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ities within the City

文尹丽川

图徐钦敏

南方有苏童的香椿街和残雪的黄泥街，我们遇见哭泣的­妇­人和­阴­沉的少年。遍地是泼出去的脏水，到处都在生锈在浮肿在腐烂，梅毒蔓延，蛛网横生，散发出经血和死婴之气。

这样的一种­阴­霾晦暗到了北方不复存在，同为动荡年代的见证者，王朔动物凶猛，姜文阳光灿烂，崔健开创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除却南北气质的相异，北京被赋予、主观享受和被动承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在上世纪中后叶，更滋养了一种特殊的大院文化。造反有理、舍我其谁的优越感和后来的理想主义幻灭感、少年时代优越感的丧失伴随了一大批北京大院孩子的成长，其中一些人后来做了艺术家，并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崔健是反叛英雄，王朔是反文化英雄，姜文是重新解释英雄主义的英雄——他们都是在英雄主义情结下长大的。

我年少的时候路过那些朱红­色­的门、白底黑字的门牌和绿军衣笔直的守门的士兵，那些戒备森严的大院以及被它包围起来的神秘莫测的生活，以为那是我永远无法深入之地。初中时有个海军大院的女孩跟我要好，她穿香港买回的衣服，讲述在电视里露面的歌手的私事（与她同属一个大院），带给我吃外国巧克力。那个时候，最基本的物质满足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都是一种奢华，更妄言物质享受；电视明星更是我们无法接近的外星客。

现在这已不是秘密：中国最早听披头士乐队的是林彪的公子林立果。不管是谣传还是事实，这秘密都具有合理­性­。禁闭的年代，高­干­子弟享有的特权不仅体现为物质特权，更体现为­精­神特权和文化特权。大院子弟继承了前者的优势，又比之更加开放和平民化。加之他们的父辈多为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行业­精­英分子，不同地域的文化的碰撞与交合从来就有利于产生传奇。

相比之下，北京本土的胡同文化显得保守、封闭而滞后。物资紧缺的恐怖时期，在油和­鸡­蛋方面“首都人民”还享有比外省人优厚些许的特权，但文化资源方面和全国普通人民一样苍白，少得可怜。北京的传统文化则无一幸免地遭到毁灭­性­破坏，如今再建的大栅栏茶楼，只是曾经的老北京的复制品——文化的味道，总不是说有就有的。毁灭了，就得再熬上一些滋养的年头。而茶楼、鸟市、戏院还可以重建，北京市井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老舍先生却永远地去了。

空军大院、海军大院、全总文工团……当年庞大院落的神圣诱惑已消失殆尽，如今最惹眼的是豪宅、别墅、私人俱乐部。文化资源的平等，英雄主义的覆没，经济决定一切，网络时代的来临，大院不再构成特殊的文化土壤。这是件再好不过的事——所有的院落都有围墙，早就该拆；虽然会听到一些遗老遗少的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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