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926年6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作者生前印行九版次。
作者简介：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樟寿，字豫山，后改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代表作：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 人称“文思革”。光绪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祖籍河南省汝南县。儿时享受着少爷般的生活，慢慢家基衰败变得贫困。青年时代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898年更名为周树人，字豫才。1902年公费至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理想以自己的双手去治病救人，后因战乱纷起改行为作家，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见《呐喊》自序）。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广州、绍兴任教。1918年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27年与许广平女士成婚，生有一男名周海婴。有3个侄女。1936年10月19日因病逝世于上海。著作收入《鲁迅全集》，作品及《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后于1981年出版《鲁迅全集》（共十六卷）。2005年出版《鲁迅全集》（共十八卷）。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小说中《祝福》、《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较为知名。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鲁迅以笔代戈，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文豪”。毛泽东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华文化革命的主将。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正文
题记
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贻笑于大方之家（1）。然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
我知道伟大的人物（2）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间愈远遥，而知人间也愈深，愈广；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论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像“正人君子”（3）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4），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
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间，又是一个常人，能够交着“华盖运”。
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华盖”在他们口头上大概已经讹作“镬盖”了，现在加以订正。所以，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我今年开手作杂感时，就碰了两个大钉子：一是为了《咬文嚼字》，一是为了《青年必读书》。
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此后又突然遇见了一些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5）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几下，——但这自然是为“公理”（6）之故，和我的“党同伐异”不同。这样，一直到现下还没有完结，只好“以待来年”（7）。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8）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9），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在别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对于反抗者的打击，这实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
我编《热风》时，除遗漏的之外，又删去了好几篇。这一回却小有不同了，一时的杂感一类的东西，几乎都在这里面。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记于绿林书屋（10）东壁下。
（1）大方之家见识广博的人。《庄子·秋水》：“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2）伟大的人物这里指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6）。佛经说他有感于人生的生、老、病、死等苦恼，在二十九岁时出家，苦行六年，仍未得解脱的途径。后来坐在菩提树下苦思七日，终于悟出了佛理。下文的三世，佛家语，指过去、现在、未来。天眼通，也是佛家语，所谓“六通”（六种广大的“神通”）之一，即能透视常人目力所不能见的东西。天人师，佛的称号。
（3）“正人君子”指现代评论派的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等。
他们在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中，站在北洋政府一边，竭力为章士钊迫害学生的行为辩护，攻击鲁迅和女师大进步师生。这些人大都住在北京东吉祥胡同，当时曾被拥护北洋军阀的《大同晚报》称赞为“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
（4）通人博古通今、学识渊博的人。这里是对陈西滢一类人的讽刺。当时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在他主编的《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孤桐杂记》中曾称赞陈西滢说：“《现代评论》有记者自署西滢。无锡陈源之别字也。陈君本字通伯。的是当今通品。”
（5）“党同伐异”语见《后汉书·党锢传序》。纠合同伙，攻击异己的意思。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闲话》中曾用此语影射攻击鲁迅说：“中国人是没有是非的……凡是同党，什么都是好的，凡是异党，什么都是坏的。”
