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的确是个胖小子。随后，他作证说，1841年他在华盛顿经营汽船饭店，那年春天曾见过我。他继续作证说，他曾听到两个人的谈话。这时切斯参议员提出反对，理由是第三方的话在这里不能作为呈堂证供。法官驳回了他的反对，于是谢科尔兹继续说下去。他说，那两个人来到了他的饭店，自称有个黑奴要脱手。他们见了伯奇，并对后者说他们来自佐治亚州，但具体哪个县谢科尔兹记不起来了。那两人详细描述了这个黑人的资料，说他是个泥瓦匠，会拉小提琴。后来伯奇同意做这笔买卖，于是他们出去把那个黑人领了进来，那个黑人就是我。
谢科尔兹继续装镊样地陈述，好像他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一样。他在法庭上说，我曾声称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佐治亚人，那两人中较年轻的是我的主人。他说，我在与那人分别时流露出深深的痛苦，还说当时我们“都哭成了泪人”。尽管我们依依不舍，我仍然深明大义地说，主人有卖掉我的权利，而且他应该卖掉我，至于为什么，根据谢科尔兹的说法，是因为我的主人当时“赌博上瘾，一掷千金，急需要钱”。
根据当时的法庭记录，他接着又说了下面的话：“伯奇按惯例，问了那个黑人一些问题，并对他说，如果买了他，就会把他送到南方去。那黑人说他没有异议，实际上他很愿意到南方去。据我所知，伯奇为了买他花了六百五十块nAd3(我不知道当时他叫什么，但反正不是所罗门。我也不知道那两个卖家的名字。他们只在我的店里待了两三个小时，期间那黑人还拉了会儿小提琴。买卖契约是在我的酒吧间里签的字。那是一张粗坯纸，由伯奇起草的。1838年之前，伯奇是我的生意伙伴。我们的生意就是奴隶买卖，后来他去和新奥尔良的西奥菲勒斯#8226；弗里曼搭伙了。伯奇在这边买，弗里曼在那边卖。”
在谢科尔兹出庭作证之前，我早已向法庭详细陈述了，我受布朗和汉密尔顿的蛊惑，跟他们一同前往华盛顿的前前后后。谢科尔兹显然听到了这些内容，所以在他的证词中才会出现“两人”之说以及我拉小提琴的事。他的证词几乎没有一句实话，是彻头彻尾的捏造，然而，他却在华盛顿找到了一个证人。
这个所谓的证人便是本杰明#8226；A#8226；索恩。他作证说，1841年他在谢科尔兹的饭店里，见到过一个拉小提琴的黑人。“谢科尔兹说，他是个准备出售的奴隶。我听他主人对他说，要把他卖掉。那黑人也对我承认，他是个奴隶。不过他们付钱的时候我并不在场。就是这个黑人，当时他的主人几乎快哭出来了，而且我觉得那黑奴已经哭了！我时不时地会带些奴隶到南方去，这一行我断断续续地干了二十年了，没有奴隶可带的时候，我就干点别的事儿。”
之后，我方提议，让我以证人身份陈述证词，但遭到了反对，法庭决定对我的证词不予采纳。原因很简单，我是个黑人—但我是纽约州的自由公民，这一点是不存在争议的。
根据谢科尔兹的证词，伯奇当时买下我时，曾签了一份买卖契约。法庭要求伯奇出示这份契约，以便印证索恩和谢科尔兹的证词。被告律师也认为有必要出示这份契约，如果无法出示，则需要给出合理的解释。伯奇无法向法庭出示这份契约，但他希望以证人身份为自己辩护。他这样做等于代行律师职权，他的证词违反了证据规则，是不能作为呈堂证供的，倘若允许他这样做，将会大大改变审判的结果。然而，没想到的是，法庭竟然接受了他的证词。他宣誓之后说，的确存在这样一份契约，但早已被他弄丢了。此时，我方请求法官派警官前往伯奇的住处，将他1841年买卖奴隶的账册取过来。法庭同意了这个请求。在我们还没有想出下一步的对策之前，警官已经拿回了全部账册，并呈上法庭。他们找到了1841年的账册，但尽管经过反复仔细地查找，始终没有找到关于我的交易记录。
根据这些证据，法庭认为，我起诉伯奇的理由不成立，伯奇无罪释放。
随后，伯奇和他的那帮小人又试图反咬一口。他们控告我与另外两名白人共谋诈骗于他。审判结束一两天后，这件事被登上了《纽约时报》。在此，我摘录部分文章内容如下：
“在被告无罪释放之前，被告的律师已经起草了一份宣誓书，且由伯奇签名，指控该黑人伙同上述的另两名白人诈骗伯奇六百二十五美元。他们以此向法庭申请了逮捕令，法庭受理，黑人被捕，交由戈达德法官审讯。伯奇和他的证人们悉数出庭，亨利#8226；B#8226；诺瑟普担任黑人的辩护律师，他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担任辩方律师，并要求法庭即刻开庭，万勿推迟。伯奇和谢科尔兹私下里交谈片刻后，向法官提出撤诉请求。被告律师表示，被告对此难以接受，拒绝同意。伯奇随后请求法官将起诉书和逮捕令交予他保管，法官同意。被告律师强烈反对这种做法，并坚持认为，这些文件应成为法庭记录的一部分，已经开始的法庭程序不应中止。于是伯奇又将文件交还给法庭，而后法庭宣布，由于起诉人提出撤诉请求，此案不予继续审理，案宗存档。”
