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他来庐陵（今吉安）当了亲民之官－－县令，与那个驿丞不可同日而语了。最重要的是，这标志着他的处分已经撤消。

庐陵县衙在府城南门的欧家祠路。出南门稍东，有白鹭洲，处赣江中心，洲上白鹭洲书院，是当时江南四大书院之一。阳明在里面开辟一个自己讲会的场所。文化活动始终是他的根本。

在城南２５里有青原山静居寺，今天还有阳明手书的“曹溪宗派”，落款居然是“乐山居士王守仁书”。青原寺内右侧屋曾是朱子的讲坛，称青原书院。阳明也在青原书院讲学。阳明离任后，他的学生邹守益继续在此讲学。后来阳明的学生在寺的对面又建了一所阳明书院。

看来只有文化薪火相传，才能真正的不朽。

此刻的阳明无法想象身后的盛名。他现在无悲喜反应，主于静的修练给了他一种定力。不再因外界的情形影响主体的状态，他已找到了知行合一的那种根本感觉。把握了自己，这个世界就好把握了。他此时离所谓"澄明之境"还有距离，但已能凿壁偷光，看出这个世界的缝隙。知道该怎样应物而不伤自己--智慧是把两刃剑，而自己是剑体本身。他算当了一回"具体而微"的小皇帝。将其所学也具体而微地运用了出来。

他用的是儒家的"风流而治"的办法，张贴告示，起用三老，将行动规范广而告之，做到的奖，做不到的罚。在这个县工作了七个月发布了十六个告示，不但使该县由乱而治，还留下了许多历时不衰的善政。其高超得力之处，在于以无厚入有间，用那把两刃剑，既克治官府的扰民行为，也整治刁民的乱法勾当。"亲民"是为大多数人谋求最大的利益。而且是想办法从根本上谋求长远的利益。但阳明的身体不堪繁劳，不可能也没想事必躬亲。依靠谁的问题是中国人治社会行政的根本问题?他依靠慎选的知礼有德的三老[老吏，老幕，老胥]。这也是儒家的老人政治最佳体现了罢。滑吏刁民均要不得。

庐陵虽是小县，却是四省交通之区，俗话说是码头口子。尽管曾是"文献之地"，却因世风不正，苛捐杂税太多，民风大坏，盗匪繁衍，正不压邪。官府有官府的问题，百姓有百姓的问题。他刚到县衙，就倒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突然有上千乡民拥入县门，号呼动地，他也一时难以搞清他们到底要­干­什么。但很平静，耐心听懂了他们的要求，是要宽免一项征收葛布的摊派。理由是本地不出产此物。他想，既然不出此物，上边要的也没道理，也不想激起民变。就同意了乡民的请求。

但他想此风不可长。为对付这个有名的"健讼"之区。他下的第一道"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书"的主题，就是息讼。他说因为我糊涂，不能听断，且气弱多疾，你们非重大事情不要来打官司。来告状的只许诉一事，不得牵连，状子不能超过两行，每行不能超过三十字。超过者不予受理，故意违反者罚。号召谨厚知礼法的老者"以我言归告子弟，务在息讼兴让"。

告示发出，并不能立杆见影。能以健讼著名的地方的人哪会那么好说话?舆论哗然，但他就是不"放告"--不开门受理官司。他却发了另外一个告示:现在，瘟疫流行，人们怕传染，至有骨­肉­不相疗顾，病人反而死于饥饿者。然后又归咎于瘟疫，扩大恐慌。疗救之道，唯在诸父老劝告子弟，敦行孝悌，别再背弃骨­肉­，将房屋打扫­干­净，按时喂粥药。有这样的能行孝义者，本官将亲至其家，以示嘉奖。我现在正闹病，请父老先代我慰问存恤。

不讲医学讲仁学，不讲科学讲义气，心学的"义和团"味已出来矣。但他也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同时也是最根本的办法。因为虽然已派了医生老人分行乡井，"恐亦虚文无实"。他认为根本的办法还是唤起道义的力量。用­精­神去战胜瘟疫。

这种道德感动法大约见了效果，瘟疫也不可能总再流行。不见再有类似的告示。这期间，他用更大的­精­力去解决行政问题。他搞了调查研究，访实了各乡的贫富­奸­良，用朱元璋定的老办法，慎重选定里正三老，让他们坐申明亭，进行劝导。同时他又发了一个告示，说:我之所以不放告，并不是因为病不能任事，而是因为现在正是播种季节，放告之后，你们牵连而出，误了农时，终岁无望。必将借贷度日，而且一打官司，四处请托送礼，助长刁风，为害更大。你们当中若果有大冤枉事情，我自能访出，我不能尽知者有乡老具实呈报。他们若呈报不实，治他们的罪。我为政日浅，你们还不相信我。未有德治先有法治，我不忍心。但你们要是不听我的，则我也不能保护你们了。你们不要自找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