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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访边城〉

这种老房子当然是要拆,这些年来源源不绝的难民快把这小岛挤坍了,怎么能不腾出地方来造房子给人住?我自己知道不可理喻,不过是因为太喜欢这城市,兼有西湖山水的紧凑与青岛的整洁,而又是离本土最近的唐人街。有些古中国的一鳞半爪给保存了下来,唯其近,没有失真,不像海外的唐人街。

这次来我住在九龙,难得过海,怕看新的渡轮码头,从前光润的半旧枣红横条地板拆了,换了水泥地。本来一条长廊伸出海中,两旁隔老远才有一张玻璃盒装的广告画,冷冷清清介绍香烟或是将上映的影片。这么宝贵的广告空闲,不予充分利用,大有谐星的throwing line的风度──越是妙语越是「白扔掉」,不经意地咕哝一声,几乎听不清楚。那一份闲逸我特别欣赏。

相形之下,新盖的较大的水泥建筑粗陋得惨不忍观。我总是实在非过海不可,才直奔那家店铺,目不斜视。这样□□,自然见闻很少。

但是看来南下的外省人已经同化了。孩子们在学校里说广东话,在家里也不肯讲任何其他方言,正好不与父母交谈,别处的十几岁的人也许会羡慕他们有这借口。

耶诞节他们跟同学当面交换圣诞卡片。社会上不是教徒也都庆祝,送礼,大请客。

报上十三妹写的专栏有个读者来信说:「我今年十九岁。」一年前她父亲带她从华北逃出来,一路经过无数艰险,最后一程子路乘小船到澳门,中途被中共­射­击,父亲用身体遮着她,自己受了重伤,死在澳门的医院里。她到了香港,由父亲的一个朋友给找了个小事,每个月约有一百元港币,只够租一个床位,勉强存活。 「全香港只有我不过圣诞节,」她信上说。 「请告诉我我是不是应当回大陆去。」

十三妹怎样回答的,不记得了,想必总是劝勉一番。我的反应是漫画上的火星直爆,加上许多「!」与「#」,不管「#」在这里是代表什么,当然也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在封闭的社会里,年青人的无知,是外间不能想像的。连父母在家里有许多话也都不敢说,怕万一被子女检举。一到了香港的花花世界,十九岁的女孩正是爱美的年龄,想装饰自己的欲望该多强烈。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是真宁可回到「大家没得」的地方,少受点痛苦。不过一路出来,没有粮票路条,不靠亲友帮忙决走不了这么远。一回去追究起来,岂不害了这些恩人?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故事,紧张,悲壮,对人­性­有讽刺­性­的结局。可惜我不会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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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重访边城〉

。_txt天堂

临走我有个亲戚约了在香港饭店见一面,晚上七点半在大厅上泡壶红茶,叫了一盘小蛋糕。谈了一会,出来也才八点多。我得要买点廉价金饰带回去送人,听说就在后面一条街上就有许多金铺,开到很晚,顺便去一趟。在饭店门口作别,不往天星码头走,需要□□。表姑父听我说还要买东西,有点错愕,但是显然觉得我也算是个老香港了,不便说什么,略一点头呵腰,就在灯光黯淡的门廊里一转弯消失了身影。

我循着门廊兜过去,踏上坡斜的后街往上爬,更黑洞洞起来,一个人影子都不见。香港也像美国了,一到了晚上,营业区就成了死城,行人绝迹,只有汽车风驰电掣来往。这青石板山道斜度太陡,不通车,就一片死寂。

到底是中环,怎么这么黑?我该不是第一次发现我有夜盲症,但还是不懂怎么没走过几家门面,顿时两眼漆黑。小时候天­色­黄昏还在看书,总听见女佣喊叫:「再看要­鸡­茅(盲?)子眼啦!」「开了灯不行吗?」「开了灯也是一样!」似乎是个禁忌的时辰。只知道狗的视力不佳,­鸡­是天一黑就看不见了?也许因此一到晚上「­鸡­栖于埘」,必须回到­鸡­窝去。照理在光线不足的地方看书,只会近视。黄昏的时候看书就得夜盲症,那是个禁忌的时辰,仿佛全凭□想,不科学。但是事实是我傍晚下台阶就看不清楚梯级,戴着眼镜也没用。不过一向没注意,这下子好了──正赶着这时候壮着胆子不去想香港那些太多的路劫的故事,索­性­瞎了眼乱闯,给捅一刀也是自讨的。

都怪我不肯多跑一趟,怕过海,要两次并一次,这么晚才去买东西。谁叫你这样感伤起来,我对自己说。就有那么些感情上的奢侈!怕今昔之感,就不要怕匝颈路劫。活该!

