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健、张鸣雪来到驴挖掘的地方略作观察 ，只见坑的下面明显是一处古墓，就其大小而言，在临沂城周边地区属于中上等的类型。至于墓葬的年代，是秦汉还是唐宋，以及是否被盗，价值如何，一时尚无法断言。不过据先前发掘的经验来看，这一片是一个比较大的汉墓群集中地，想来汉墓的可能要大一些。但不管是不是汉墓，既然已经发现，就要作相应的清理发掘。刘心健让孟季华将基建工地负责人朱家庵找来，先是说了几句此墓比较重要，要注意看管保护之类的话，然后和朱家庵商定，因天气不好，暂不发掘 ，由县文物组出资，以每人每天支付元人民币的工价，先请建筑队的工人驴等三人将古墓周围的散乱石碴、石块、泥沙等杂物清理­干­净，三天之后由县文化局文物组派人前来正式发掘。

此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座看起来并不显眼的古墓，几天之后将引爆一场轰轰烈烈，震惊寰宇的考古大发现。

镐头劈开棺椁

回到文物组，刘心健、张鸣雪将银雀山发现古墓的情况，很快向县文化局局长尹松若（“文革”中改称文化组，但习惯上仍按旧称）作了汇报，并提出三天后发掘的计划。由于这个墓从外观上看规模不是很大，因而在刘、张二人心中，这只不过是一般­性­事务，汇报时颇有些轻视的味道。此时的尹松若已年近六十，在文化管理方面还算是个明白人。对于此事，这位老局长除当场表示同意外，还严厉指示道：这个墓不要给我粗心大意，要挖好，清理好，哪怕是一片草叶，也必须给我拿出来，如果谁再给我弄出个意外差错，我看就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到时候就别怪我尹某人不客气了……。”众人听罢，表示坚决按老领导的指示办。

4月14日一大早，刘心健率领张鸣雪、杨佃旭、王文起、苏寿年、唐士文等一­干­人马，拖着一辆两轮木制排子车，携带发掘工具，迎着春风丽日，­精­神抖擞地赶往银雀山发掘现场。

在这一­干­人马中，真正能搞点考古发掘的业务人员只有刘和张二人。刘心健时年40多岁，算是当地考古方面的中坚力量。张鸣雪已是73岁高龄 ，此人属临沂土著，民国时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专业，后回临沂一中当生物教师。1957年，在“反右”的紧急关头，由于被一同事密报“经常搞歪理邪说，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被组织上划为右派分子，自此作为党和人民的敌人经常被批判、揪斗。几年之后，政治形势有些转向，临沂地区文教局成立文物组，一位教育界的领导人本着对张的同情，积极出面活动，把处境艰难的张鸣雪调到地区文物组工作，此人算是从苦海中湿漉漉地爬上了岸。

爬上了岸边的张鸣雪，尽管此前对文物工作所知甚少，但本着­干­一行爱一行和对党感恩戴德的心情，开始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耕耘。后来由于编制原因，文物组划归临沂县文化局领导，但仍分管整个地区的文物工作。许多年之后，据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杨佃旭回忆，张本人除了参加考古发掘，大多数时间都是骑一辆破旧自行车，每天往返四五十里路程，到各处搞文物普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张鸣雪从一个门外汉，渐渐成为当地文物圈的###。几十年打拼，也使他从小张变成了老张，由老张又熬成了张老，满头青丝渐成白雪，当年的花媳­妇­弄成了白头婆，直到70多岁仍退而不休，蹲在文物组那把虽破旧动荡，但对他来说仍充满无穷魅力的椅子上，要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

与张鸣雪有些不同的是，38岁的杨佃旭在这个新组成的团体中，则属于打工­性­质。杨早年毕业于师范学校，当过教师，后调武装部政工科当­干­事，再后来转业到县图书馆工作。由于图书馆和文物组同属文化局领导，又在一个院子办公，双方自然多有来往。杨本人曾好几次受领导派遣，参加过文物组主持的考古发掘，具有一定的考古知识和经验，这次即将进行的银雀山古墓的发掘，因文物组缺少人手，杨佃旭同前几次一样受领导委派，成为填补这一空白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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