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向军想，为什么自己能当老板，而周柏林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能当老板？就因为他们习惯­性­地把困难想在前头，最后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如果让周柏林这样的知识分子讨论，讨论到最后肯定是放弃。

此时的戴向军正在被押解在路上。上面很重视，专门派了车来接，但戴向军没有被安排在那辆车上，而是坐在有公安标记的三菱吉普车上。这是北城监狱最好的车了，平时不轻易使用。监狱方面显然把戴向军当成了最重要的犯人，但并没有认为他是最危险的犯人，因此他们并没有像对待其他犯人那样把他夹在两名狱警之间，而是让他坐在副驾驶的后面，他前面就是监狱长，旁边是一名高大的狱警。狱警的任务显然是专门看管他，而监狱长除了协助狱警看管戴向军之外，还要负责与前面的引导车联络。既要保持跟得上，又要维持一定的距离。不知道是不是不方便在戴向军面前说话的缘故，监狱长在与前面的引导车联系的时候，并没有对着手机“喂、喂、喂”，而是在手机上按键，不说话，就按键。不用看，单听声音，戴向军就知道监狱长是在发信息，而且能判断出他是发信息还是回信息，甚至能大致判断他们之间的信息内容。

这不能表明戴向军有特异功能，而只能说他对这一切太熟悉了——戴向军曾经专门做这个生意——他曾拥有一个专门做通讯业的天安帝国。

戴向军那次从北京回来之后，并没有忘记柯正勇，照样还是去看望了秘书长，感谢秘书长上次托朋友写给陆方舟的那封信。

柯正勇当然高兴，因为这说明他那封信起到了作用，同时也不敢太高兴，怕戴向军再向他要这样的介绍信，所以接受戴向军的感谢之后，柯正勇就说老陆这个人很难说话的，一般是不给朋友面子的，这次请那个朋友写了信，他多少给了一点面子，下次如还再这样做，估计就没这么好使了。

戴向军说是的，您说得非常对，陆主任这个人是不好打交道，架子太大，见了两次才见到，而且见面之后正眼都不看一下，草草地扫了一眼信，象征­性­地给了几辆车，差价甚至不抵费用。

“哦？”柯正勇听了一惊，这倒是他没有想到的，幸亏自己刚才说话有所保留，否则还真有些下不来台了。

“那你们这次白忙了？”柯正勇问。

“那倒没有，”戴向军说，“好在我在机电部还有一个熟人，他帮我们出了另外一个主意，我们做了一把，还行。”

“另外一个主意？”柯正勇问，“什么主意？”

戴向军基本上没有保留，把他们通过卖批文做进口车生意的事情对柯正勇说了。当然，说得比较谦虚，没有说这个主意是他自己偶然想起来的，而是说他在机电部那个熟人告诉他的。说完，他没有忘记继续感谢柯正勇，说如果不是秘书长托朋友给他们写了那个引荐信，那么他根本就不会去机电部，根本就想不起来做这个生意，所以他要感谢秘书长。说着，戴向军就拿出来礼物。当然，不是美金，而是极品文房四宝，也没有说就是在南都买的，而是说从家乡特意为秘书长订做的。

戴向军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希望秘书长能理解这东西是他一个人孝敬的，与陈四宝无关。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关于他这次来看望并感谢柯正勇，戴向军曾经与陈四宝说过，但陈四宝并不积极，虽然没有明说，却已经流露出他认为柯正勇没有料，托朋友写了封引荐信几乎没有起作用的思想，还说秘书长眼看就要退休了，估计将来更难帮他们忙了。但戴向军不这么看。戴向军认为秘书长已经尽力了，自己不能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自己在南都真正的朋友就两个，第一是柯正勇，第二才是陈四宝，别说天不转水转，柯正勇在这个问题上或许真的没料，但说不定哪一天在哪个问题上他就能起决定作用了，就算陈四宝说得对，柯正勇真的没料了，戴向军也不想失去一个好朋友，所以，这次他坚持来看望柯正勇，坚持来感谢柯正勇，并且他没有把这次来看望和感谢柯正勇的事情对陈四宝说，所以感谢的礼品也完全是他自己买的，与陈四宝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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