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阳明一直在此经营，不会出现后来的反复，也不会有阳明寄托不终的历史遗憾。在他离开广西之前，所有问题都处理得相当漂亮。

当地土目也真心服他，既慑于他的威名，也赞成他的举措。他也真心既为百姓好又给朝廷办事。他认为二者是一致的，只有民安才算国定，只有民富才算国强。他那“无”的智慧告诉他天下本来没有对立的事务，只是人们非要把它们对立起来。譬如姚镆非要硬打，“轻于讨贼，重于受降；信于请兵，疑于对垒。「岑」猛既冤死而不白，镆亦功名不终。猛负国恩而身殛，镆贪军功而官夺。”「古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诛岑猛》」结果是分则两伤。现在是合则两美。他充分承认当地少数民族的特点，再三向朝廷强调不能一味用汉法统治他们，他迷信风俗统治，强调教化的力量，若假以时日，他也许能摸索出一套优化的与少数民族共同管理的好办法来，从而深入解决异族与汉族这个大一统帝国的大矛盾。

但是，朝廷想让他在此顶住，总督军务、巡抚地方，看上去是重用，其实是排斥，还是等于用牛刀宰­鸡­。他并不开心，再说他的身体也真不适应这里的气候，若是现在把他发配出来，他也就悟不了什么道了。若是现在让他到朝廷里当个大学士什么的，他还有兴趣，从而有­精­神­干­下去。尽管论官节也差不多了。南京兵部尚书也是尚书呀，如果得势，入阁顺理成章，不得势则一切均无从谈起。他是得势不得分－－假得势，成绩不错，下层说好，说了不算的人说好。口碑好但没用，徒然遭嫉妒而已。

他一举平定田州之乱，号称是百年未有的盛事。但是朝中偏有一邦人什么事也不­干­，专挑­干­事人的毛病。阳明为了长治久安，推荐了一批­干­部，提议改建当地的体制，如将田州的府治迁到平坦的地方，还有一些本是无可争议的合理建议，都遭到京城里养尊处优的官僚的百般挑剔。他们要反复审核，以显示他们既高明又重要。

阳明能做的就是复兴儒学，在思田兴办学校。他认为用夏变夷，宜有学校。但刚刚停息战火，满目疮痍，人们纷纷逃串，还没有受廛之民，想建学校，眼下是显得不着边际的事情。这更显出阳明理想主义心­性­。他发文命令提学府道，但有生员「秀才」，不管莎正式的还是增补的，其他各地愿意来田州府学附籍入学的，一律欢迎。先委派教官相与讲习，打出旗帜来。等建成学校，就将各生徒分发该学肄业、照常增补廪膳生员、推荐贡生。同时倡行乡约制度，推广他在南赣建立的社区自治的经验。由公正果断的乡约主持讨论约中会员的­操­行要事，表扬善人善事，纠察有过错者，有彰善簿、纠过簿，随事开引，美化风俗。

当然并非一招抚便天下太平。少数民族的脾­性­是相当倔犟的，而且由于历来委派的官员水平低下，或贪功或贪贿，造成民族仇杀，积怨不是一两天就能化解的。也的确有些顽匪天良丧尽，既对抗官府又残害百姓。不杀不足以让百姓信赖官府。尤其是控制着黔江、府江的八寨老匪，还有凭借天险的断藤峡刁寇。他们从来就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打击。阳明决心解决这心腹之患。

当时，依据惯例又有调集狼兵的提议。民间早有谚语：“土贼犹可，士兵杀我”的怨声。阳明坚决否定了这个方案，他认为这只是支吾目前的短期行为。他的理论是“用兵之法，伐谋为先；处夷之道，攻心为上。”对当地瑶族来说，现在首要的是让他们心服，用兵威把持不是可久之计。调集远来的客兵，他们不肯为用，百般求索，极难对付，耗费资财，“欲借此以卫民，而反为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贼，而反为我招一寇。”所以断断行不得。

他一方面，调武靖州的土兵，让他们分成六班，每班五百人，分别轮流驻守在浔州城外，不得与民杂处，杜绝扰民的可能。然后施行他在江西尝试成功的十家牌法，一方面互相监督，一方面联防强盗，一村有事，邻村救援。培养他们自治的能力。另一方面，天助他成功，当初姚镆调集的湖南兵，因当时低下的人跟姚镆捣乱，故意错发军令，广东等地的就因错了而不来，湖南的则在姚镆罢官后才到，使姚镆不能奏凯，却使阳明有了现成的重兵。

他沉机不漏，还是建学校，兴礼乐，让当地人在婚丧嫁娶接受教化，用儒家的行话说，这叫小人学道则易使。他在南宁兴办了学校，这里基础好，一举成了功。他起用一些降级官员，让他们主教敷文书院，循循善诱，渐次改化。他不是那种只布置不检查的官僚，他说待本院回军之时，必有奖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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