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Olympic Syndrome

文尹川

图何经泰·王建秋·廖伟棠

小时候每个小学生都被老师问过同样的话：算一算2000年你们有多大？我和我的同辈们不无骄傲地扯着那时稚­嫩­的嗓门喊：26，27，28……然后老师语重心长地说：是呀，等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侯，你们就是国家的栋梁啦，所以现在要好好学习，做好当栋梁的准备……

这样的对白听上去有点酸，但当年这老师的话未必不是真心的——二十年前，我们确实对二十年后抱有幻想，以为一切会变魔术，现代化突然就实现，幸福降临，我们正值年轻有为……

这般算计人生的方法，实际上是官方“文革”式集体主义造梦法的延续，加上中国父母的传统教育思维：孩子们被教导要学会等待，“过年就会有压岁钱和新衣裳……”，前提是：“如果你乖……”之后的人生被分为几件大事，求学、功名、婚姻、育子……每件事都按照预想的顺序，被希望着发生；其实发生了也不过如此，中间的过程才是最根本的——为了达到目标，必须听话、努力、团结……如此国泰民安。

我们的国家机构从来就有担当全民家长的积习，对这一套“人生大事计”的治民方案一贯搞得清清楚楚。记得是从1997香港回归开始，不知哪位领导秘书提议了“倒计时”方案，到处可见荧光大屏幕，标明此刻的年月日和距离香港回归的时间。而人的记忆经常被无端霸占，再不关心国家时事的人，那些日子也不得不终日惦记着香港早日回归。

在北京这一切更加鲜明突出，或者说，被无限放大。一项具体的体育事件被上升为政治事件，成为抽象的“国家大事”，国家大事又在­精­心策划下被具体化，深入到北京居民的日常生活。这样一来，成|人被当作孩子，而有时竟不自知。

我大三那年，赶上中国第一次申请举办奥运会。众学生们聚在大教室里看电视，当中国送展片（拍的是北京天安门天坛市民晨练等景象）播放时，我说了句：拍得真不怎么样。同寝室某女生狠狠瞪了我一眼；及至一小时后，奥会宣布悉尼胜出之时，全场先是静默，然后是叹息，还响起一种奇怪的声响——那女生和不少女生一样，哭了。这景象我记得十分清晰，我自然是不敢出声不敢发表意见，怕被人怒骂。

我确实没有宏大的头脑，想不到奥运会有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和国家形象之功用，但我本是小民一个，就应该享受小民的任­性­的权利。可惜在北京，这权利享受起来有点麻烦。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城不停地被装扮被改造被调整，市民的情绪随之一次又一次地被鼓动被统一被团结。

1997香港回归之后是1999澳门回归，之后是国庆五十年大庆，很是热闹花费了一番，之后是千禧年之后是申奥成功之后是国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全北京都被国旗染红了……

因了奥运之故，如今的北京，许多的街被拆，许多的楼在建，许多的纪念品被生产，许多的城市丑陋被藏起来，许多的学生恶补英文，许多的职位等着人争取，许多的油水等着被捞，许多的商人在跟政府搞关系，许多的运动员开始做黄金梦，许多的人家因为修建奥运村而被迫毁房举家搬迁……

不管怎样，如果奥运会能让北京城变得更美而又不劳民伤财，当然是一件幸事。而为了实现这两点，政府需要做大量的实际工作。

不管怎样，对于跟奥运会没有实际利益关系的人们，我以为还是不要用倒计时的方法来对待2008。要知道，倒计时会让时间过得更快，而每个人都该有自己的事要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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