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与“灾难”近义但非同义。“灾难”是一种客观事实，“苦难”则是主客观的混合体，里面加入了人的情感和思维因素，有微妙的差异。

谁都不希望苦难，大至国家民族，小至家庭个人。但它并不因为你不希望它就不存在，就不生成，预期、预感、不期而至和猝然来临都是可能的。所以就有了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于是就变成先进人类常有的一种­精­英思想。

说到底，忧患意识就是苦难意识，它们之间是可以同义置换的。

西藏作家马丽华在一篇《渴望苦难》的散文中这样写道：“事实上，人类的苦难何止于天灾，还有人祸；何止于人祸，还有个人难以言状的不幸。尤其是个人不幸，即使在未来高度发达了的理想社会里，也是忠实地伴随着人生。”“幸福未曾使我心醉神迷过，苦难却常使我警醒。要是有一百次机会让我选择，我必将第一百零一次地选择苦难。”

这样绝决的“渴望”和“选择”，常人无法理解，其实质是一位作家对苦难进行的宏观思考，有哲学思辨的­色­彩，强调作家的使命感，“倾心注目于人类的大苦难”，实现于苦难之上的­精­神飞跃。

对进入新世纪的作家，这样的思考还有另一种“警醒”：不要被gdp甜蜜的数字催眠了。

另外有一个叫王涛的80后男孩，则是直接用行动走进了哲学。在经历了长久颓废而混乱的青春生活后，他决定用苦难惩罚自己同时也是拯救自己。他“选择”的苦难是去坐牢。“我对自己失望透了，我讨厌我的生活，讨厌欺骗，对父母的内疚天天纠缠着我，我却无法自拔，我应该遭到惩罚，惩罚才能让我赎罪。找出各种借口要钱（找父母），天天浪费生命，我已经承受不了了。我一定要切断过去的生活，惩罚自己，强制­性­地改变自己。”

王涛“不能承受”的，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轻”，有万千之重。

为了够得上坐牢，他决定抢银行。“抢银行是场闹剧，我不指望能得手。我就想去坐牢。我一直在享受，我还从来没有尝过吃苦的滋味，人都说坐牢苦，或许只有这种苦，才能改变现在，这比死还难受的空洞。”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空洞”之“轻”！

关进看守所后，王涛还担心马上把他放出去了，作者申赋渔在文章中写道：“新的，不一样的日子千万不能戛然而止，否则等着他的，将是被抛回原来的轨迹，每一天都热闹，每一天都空洞，几年像是一天。”

“虽然这样，我不后悔，我想在里面补上人生的一课。”王涛说。

在监狱里补人生的课——人生荒谬如斯，青春荒谬如斯。可又不能不说，王涛的行动既是罪恶的也是哲学的，用牢狱之苦改变自己的想法是愚蠢的也是智慧的，虽然他还未能像马丽华那样自觉地形成“苦难意识”，未能意识到自己至少拥有了一种­精­英思维。

还想说一个人，歌手窦唯。和王菲离婚后，他经历了马丽华所说的“个人难以言状的不幸”。2010年接受凤凰卫视的一次电视采访时他说：不能忘记苦难，“不管你是几零后”。天灾人祸时时发生，天灾不说了，人祸，人这种高级动物制造的灾难，远大于天灾。人没有安全感。以后的事很难说，总之要做好迎接和面对苦难的准备。

“不管你是几零后”，说得多好，这是我见到的艺人访谈中最没有娱乐­性­的一次。

“站在苦难的门口”，写得多好，这是我见到的儿子作文命题立意中最见深度的一次。

人类脱离原始社会后就开始了对“苦难”丰富而深广的哲学思辨，从未停止也永远不会停止；对“灾难”则限于描述，抑或将之转换成苦难认识之后，再进行探索反思，譬如地球变暖，旱灾洪灾泥石流，环境污染生物灭绝，再譬如人类对人类、人类对动植物类实施的无数暴行。有意无意弱化“苦难意识”的人群必无光明的前景。作家马丽华和歌手窦唯都说到了人祸，且人祸大于天灾。战争、杀戮、饥馑、食品疫情、核泄漏、种族灭绝乃至于生物灭绝之于人类，都不是天灾。中国几千万个因为孩子而变成的苦难家庭，以及被不合情理的教育累及的若­干­亿人口都变成不幸的个人，也不是天灾。仅从这一层面看，哪怕我们幸福得发晕，哪怕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盛世狂欢，都不能掩盖我们这个民族时刻“站在苦难的门口”这一现实，任何力量也不能遮蔽这一现实。

记住意大利作家马基雅维利在《君王论》中的话：病轻初始易治难识，病重时易识难治。

记忆中，20世纪80年代还读到过一篇文章，一位日本首相的专机飞临日本首都的上空，这位首相俯看下面异彩纷呈华光四­射­一片灯海的夜东京时，发出这样的感叹：“一片虚假的繁荣！”

一个被海水四面包围的战败的岛国，战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这与那位首相的感叹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无数次见诸报端的中日夏令营冬令营中日孩子的生存较量落败的总是中国孩子，这与那位首相的感叹之间有什么关系呢？2010年以中国为假想敌，以占领或夺回钓鱼岛为目标的美日预备­性­实战演习，这与那位首相的感叹之间有什么关系呢？100多年来这个多次“登陆”、“上岸”又被打回岛上的国家，又与那位首相的感叹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不是每一位首相都能发出“一片虚假的繁荣”这样的感叹，并敢于将这声感叹昭示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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