（6）“公理”参看本书《“公理”的把戏》。
（7）“以待来年”语见《孟子·滕文公》。
（8）文士们指陈西滢、徐志摩等人。他们都曾留学英国，自以为深通英国文学，研究过莎士比亚，并常常以此自炫。如徐志摩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晨报副刊》发表的《汉姆雷德与留学生》一文中说：“我们是去过大英国，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他写英文的，我们懂英文的，在学堂里研究过他的戏，……英国留学生难得高兴时讲他的莎士比亚，多体面多够根儿的事情，你们没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文的当然不配Сhā嘴，你们就配扁着耳朵悉心的听。……没有我们是不成的，信不信？”陈西滢在同月二十一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听琴》一文中也说“不爱莎士比亚你就是傻子”。莎士比亚（W．Shakespeare，1564—1616），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家、诗人。著有剧本《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等三十七种。
（9）《莽原周刊》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参看《可惨与可笑》注（4）。该刊所载文字大都是对于旧社会和旧文化的批判。鲁迅在《两地书·一七》中曾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
（10）绿林书屋西汉末年，王匡、王凤等在绿林山（在今湖北当阳）聚集农民起义，号“绿林兵”；“绿林”的名称即起源于此。后来，就以“绿林”或“绿林好汉”泛指聚居山林反抗官府或抢劫财物的人们。一九二五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和现代评论派的一些人，曾辱骂鲁迅及其他反对章士钊、支持女师大学生斗争的教员为“土匪”、“学匪”（参看本书《“公理”的把戏》和《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作者因戏称自己的书室为“绿林书屋”。
咬文嚼字
一
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却偏喜欢用轻靓艳丽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加些草头，女旁，丝旁。不是“思黛儿”，就是“雪琳娜”。西洋和我们虽然远哉遥遥，但姓氏并无男女之别，却和中国一样的，——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语尾上略有区别之外。所以如果我们周家的姑娘不另姓绸，陈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蔯，则欧文（2）的小姐正无须改作妪纹，对于托尔斯泰（3）夫人也不必格外费心，特别写成妥鉐丝苔也。
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介绍世界文学的文人，却偏喜欢使外国人姓中国姓：Gogol姓郭；Wilde姓王；D’An－nunzio姓段，一姓唐；Holz姓何；Gorky姓高；Galsworthy也姓高，（4）假使他谈到Gorky，大概是称他“吾家rky”（5）的了。
我真万料不到一本《百家姓》（6），到现在还有这般伟力。
一月八日。
二
古时候，咱们学化学，在书上很看见许多“金”旁和非“金”旁的古怪字，据说是原质（7）名目，偏旁是表明“金属”或“非金属”的，那一边大概是译音。但是，鏭，鎴，锡，错，矽（8），连化学先生也讲得很费力，总须附加道：“这回是熟悉的悉。
这回是休息的息了。这回是常见的锡。”而学生们为要记得符号，仍须另外记住腊丁字。现在渐渐译起有机化学来，因此这类怪字就更多了，也更难了，几个字拼合起来，像贴在商人帐桌面前的将“黄金万两”拼成一个的怪字（9）一样。中国的化学家多能兼做新仓颉（10）。我想，倘若就用原文，省下造字的功夫来，一定于本职的化学上更其大有成绩，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是决不在白种人之下的。
在北京常看见各样好地名：辟才胡同，乃兹府，丞相胡同，协资庙，高义伯胡同，贵人关。但探起底细来，据说原是劈柴胡同，奶子府，绳匠胡同，蝎子庙，狗尾巴胡同，鬼门关。字面虽然改了，涵义还依旧。这很使我失望；否则，我将鼓吹改奴隶二字为“弩理”，或是“努礼”，使大家可以永远放心打盹儿，不必再愁什么了。但好在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人愁着，爆竹毕毕剥剥地都祀过财神了。
二月十日。
（1）本篇最初分两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二月十二日北京《京报副刊》。
本篇第一节发表后，即遭到廖仲潜、潜源等人的反对，作者为此又写了《咬嚼之余》和《咬嚼未始“乏味”》二文（收入《集外集》）予以反驳，可参看。
（2）欧文英、美人的姓。如美国有散文家华盛顿，欧文（W．Irving，1783—1859）。
（3）托尔斯泰俄国人的姓。如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B．C．DEFGHEI，1828—1910）。
（4）Gogol果戈理（H．B．JEKELM，1809—1852），曾有人译为郭歌里，俄国作家，Wilde，王尔德（1856—1900），英国作家。D’An－nunzio，邓南遮（1863—1938），曾有人译为唐南遮，意大利作家。
Holz，何尔兹（1863—1929），德国作家。Gorky，高尔基（M．JENMOPI，1868—1936）：苏联无产阶级作家。Galsworthy，高尔斯华绥（1867—1933），英国作家。
（5）“吾家rky”即吾家尔基。旧时常称同宗的人为“吾家某某”，有些人为了攀附名人，抬高自己，连同姓的也都称“吾家某某”。
这里是对当时某些文人把“高尔基”误为姓高名尔基的讽刺。
（6）《百家姓》旧时学塾所用的识字课本。宋初人编，系将姓氏连缀为四言韵语，以便诵读。
（7）原质元素的旧称。
（8）鏭，＃锡，错，矽化学元素的旧译名。其中除锡外，其他四种的今译名顺序为铯、锶、铈、硅。
（9）“黄金万两”拼成的怪字，其形如“驀”。
（10）仓颉亦作“苍颉”，相传是黄帝的史官，汉字最初的创造者。
青年必读书
——应《京报副刊》（2）的征求
青年必读书
从来没有留心过，
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
注
但我要珍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
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京报副刊》。
一九二五年一月间，《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的书目。本文是作者应约对后一项所作的答复。它发表后，曾有人在报上进行攻击。对此问题，后来作者又写了《聊答“……”》、《报（奇哉所谓……〉》等文（收入《集外集拾遗》）；
可参看。
（2）《京报副刊》《京报》的一种副刊，孙伏园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京报》，邵飘萍（振青）创办的具有进步色彩的报纸，一九一八年十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六年四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
