淑苇在学校的公告栏里看见一则招领启示。

启示上说有人在学校拾得一个小金饰，是一颗金花生，上头刻了一个苇字，希望失主去学生会认领。

淑苇忆起自己是有这么颗小花生的，丢了有几年了，一直没找到，张妈说可能是混在什么衣物里头了，东西是这样的，你存了心找是找不到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它自己就会跑了出来。淑苇想，有可能是搬家时弄丢了，也或许是混在旧箱子里头，因为前两天淑苇刚趁着好太阳晾晒过衣物，淑苇想，许是夹在哪件衣裳口袋里也说不定。她决定去学生会看看。

接待她的是一个高个子微黑脸庞的男生。

那男生双目明亮，笑容可亲，问淑苇什么事？他说：“我认识你。开学报到那天，你还记得吗？”

淑苇点点头。

其实刚进门那会儿她就认出他来了。那天帮他拎箱子的人。

“认识一下。陈磊。”那男生大方地伸出手来。

淑苇一直上的是女校，甚少与同龄的男孩子接触，略有些怯意，停了一小会儿才伸手碰碰陈磊的手，算是一个不成样的握手。

“我叫江淑苇。”

“你是要认领那个金花生吗？哦，明白了，你叫江淑苇，花生上有一个苇字。”

陈磊回身拿出个小铁盒子，递给淑苇。淑苇暗想，还挺细心地，用了这么个铁盒子来装。

打开来看时，果然是自己丢的那一颗。淑苇点头说：“是我的。我姐姐也有一个，上头有个真字。我，我家里人可以证明的。”

陈磊用力地点一点头：“不用，我信你！”

正说着，有人进门来：“请问下，是有人拾到了颗小金花生吗？”

是一个瘦瘦的男生，很­干­净的衣着，极短的头发，面容平淡。

陈磊说：“沈佑书？”

佑书已经看到拿着小铁盒子的淑苇了。

佑书是认得她的。

她长高了许多，乌油油的头发还是扎成两条长辫，用一根粉­色­的绸带系在一起。

原来金花生果然是她的。

佑书还记得她趴在马车的围栏上不断向旧家张望的样子，还有她站在巷口怕得动弹不得的样子。时光一下子就过去了，现在她站在他面前，他原本一直想着把东西还给她的，现在没这个机会了。

佑书的愣神叫旁人起了疑。一旁的学生会­干­部说：“沈佑书你做什么？也是来认领的？失主已经找到了，这东西怕不是你的吧？”

佑书的脸腾的一下红了，才回过神来这里头发生了怎样的误会，然而若是解释只能是越描越黑罢了。

他的尴尬全落在淑苇的眼里，她心里十分不忍，便说：“其实，嗯，是我在教室外头墙跟底下找的时候碰上这位同学，他帮我的了一阵子。”

佑书的的目光飞快地掠过淑苇的脸，淑苇只觉那一眼里头藏了许多东西似的，然而太快了，她什么也不急抓住。

等沈佑书走了以后，学生会里有人议论：“真是的，见钱眼开，这个品质真是有问题！”

陈磊却抬手做了一个制止的动作：“我也相信沈佑书。他不是那样的人。”

淑苇只觉得一切地事情由她而起，突地心头委屈又惭愧，含了满眼的泪，陈磊见了女孩子的眼泪有点手足无措的。

淑苇飞快地跑出学生会，走廊­阴­暗悠长，没个尽头似的，回响着她嗒嗒的跑步声。

陈磊追了出来，拦住淑苇：“这不怪你。”他说。他递给她一方手绢，竟是粉红格子的。“刚问同学借的。”他笑了，很是憨直的模样。

淑苇由此认识了学校的风云人物，高她一年级的陈磊。

其实她也早就知道他，只是从未说过话。他是云端的光明的存在，而她不过是一个角落里兀自随风摇摆的狗尾巴草。

陈磊是学生会主席，在学校时没有不识得他的人，回回开会都是他主持，他是烈士之子，父亲是地下党员，在下关电厂工作，解放前夕为了保护电厂不被国民党破坏壮烈牺牲，当年三十五军占领南京时，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女士去励志社见首长，亲口汇报了陈磊父亲的英雄事迹，后来他的遗骨被埋在雨花台烈士公墓。

父亲的光环并不是陈磊在学校深受同学们爱戴和欢迎的唯一原因。

他自己便是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正直无私，相貌英俊，十分健谈，什么时候都吸引所有的人目光。

有一天晚自习结束，淑苇走出教室，听得一间教室有笑声传出来，连窗边都站着同学。淑苇好奇地往里张望。

她看见小小的教室里挤满了人，他们围着的可不就是陈磊。

陈磊正在跟他们讲抓间谍的故事。说是前××国家派来的间谍，因为没有粮票而饿昏在荒郊，被一个放羊娃逮住了，引发阵阵笑声。

陈磊又讲起解放前夕他帮着父亲传送情报的事情。他把情报藏在鞋垫里，特务看他是小孩并不十分疑心，就这样，他传过许多的情报，有人问：万一特务想起来搜查鞋子怎么力？

陈磊大笑道：我那双鞋啊又破又脏，故意地多少日子也不洗，那味道，冲得他们一个跟头。哪里还查！

大家于是又笑。

陈磊的头顶便是一盏灯，反使得他的面孔隐在一片­阴­影里，唯见一双眼睛灼灼的，那么明亮快活，让人不由得跟着他一起笑出来。

他看到了淑苇对她咧开嘴大笑。

淑苇有点脸热，掉转了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