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让女社员们一个个面红耳赤地远远走开。几年前在那场井火中丧生的小四川等人与村人建立起的邻里亲情，很快便因钢管铺路，对村人偷油的污辱、白馍大­肉­和青砖瓦房里的龌龊之事给切断了。

脸蛋白如蛋青的油田家庭和孩子被汽车载入海父海母之地不久，数百名来自省里、地区和县里的半大孩子排着整齐的队伍、打着红旗、喊着口号开进河海公社。蛤蟆湾子村人这才明白，致使村人再无心各地过日子的，并非鲍文化、小毛头、邓青菊这些人，而是来自强大的外力，而村里搞的那些革命活动，只不过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暴风雨前奏。

很多人预感到，这场政治风暴比近使村人外迁的自然风雨来得更为凶猛。河父海母之地的这个夏天晴空也会突然打雷，尽管每场急骤而至的雷雨都会被邓家老四兆财准确地预知，但村人仍被变化无常的天气搞得晕头转向。

来自城里的半大孩子们被这片土地上的采油树和村人原始的生活方式所吸引，看什么都新鲜而好奇。他们步调一致、组织有序，每天都忙忙碌碌，把写满毛笔字的大纸贴得满街都是。这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贴满墙的大纸，常常被一阵疾风暴雨冲刷得无影无踪，他们从头另来，没有丝毫的倦怠。他们不分昼夜地在河海公社的学校和每一个村以及油田工人集聚地搞宣传，比做任何游戏的兴趣都浓厚十倍。对这些来自城里的孩子，刘氏个个喜爱，她毫不吝啬，大锅大锅地做最可口的饭菜招待孩子们，在为他们做饭时喋喋不休地询问每一个人的姓名和家里都有什么人。

她用最朴实的话招呼大家，不仅在自己家打了足能容下二十个人的地铺，还动员村人为城里孩子腾地方住宿。蛤蟆湾子因此成为了红卫兵的暂居点。

一个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孩子显然是同行者的头头，她时常在饭后帮刘氏涮筷洗碗，而刘氏潜意识里把她当成了十年前的红霞，她不仅有红霞一样的笑声，还与与红霞重名。还是在刘氏把饭菜第一次端给她时，她没等刘氏询问便自报家门：“大娘，我叫齐红霞，是省第三中学团支部书记。”“是吗？”刘氏当场便愈加眉开眼笑地对她另眼相看，“俺家也有个姑娘叫红霞呢！”

两个人因此在极短时间便将距离一下子拉得很近，产生了母女般的亲情。两天后，当刘氏诚意挽留她和同伴们多住些日子时，被姑娘嘻笑着拒绝了，“大娘，我们后天就走。”起初，刘氏误会了姑娘的意思，恳切地说：“今年是丰收年，俺家光夏粮就分了三千多斤呢，不会让你们挨饿。”她甚至拉姑娘去看自己家的储藏粮。姑娘被惹得咯咯直笑，告诉刘氏，他们这次是来串连的，就是约上农村的红卫兵一起出去闹革命，最后兴奋地说，“过几天，我们还要去北京城呢！”

这话让刘氏吃了一惊，“北京”两个字虽近几年灌满了她的耳朵，但她却认为那是可望不可及的地方，远的象在天边。在刘氏的迷惑中，姑娘已带着同伴去忙自己事情了。虽然这话出自红齐霞之口，刘氏仍然将信将疑。

但两天后，当数百名到河海公社串连的红卫兵打着红旗喊着口号离开河海公社时，刘氏在公社中学读书的孙子邓红旗也跟队伍走了。这个消息直到第二批半大孩子来到河海公社家里人才知道。“天呢，红旗真的到天边去了！”刘氏的心象被掏去的一般。她知道，孙子已经根本追不回来了。

一家人仿佛这时候才猛然想起突然某天从神情到言行变成成|人的红旗。此前，花曾对儿子比侄子跃进的显然晚熟暗暗焦急。跃进十二岁便在生产队顶整劳力­干­活，十六岁当生产队长时已变成了一个­唇­上生着黄黑绒毛五大三粗的­棒­小伙子。而此时的红旗显然还是个孩子，他每天晚上背着黄书包回家，除了写作业便是象跟屁虫似地围着红霞转。偶尔和比他小好几岁的弟弟妹妹们玩耍，神情专注而幼稚。花不止一次地对大嫂秋兰说：“跃进是个大人了，可红旗还是个孩子，他们才差一岁啊。”秋兰并不这样认为，她的理由是红旗个子也不矮。这倒不假，红旗虽然虽然身材单薄，但十六岁的少年看上去个头已超过了他过世的父亲兆富。“我不是说这个，”花说，“他压根就没个大人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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