忽然想到
一
做《内经》（2）的不知道究竟是谁。对于人的肌肉，他确是看过，但似乎单是剥了皮略略一观，没有细考校，所以乱成一片，说是凡有肌肉都发源于手指和足趾。宋的《洗冤录》（3）说人骨，竟至于谓男女骨数不同；老仵作之谈，也有不少胡说。然而直到现在，前者还是医家的宝典，后者还是检验的南针：这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一。
牙痛在中国不知发端于何人？相传古人壮健，尧舜时代盖未必有；现在假定为起于二千年前罢。我幼时曾经牙痛，历试诸方，只有用细辛（4）者稍有效，但也不过麻痹片刻，不是对症药。至于拔牙的所谓“离骨散”，乃是理想之谈，实际上并没有。西法的牙医一到，这才根本解决了；但在中国人手里一再传，又每每只学得镶补而忘了去腐杀菌，仍复渐渐地靠不住起来。牙痛了二千年，敷敷衍衍的不想一个好方法，别人想出来了，却又不肯好好地学：这大约也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二罢。
康圣人（5）主张跪拜，以为“否则要此膝何用”。走时的腿的动作，固然不易于看得分明，但忘记了坐在椅上时候的膝的曲直，则不可谓非圣人之疏于格物（6）也。身中间脖颈最细，古人则于此斫之，臀肉最肥，古人则于此打之，其格物都比康圣人精到，后人之爱不忍释，实非无因。所以僻县尚打小板子，去年北京戒严时亦尝恢复杀头，虽延国粹于一脉乎，而亦不可谓非天下奇事之三也！
一月十五日。
二
校着《苦闷的象征》（7）的排印样本时，想到一些琐事——我于书的形式上有一种偏见，就是在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总喜欢留些空白，所以付印的时候，一定明白地注明。但待排出奇来，却大抵一篇一篇挤得很紧，并不依所注的办。查看别的书，也一样，多是行行挤得极紧的。
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
或者也许以这样的为质朴罢。但质朴是开始的“陋”，精力弥满，不惜物力的。现在的却是复归于陋，而质朴的精神已失，所以只能算窳败，算堕落，也就是常谈之所谓“因陋就简”。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
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上述的那两样，固然是比牛毛还细小的事，但究竟是时代精神表现之一端，所以也可以类推到别样。例如现在器具之轻薄草率（世间误以为灵便），建筑之偷工减料，办事之敷衍一时，不要“好看”，不想“持久”，就都是出于同一病源的。即再用这来类推更大的事，我以为也行。
一月十七日。
三
我想，我的神经也许有些瞀乱了。否则，那就可怕。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
二月十二日。
四
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8）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秦汉远了，和现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于唐宋明的杂史之类，则现在多有。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以明末例现在，则中国的情形还可以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但明末的腐败破烂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李自成，张献忠（9）闹起来了。而张李的凶酷残虐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满洲兵进来了。
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倘如此，将来的命运便大略可想了，也还是一句烂熟的话：古已有之。
伶俐人实在伶俐，所以，决不攻难古人，摇动古例的。古人做过的事，无论什么，今人也都会做出来。而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况且我们是神州华胄，敢不“绳其祖武”（10）么？
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在这“不可知”中，虽可有破例——即其情形为从来所未有——
的灭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点慰藉罢。
但这一点慰藉，也会勾消在许多自诩古文明者流的笔上，淹死在许多诬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扑灭在许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动上，因为相似的老例，也是“古已有之”的。
其实这些人是一类，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的精神是不会苦的，——因为都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
倘有不信，请看清朝的汉人所做的颂扬武功的文章去，开口“大兵”，闭口“我军”，你能料得到被这“大兵”“我军”所败的就是汉人的么？你将以为汉人带了兵将别的一种什么野蛮腐败民族歼灭了。
然而这一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久存在。在中国，惟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运命。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11）把戏而已么？
二月十六日。
（1）本篇最初分四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二十日、二月十四日、二十日《京报副刊》。
当第一节发表时，作者曾写有《附记》如下：“我是一个讲师，略近于教授，照江震亚先生的主张，似乎也是不当署名的。但我也曾用几个假名发表过文章，后来却有人诘责我逃避责任；况且这回又带些攻击态度，所以终于署名了。但所署的也不是真名字；但也近于真名字，仍有露出讲师马脚的弊病，无法可想，只好这样罢。又为避免纠纷起见，还得声明一句，就是：我所指摘的中国古今人，乃是一部分，别有许多很好的古今人不在内！然而这么一说，我的杂感真成了最无聊的东西了，要面面顾到，是能够这样使自己变成无价值。”按这里说的“不当署名”，系针对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京报副刊》所载署名江震亚的《学者说话不会错？》一文而发。江震亚在这篇文章中说：
“相信‘学者说话不会错’，是评论界不应有的态度。我想要免除这个弊病，最好是发表文字不署名。”他认为“当一个重要问题发生时，总免不了有站在某某一边的人，来替某某辩论”。而且因为某某“是大学的教授，所以他的话不错”，某某“是一个大学生，所以他的话错了”。
（2）《内经》即《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文献。约为战国秦汉时医家汇集古代及当时医学资料纂述而成。全书分《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十八卷。“肌肉都发源于手指和足趾”的说法，见《灵枢·经筋第十三》。
