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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北京还存有不多的老会馆，它们零星地分布在南城的大街和胡同里。如你从它的门前经过，一眼看去，除了破旧不堪外，感觉上全无特点。但是，外表的破落并不等于它没有价值。其实，在北京保留下来的每座会馆都是一本记载北京历史发展的教科书；每座会馆都有许多的故事可以向后人倾诉。

每当闲时，我喜欢一个人在宁静的夜晚走进胡同后，去寻找一家会馆，然后静静的站在它的门前，审视它，并努力地读懂它。看着那墙皮剥落的墙壁，望着那­干­裂沧桑的大门，想着那曾经的过去。

说起各地方开始在北京设立会馆，应该是在明朝早期。朱元璋定国安邦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又一个鼎盛时期，南方的工商业得到了飞快的发展。人们有了钱，生活温饱后，倡导读书。因为明清两朝施行“科举”制度，所以当时的学风极盛。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于永乐十三年（1415）恢复科举考试，受科举制度的吸引，各地方学子纷纷捧书苦读，以图功名。每年考试之间，成百上千的各地举子纷纷来到京城。他们大多家境一般，有的还很贫寒，又加路途遥远，人地生疏，乡音难改，在租住客店和一些日常生活小事上，常受一些店家的欺扰，举子们迫切希望这些问题能有人帮助解决。随着这些问题出现得越来越多，得到了先期来京做官和做生意的一些当地人的重视。出于同乡友情，他们相互邀请，筹措资金，购置房产，供来京的举子和其他来京谋事的或旅居者住宿之用，会馆由此而生。因为主要是为接待举子来京考试而为，所以这些会馆也叫“试馆”。

北京作为明、清两朝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尤其是在这两朝资本经济得到鼎盛发展，一些成功的生意人也开始在京设立会馆，由于他们开办的会馆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行业的制约，也形成行业垄断，所以这类会馆又称之为“行馆”。随着社会不断的向前，更多的人们认识到了会馆的重要作用，在京纷纷捐资设立。有一省一馆的，有一府一馆的，也有一县一馆的，有老馆、新馆同在的，还有东馆、西馆并存的。那时一般的会馆除去主要房产外，还有许多附加财产（包括兴建的学堂和一些社会慈善事业）。当然，这主要与他们的捐资人在京做官、做生意的大小、多少、贫富有重要的关系了。最兴旺时，京城有各地会馆，不计大小共四百余所。这些会馆大多建在前三门外，以宣武门外居多，形成了大片的会馆区。

到了清光绪三十年（1904），科举制度被废除，各地在京的官吏及家人、商人、学生，继续使用会馆，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打击排挤政敌；协调工商业务、应对同行竞争；联络同乡感情、抒怀政治见解。当然也有暂借一隅之地小住一时的乡亲和故人，来此或###、或宴请、或祭祀乡贤、或照顾乡民、或联络乡谊。总之会馆的使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而发展成为一种“同乡会”和“行业工会”­性­质的场所了。

会馆对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起到过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就和会馆有着密切关系。当时的著名人士康有为住在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内，谭嗣同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内。康有为在会馆撰写《上清帝书》，成立“强学会”（会址在安徽会馆内），创办《中外纪闻》。甲午战争后，再撰《上清帝第二书》，促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进行变法。谭嗣同亦在会馆内撰写诗文和信，与朋友志士抒谈维新。光绪下决心变法后，召见谭嗣同，赏其四品卿衔，命其为军机章京。但由于变法维新触动了很多既得利益者，只一百零三天便遭失败。后党的爪牙在南海会馆捕走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在浏阳会馆捕走了一代志士谭嗣同。并于七天之后与另外四人林旭、刘光第、杨深秀、杨锐一同杀害于近在咫尺的菜市口。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会馆逐渐衰败了，以致到了今天，除少数会馆还保存得不错外，其他大多已经成为居民大杂院，又因北京的城市改造建设和长时间的无人有计划地进行合理的维修，使会馆院内的建筑显得更加的破落。就是这样，现在也没多少家可寻了。能够保留下来的这几家会馆，大多是有着丰富的历史和人文价值，并和近代社会有着非常重要关系的建筑。它们是中山会馆、湖广会馆、湖南会馆、正乙祠、歙县会馆、顺德会馆、宣城会馆、南海会馆、浏阳会馆、绍兴会馆、安徽会馆、泾县会馆、蒲阳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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