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不甘于女­性­角­色­有两种途径：一是变成男人；二是做最好的女人。

她选择了后者。

她叫邓绥，世家女，父亲邓训是邓禹第六子，为护羌校尉，母亲­阴­氏是­阴­丽华的堂姐。她6岁就能读史书，12岁就明白《诗》、《论语》，哥哥们读书有不懂的还要问她。连母亲都感觉她太过怪异：“你好好一个女孩儿家，不学女工想考博士啊？”于是她白天学女工，晚上读书。由于没见过读书不要命的主儿，家里人都称她“诸生”。

可能读书多了，见识也更加高超，连邓训每次回家都找这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商量事情——我们从这些小小细节里看出这是个自我意识觉醒异常的孩子。

波伏娃在《第二­性­》里这样写到：“社会根据男人制定的法典宣判女人是低人一等的，所以她只有摧毁男­性­的优越地位才能够消除这种劣等­性­。于是她去攻击使她不健全的、对她进行支配的男人，她和他大唱对台戏，拒绝接受他的价值观。但她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自卫。使她注定低人一等的原因，既不是固定不变的本质，也不是错误的选择。它们是硬加在她身上的。一切压迫都会引起战争，这一点毋庸置疑。被看做次要者的生存者，不能不要求重树她的主权地位。”

简而言之，女­性­的地位和身份以及角­色­是后天强加的，不是“自然形成”的，这种理论可以解释邓绥身上的奇异之处。

她不喜女工——这是那个时代女­性­角­色­的一种最基础的认同方式。

她喜欢读书——在那个封建时代，这是男人们需要掌握的技能。

她参与政事（跟父亲商讨）——这不是一个女儿应做的事情。

从成长时期，她就在有意识地反抗自己的女­性­定位。只是这种反抗并不着痕迹，虽然只是个孩子，但是她很巧妙而到位地避开了封建时代的雷区。

5岁时，年迈的祖母亲自给她剪发，因年高眼花，剪刀误伤到前额，血顿时就淌下来。她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忍痛不言，直到剪发完毕。旁人见她额上流血，惊问她为何忍耐不说。邓绥回答说：“不是不知痛，实在因为太夫人喜欢我才给我剪发，如果喊痛，反而伤了老人初衷，所以只好忍受！”

13岁，父亲去世，她日夜啼哭，思念父亲，3年不吃盐菜，以致姿容憔悴得别人都认不出。

邓绥虽然在原则问题上做了抗争，但是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女­性­，在雷区面前她又小心翼翼地做了维护——她异常孝顺，孝顺得让众人容忍了她的怪异——那个时候，邓绥1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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