（3）《洗冤录》宋代宋慈著，共五卷，是一部较完整的法医学专著。“男女骨数不同”的说法见于该书《验骨》。
（4）细辛多年生草本植物，中医以全草入药。
（5）康圣人指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变法维新失败后，他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张，组织保皇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后又与北洋军阀张勋扶植清废帝溥仪复辟。梁启超在《康有为传》中说他“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也。”“否则要此膝何用”一语，常见于康有为鼓吹尊孔的文电中，如他在《请饬全国祀孔仍行跪拜礼》中说：“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又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说：“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
（6）格物推究事物的道理。《礼记·大学》中有“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话。
（7）《苦闷的象征》文艺论文集，日本厨川白村著。曾由鲁迅译为中文，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北京新潮社出版。
（8）二十四史指清代乾隆时“钦定”为“正史”的从《史记》到《明史》等二十四部史书。“相斫书”，意思是记载互相杀戮的书，语见《三国志·魏书》卷十三注引鱼豢《魏略》：“豢又常从（隗禧）问《左氏传》，禧答曰：‘……《左氏》直相斫书耳，不足精意也。’”“独夫的家谱”，意思是记载帝王一姓世系的书，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一文中曾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9）李自成（1606—1645）陕西米脂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
明崇祯二年（1629）起义，后被推为闯王。明崇祯十七年（1644）一月在西安建立大顺国，三月攻入北京。后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李兵败退出北京，次年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害。张献忠（1606—1646），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明崇祯三年起义，一六四四年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国。清顺治三年（1646）在川北盐亭界为清兵所害。旧时史书（包括野史和杂记）中都有渲染李、张好杀人的记载。
（10）“绳其祖武”语见《诗经·大雅·下武》。绳，继续；武，步伐。
（11）轮回佛家语。佛教以为生物各依其所作的“业”（修行的深浅、积德的多少、作恶的大小），永远在“六道”（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中生生死死，循环转化不已。
通讯
一
旭生（2）先生：
前天收到《猛进》（3）第一期，我想是先生寄来的，或者是玄伯（4）先生寄来的。无论是谁寄的，总之：我谢谢。
那一期里有论市政的话，使我忽然想起一件不相干的事来。我现在住在一条小胡同里，这里有所谓土车者，每月收几吊钱，将煤灰之类搬出去。搬出去怎么办呢？就堆在街道上，这街就每日增高。有几所老房子，只有一半露出在街上的，就正在豫告着别的房屋的将来。我不知道什么缘故，见了这些人家，就像看见了中国人的历史。
姓名我忘记了，总之是一个明末的遗民，他曾将自己的书斋题作“活埋庵”。
（5）谁料现在的北京的人家，都在建造“活埋庵”，还要自己拿出建造费。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强聒不舍”（6），也许是一个药方罢，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们——
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7）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
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8）。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我这种迂远而且渺茫的意见，自己也觉得是可叹的，但我希望于《猛进》的，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
鲁迅。三月十二日。
鲁迅先生：
你所说底“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诚哉是一件极“可怕”的事情。人类思想里面，本来有一种惰性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的惰性更深。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听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气打不破，我国人的思想，永远没有进步的希望。
你所说底“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
正在和运命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实在是最痛心的话。
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方面看，还有许多人讲话和写文章，还可以证明人心的没有全死。可是这里需要有分别，必需要是一种不平的呼声，不管是冷嘲或热骂，才是人心未全死的证验。如果不是这样，换句话说，如果他的文章里面，不用很多的“！”，不管他说的写的怎么样好听，那人心已经全死，亡国不亡国，倒是第二个问题。
“思想革命”，诚哉是现在最重要不过的事情，但是我总觉得《语丝》，《现代评论》和我们的《猛进》，就是合起来，还负不起这样的使命。我有两种希望：第一希望大家集合起来，办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里面的内容，水平线并无庸过高，破坏者居其六七，介绍新者居其三四。这样一来，大学或中学的学生有一种消闲的良友，与思想的进步上，总有很大的裨益。我今天给适之先生略谈几句，他说现在我们办月刊很难，大约每月出八万字，还属可能，如若想出十一二万字，就几乎不可能。我说你又何必拘定十一二万字才出，有七八万就出七八万，即使再少一点，也未尝不可，要之有它总比没有它好的多。这是我第一个希望。第二我希望有一种通俗的小日报。现在的《第一小报》，似乎就是这一类的。
这个报我只看见三两期，当然无从批评起，但是我们的印象：第一，是篇幅太小，至少总要再加一半才敷用；第二，这种小报总要记清是为民众和小学校的学生看的。所以思想虽需要极新，话却要写得极浅显。所有专门术语和新名词，能躲避到什么步田地躲到什么步田他。《第一小报》对于这一点，似还不很注意。这样良好的通俗小日报，是我第二种的希望。拉拉杂杂写来，漫无伦叙。你的意思以为何如？
徐炳昶。三月十六日。