道旁该都是匹旧式小店,虽然我这次回来没来过。楼上不会不住人,怎么也没有半点灯光?也是我有点心慌意乱,只顾得脚下,以及背后与靠近的一面随时可能来的袭击,头上就不理会了,没去察看有没有楼窗漏出灯光,大概就有也稀少微弱,而且静悄悄的声息毫无。

要防街边更深的暗影中窜出人来,因此在街心只听见石板路□□□的脚步声。古老的街道没有骑楼,□直,平均地往上斜,相当阔,但是在黑暗中可宽可窄,一个黑胡同。预期的一拳一脚,或是一撞,脑后一闷棍,都在蓄势跃跃欲试,似有若无在黑暗中像风吹着柔软的气球面,时而贴上脸来,又偶一拂过头发,擦身而过,仅只前前后后虚晃一招。

这不是摆绸布摊的街吗?方向相同,斜度相同。如果是的,当然早已收了摊子,一点痕迹都不留。但是那故乡气的市集,现在的香港哪还会有?现在街上摆地摊的只有大陆带出来的字画,挂在墙上。事隔二十年,我又向来不认识路,忘了那条街是在娱乐戏院背后,与这条街平行。但是就在这疑似之间,已经往事如潮,四周成为喧闹的鬼市。摊子实在拥挤,都向上发展,小车柜上竖起高高的杆柱,挂满衣料,把沿街店面全都挡住了。

在人丛里挤着,目不暇给。但是我只看中了一种花布,有一种红封套的玫瑰红,鲜明得烈日一样使人一看就瞎了眼,上面有圆圆的单瓣浅粉­色­花朵。用较深的粉红密点代表­阴­影。花下两片并蒂的黄绿­色­小­嫩­叶子。同样花还有碧绿地子,同样的粉红花,黄绿叶子;深紫地子,粉红花,黄绿叶子。那种配­色­只有中国民间有。但是当然,非洲人穿的旷野原始图案的花布其实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纺织厂──不过是针对老非洲市场,投其所好。英国人仿制的康熙青花瓷几可乱真。但是花洋布不会掉­色­。与我同去的一个同学用食指蘸了唾沫试过了。是土布。我母亲曾经喜欢一种印白竹叶的青布,用来做旗袍,但是那白竹叶上腻着还没掉光的石膏,藏青地子沾着点汗气就掉­色­,皮肤上一块乌青像伤痕。就我所知,一九三○年间就剩这一种印花土布了。香港这些土布打哪来的?如果只有广东有,想必总是广州或是附近城镇织造的。但是谁穿?香港山上砍柴的女人也跟一切广东­妇­女一样一身黑。中上等­妇­女穿唐装的,也是黑香云纱衫袴,或是用夏季洋服的浅­色­细碎小花布。 □区与中环没有婴儿,所以一时想不到。买了三件同一个花样的实在无法在那三个颜­色­里选择一种──此外也是在这摊子上,还买了件大红粉红二­色­方胜图案的白绒布,连我也看得出这是婴儿襁褓的料子。原来这些鲜艳的土布是专给|­乳­婴做衣服的,稍大就穿童装了。

在清初「十三行」时代──十三个洋行限设在一个小岛上,只准许广州商人到岛上交易──是唯一接近外国的都市,至今还有炸火腿三明治这一味粤菜为证。他们特有的这种土布,用密点绘花瓣上的­阴­影,是否受日本的影响?我只知道日本衣料设计惯用密圈,密点不确定。如果相同,也该是较早的时候从中国流传过去的,因为日本的传统棉布向来比较经洗,不落­色­,中国学了绘图的技巧,不会不学到较进步的染料。

