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改革过于强调对“利益的追求”，而忽视了对“权利的保障”。我们不反对一个群体去追求自己利益，但该行为不能以损害其他群体的权利为边界，尤其是不能以其他群体的权利为自己的利益渊源。越过这一边界就是不合法，就是不应该，就没有了正义。

这种问题之所以在改革初期不严重，一方面是问题的积累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社会进步导致权利意识的凸现也是不争的事实。30多年来的改革，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大众已经知道自己的权利是什么，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技术的进步也为这种权利维护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可是，改革的制度安排没有跟得上，或者说改革的深层理念没有及时跟进，没有相应的制度、组织和行动去保障这些权利。于是出现了社会的冲突。日渐增多的群体**件、突事件、对抗事件乃至非理­性­暴力事件等都是这种社会冲突的不同程度体现。

我们有些同志出于对改革的热爱，为改革辩护，把这些问题称之为是“伴随改革出现的，由于改革不完善、不深化导致的现象”。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当我们把巨大展成就记在改革功劳簿上的时候，同样也要把代价与成本记录在案。无论巨大的成绩也好，还是触目的代价也罢，都是这样一种改革选择的逻辑必然。

可是，30多年来的改革选择虽非完美，却是必然。没有对利益的大胆乃至**­祼­的追逐，就不可能打破当年的死气沉沉，不可能激出社会大众内在那种已经被压抑太久而不自知的展**。在当时的背景下，不可能坐而论道，去设计什么有百利无一弊的蓝图。很多人把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看做是无奈之举，我更愿意当作是**人的无私与无畏。更何况不同时代对于成本与代价的理解不同，我们今天开始不能接受乃至完全不能接受的代价在当时的中国可以忽略不计甚至是理所当然。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直至今天，依然不能忘记改革，更不能去否定改革。

（二）不抛弃改革，但必须改革改革

2010年的中国改革不忘记过去，但也不能再重复昨日的故事。30多年的改革带给中国的活力不能湮灭，但需要规范；30多年的改革留给中国的财富不能流失，但需要共享。

怎么办？深化改革也好，改革转型也罢，还是改革。说法可以不同，指向其实就是一个，2010年以后的改革必须适应社会的转型进行相应的转型，从鼓励利益追求转向注重权利保障，在保障权利的前提下重新激改革动力。

权利保障，先要承认权利。社会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必须承认，宪法与法律赋予社会公民的权利更是必须认可。我们不能动辄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名义去取代、压制社会群体应该有的合法利益和基本利益，尤其是不能为了某一群体、某一范围的利益以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名义去取代、压制别的社会群体应该有的合法利益和基本利益。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捍卫“要改革”“要展”的权利，也要允许一些群体拥有“不改革”“不展”的权利。究竟“要改革”“要展”好，还是“不改革”“不展”好，不要上纲上线，要允许讨论，允许观望。事实上在信息化时代想堵住人的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们不妨大大方方地让大家去争辩。这样的讨论还可以让“假改革”“伪改革”现形，从而让真正的改革赢得认同，赢得实践。

权利保障，还要能协调权利。抽象谈权利是容易的，但要在实践中切实落实权利却不是容易的。姑且不用说此前一些用强力去压制权利的问题，一些强势群体把自己的**、贪婪包装成所谓权利的问题。就是同样都是合理合法的不同权利之间，甚至于不同社会群体的同一权利的实现方式上，也有一个相互冲突的问题。该保障什么样的权利，该更多倾向哪一个群体的权利，不能靠想当然，更不能无所作为，必须在更高的公共权利的层面上对不同权利作出协调，求得和谐。因为一些在社会上有力量、有技巧的群体的权利并不一定就是符合整个社会更高公共权利的，但他们往往会比社会上最大多数群体更会争取和更能争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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