可如今人过中年，在回首往事、重新打量逝去的生活时，却也觉得有所领悟：现在的我，不论在外面遇到多少不愉快，回到家仍是平平静静——用四面墙围住一片安宁，为人生的不测守护一个避风港，供鸟倦飞而知还——这是最平庸又极实在的四合院的智慧。

我最怀念的是我家一进大门的那个大天井，这个天井约有百余平方米，里面没有房屋，南面是一个终日关着的大门，西北角有通向内院的屏门。因离上房较远，又有屏门阻隔，吵不到老人，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此是我儿时最喜欢的地方。院子的东面是一个半人高的土台，大约也有上百米，台上种有花树。我曾在土台上抓到过一只硕大的、叫声极宏的二尾蛐蛐，引得小朋友们艳羡不已。土台下停放着一辆人力车，当时称“洋车”，是爷爷外出时的代步工具，同时也是我的一个大玩具。家里没有雇佣专职的车夫，爷爷要出门总是临时招呼隔壁大杂院南房的一位关姓、小名三儿的小伙子。每当爷爷出门时，这位关三儿总是­干­­干­净净、利利落落地早早过来，把车子的瓦圈、辐条、脚铃、车把杆儿擦的铮亮，然后坐在门道厚重的大条凳上，拿着大大碗公喝水，一边坐等，一边给我讲乾隆爷的故事。有时等的时间长了，他闲不住，就自己抄起斧头劈柴，或者到后院井中打水提到土台上浇花。他拉着爷爷和我出门儿，也如当今的“的哥”，话特别多。我听他说过他家是旗人，祖上曾立过军功，是“揪着龙尾巴”进的关。我们一家不分长幼都称呼他“三爷”，这个“爷”字不代表辈分，只是尊称。关三爷曾送我一个用粗铁丝做的弹弓，后来被爷爷没收了。爷爷总在背后说三儿没出息，不上进，连个媳­妇­儿也说不上。可在我眼里，他可是个有来历的人物、应属“游侠”一类。算起来，这位“游侠”也该在七十岁以上了。

记忆中至今还特别清楚的一件事是：一次关三爷拉着我和爷爷由街上回来，他们一路上仍是热乎地聊着，突然爷爷跺脚喊停车，然后紧盯着电线杆上贴的约两寸宽半尺长的黄纸条瞧，原来这是一张宣传火葬的宣传单。随后的几天里，爷爷总是神­色­黯然，不大说话。那时的宣传品不过是这样的小纸条，但仍能使人人看到，造成影响；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红海洋”，北京街头才充满了大字。

我家最后一进院落不大，只有三间北房，院中有一口井，院西一棵老枣树，主­干­树枝向东倾斜，夭矫如卧龙，覆盖了整个院子。三间房居中的一间是爷爷­奶­­奶­打牌的地方，西面一间是佛堂，供奉有几尊佛像，现在想起来，那些佛像并非属同一个教派，有密宗的，也有显宗的，摆在一起一定很可笑。上世纪40年代，西藏某僧官呼图克图来京，驻锡雍和宫，爷爷曾请他来家里为几尊藏佛开光。后来这些佛像都捐到北海公园白塔南面山坡上的阐福寺去了。东面一间是祖先的享堂，墙上挂着祖先画像，案上供有牌位，还摆着香炉、蜡扦等物品。据说我出生那天，得了长孙的祖父就是在这里祭告的祖先。这些牌位和画像早在“文革”初期，被我悄悄填进灶膛，一把火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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