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不想“死命苦读文化课”，不愿像那些孩子那样“整天搞到夜里一两点”。现在回想，他的厌学与此不无关系。他和所有应试教育体制中的孩子一样，无法用理性的语言表达“应试”之弊和对孩子身心的戗害，只能乖乖地排队站上应试教育的生产线，像一只只待宰的羔羊。儿子实际上已经是“应试教育”的叛逆者，而这个“叛逆者”曾经多年是小学、初中成绩最好的学生。在家中，他曾经多次愤怒地叫喊：这些题我明明已经懂了会做了已经在学校做过多遍了，为什么还要做为什么还要我回家反复地做！可以理解为“控诉”，但十几岁的孩子不懂得“控诉”。他还意识不到自己是个“叛逆者”，意识不到这种“叛逆意识”有其合理与可宝贵处。可这一切我知道，我懂得，但我不能说，不能顺他说，不能表态支持，还得配合学校，配合这种体制，强制儿子做那些永远也做不完的文山题海，不论多晚都要守着儿子做完作业，然后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我曾经觉得我很阴险，不能说良心，只能说良知大大的坏了。这个体制疑似“株连”，如同“绑架”，将家长与孩子捆在一起押上“应试”的战车。每次签字，我心里委屈窝火，可我又能怎么样？学校让家长为孩子的家庭作业、学习成绩负责任，家长又用金钱将孩子的成绩交付给社会各门各类的“培优”机构。这些机构见钱眼开，哪管孩子的死活，真真是苦了孩子。孩子成绩好还好说，成绩不好，学校、老师拿家长是问，请家长，开家长会，都是杀手锏，优劣公开，好坏对比，明枪暗箭，让你惶惶如坐针毡；名次一念，座次一排，荣的荣辱的辱，几家欢喜几家愁。我便常在心里抱怨，学校、老师是干什么的呢？如今，我决不会天真地认为学校、老师每天的工作都是为了培养学生成|人成才。极端地说，小学、中学的学生已普遍沦为学校应付小考、中考、高考的工具而将学生玩弄于股掌。在这里，如果我将儿子的“问题”全归咎于学校和体制，那是在推卸我们家庭教育失误的责任，但是说儿子的现状与现行体制毫无关系，我则认为至少是不诚实也不客观的。
晏紫学校有位李老师，比我勇敢聪明多了，女儿李喆的家庭作业他经常全包。他曾经是中学老师，语数外不在话下，无数个夜晚，女儿入梦已久，他在灯下代女儿劳作。我至今不知道他是怎样屡屡蒙混过关的，我怀疑他可能“买通”了老师班主任。女儿后来考上浙江大学，今年考入世界顶尖级的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该校先后有33人获得诺贝尔奖）攻读生物化学专业博士学位，该校给予她从硕士到博士总共35万美元的奖学金。不知这个不肯做家庭作业的未来的女博士将来能不能也拿个诺贝尔奖。
我 说 关 于 “教 育” （之 一）
把中国的“教育”说得深刻、透彻，需要思想力和勇气，我没有却还要说，皆因写作此书无以回避。我说的“教育”可以是单一的，比如家庭教育或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也可能是“三位一体”的。此“说”不逻辑不条理，全凭直觉，全凭我的所见所闻所历，说出我的所思所感。
中国说 “教育” 的太多，话题也太大，不过，再大也没大到像2009年3月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会首次上任演说中那样喊出“挽救我们的教育”。我们说得最大的是“改革”而不是“挽救”，说者的最高身份也未及奥巴马等级。前文我提到过邓小平谈“教育失误”，后来我查了一下原文，这“失误”原是指“对人民的教育”，政治家与我们普通人理解的“教育”不在一个思想层面。人民需要教育，但教育者谁？言教还是身教？教育者是否也需要教育？而此教育者谁？还是那天，奥巴马还呼吁美国的家长们在家中“关掉电视机”，这在崇尚自由与人权的美国，无异于一场家庭教育的革命，是否会引起孩子和社会的强烈反弹，我不得而知，一年多过去了，我尚未听到过对此的批评报道，倒是看到了奥巴马随后推出的“教育力争上游计划”的消息。在中国，很难想象有人会在诸如国会这样的场合发出“挽救我们的教育”的呼吁。奥巴马的两个呼吁都事关教育，会场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如在我们，如果呼吁者身份高不过奥巴马或者低很多，会不会马上有人起而反驳，显得比美国更民主？
