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一直平淡安宁。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黑人，我和我的家人怀揣着最不起眼的梦想，用心去爱，去劳动，在这熙熙攘攘的世界努力向前。但是……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段人生，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那是一个白人奴役黑人的年代。

我是个黑人，虽然当时大多数黑人都被奴役，但我生来却是自由的nAd1(我在北方的自由州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生活了三十多年后，人生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突然掉入了别人设计好的圈套，被人绑架到南方，继而成了一个失去自由的奴隶。直到1853年1月获救，我已经整整为奴十二年了。有人说，我这样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必然会吸引很多听众，我不知道，也许吧。

在成为奴隶之前，我并没有发现北方各州的人们对奴隶制如此关注。我做了奴隶十二年后，才发现已经有很多作家试图以小说的形式，以轻松平实的笔触来反映奴隶制度，试图将奴隶制的真实面貌呈现出来。这类小说确实吸引了很多人的兴趣，甚至引起了空前的热议。相比他们的作品，我写的这本书，完全基于我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我只想毫不夸张、毫不矫饰地来讲述我的人生经历。也许，我在后文中对某些不公正或奴役生活的描述，你会觉得太过残酷与黑暗，但我想告诉你，这一切都是事实。至于我的经历能否给人们带来一些教益和启发，那就见仁见智吧。

有必要先为读者追溯一下我能查考到的家谱。我父系的祖先曾在罗德岛州为奴，属于一个名为诺瑟普的家族。后来，这个家族中的一名成员搬到了纽约州伦塞勒县的胡希克定居。他把我的父亲敏图斯·诺瑟普也带了过去。大约在五十年前，这位令人尊敬的先生去世后留下一纸遗嘱，宣布解除我父亲的奴隶身份。从那时起，我的父亲就成了一个自由人。

补充说一句，仙蒂山的亨利·B·诺瑟普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律师，蒙他的恩惠，我才恢复自由之身，才能有幸重回妻子和孩子们身边。我祖先曾栖身为奴的那户人家和他是亲戚关系，我们就是随了这家人的姓，沿用至今。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一直对我关照有加。

父亲获得自由之后，不久便去了纽约州埃塞克斯县的密涅瓦镇。1808年7月，我在那里呱呱坠地。至于父亲在那里住了多久，我已无从考证≤之，后来他去了华盛顿县的冈维拉，就在斯莱伯勒附近。他在一个农场里­干­了几年活，农场主叫克拉克·诺瑟普，是父亲旧主人家的亲戚。随后他又去了莫斯街的奥尔登农场，那个名叫仙蒂山的村子就在农场南边不远nAd2(再后来，他又去了另一个位于从爱德华堡到阿盖尔公路上的农场，如今这个农场归拉塞尔·普拉特所有≡那以后他就定居在此，直到1829年11月22日去世。父亲死后留下守寡的母亲和两个孩子—我和哥哥约瑟夫。哥哥目前生活在奥斯威戈县，就在与该县同名的那座城市旁边；而母亲在我被迫为奴期间已经离世。

我的父亲是奴隶出身，他和千百万苦难的奴隶一样，每天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辛苦劳作，可是他以自己的勤勉和正直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迄今为止，仍然在世的认识我父亲的人还对他赞誉有加。在我父亲的那个年代，黑奴们的工作也是有分工的：卑微下贱的、给人当下人的工作，一般是由来自非洲的黑人来做，像我父亲这样的人都是以务农为主。他一辈子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他老人家还让我家的孩子都接受了教育，这在当时是我们这类家庭想都不敢想的。他还勤俭节约地攒下一笔财产，为自己赢得了投票选举的权利。小时候他很喜欢跟我们讲他年轻时的故事，尽管他一生仁慈善良，对他栖身为奴的主人的家庭也饱含深情，然而他对奴隶制却十分抵制，并时时为自身和同胞们低下的地位感到伤心难过。他努力向我们传递道德观念，并教育我们要相信，上帝是一视同仁的。当我身处路易斯安那州某个偏僻而又苍凉的角落，刚刚饱受一位老爷野蛮残忍的殴打，痛不欲生地躺在关押奴隶的小屋里时，脑海里突然出现了父亲的谆谆教诲，也有了活下去的勇气。从那时起，父亲的话就成了我坚持活下去的力量源泉。父亲听天由命，走完了他卑微的一生，如今长眠在仙蒂山教堂的后院里，墓前竖着一块石碑，和他一样卑微、毫不起眼。

小时候，我主要在农场帮父亲­干­活，闲暇时读书，或者拉小提琴—那是我年轻时最大的乐趣，也是我的志向所在。在后来我不幸变成奴隶的岁月中，它还给了我很多慰藉。它给我，还有那些和我同命相怜的人提供了短暂的欢娱；它抚慰了我的灵魂，让我免于终日沉浸在痛苦之中。

1828年圣诞节那天，我和安妮·汉普顿结婚了。安妮也是黑人，她住的地方离我们家很近。婚礼仪式在爱德华堡举行，由这个镇上德高望重的法官蒂莫西·艾迪先生主持。安妮长期在仙蒂山生活，但工作的地方并不固定，有时在贝尔德先生的老鹰酒馆里，有时在塞勒姆镇的牧师亚历山大·普劳德菲特先生家里nAd3(后者是一位有教养的绅士，许多年来一直负责打理本地的长老会，他的学识和虔敬远近闻名，备受称赞。他宅心仁厚，安妮对他始终心存感激，还牢记了他的许多经典言论。安妮是个混血儿，她的血管中流淌着三个种族的血液，究竟是红­色­、白­色­还是黑­色­占主导地位，她也不清楚。不过三种血统混合，使她拥有了一种独特而又赏心悦目的容貌，显得与众不同。我的母亲也是个混血儿，只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安妮与母亲有些相似，但差别还是很大的。

1829年7月我刚过完二十一岁生日，已经长大成人，又要负起作为丈夫的责任，我觉得身上的涤一下子重了许多。我想，我必须努力了。尽管我出身贫寒、地位低下，想过上好日子并不容易，但我还是满怀憧憬。我决定好好­干­几年，攒点钱，盖所简陋的房子，置上几英亩地。在我看来，这样就非常幸福了。

从结婚那天到现在，我深爱着我的妻子，始终如一。我对我们的孩子更是宠爱有加，呵护备至；这一点是天下所有父亲的共同感受。说这些，我只是想让读者们知道，我曾经拥有一个多么幸福的家庭，后来却遭受了那么大的灾难，你们就能明白我当时有多痛苦，有多失落了。

结婚之后，我们满怀期待地过起了小日子。当时，我们住在爱德华堡村最南边一所黄­色­的旧房子里。这所房子后来改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宅邸，最近又归莱斯罗普上尉所有。人们叫它堡垒山庄。我们这个地方建县之后，偶尔会充当法庭，审些案子。1777年这里还被伯戈因[

伯戈因（1722~1792）：英国陆军上将、戏剧家。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率领英国、军队与美军作战。著有戏剧《女继承人》。

]将军占领过，当时它坐落于哈得孙河左岸，靠近堡垒山庄的旧址。

婚后这年冬天，我找到了一份苦力活—和一大帮人到尚普兰运河去挖河。那段运河归威廉·范·诺维克管辖，而我们这帮劳力的负责人是戴维·麦克埃克伦。到春季运河通航时，我攒下一些积蓄，买了两匹马和其他一些在河上跑运输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