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墓室残破，渗入了积水，内部的器物明显受损，但对墓主人的棺椁似乎影响不大，若用镐头敲敲椁板，尚能听到“咚咚”的声音，只是这声音并不清脆，绵软中透着沉闷，表明这上等木材已经腐朽。刘心健等发掘人员将零星的碎石、散土清理后，做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起取木椁顶层的盖板。这盖板系用7块长米、厚20厘米、宽38厘米的大方木东西横放、南北相连而成，几个人手持钢钎、铁镢，连刨加撬，鼓捣了近一个上午仍没有撬开。面对此情，刘心健抬手抹了把额头上的汗水，望着脚下这个如同敌人碉堡一样难以攻克的庞然大物，有些沉不住气地说道：“想不到弄这个玩艺还真是费劲，不如­干­脆从两边打几个洞，看看里头都有些啥，要是有好东西，再拆椁开棺，要是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就从打开的洞中掏一掏算毬的了。”

这一提议，得到了在场的大多数人的拥护。于是，刘心健等人重新鼓足­干­劲，挥镐扬镢，嘁里喀嚓很快就将棺椁凿穿了几个大窟窿。从窟窿中可以大体看到椁室的内部情况，墓主的棺木位于东侧，西侧为边箱，棺木与边箱之间安置了一块隔板，这样的铺排显属古代墓葬中常见的一种形式。由于这个墓未遭盗掘，一堆堆形态各异的随葬品，正横七竖八地伏卧或仰躺在污水淤泥之中。刘心健伸手从洞中掏出了几件陶壶、陶罐等器物，感觉保存尚好，很有价值，便停止掏摸，联合众人拿起镐头，又一阵连砸加撬地折腾，总算将棺椁板盖的大部分揭开。

水中漂出半截竹片

望着污水中一堆乱七八糟分布着的文物，刘心健喊来了驴和他的几个同伴，先用几个铁桶将墓坑内的积水舀出一部分。然后由刘心健、杨佃旭沿着椁箱自上而下，自南而北一层层起取。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后有鼎、盆、壶、罐、盘、俑等陶器，以及耳杯、盘、奁、木盒、六博盘、木勺等漆木器出土。到了下午4点半左右，杨佃旭发现一个陶盆立于边箱东北角的泥水中，由于相距较远，难于提取，便找来一根绳子拴在腰上，让驴和他的一个同伴在后边拽住，身子大幅度倾斜于边箱中，待稳定后，双手伸出，手指捏住陶盆的边缘用力往上一提，想不到盆子底部受到其他器物的挤压，竟“啪”地一声断为两截。懊丧中的杨佃旭心痛地“哎——”了一声，便调换了个角度准备提取其他器物。身旁的刘心健见此情形，急忙劝说道：“老杨，你还是把那半块盆子拿出来吧，要不编号不好编”。

杨佃旭闻听此言觉得有理，回到原来的位置，伸手提取残留的半块陶盆，但提了几次都没有成功。由于器物底部连泥带水看不分明，杨佃旭在不敢硬取的情况下，只好找来一把木勺，将残存的积水一点点向外舀刮。随着水的流动与减少，厚厚的淤泥如同粉条作坊中的淀粉，渐渐突兀 出来，随葬器物也比先前看得分明。 原来这半截陶盆被一件歪斜的椭圆形木盒和一件彩绘筒形漆耳杯覆压着，木盒与漆耳杯又同时和一堆乱草状的物体相连。由于泥水混杂其间，只看到黑乎乎一片，其他难以详细分辨。按杨佃旭当时的推断，这一堆乱草状的物体，似乎和先前提取的南半部一个盛栗子、核桃之类瓜果的竹筐相似，或者说这就是一个竹筐，只是不知什么时候竹筐已被压扁，目前和泥水挤成了一堆并有些腐烂罢了。

既是竹筐，按照一般常识，其世俗的价值就不是很大，但既然是考古发掘，就要按科学规则办事，价值再小也要取出来。想到这里，杨佃旭弓腰伸臂，将面前那堆已粘在一起的器物稳稳地揽于手中。只见他运足了力气，“嗨”地一声喊，几件连体器物被一齐地从泥水中托将出来。正在旁边舀水的刘心健放下勺子转身接过，本想一次运出坑外，又觉过于笨重，犹豫片刻，决定将那件连在一起的小木盒和漆耳杯单独分离出来，这样向外搬运就方便一些。

只见刘心健将器物放到眼前的一个小土台上，左手按住一堆烂草状的东西，右手抓住盒、杯二器，张口呼吸，气贯丹田，双臂一叫劲儿，嘴里喊声“给我开呵！”随着“噗”地一声响，手中的物体瞬间断为两截，那个木盒和漆耳杯如期掰掉。有些意外的是，那看似一堆乱草状的物体在力的作用下随之断为两截，一截仍附身于盒、杯二器，一截则散乱不堪地四散于地下的泥水之中──此时此刻，无论是刘心健还是杨佃旭，抑或还有上面的王文起、张鸣雪等人，他们万没想到，这一堆乱草状的器物，正是后来举世震惊的包括千年轶书《孙子兵法》在内的绝世珍品──竹简书。而这堆珍品由于刘心健的错误判断和­操­作中的失误，致使原本一个好好的整体，开始走上分裂与散乱，为后来整理工作埋下了灾难­性­的伏笔。当然，就这批价值连城的珍宝而言，这个令人扼腕的结果仅仅是一个不妙的开端，随着发掘的不断进展，尚有一连串的劫难还要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反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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