国情不同。中国如今都是独生子女，孤独的孩子们从小与电视机相伴，须臾不可分离。“关掉电视机”是不人道的，不人性的，武断的，粗暴的，老人父母是不忍的，和在孩子的反抗下是不能的。中国现在最首要的还不是“关掉电视机”，而是关掉孩子久不关机的电脑，关闭泛滥的不良网吧。曾有人大代表提议案建议取消公共网吧，太难，空想。经济利益人际关系千丝万缕相纠缠。美国没有公共网吧，有也是免费，供公众查阅信息资料，使用者80%是成年人，20%是未成年人。而这并未列入我国刚刚制定的未来十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内容的泛滥的不良网吧，恰恰是“挽救我们的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真正被“教育”逼疯的家长我听得不多，疯掉死掉的学生却是闻见不少。拣近的说，江西广昌县16岁少年跳塔身亡，原因是“暑期没有休息，少年喘不过气来”。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做作业做到半夜脑溢血死亡。2008年9月，上海发生多起中学生自杀事件，很多书店纷纷将自杀类书籍下柜。在此前后，几乎所有城市的药店不再公开出售安眠药。再拣近处说，武汉一所重点中学，去年一个高一女生跳楼身亡，2009年刚开学，该校初中部一个初一男生，家庭作业未做完却请了非亲属签字，第二天挨了组长（老师？）的批评，也跳楼身亡。两起自杀事件媒体都未报道。我的一位朋友闻讯去该校，学校教务处一位领导说，你想报道吗？朋友说是啊。这位领导说，你要能报道出去了，我把脑壳现下下来！这样的例子不多举，相信每个中国父母心里都装着不止一个。当然我必须指出，现在的孩子心理脆弱是他们致死的重要原因，但课业的繁重家庭的期望老师的压力学校的要求，都是一双双无形的魔手。
据各种报道不一的传媒调查统计，现在的中小学直至大学中，有心理障碍的学生比例大到20%—46%。一位精神科医生告诉我，到本世纪20年代，自杀将超过心血管疾病和癌症，上升到死亡第一位，其中相当一部分死者会是学生。我的一个武汉大学的病友小宋告诉我（所住医院的一位医生也告诉我），武汉大专院校每年都有大学生跳楼自杀，小宋说男生的自杀人数比女生还多，他说自己就想到过死。我推测，每年的死亡数字有关部门必有统计，只是不公布，各院校相当重视这一危局，不少学校有专门的部门跟踪防范，小宋就是因连续失眠三个月后，院党总支书记亲自把他送进的医院。自杀者并非都与学习有关，也有因情感问题，也有因毕业后的就业压力。2009年上半年，武汉一名女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留下一部10万字的“死亡日记”自杀了。就是北大、清华这样的中国一流大学，据闻每年都有跳楼的。
武汉一个初二男生，老师布置的作业完不成，家长一催逼他就想“飞出窗外”。一个不满10岁的女孩，每天在校时间长达12小时，才三年级眼睛近视200度。“眼镜童子军”早已是中国城乡学校的“风景”。一位老师对记者说，一听说上面要来学校检查“减负”，学校便让老师将学生的作业全部锁起来。老师向记者讲述迎检“技巧”：非常时期（检查）来了，将多余教辅资料收起来暂时停用，家庭作业限量；找部分同学谈话，教学生从容应答（说假话）。
我二姐的外孙恩瑞在美国念小学，她告诉我，恩瑞每周4天有家庭作业，每次做完只需10多分钟。周五周六星期天没有任何作业，节假日、寒暑假更不布置家庭作业。她说恩瑞简直玩得快不认得自己了。恩瑞的中国妈妈有时实在看得气不过，中国惯性发作，便在网上下载一点作业让他做。在博导妈妈眼里，儿子几乎是一年玩到头。可恩瑞的学校成绩、学习习惯和礼貌礼仪都出奇的优秀。这些年他学会了溜冰、滑雪、游泳、骑马，几乎游遍了美国。当然还会钢琴。爸爸还经常带他到山谷丛林去打猎，我见过他将被自己击毙的猎物得意地拎在手中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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