看来这种花布还是南宋迁入广东的难民带来的,细水长流,不绝如缕,而且限给|­乳­婴穿。

我从前听我姑姑说:「天津乡下女人穿大红扎脚袴子,真恶心!」那风沙扑面的黄土平原上,天津近海,想必海风扫荡下更是荒瘠不毛之地。人对­色­彩的渴望,可想而知。但看传统建筑的朱栏,朱门,红楼,丹樨,大红漆柱子,显然中国人是爱红的民族。 ──虽说「大红大绿」,绿不过是陪衬,因为讲究对称。几乎从来没有单独大块的绿­色­的──但是因为衣服比房舍更接近个人,大红在新房新­妇­之外成了禁条。

当时亲戚家有个年纪大的女仆,在上海也仍旧穿北方的扎脚袴。 「老李婆的扎脚袴尿臊臭,」我姑姑也□□这笑话。老年人本来邋遢,帮佣生涯也一切马虎,扎脚袴又聚气。北边乡下缺水,天又冷,不大能洗澡。大红棉袴又容易脏,会有黑隐隐的垢腻痕。也许是尿臊臭的联想加上大红袴子的挑逗­性­,使我姑姑看了恶心。

唐宋的人物画上常有穿花衣服的,大都是简化的团花,可能并不忠实复制原来的图案。衣服几乎永远是淡赭­色­或是淡青,石青,石绿。当然,这不是说这些冲淡的­色­调不是适合国画的风格。从来没有。是否是有一种不成文法的自我约束?

中国固有的丝绸棉布都褪­色­,所以绝大多数的人在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穿褪­色­的衣服,正如韩国的传统服装是白­色­,因为多山的半岛物产不丰,出不起染料钱。中国古画中人物限穿淡赭,石青,石绿,淡青,原来是写实的,不过是褪了­色­的大红大绿深青翠蓝。中国人最珍爱的颜­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红男绿女」──并不是官员才穿大红袍的。后人作画墨守成规,于是画中人穿那种冲淡的颜­色­。

明末清初冒辟疆在回忆录中写董小宛「衣退红衫」观潮,众人望之如凌波仙子。我一向以为「退红」是最淡的粉红,其实大概也就是淡赭­色­,不过身为名妓,她当然只穿新衣,是染就的淡赭红,穿着更亭亭入画。

倒不是绘画的影响,而是满清入关,满人不是爱红的民族,清宫的建筑与室内装修的­色­调都趋向苍□,上行下效,一方面物极必反,汉人本来也已穿厌了「鲜衣」。有这旬谚语:「若安占,须带三分孝。」白娘娘如果不是新寡,也就不可能一身白,成了她的招牌。 《海上花》里的妓汝大都穿湖­色­,也有穿鱼肚白,「竹根青」(泛背的淡黄褐­色­)的;小家碧玉赵二宝与她哥哥都穿月白。书中丧礼布置用湖­色­月白。显然到了晚清,上海的妓院与附近一带的小户人家已经没这些忌讳了。

鲜艳的­色­彩只有保守­性­的乡农仍旧喜爱,沦为没有纪录的次文化。此外大红大绿只存在于婚礼中,而婚礼向来是古代习俗的废纸篓,「儿女□□□」中安志节的考据,也都是当时已经失传的□节了。 「洞房」这名词甚至于上溯到|­茓­居时代,想必后来有了房屋,仍旧照上代的习惯,送一对新人。到山洞中过夜。洞房又称「青庐」,想必到了汉朝人烟稠密,安全清静的山洞太少,就在宅院中用青翠的树枝搭个小屋,仿效古人度夏或是行猎放牧的临时房舍。

从什么时候起,连农民也摒弃鲜艳的­色­彩,只给婴儿穿天津乡下女人的大红袴子。附近有一处­妇­女画春宫为副业──我虽只知道杨柳青的年画──都是积习相沿,同被视为陋俗。原因许是时装不可抗拒的力量,连在乡下,浓艳的彩­色­也终于过了时,嫌土头土脑了。但是在这之前,宋明理学也已经渗透到社会基层,女人需要处处防闲,不得不韬光养晦,珍爱的彩­色­只能留给小孩穿。而在一九四○年的香港,连穷孩子也都穿西式童装了,穿传统花布的又更缩到吃­奶­的孩子。