二
旭生先生：
给我的信旱看见了，但因为琐琐的事情太多，所以到现在才能作答。
有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确是极好的事，字数的多少，倒不算什么问题。第一为难的却是撰人，假使还是这几个人，结果即还是一种增大的某周刊或合订的各周刊之类。况且撰人一多，则因为希图保持内容的较为一致起见，即不免有互相牵就之处，很容易变为和平中正，吞吞吐吐的东西，而无聊之状于是乎可掬。现在的各种小周刊，虽然量少力微，却是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还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较之看见浩大而灰色的军容，或者反可以会心一笑。在现在，我倒只希望这类的小刊物增加，只要所向的目标小异大同，将来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联合战线，效力或者也不见得小。但目下倘有我所未知的新的作家起来，那当然又作别论。
通俗的小日报，自然也紧要的；但此事看去似易，做起来却很难。我们只要将《第一小报》（9）与《群强报》（10）之类一比，即知道实与民意相去太远，要收获失败无疑。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11）而《第一小报》却向他们去讲“常识”，岂非悖谬。教书一久，即与一般社会睽离，无论怎样热心，做起事来总要失败。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学者的良心，有市侩的手段，但这类人才，怕教员中间是未必会有的。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
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而且他们也不是区区文字所能改革的，历史通知过我们，清兵入关，禁缠足，要垂辫（12），前一事只用文告，到现在还是放不掉，后一事用了别的法，到现在还在拖下来。
单为在校的青年计，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我觉得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的。可惜中国现在的科学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过于高深，于是就很枯燥。现在要Brehm（13）的讲动物生活，Fabre（14）的讲昆虫故事似的有趣，并且Сhā许多图画的；但这非有一个大书店担任即不能印。至于作文者，我以为只要科学家肯放低手眼，再看看文艺书，就够了。
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15），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我新近才看出这圈套，就是从“青年必读书”事件以来，很收些赞同和嘲骂的信，凡赞同者，都很坦白，并无什么恭维。如果开首称我为什么“学者”“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是谩骂。我才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的。不料有许多人，却自囚在什么室什么宫里，岂不可惜。只要掷去了这种尊号，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舆论是以为学者只应该拱手讲讲义的），则世风就会日上，而月刊也办成了。
先生的信上说：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16）。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蔚。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
鲁迅。三月二十九日。
鲁迅先生：
你看出什么“踱进研究室”，什么“搬入艺术之宫”，全是“一种圈套”，真是一件重要的发现。我实在告诉你说：我近来看见自命gentleman的人就怕极了。看见玄同先生挖苦gentleman的话（见《语丝》第二十期），好像大热时候，吃一盘冰激零，不晓得有多么痛快。总之这些字全是一种圈套，大家总要相戒，不要上他们的当才好。
我好像觉得通俗的科学杂志并不是那样容易的，但是我对于这个问题完全没有想，所以对于它觉暂且无论什么全不能说。
我对于通俗的小日报有许多的话要说，但因为限于篇幅，止好暂且不说。等到下一期，我要作一篇小东西，专论这件事，到那时候，还要请你指教才好。
徐炳昶。三月三十一日。
（1）本篇最初分两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四月三日北京《猛进》周刊第三、五期。
（2）旭生徐炳昶（1888—1976），字旭生，河南唐河人，当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猛进》周刊的主编。
（3）《猛进》政论性周刊，一九二五年三月六日创刊于北京，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出至第五十三期停刊。
（4）玄伯李宗侗，字玄伯，河北高阳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法文系教授。《猛进》周刊自第二十七期起，由他接编。
（5）指徐树丕，字武子，号活埋庵道人，江苏长洲（今吴县）人，明末秀才。明亡后隐居不出。著有《识小录》、《活埋庵集》等。
（6）“强聒不舍”语出《庄子·天下》：“强聒而不舍者也。”
意思是说了又说，不肯停止。
（7）“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年（戊戌）光绪皇帝采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康有为等人变法维新的主张，于六月间开始，任用维新人士参预政事，颁布新法，推行新政。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强烈反对，于九月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杀害维新运动领袖谭嗣同等六人，并通缉康有为、梁启超，废除新法，维新运动遂告失败。历史上称为“戊戌政变”。
（8）《新青年》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该刊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鲁迅在“五四”时期同该刊有密切关系，是它的重要撰稿人，并曾参加该刊编辑会议。“思想革命”，指《新青年》提倡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化革命运动。
（9）《第一小报》北京出版的小型日报。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日创刊，自创刊日起曾连载译自日文的《常识基础》一书。
（10）《群强报》北京出版的小型日报。一九一二年创刊，内容不注重时事新闻，大部分是低级趣味的文字。
（11）皇帝何在，太妃安否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清帝溥仪（宣统）于二月十二日被迫退位。按照当时所订优待皇室的条件，他们仍留居故宫；直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才被冯玉祥驱逐出宫。这里是说溥仪等被逐后，当时还有人在关心他们的命运。
