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清王朝的垮台，胡同串子们的命运随即发生了改变。

祖上留下的产业吃光了，也不能再按月拿皇粮，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北亰有句老话形容的更加贴切，叫“倒驴不倒驾”，更何况积攒了百年的习气一时半会也丢不了。

不过这一阶段，胡同串子们已经是彻彻底底的平民化了，玩的东西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上档次。

就像老舍先生说过的那样，这里的有钱人会讲究，没钱的也知道穷讲究。

新中国成立后窑子就被取缔了，以前北亰最有名的八大胡同也见不到胡同串子们的身影。

与此同时，机关部队的大院圈地风开始盛行，这些大院里住得大都是各部委宿舍家属。

东四八条有个陆军总院大院，另外像外交部街的二号大院、仓南胡同的总参大院也是相当有名的。

住在大院跟胡同是有着截然不同的，胡同里的人是原著民、土生土长，举手投足都带有着浓厚的皇城遗风。

而大院里的孩子在当时算是外来户，是某某开国功臣及其家属，却被认为是新文化的代表。

大院孩子们回家后，看的是露天电影和内部读物，听的是革命故事，管长辈叫叔叔、阿姨。

而胡同孩子家里的书也是一些三国水浒，听大人讲的大多是京剧故事，管长辈一般称呼大爷、大妈，三叔，五婶，八大姨，口音都是正宗京片子。

即使大院的孩子和胡同里的孩子在同一个教室内上课，也从来互不往来。

当时，大院里的孩子就称呼胡同孩子“胡同串子”。

后来高考停止，直到七七年宣布恢复高考的头一年nAd1(

参加考试的从六十年代入学的老三届到七十年代刚入学的高中生，年龄跨度大都在十多岁上下。

那一年的高考简直到了万人空巷的程度，去王府井书店排大队买课本成为北亰街头一景儿。

而且那一年从参加高考人数到大学招生人数都是空前绝后的，相当一部分“胡同串子”洗心革面跨入了大学校门。

剩下的人们也都在大趋势下，谋划着自己的出路。

那时候胡同里的待业青年似乎远比现在多，街道上也在千方百计的为他们寻找着合适的出路。

他们下海经商、­干­个体、开公司、当倒爷、办杂志，这些现在看来普通的举动放在那会儿都是新鲜事儿。

再搭着那会儿的人观念老、钱也好挣、竞争少，在秀水街练个服装摊儿都能狠发一笔，挣钱靠的就是魄力。

可以说八十年代的“胡同串子”，是一批充满了ｊi情和理想游手好闲的新一波文化流氓。

进入九十年代，北亰的变化可以说是一年一个样儿。

九二年盖京广中心商务圈，九四年三环路通车，九五年朝阳门内外大街改造、九七年王府井东安市场改造、九八年平安大街改早……

放眼一望，北亰的路宽了、楼高了、人多了、越来越时髦、越来越国际化。

老话说“北亰城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儿的胡同赛牛毛”，到而今满打满算北京留下来的胡同也绝对超不过一千五百条。

大部分胡同居民告别了延续八百多年的生活模式，搬进了小区公寓nAd2(

留下来的很少一部分胡同也被划成了游览区以商业经营为主，再没有了当时那样浓郁的生活气息。

三轮车涂着绚丽的­色­彩，照相机打着刺眼的闪光。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宣称自己体验了半天儿的“胡同串子”生活。

然而真正的生活只能是被动的经受，却不能成为主动的体验。

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意味着“胡同串子”们已经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继而在过快的城市化进程中销声匿迹。

于是此刻我们开始徒然的怀念往昔，怀念那一串串渐行渐远的车铃声、空灵的鸽哨、那些在路灯下打牌的老人、厚重低沉的买卖吆喝、木门、台阶、滴水的屋檐。

就像李墩儿张强说的那样，曾经有个老外说北京城拆也得一百年，可十年时间北亰真的没什么了。

故宫、天安门、前门，留下来的也就这么点家底。

不过林辰东觉得自己还算“幸运”，起码能看到胡同，可以有机会身处胡同，以后的人恐怕就没那么“幸运”了。

“小眫子，你到底带我们去哪？”

苏雪走了老远，这胡同也是深不见底。

“吃烤鸭。”李墩儿边走边道。

“烤鸭不去全聚德，你来着胡同­干­什么？”苏冰不大高兴的口吻，而且这胡同里怎么可能有烤鸭店，又不是吃炸酱面。

“谁说吃烤鸭一定要去全聚德？”

李墩儿嘴里说着，脚可没停，像前又走了十来米才停下脚步，指着旁边一个四合院道：“瞧瞧，这也是正宗的北京烤鸭——德利烤鸭店nAd3(”

林辰东抬头一看，可不是么，这民居门口挂的招牌写着：德利烤鸭店。

“很快，身边几个外人走了过来，三男两女的金发闭眼货，轻车熟路的抬腿迈进了高门槛内。

低头一看，林辰东发现，这足有二十公分高的门槛抱着一块铁皮，铁皮被踩的锃亮，而且明显塌陷了一块。

铁门槛都能踏破，这店可够红火的。