当时我没想到这么多,就只感到狂喜,第一次触摸到历史的质地──暖厚黏重,不像洋布爽脆──而又不像一件古董,微凉光滑的,无法在上面留下个人的痕迹;它自有它完整的亘古的存在,你没份,爱抚它的时候也已经被抛弃了。而我这是收藏家在古画上题字,只有更「后无来者」──衣料裁剪成衣服,就不能再属于别人了。我拿着对着镜子比来比去,像穿着一幅名画一样森森然,飘飘然。是什么时候绝迹于中原与大江南北,已经不可考了。港战后被我带回上海,做了衣服穿,一般人除了觉得怪,并不注意,只有偶而个把小贩看了似曾相识,凝视片刻,若有所悟,脸上浮出轻微的嘲笑。大概在乡下见过类似的破布条子。当然没穿多久就黯败褪­色­了。像抓住了古人的衣角,只一会工夫,就又消失了。

共产党来了以后,我领到两块配给布。一件湖­色­的,粗硬厚重得像土布,我做了件唐装喇叭袖短衫,另一件做了条雪青洋纱袴子。那是我最后一次对从前的人牵衣不舍。

排队登记户口。一个看似八路军的老­干­部在街口摆张小学校的黄漆书桌,轮到我上前,他一看是个老乡,略怔了怔,因似笑非笑问了声:「认识字吗?」

我点点头,心里很得意。显然不像个知识分子。

而现在,这些年后,忽然发现自己又在那条神奇的绸布摊的街上,不过在今日香港不会有那种乡下赶集式的摊贩了。这不正是我极力避免的,旧地重游的感慨?我不免觉得冤苦。宁可冒身体发肤的危险去躲它,倒偏偏狭路相逢,而且是在这黑暗死寂的空街上,等于一同封死在铁桶里,再钟爱的猫也会撕裂你的脸,抓瞎你的眼睛。幸而我为了提心吊胆随时准备着被抢劫,心不在焉,有点麻木。

而且正在开始疑心,会不会走错路了?通到夜市金铺的横街,怎么会一个人都没有?当然顺着上坡路比较吃力,摸黑走又更费劲。就像是走了这半天了。正耐着­性­子,一步一步往前推进,忽然一抬头看见一列日光光雪亮的平房高高在上,像个泥金画卷,不过是白金,孤悬在黑暗中。因为是开间很小的店面房子,不是楼房。对街又没有房舍,就像「清明上河图」,更有疑幻疑真的惊喜。

货比三家不吃亏,我这家走到那家,柜台后少年老成的青年店员穿着少见的长袍──不知道是否为了招徕游客──袖着手笑嘻嘻的,在他们这不设防城市里,好像还是北宋的太平盛世。除了玻璃柜里的金饰,一望而知不是古中国。货品家家都一样,也许是我的幻觉,连店员也都一模一样。

我买了两只小福字颈饰串在细金链条上。归途还是在黑暗中,不知道怎么仿佛安全了点。其实他们那不设防城市的默契──如果有的话──也不会延展到百步外。刚才来的时候没遇见,还是随时可以冒出个人影来。但是到底稍微放心了点,而且眼睛比较习惯了黑暗。这才看到拦街有一道木栅门,不过大敞着,只见两旁靠边丈来高的卅字架。大概门虽设而长开。传说贾宝玉沦为看街兵,不就是打更看守街门?更鼓宵禁的时代的遗迹,怎么鹿港以外竟还有?从前买布的时候怎么没看见?那就还是不是这条街,真想不到,临走还有这新发现。

当然,也许是古□,不是古迹。但是怎么会保留到现在,尤其是这全岛大拆建的时候?香港就是这样,没准。忽然空中飘来一缕屎臭,在黑暗中特别浓烈。不是倒马桶,没有刷马桶的声音。晚上也不是倒马桶的时候。也不是有人在街上大便,露天较空旷,不会这样热呼呼的。那难道是店面楼上住家的一掀开马桶盖,就有这么臭?而且还是马可孛罗的世界,­色­香味俱全。我觉得是香港的临去秋波,带点安抚的意味,若在我忆旧的份上。在黑暗中我的嘴­唇­旁动着微笑起来,但是我毕竟笑不出来,因为疑心是跟它诀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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