（12）禁缠足清顺治二年（1645）、康熙元年（1662）、三年清廷曾先后下过禁止缠足的诏文，但未严格执行，而且在一六六八年重新开禁。关于垂辫，一六四四年清兵入关及定都北京后，即下令剃发垂辫，但因受到各地人民反对及局势未定而中止；次年五月攻占南京后，又下了严厉的剃发令；限于布告之后十日，“尽使（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如“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这件事曾引起各地人民广泛的反抗斗争，有许多人被杀。
（13）Brehm勃莱姆（1829—1884），德国动物学家。著有《动物生活》等。
（14）Fabre法布耳（1828—1915），法国昆虫学家。著有《昆虫记》等。
（15）指出现于一九二二年前后思想和文艺界的一种情况。曾经参加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胡适等人站到反动势力方面去之后，于一九二二年创办《努力周报》，在它的副刊《读书杂志》上，劝人“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同时还有一些人提倡所谓“纯文艺”，主张作家固守“艺术之宫”。这类思潮在当时不同程度地产生过坏的影响。
（16）中庸《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据宋代朱熹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子曰：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论辩的魂灵
二十年前到黑市，买得一张符，名叫“鬼画符”（2）。虽然不过一团糟，但帖在壁上看起来，却随时显出各样的文字，是处世的宝训，立身的金箴。今年又到黑市去，又买得一张符，也是“鬼画符”。但帖了起来看，也还是那一张，并不见什么增补和修改。今夜看出来的大题目是“论辩的魂灵”；细注道：
“祖传老年中年青年‘逻辑’扶乩灭洋必胜妙法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3）。今谨摘录数条，以公同好——
“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人格破产了！
受人格破产的洋奴崇拜的洋书，其价值从可知矣！但我读洋文是学校的课程，是政府的功令，反对者，即反对政府也。无父无君之无政府党，人人得而诛之。”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自由结婚未免太过激了。其实，我也并非老顽固，中国提倡女学的还是我第一个。但他们却太趋极端了，太趋极端，即有亡国之祸，所以气得我偏要说‘男女授受不亲’（4）。况且，凡事不可过激；过激派（5）都主张共妻主义的。乙赞成自由结婚，不就是主张共妻主义么？他既然主张共妻主义，就应该先将他的妻拿出来给我们‘共’。”
“丙讲革命是为的要图利：不为图利，为什么要讲革命？
我亲眼看见他三千七百九十一箱半的现金抬进门。你说不然，反对我么？那么，你就是他的同党。呜呼，党同伐异之风，于今为烈，提倡欧化者不得辞其咎矣！”
“丁牺牲了性命，乃是闹得一塌糊涂，活不下去了的缘故。
现在妄称志士，诸君切勿为其所愚。况且，中国不是更坏了么？”
“戊能算什么英雄呢？听说，一声爆竹，他也会吃惊。还怕爆竹，能听枪炮声么？怕听枪炮声，打起仗来不要逃跑么？
打起仗来就逃跑的反称英雄，所以中国糟透了。”
“你自以为是‘人’，我却以为非也。我是畜类，现在我就叫你爹爹。你既然是畜类的爹爹，当然也就是畜类了。”
“勿用惊叹符号，这是足以亡国的。
（6）但我所用的几个在例外。
中庸太太提起笔来，取精神文明精髓，作明哲保身大吉大利格言二句云：
中学为体西学用（7），不薄今人爱古人（8）。”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九日北京《语丝》周刊第十七期。
本篇揭露的是当时顽固派和许多反改革者的“魂灵”和他们的思想“逻辑”。其中列举的诡辩式的奇怪言论，都是作者从当时社会上一些反对新思想、反对改革和毁谤革命者的荒谬言论中概括出来的。
（2）“鬼画符”符是道士以朱笔或墨笔在纸或布上画的似字非字的图形，迷信的人认为它能“驱鬼召神”或“治病延年”，“鬼画符”，即胡乱画的符。
（3）扶乩一种迷信活动，由二人扶一丁字形木架，使下垂一端在沙盘上划字，假托为神鬼所示。太上老君，是道教对老子（老聃）的尊称；急急如律令敕，是道教符咒末尾的常用语，意思是如同法律命令，必须迅速执行。
（4）“男女授受不亲”语见《孟子·离娄》。意思是男女之间不能亲手递接东西。
（5）过激派日本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性的译称。当时我国的反动派也曾沿用这个词进行反共宣传。
（6）关于用惊叹符号足以亡国的论调，见《心理杂志》第三卷第二号（一九二四年四月）张耀翔的《新诗人的情绪》一文，其中统计了当时出版的一些新诗集里的惊叹号（！），说这种符号“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是消极、悲观、厌世等情绪的表现，因而认为多用惊叹号的白话为都是“亡国之音”。
（7）中学为体西学用原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主张。中学，指“治身心”的纲常名教；西学，指“应世事”的西方技术。
（8）不薄今人爱古人语见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五。原意是说他不菲薄当时人爱慕古人的“清词丽句”（据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这里则是对于今人和古人都一视同仁的意思。
牺牲谟
——“鬼画符”失敬失敬章第十三
“阿呀阿呀，失敬失敬！原来我们还是同志。我开初疑心你是一个乞丐，心里想：好好的一个汉子，又不衰老，又非残疾，为什么不去做工，读书的？所以就不免露出‘责备贤者’（2）的神色来，请你不要见气，我们的心实在太坦白了，什么也藏不住，哈哈！可是，同志，你也似乎太……。
“哦哦！你什么都牺牲了？可敬可敬！我最佩服的就是什么都牺牲，为同胞，为国家。我向来一心要做的也就是这件事。你不要看得我外观阔绰，我为的是要到各处去宣传。社会还太势利，如果像你似的只剩一条破裤，谁肯来相信你呢？
所以我只得打扮起来，宁可人们说闲话，我自己总是问心无愧。正如‘禹入祼国亦祼而游’（3）一样，要改良社会，不得不然，别人那里会懂得我们的苦心孤诣。但是，朋友，你怎么竟奄奄一息到这地步了？
“哦哦！已经九天没有吃饭？！这真是清高得很哪！我只好五体投地。看你虽然怕要支持不下去，但是——你在历史上一定成名，可贺之至哪！现在什么‘欧化’‘美化’的邪说横行，人们的眼睛只看见物质，所缺的就是你老兄似的模范人物。你瞧，最高学府的教员们，也居然一面教书，一面要起钱来，（4）他们只知道物质，中了物质的毒了。难得你老兄以身作则，给他们一个好榜样看，这于世道人心，一定大有裨益的。你想，现在不是还嚷着什么教育普及么？教育普及起来，要有多少教员；如果都像他们似的定要吃饭，在这四郊多垒（5）时候，那里来这许多饭？像你这样清高，真是浊世中独一无二的中流砥柱：可敬可敬！你读过书没有？如果读过书，我正要创办一个大学，就请你当教务长去。其实你只要读过‘四书’（6）就好，加以这样品格，已经很够做‘莘莘学子’（7）的表率了。
“不行？没有力气？可惜可惜！足见一面为社会做牺牲，一面也该自己讲讲卫生。你于卫生可惜太不讲究了。你不要以为我的胖头胖脸是因为享用好，我其实是专靠卫生，尤其得益的是精神修养，‘君子忧道不忧贫’（8）呀！但是，我的同志，你什么都牺牲完了，究竟也大可佩服，可惜你还剩一条裤，将来在历史上也许要留下一点白璧微瑕……。
