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红旗的闭门谢客，刘氏没感到奇怪。她每天定时到鸽场给跃进和红旗送饭。这些年，刘氏已习惯了邓家子孙的种种反常举止，并将此看作邓家血脉的独有特征。她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任由他们痴迷和狂颠。正因为如此，对显然已­精­神失常的青菊和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折了腿骨的兆禄，她虽然发誓不再让他们踏进门槛，可还是接受了二人。青菊已无可救药，只要一不留神就会破门而出去投沟自杀，好在几次都被人拉了回来。她蓬头垢面，两眼呆直，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前胸平坦，上­唇­生出了象红旗一般的胡须。

在家养伤的兆禄每天都嚷着饭菜清淡无­肉­，孩子般向刘氏要这要那。对兄妹二人，刘氏表现出了少有的母­性­宽容。她不仅没说过一名责备的话，还尽量满足他们的无理要求。在邓家院子里，她颠着一双小脚忙忙碌碌象台不知疲倦的机器，照顾着二十多口人的吃穿。

只是每当在一些特殊日子里为邓吉昌上坟时，她才感觉出日子的难捱和沉重。“你的儿孙没有一个能顺我的心啊。”她独自一人面对邓吉昌的坟头念叨，说完这句话却又马上意识到这是对孩子们的诅咒，就又改了口，“刚才我说的是气话，孩子们其实挺好，连兆禄也回来了，他说这一回再也不走了。”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使她几乎无脸面对丈夫，感觉眼前不是一座孤坟而是自己沉默寡言的男人，最后只好用一句“我再也不想管他们了”的含糊说辞结束这种倾诉。她在往家走时满脑子都是迷惘和绝望，但一走进自家院子便立即把所有念头都扔在一边，继续她东牵西挂的劳作。

魏忠国夫­妇­和曲建成作为邓家的特殊客人，在蛤蟆湾子免受了胡万勇似的折磨。白天，三个人与村人一起下地­干­活，晚上偷偷地在房间里小声谈论国家形势。他们对一夜丢官并没有多少伤感，可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邓家只有的一台收音机被三人视作宝物，他们静静地倾听中央发布的各种消息，希望得到他们希望听到的消息，可每次都让他们大失所望。最后，他们形成了一个一致的想法：给组织的最高层写一封信。他们字斟句酌引经据典，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思一古脑地写了进去。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封信写的实在不是时候，事隔不久三人便同时锒铛入狱。

很长一段时间，鲍文化和小毛头的人和先前跃进和红旗拉起的人在蛤蟆湾子村轮流执政，前者曾为后者的两个头头自甘堕落而欣喜若狂，认为此后完全可以高枕无忧地掌握权力。可他们低估了那近百名全都不足二十岁的“娃娃军”。在经过失败的教训后，几位开始对夺权和造反产生浓厚兴趣的年轻人，很快认定自己的组织要想胜利必须得到红旗的像章。几个人想方设法找红旗讨要像章，在多次吃闭门羹后忽然发现那枚像章就在一个邓家的香草手上。于是，他们用两块糖将像章骗了过来。有了像章的青少年造反组织迅速拉起了比先前更为庞大的队伍。几乎没费吹灰之力便将红­色­造反组织打倒了。

但成也像章败也像章，掌权后大家又为这枚神奇铜片的被谁保管而吵闹，后来发展到内部分化你争我斗，为小毛头再次占领大队部提供了可乘之机。两个造反组织你方唱罢我登场，往往下午还挂着“蛤蟆湾子红­色­造反司令部”的牌子，晚上十点又被书有冗长名字的牌子所代替。

鲍文化为此大伤脑筋，认为这种两派群众间的权力争夺只会使村里的阶级敌人兴灾乐祸。因此，他充分利用掌握权力的机会，对村里的四类分子进行花样繁多的批斗。在红­色­造反司令部第十次掌权时，他忽地想起了瞎女人。

村里阶级敌人的黑名单他记在一个红皮本本上，那上边有魏忠国夫­妇­和曲建成的名字。对这三个人之所以没有轻举妄动，除了对邓家那位老太太心怀畏惧外，魏、曲二人毕竟是自己先前的顶头上司，他害怕有朝一日两个人再次上台会对自己不利。但黑名单上一直没有瞎嫂的名字，他认为这是自己的一个疏忽。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