有些人偏于相信那个奴隶贩子的话，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使是奴隶贩子，他的话也比我的更有分量、更可信。谁让我是个可怜的黑人呢？这是一个被蹂躏、被轻视的种族，压迫者们才根本不会用心听他们卑微的声音。但我知道真相，陈述事实是我的责任，所以我可以当着任何人的面，当着上帝的面，郑重声明：伯奇等人提出的任何针对我的指控或声明，包括说我直接或间接地与他人合谋出卖自己，以及关于我前往华盛顿的其他版本的解释，我失去自由并被囚禁在威廉奴隶场等情况，全是不折不扣的谎话。我在华盛顿从来没有拉过小提琴。我从来没有去过汽船饭店，更没见过索恩或谢科尔兹。他们自编自导的这出三重唱，根本没有事实根据，既卑鄙无耻，又荒唐可笑。倘若真如他们所言，我自愿卖身为奴，那我又何必让人把我解救出来，还来起诉伯奇呢？对他，我应该避之唯恐不及，何必自动送上门去呢？我难道不知道，走这一步会让我背上无耻的恶名，难道还要迎头而上吗？对于我这样一个心系亲人、归心似箭的人来说，难道我甘冒被曝光，甚至面临刑事检控或犯罪的风险，硬把自己拖到这样一个损人不利己的境地？伯奇和他的同党们用如此幼稚的手段指控我，实在令我愤慨。我之所以把他揪出来，与他当庭对质，指控他犯下绑架的罪行，唯一的动机便是，我希望他为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过负责，我希望他得到正义的审判。然而，如上所述，他被无罪释放了。人类的法庭让他逃过了惩罚，但这世上还有另外一个更高级的法庭，在那里，伪证是起不了作用的。有朝一日，我也很愿意去到那里，接受审判，至少在那里我的这些声明会得到足够的关注。
1月20日我们离开了华盛顿，经费城、纽约和奥尔巴尼，于21日晚到达仙蒂山。望着周围熟悉的景色，幸福的暖流从我的心底汩汩涌动，我好像又回到了朋友们中间，回到了旧日的时光。第二天早上，我在几个朋友的陪同下，前往格伦斯福尔斯，去找安妮和我的孩子们。
我走进他们舒适的小屋，玛格丽特第一个看到我。但她没有认出我，我离开时她才七岁，还是个天天抱着布娃娃的小丫头。现在她已经长成了大姑娘，并且已经结婚，她身边站着一个眼睛又大又亮的小男孩儿。为了纪念他那不幸的外公，她把孩子取名叫所罗门#8226；诺瑟普#8226；斯汤顿。当玛格丽特知道我是谁后，惊讶得有些不知所措，她目瞪口呆地盯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随后，伊丽莎白也走进了屋子，而安妮得到了通知，也从饭店跑了回来。他们拥抱我，搂着我的脖子久久不松开，激动的泪水不停地从脸颊上淌过。我不想说太多当时那种久别重逢的画面，因为想象永远比描述的更美好。
我们渐渐平复了激动的情绪，转而变成了无比的欢乐。一家人围坐在火旁，感受着弥漫整个小屋的融融的暖意。我们在柴火的爆裂声中，彼此倾诉衷肠。十二年来发生了多少事啊，我们分开得太久了，彼此都有太多的经历，都饱尝过希望和恐惧、欢乐和痛苦、审判和灾难。
我的儿子阿伦佐去了西部，前不久还曾给他的妈妈写过一封信，说等他攒够了钱就去把我赎回来。这在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成了他最大的人生目标。他们都知道我被绑架并被卖为奴隶的事。我在船上偷偷写的那封信，以及克莱门斯#8226；雷都曾经这样告诉过他们。但他们苦于没有我的具体下落，束手无策。直到收到贝斯这封信，他们才算看到了希望。安妮告诉我，有一次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哭着从学校回来，问了才知道，她们在学习地理的时候，从书上看到了奴隶们在棉田里劳作、监工手提皮鞭在后面赶的图画。这让她们想到了我，想到我可能遭受的苦难，当时我也的确正在南方遭受那样的煎熬。我们彻夜不眠，说了许许多多的话，我能感受到，一直以来他们都在殷切地思念我。当然，这些也不必再向读者一一赘述了。
我的讲述到此结束了。对于奴隶制，我不想过多评论。从我的经历中，读者们应该会对这种独特的制度产生自己的看法。其他州的情况是怎样的，我不甚了解。但我在书中，我所描述的红河及贝夫河沿岸的情况，却都是切切实实存在的。我没有杜撰，也没有夸大。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欠缺的话，那就是，我向读者们展示了太多光明的一面。我毫不怀疑，像我这样被绑架、继而被卖为奴隶的自由公民一定不在少数。此刻，他们也许正在德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种植园里，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但我需要克制，苦难磨炼了我的忍耐力。感谢那些仁慈的好人，我才得以重见天日，重新得到自由与幸福。从今往后，我只希望能够堂堂正正、安安稳稳地过平凡人的日子。如果上帝允许，在我寿终正寝的那一天，就让我在亲人们的簇拥下安然离去，而后在我父亲长眠的那座教堂墓地里，找一个属于我的永久的所在。
为奴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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