“哦哦，是的。我知道，你不说也明白：你自然连这裤子也不要，你何至于这样地不彻底；那自然，你不过还没有牺牲的机会罢了。敝人向来最赞成一切牺牲，也最乐于‘成|人之美’（9）况且我们是同志，我当然应该给你想一个完全办法，因为一个人最紧要的是‘晚节’，一不小心，可就前功尽弃了！
“机会凑得真好：舍间一个小鸦头，正缺一条裤……。朋友，你不要这么看我，我是最反对人身买卖的，这是最不人道的事。但是，那女人是在大旱灾时候留下的，那时我不要，她的父母就会把她卖到妓院里去。你想，这何等可怜。我留下地，正为的讲人道。况且那也不算什么人身买卖，不过我给了她父母几文，她的父母就把自己的女儿留在我家里就是了。我当初原想将她当作自己的女儿看，不，简直当作姊妹，同胞看；可恨我的贱内是旧式，说不通。你要知道旧式的女人顽固起来，真是无法可想的，我现在正在另外想点法子……。
“但是，那娃儿已经多天没有裤子了，她是灾民的女儿。
我料你一定肯帮助的。我们都是‘贫民之友’呵。况且你做完了这一件事情之后，就是全始全终；我保你将来铜像巍巍，高入云表，呵，一切贫民都鞠躬致敬……。
“对了，我知道你一定肯，你不说我也明白。但你此刻且不要脱下来。我不能拿了走，我这副打扮，如果手上拿一条破裤子，别人见了就要诧异，于我们的牺牲主义的宣传会有妨碍的。现在的社会还太胡涂，——你想，教员还要吃饭，——那里能懂得我们这纯洁的精神呢，一定要误解的。一经误解，社会恐怕要更加自私自利起来，你的工作也就‘非徒无益而又害之’（10）了，朋友。
“你还能勉强走几步罢？不能？这可叫人有点为难了，——那么，你该还能爬？好极了！那么，你就爬过去。你趁你还能爬的时候赶紧爬去，万不要‘功亏一篑’（11）。但你须用趾尖爬，膝髁不要太用力；裤子擦着沙石，就要更破烂，不但可怜的灾民的女儿受不着实惠，并且连你的精神都白扔了。
先行脱下了也不妥当，一则太不雅观，二则恐怕巡警要干涉，还是穿着爬的好。我的朋友，我们不是外人，肯给你上当的么？舍间离这里也并不远，你向东，转北，向南，看路北有两株大槐树的红漆门就是。你一爬到，就脱下来，对号房说：
这是老爷叫我送来的，交给太太收下。你一见号房，应该赶快说，否则也许将你当作一个讨饭的，会打你。唉唉，近来讨饭的太多了，他们不去做工，不去读书，单知道要饭。所以我的号房就借痛打这方法，给他们一个教训，使他们知道做乞丐是要给人痛打的，还不如去做工读书好……。
“你就去么？好好！但千万不要忘记：交代清楚了就爬开，不要停在我的屋界内。你已经九天没有吃东西了，万一出了什么事故，免不了要给我许多麻烦，我就要减少许多宝贵的光阴，不能为社会服务。我想，我们不是外人，你也决不愿意给自己的同志许多麻烦的，我这话也不过姑且说说。
“你就去罢！好，就去！本来我也可以叫一辆人力车送你去，但我知道用人代牛马来拉人，你一定不赞成的，这事多么不人道！我去了。你就动身罢。你不要这么萎靡不振，爬呀！朋友！我的同志，你快爬呀，向东呀！……”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语丝》周刊第十八期。
谟，谋划。《尚书》中有《大禹谟》、《皋陶谟》等篇。
（2）“责备贤者”语出《新唐书·太宗本纪》：“《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求全责备的意思。
（3）“禹入祼国亦祼而游”语出《吕氏春秋·慎大览》：“禹之祼国，祼入衣出。”又《战国策·赵策》：“禹祖入祼国。”这里用以说明随俗的必要。
（4）指当时曾发生的索薪事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公教人员因薪金常年拖欠不发，生活难以维持，曾联合向反动政府索讨欠薪。当时却出现了一种以为教员要薪水、要吃饭就是不清高的谬论。如林马矣（曾京农大校长公开信》中说：“身当教员之人，果有几人真肯为教育牺牲？……教育为最神圣最清高之事业，教育家应有十分牺牲精神……不能长久枵腹教书，则亦惟有洁身引退，以让之可以牺牲之人。”作者的这段话就是针对这类论调而发的。
（5）四郊多垒语见《礼记·曲礼》：“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垒，堡垒，作战时的防御工事。
（6）“四书”即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北宋时程颢、程颐特别推崇《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
南宋朱熹又将这二篇和《论语》、《孟子》合在一起，撰写《四书章句集注》，自此便有了“四书”的名称。它是旧时学塾中的必读书。
（7）“莘莘学子”语出晋代潘尼《释奠颂》：“莘莘胄子，祁祁学生。”莘莘，多的意思。此语常见于章士钊等人的文字中。
（8）“君子忧道不忧贫”语见《论语·卫灵公》。
（9）“成|人之美”语见《论语·颜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10）“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语见《孟子·公孙丑》。
（11）“功亏一篑”语见《尚书·旅獒》：“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功败垂成的意思。篑，竹制的盛土器具。
战士和苍蝇
Schopenhauer（2）说过这样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
正因为近则愈小，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
三月二十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京《京报》附刊《民众文艺周刊》第十四号。
作者在同年四月三日《京报副刊》发表的《这是这么一个意思》中对本文曾有说明：“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见《集外集拾遗》）
（2）Schopenhauer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这里引述的话，见他的《比喻·隐喻和寓言》一文。
夏三虫
夏天近了，将有三虫：蚤，蚊，蝇。
假如有谁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三者之中，最爱什么，而且非爱一个不可，又不准像“青年必读书”那样的缴白卷的。
我便只得回答道：跳蚤。
跳蚤的来吮血，虽然可恶，而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针叮进皮肤，自然还可以算得有点彻底的，但当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却使人觉得讨厌。如果所哼的是在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那可更其讨厌了，幸而我不懂。
野雀野鹿，一落在人手中，总时时刻刻想要逃走。其实，在山林间，上有鹰Γ下有虎狼，何尝比在人手里安全。为什么当初不逃到人类中来，现在却要逃到鹰虎狼间去？或者，鹰虎狼之于它们，正如跳蚤之于我们罢。肚子饿了，抓着就是一口，决不谈道理，弄玄虚。被吃者也无须在被吃之前，先承认自己之理应被吃，心悦诚服，誓死不二。人类，可是也颇擅长于哼哼的了，害中取小，它们的避之惟恐不速，正是绝顶聪明。
苍蝇嗡嗡地闹了大半天，停下来也不过舐一点油汗，倘有伤痕或疮疖，自然更占一些便宜；无论怎么好的，美的，干净的东西，又总喜欢一律拉上一点蝇矢。但因为只舐一点油汗，只添一点腌臜，在麻木的人们还没有切肤之痛，所以也就将它放过了。中国人还不很知道它能够传播病菌，捕蝇运动大概不见得兴盛。它们的运命是长久的；还要更繁殖。
