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港大后的第一年暑假，家在本地或外地的女学生都回去了，学校里只剩下她。她没回家，为了省一笔路费，也为了不必给母亲添麻烦。嬷嬷说，宿舍不能因她一个人开着，可以介绍她去修道院住，在那里教几堂英文课，食宿便可解决。对于别人是没有这样机会的，嬷嬷是看在她的分数打破了记录的份上。

还没来得及搬过去，母亲来了。大约午后两三点的时光，母亲站在食堂外铁栏杆边的阳光里，显得有些憔悴消瘦。她变了发型，云鬓嵯峨，后面的发向里卷着，穿一身湖绿­色­的麻布衬衫，长长的白帆布喇叭裤。这是比较朴素的装扮，可能为了呼应她的身份——苦学生。

母亲没有提前告诉她，说是和几个朋友一起，只是路过香港。想起以前在上海，母亲时常感叹，“困在这里一动也不能动”，她总疑心是因为自己的缘故，可是欧洲一直在打战，母亲又能走到哪里去？

母亲看了看她的宿舍，嬷嬷陪着送出来。三个人走上倾斜的沥青小路，两旁|­乳­黄|­色­的水泥阑­干­，蓝瓷花盆里的小红花已经被太阳晒成黑黑的一粒粒。海面也白苍苍的，仿佛被晒褪了­色­。再往前就是环山马路了，母亲说是坐朋友的车来的，车就停在马路边。嬷嬷停下脚步，张爱玲又往前走了一段，也停住了。母亲的朋友，即使简单地打个招呼，也是尴尬的。她自觉地告别，慢腾腾转身往回走，不想赶上嬷嬷。母亲住在浅水湾饭店，是香港最贵的旅馆。此后她差不多每天去一次。

早饭时她收到一个长方体的邮包，用麻绳捆着，下面的黄纸破损了，露出里面脏污的钞票。她吃了一惊。邮差是个瘦小的老头，等着签字。她看看名字，确实是寄给她的。邮差走了，她等旁边没人才将邮包打开，真是一大叠港币。里面有封信，是教授佛朗士寄的。信里说她申请了奖学金没有拿到，他却觉得是她应该得的，于是私人给她一份小小的奖学金。明年她若继续保持这样的成绩，一定可以拿到全部免费的奖学金。许多五元或一元的旧钞，一共是八百港币。

她有些飘飘然，这仿佛一种证明，她是可以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可以得到别人的赏识，可以养活自己。她急于证明给母亲看，这一叠钞票正是对母亲的有力反驳。母亲仔细地读了信，笑得歉意，这歉意不是对她的，是给那位教授的，“这怎么能拿人家的钱？要还给他。”

她着急起来，为自己辩解，“佛朗士不是那样的人，还他要生气的，回头还当我……当我误会了。”除了上课他们根本没有来往，他不可能喜欢她，这点自知她是有的。母亲将钱放下，“先搁这儿再说吧。”张爱玲将信折起来，放进信封，又搁进皮包里。忽然觉得太过慎重了，仿佛她爱上了那教授。好在母亲根本没有在意，她要在意的事情太多了。

两天后张爱玲再过去，母亲没提邮包的事，她也不提。母亲的朋友闲话说起，前一天打牌她母亲输了八百，母亲赶紧拦住话头。回去的路上，张爱玲方才醒过味来，不多不少，正好八百，世上的事真是那么巧。心里冒出一串泡泡，化成嘴角边的一抹冷笑，身体里有什么坍塌了。这坍塌不似关于父亲的那一次——在某一瞬间，天崩地裂——她一直小心翼翼地走着，走了很长一段辛苦的路。可是，无法逆转这坍塌的发生。

从那以后，她对母亲彻底冷了心。都无所谓了。她陪母亲上街，微笑着对母亲说，“我一直非常难受，是我带累了婶婶。”这话她一直想说的，如鲠在喉。终于说出来。她看见母亲愣了一愣，“我不喜欢你这样说……”母亲一直是不喜欢她的，张爱玲无法反驳自己的这一确认。母亲的声音低下去，头也低下去，“我这辈子已经完了。其实我都已经想着，剩下点钱要留着供给你，我自己去找个去处算了。”她不知道母亲的“去处”在哪？这话并不能让冷的心回暖，一直搁在那儿，仿佛一粒无法消化的石子。

她还是每天照常去浅水湾饭店。陪母亲去海边游泳。在海边，她看到等着母亲的男人从水中跃出来，听见母亲淡然地说，“好，你回去吧。”那是否就是母亲寻找的“去处”？往回走的一路上，张爱玲心里有淡淡的惋惜，这惋惜亦是冷的——只可惜母亲太老了，不知那等着她的人会不会失望。一直走到学校宿舍门口，站在台阶上按铃。海对面的一只探照灯直直地照过来，对准了门外的|­乳­黄|­色­亭子，瓶子式的四根细柱子。她被从头到脚笼罩在蓝­色­的强光里，仿佛被镶嵌在神龛中一样，一张惊笑的脸。那强光也一动不动。

在那九龙对岸强光的源头背后，隐藏着一双眼睛吗？这是迢远的一次对视？她在心里说：笨蛋！终于，灯光挪开了，陷她于更深的黑寂中。夜空里，斜划过一道粉笔灰­色­的条纹，银河似的，不停地划过来划过去。修女开了门，她闪身进去，穿堂­阴­暗暗的，仿佛回到了童年的家。一切都缩小了，而她的心里是莫名的胀大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