但它在好的，美的，干净的东西上拉了蝇矢之后，似乎还不至于欣欣然反过来嘲笑这东西的不洁：总要算还有一点道德的。
古今君子，每以禽兽斥人，殊不知便是昆虫，值得师法的地方也多着哪。
四月四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七日《京报》附刊《民众文艺周刊》第十六号。
忽然想到
五
我生得太早一点，连康有为们“公车上书”（2）的时候，已经颇有些年纪了。政变之后，有族中的所谓长辈也者教诲我，说：康有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为；有者，“富有天下”，为者，“贵为天子”也。非图谋不轨而何？我想：诚然。
可恶得很！
长辈的训诲于我是这样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从读书人家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我自然以为极应该的，但有时心里也发生一点反抗。心的反抗，那时还不算什么犯罪，似乎诛心之律，倒不及现在之严。
但这心的反抗，也还是大人们引坏的，因为他们自己就常常随便大说大笑，而单是禁止孩子。黔首（3）们看见秦始皇（4）那么阔气，捣乱的项羽（5）道：“彼可取而代也！”没出息的刘邦（6）却说：“大丈夫不当如是耶？”我是没出息的一流，因为羡慕他们的随意说笑，就很希望赶忙变成大人，——虽然此外也还有别种的原因。
大丈夫不当如是耶，在我，无非只想不再装死而已，欲望也并不甚奢。
现在，可喜我已经大了，这大概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罢，无论用了怎样古怪的“逻辑”。
我于是就抛了死相，放心说笑起来，而不意立刻又碰了正经人的钉子：说是使他们“失望”了。我自然是知道的，先前是老人们的世界，现在是少年们的世界了；但竟不料治世的人们虽异，而其禁止说笑也则同。那么，我的死相也还得装下去，装下去，“死而后已”（7），岂不痛哉！
我于是又恨我生得太迟一点。何不早二十年，赶上那大人还准说笑的时候？真是“我生不辰”（8），正当可诅咒的时候，活在可诅咒的地方了。
约翰弥耳（9）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四月十四日。
六
外国的考古学者们（10）联翩而至了。
久矣夫，中国的学者们也早已口口声声的叫着“保古！保古！保古！……”
但是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
所以，外国的考古学者们便联翩而至了。
长城久成废物，弱水（11）也似乎不过是理想上的东西。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朽到毫无精力了，还要自相残杀。于是外面的生力军很容易地进来了，真是“匪今斯今，振古如兹”（12）。至于他们的历史，那自然都没我们的那么古。
可是我们的古也就难保，因为土地先已危险而不安全。土地给了别人，则“国宝”虽多，我觉得实在也无处陈列。
但保古家还在痛骂革新，力保旧物地干：用玻璃板印些宋版书，每部定价几十几百元；“涅槃！涅槃！涅槃！（13）！”佛自汉时已入中国，其古色古香为何如哉！买集些旧书和金石，是劬古（14）爱国之士，略作考证，赶印目录，就升为学者或高人。而外国人所得的古董，却每从高人的高尚的袖底里共清风一同流出。即不然，归安陆氏的百百宋（15），潍县陈氏的十钟（16），其子孙尚能世守否？
现在，外国的考古学者们便联翩而至了。
他们活有余力，则以考古，但考古尚可，帮同保古就更可怕了。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这虽然可恶，却还不奇，因为他们究竟是外人。而中国竟也有自己还不够，并且要率领了少年，赤子，共成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者，则真不知是生着怎样的心肝。
中国废止读经了，教会学校不是还请腐儒做先生，教学生读“四书”么？民国废去跪拜了，犹太学校（17）不是偏请遗老做先生，要学生磕头拜寿么？外国人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不是最反对五四以来的小改革么？而外国总主笔治下的中国小主笔，则倒是崇拜道学（18），保存国粹的！
但是，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而况保古。
现状就是铁证，比保古家的万言书有力得多。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19），百宋千元（20），天球河图（21），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保古家大概总读过古书，“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22），该不能说是禽兽行为罢。那么，弃赤子而抱千金之璧的是什么？
四月十八日。
（1）本篇最初分两次发表下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八日、二十二日《京报副刊》。
（2）“公车上书”甲午（1894）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于一八九五年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当时康有为正在北京会试，就集合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史称“公车上书”。按汉代用公家的车子载送应征到京城的士人，所以后世举人入京会试也称“公车”。
（3）黔首秦代对人民的称呼。《史记·秦始皇本纪》：“更名民曰黔首。”
（4）秦始皇（前259—前210）姓赢名政，战国时秦国的国君。
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
（5）项羽（前232—前202）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西）人，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出身楚国贵族，亡秦后自立为“西楚霸王”。据《史记·项羽本纪》：“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6）刘邦（前247—前195）沛（今江苏沛县）人，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在亡秦灭楚后建立了西汉王朝，庙号高祖。据《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常繇（徭）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
‘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7）“死而后已”语见诸葛亮《后出师表》。
（8）“我生不辰”语见《诗经·大雅·桑柔》：“我生不辰，逢天僤怒。”不辰，不是时候；，大、盛。
（9）约翰弥耳（J．S．Mill，1806—1878）通译约翰·穆勒，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著作有《逻辑体系》、《论自由》（严复中译名分别为《穆勒名学》、《群己权界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